仁本主義戰爭觀

余東海

一

講仁本主義戰爭觀，《司馬法》在所必讀。《司馬法》是《武經七書》之一，號稱兵法中的聖經，曾經受到齊威王的高度推崇：“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法》中的《仁本篇》論述的就是仁本主義戰爭觀。《仁本篇》把戰爭看成是政治的延伸，政治手段之外的另一種權衡手段。其戰爭原則是：“以仁為本，以義治之”。

這個戰爭觀核心內容是：“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安人、愛民和止戰。止戈為武，以戈止武，此之謂也。

從仁本主義戰爭觀出發，它提出了中華特色的戰爭禁忌：“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不能在農時發起，不能在疫病流行時進行，不能強加給有國喪的國家，不能在敵國有凶災時發動，不能在夏秋兩季興兵。

《仁本篇》保存了一些古代的戰術原則，如：“逐奔不過百步” ，“縱綏不過三舍”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成列而鼓”，“爭義不爭利”等等。這些原則與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戰中所說：“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的精神完全一致。

《仁本篇》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表現了它既反對好戰，又不忘戰爭準備的態度。

《仁本篇》最後指出：在先王“聖德之治”時代沒有戰爭，在賢王“親制禮樂法度”的時代，戰爭用來討不義、誅有罪。王霸時代，變亂紛起，戰事才頻繁起來。霸主輔助天子，會合諸侯發布九項禁令：

“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恃強欺弱以大侵小，就譴責他。虐殺賢良殘害民眾，就討伐他。對內暴虐對外欺凌的，就廢除他。使田野荒蕪民眾逃散，就削減封地。仗恃險固而不服從，就兵臨其境警告他。殘殺骨肉至親，就懲辦他。驅逐或殺害君，就滅其同黨毀其家園。違犯禁令不守法度，就孤立制裁他。內外淫亂，行同禽獸，就滅他的國家。

上述賢王討不義、誅有罪的戰爭和王霸九禁中凡帶有戰爭性質者，都屬於義戰。

二

孟子嘆息春秋無義戰。他說：“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孟子·盡心下》）春秋時代沒有正義戰爭，爭權爭霸爭奪土地和各種資源的戰爭都是不義之戰。

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春秋之時天下無道，禮崩樂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同等國家之間相互討伐，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義戰。

但是，某些戰爭有一定正義性，如齊桓公攘夷之戰，“有禁暴救亂之義”，值得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所以孟子又說：“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董仲舒也說：“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春秋繁露竹林》）。偏戰，各據一方的正規戰。詐戰，出其不意的攻擊，突然襲擊。

現在世界與春秋戰國類似，以儒家最高標準衡量，亦無義戰，然美國發動而得到聯合國支持的戰爭，就比較善，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義性。

美國針對恐怖主義魁首的斬首行動，開啟了一種正義之戰的新模式，高科技，高效率，文明而人道，非常符合吾儒“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和“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的義戰觀，正義十足。

戰爭讓婦女走開，古典文明也；戰爭讓平民走開，現代文明也。戰爭讓士兵走開，更是人類文明跨越性、劃時代的進步。以色列、對伊朗神權的定點清除和斬首行動，真正將“殲厥渠魁，脅從罔治”這一上古流傳下來的王道原則落實到戰爭中，脅從們有福了，廣大平民子弟有福了。

伊朗革命衛隊悍將蘇萊曼尼和伊朗首席核科學家法赫里扎德，一個是極端主義政治、軍事事業領導者，一個是極端主義科技事業領導者，罪惡比一般貪官惡吏大得多，死有餘辜。斬首它們，功德無量。東海曾有聯語《遙賀邪魔授首》：

莫道百年無義戰，喜看斬首有神器；

舉頭三尺有神明，仿佛化身無人機。

關於《孟子·盡心下》“春秋無義戰”，趙岐註：“《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孔穎達疏：“ 孟子言春秋之世，凡兵之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義戰要符合王道原則，以禁暴救亂為目的。湯武革命，弔民伐罪；抗日戰爭，驅除日寇，都屬於義戰。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諸侯發動的侵略戰爭中，被侵略的國家也往往有責任而受到《春秋經》的指責。二程說：

