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輕薄子，西化派雜家----東海客廳論胡適

余東海

論及胡適，說好聽點，名士風範；說難聽點，輕薄子耳。

其輕薄表現於學術，於西方文化不求甚解，對儒佛道皆浮光掠影，喜歡信口雌黃。胡適“大膽懷疑，小心求證”之言很好，可惜自己做不到。對於儒家，他懷疑倒非常大膽，求證卻毫不小心，常常亂求一通，不通不通。

當年曾為其赫赫之名所動，購其《說儒》和《中國哲學史大綱》，一翻之下，大失所望，打心底里鄙視之，知其為繡花枕頭，欺世盜名之徒。

文化人不懂文化，不考慮文化問題，或者在文化立場上無可無不可，都是致命的問題。胡適作為自由派巨擘，對馬列主義之邪、三民主義之劣認識不清，說什麼“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殊不知，沒有好主義就沒有好制度，無數政治社會問題就源於壞主義的泛濫和得勢。

民國多數大師大多不大，其中反儒派尤其小，德性既薄弱，學問更膚淺。他們批孔批儒的文章，無非門外漢的瞎猜胡疑亂批妄判，冠諸儒家的種種罪名，無非居心不良的莫須有和想當然。東海早就指出，要了解自由主義和西方文化，須讀西方大師的著作，不能讀五四啟蒙派的作品，否則很容易被誤導。

欲學西方思想而不像，似存傳統倫理而無實，似新非新，似舊非舊，似禽不能飛，似獸不擅行，這是半吊子自由主義的通病，胡適最為典型。蔣介石挽胡適聯：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不知蔣內心究竟這麼想。僅就輓聯而言，貌似讚揚，實為皮裡陽秋。

胡適之輕薄，表現於言行，喜歡訕君賣直，功則歸於己，過則卸於君，缺乏大文化人和政治家的凝重莊嚴和責任承擔，缺乏對元首應有的尊重。

胡適晚年從美國回到台灣，在公開會議上接着蔣君講話，開宗明義一句話就是批評蔣君“總統你錯了”云云。君子對暴君和仁君，態度大不同。蔣君雖非賢君更非聖王，但也不乏英明，屬於可教可匡可引導之君。民國知識群體往往以對待暴君的方式對待之，動輒公開批評乃至恣意羞辱，令人厭惡！

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時，給自己弄了幾十個博士文憑。很多人對此讚不絕口，簡直莫名其妙。任何時候，代表國家形象的大使都應自尊自持，並以本職工作為重，何況當時正是抗戰最為艱難的時候，胡適卻浪費大量時間精力在這種無關緊要的閒事上，玩物喪志，不務正業！

蔣介石先生多次在日記中表達對胡適的鄙視厭惡之情，良有以也。

蔣君於儒家和中西文化同樣一知半解，以中道文化標準衡量之，也是不學無術的一介武夫。看到一張蔣介石與胡適並坐的合影：胡一手插兜，架着二郎腿，目光傾斜，神態自信而輕浮；蔣雙手放在腿上正襟危坐，頗有拘謹侷促之色。這張合影形象地暴露了雙方文化道德底蘊的不足：蔣缺乏自信和威重，胡缺乏誠敬而自以為是。民國政治文化界兩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尚且如此，可發一嘆。

但比起胡適之來，蔣君還是厚重一些。故晚年還能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而胡一輩子都是不中不西的文化門外漢和無禮無術的政治輕薄子。借用孔子評價晉文齊桓的話，東海斷曰：蔣先生正而不中，胡適之譎而不正。

當然，相比其它五四蒙啟派，胡適之又不失為佼佼者，無愧於特色自由派的魁首。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此之謂也。

東海曾有月旦評：梁啓超、胡適、魯迅皆非君子，然品格有別，文品人品皆有等差。梁啓超學術根基淺薄，粗率游移，然不失為正人。胡適等而下之，中西混雜，更加浮皮潦草，還不失為善人。至於魯迅，為文不學無術，中西雙昧；為人缺德無品，一無可取。一生邪言惡語，惡果纍纍，純屬邪惡之徒。

胡適和魯迅都是三昧分子，胡適昧於中華文化、文明和歷史，魯迅更昧，中西雙昧。傳胡適曾對周策縱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如此為魯迅辯護，不僅無效，恰恰暴露了胡適的無知。

很多人慣於將胡適和魯迅相提並論，對胡適很不公平。都是雜家，魯迅是赤化雜家，胡適是西化雜家，性質大不同。魯迅是心邪而惡，妖為鬼蜮必成災；胡適是人好而愚，僧是愚氓猶可訓。胡適的問題只是眼瞎心盲，是非不明，聖賊不分，錯向孔子潑污水，誤把魯迅當正人。

有學者謂胡適比吳晗糟糕百倍，大不當。胡適與吳晗有師生關係，然道不同。胡適是西化派；吳晗是北化派，性質不同。胡適或許對吳晗有誤導，於馬學有助益，無意中促進了馬學在中國的傳播，但正邪終究有別。就像荀子教導出了兩個法家大腕，荀學於法家有助益，但荀子與韓非李斯輩，仍有正邪之別。

胡適之雖然輕薄，不失為正常人，比上大不足，比下亦有餘。有人代表“學界”將胡適、李澤厚、余英時、徐復觀、梁漱溟、馮友蘭、牟宗三等人列為君子和大師。依中道標準，牟宗三不愧為君子，徐復觀、梁漱溟、余英時遜之，不失為正人，胡適、李澤厚為正常人。馮友蘭奸人耳，不配與上述人士相提並論。202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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