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推赤心，共求自由----儒家應該怎樣對待自由派

余東海

論文化之品質，仁本主義最高，其次人本主義，其次佛本主義和道本主義，其次良性神本主義，其次國本主義，其次民粹主義，惡性神本主義，最次物本主義。

與之相對應的群體是儒家、自由派、佛道徒、耶教徒、愛國賊、民粹派、伊教徒、馬列派。儒家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近交遠攻”，以盡天責！近交，就是與自由派和佛道兩家交往。

儒家和自由派都是正派。論正義性，除了儒家，自由派最高。兩派雖然文化政治立場不同，但不矛盾，在自由方面完全可以建立一定共識。

雙方目前雖然力量皆弱，卻是當代吾國最重要的兩個文化群體，對於未來中國都有相應的代表性。儒群思想、道德要更好地成長，更好地復興儒家，重建中華，就應該對自由派的思想行為有一定的了解和理解。自由派也不能昧於儒家。

為此，雙方進行和平的思想爭鳴和商榷就很有必要。特以程顥先生勸王安石的一句話，與雙方共勉：“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

自由派對待儒家的態度因人而異，概乎言之有二：一尊儒，一反儒。反儒派的伎倆有二：一是炒魯迅、胡適們的剩飯，一是道德誣衊，人身攻擊。但自由派反儒，反的往往是他們虛構起來的靶子，與真正的儒家沒什麼關係。

對於兩種自由派，儒家可以區別對待。對尊儒派當親近之，共同致力於自由追求；對反儒派不妨疏遠或存異求同，更應該辯異求同，把儒家思想、道德真相揭示給他們看，唯獨不宜敵視。這方面歡迎儒生們向東海學習。

東海本來大肚能容，對自由派又特別容忍。無論是否故人舊識，任憑他們怎麼態度無禮或批判無理，我都毫不計較，或溫言相對，或一笑了之。有儒友認為沒必要那樣客氣。儒友有所不知，我不是客氣。

我是從自由主義轉向儒家的，雖與自由派文化立場大異，政治立場有異，但我深知，論德行，自由派批判現實、反對極權最勇敢，奉獻精神最充沛，對自由事業貢獻最大。儒家對自由派自有思想批評的必要，但還沒有道德批評的資格。德行方面，儒家群體應該向自由派好好學習、致敬。

其次，我與自由派頗有感情。東海還是老梟的時候，有兩大愛好：一罵馬，二維權。國內外自由派朋友給了我很多很大的支持和聲援。這是讓我一直感念的。

只要對方是豪傑之士和自由志士，無論怎麼批判我，怎麼誤會我的思想和品德，我都不會生氣，不離不氣。無論對方態度如何，我都保持友好，以對待親屬和朋友的態度相待。如顏回：“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或如子貢：“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己耳。”（語見《韓詩外傳》）

當然，難免傷心。於世俗的誤解，早已完全無動於衷，別說解釋，連一笑了之的“一笑”都欠奉。因為我深知，誤會誤解總是難免的。孔子就被當時和後世無數人誤解，之後還有無數的誤解等着他老人家呢，我輩被誤解，算得了什麼。然而，來自親友和自由志士的誤解，仍然會讓我遺憾和傷心。

順便指出自由派一個比較比較普遍的錯誤：制度決定論，唯制度論。自由派強調制度的重要沒錯，錯在對文化和領導人的重要性認識不清。

對政治品質、國家品格作用最大者有三：文化、制度、領導人。好制度要建設成功，背後需要好文化，前面需要好領導。不僅建設禮樂制度需要領導人非常好，建設民主制度也需要領導人相當好，美國的憲政，俄羅斯和台灣的民主化，就離不開華盛頓、戈爾巴喬夫、蔣經國三位領導人的努力。

文化、制度、領導人三者之中，文化才是決定性的。其實，真正的自由主義也明白文化的根本性，明白民主制度是由自由主義和人本主義導出來的。自由人權平等民主法治五個價值觀，就植根於人本主義文化體系之中。唯制度論者不明文化的決定性和道德的根本性，難免滑向文化虛無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

思想爭鳴的時候，道理最大。東海真言直發，指出某些自由派思想誤區，希望一些朋友不以為忤，並歡迎反批評，雖最有道理就聽誰的。2016年鄭州思想沙龍出版二十年紀念集，東海曾奉題一首七律，特錄於此，以與自由派共勉。詩曰：

長夜茫茫待啟明，中原廿載聚群英。

左爭右論風雷激，下索上求肝膽傾。

掃地斯文期共振，仁民有道望同行。

自由理想良知士，歷盡劫波發正聲。2021-2-21

首發於東海儒鍾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cgi-bin/home?t=home/index&lang=zh_CN&token=629234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