“春秋之時，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貴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己則引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告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為主，責己絕亂之道也。”（《二程集-程氏粹言》）

受到侵略，不宜立即與戰。首先要引咎自責，反省自己有何問題，或者以禮諭之，講道論理。如果不能避免侵犯，那就鞏固自己的封疆邊境，向天王和方伯報告，向鄰國通報，爭取討個公道。這才是“責己絕亂之道”。

三

《二程集》記載：（程頤）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就是義戰。

關於“殺不辜”，程頤先生說的沒錯，然不夠準確。“殺不辜以私己”固然不行，殺不辜以為公，同樣不行。無論為國家為民族為天下，無論什麼理由什麼情況，都不允許殺害一個無辜。這是儒家一大原則。武侯所討者賊，非無辜也。

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東海曰，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救天下，不許為也。孟子此言還可以引申為，不能以任何不仁不義的手段、傷害無辜的手段去實現正義。

與戰爭一樣，刑罰、殺戮和也有義不義之別。《尚書·康誥》：“用其義刑義殺。”義刑義殺，即符合道義的刑罰和殺戮。革暴政之命、御外寇之侮、剿殃民禍國之匪，平造反作亂之賊，都不能不開殺戒。

例如，曾文正公的殺戒就開得很有必要，很正義。洪楊幫集邪教、極權、民粹三大惡於一體，不僅反清朝，更反中華文化和文明，並且反人性反人道，熱衷於製造人道災難，比有史以來所有外寇內匪亂臣賊子都可怕得多。

或謂曾文正公殺戮過度。杜詩說：“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但在唯有“多殺傷”才能“制侵陵”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理解那種迫不得已的無奈。面對那樣史無前例的邪教集團，來不得絲毫婦人之仁。若非曾文正公奮起衛道，大開殺戒，力挽狂瀾，吾民吾族不堪設想。中華文化、文明和中華民族受賜深矣。曾文正公瓜瓞綿綿，後福無窮，豈徒然哉。

殺害無辜，罪大惡極；誅滅大惡，豐功偉業。在正義戰爭中在其位、任其責而該殺不殺，那才是對人民和國家的不負責任，甚至是犯罪！

注意，戰爭宗旨、目的必須正義，手段也不能邪惡。兵不厭詐可以針對敵軍，可不能針對平民。某些戰術極端不義，必須戒絕。例如，以下三種用兵之道就是：一是實行人海戰術，草菅軍人之命；二是驅使婦孺老人和未成年人上戰場；三是讓士兵冒充平民，或利用平民保護自己。這三種手段是用兵之大忌。

正義的戰爭既要保護平民，也要尊重並盡最大的可能維護自己將士的生命。傳美國規定，在彈盡糧絕、孤立無援和傷亡率60%以上的情況下，允許美國軍人投降。朝鮮戰場上，每個兵土前線時都帶着一紙中朝英三種文字的投降書，打不過了就掏出來頂在頭上。兩次海灣戰爭中，都有敵對國文字和英語寫的投降書。

這就是把軍人的生命權和生命尊嚴放在第一位。雖非王道，如其仁也。

結語

儒家尚文不尚武，堅決反對武力掛帥、以力服人和先軍政治，但在尚文的前提下高度重視武備；儒家尚義不尚勇，但在尚義的前提下高度重視勇德，將勇列入三達德；儒家尚德不尚力，但在尚德的前提下高度重視暴力，義殺義戰和復君父之仇，都離不開暴力。

人類維護和實現正義有很多方法，義刑義殺義戰是三大要法：正常社會義刑，反常社會義殺，國際社會義戰。

義刑義殺義戰都是替天行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天道，但自然的報應有其滯後性、不可測性和不確定性，不足以警示罪惡。故人類必須發揮天性的主動，通過積極主動的人道行為，保障善惡之報的及時性確定性。建設王道政治，通過仁政良法，報善以福報惡以威，通過義刑義殺義戰主持公道，是最好的替天行道。2021-1-2餘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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