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禮制和民主制----東海客廳論制度

儒家制度是禮樂制度，簡稱禮制，是禮樂刑政的統一。《禮記·樂記》將並列，“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作為典章制度，禮制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等各種制度的總稱，包括政治制度、財政制度、軍事制度、考試制度、中央官制、政府機構、官吏選拔、職官管理、行政監察等等。

禮制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形式因時而異，三代不同禮，古今更不同。但無論怎樣不同，都不會喪失禮制的特色。

現代禮制自當充分吸收民主制的精華，但不會等同於民主制。兩種制度的文化依據、理論基礎、價值標準、基本框架和具體形式，都將存在重大區別。文化與制度是體用關係，中西文化之立場觀點方法大不同，制度模式必然大不同。把民主制當成儒家現代制度追求，夷王道禮制為自由民主，是對中道文化把握不全所致。

儒家對待自由民主最正確的態度和方式是，以新王道禮制吸收自由民主的精華，與之並行不悖，對之先趕後超。這是最儒家的方式，醇儒的方式。其次是儒家自由主義，文化立足儒家，政治追求民主，將自由民主等同於新王道。這是民國諸儒的通病，不可不察。

儒家自由主義，基本立場仍然正確。自由主義儒家，文化政治皆立足自由主義，將儒家局限於個人修養領域，立場已非儒家。但不論是儒家自由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儒家，都屬於正正聯合，各有值得肯定處。儒家對待自由主義最錯誤、最不儒家的方式，是反對、敵視自由主義，完全否定西方現代文明。

儒家文化與民主制度不僅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民國諸儒都以民主為外王，雖非的論，也可見兩者相通。沒有儒家尚可以民主化，但有儒而反儒，那就不可能民主化，不可能建立任何良制良法。無儒社會與反儒社會相比，就像無父孤兒與弒父逆子相比一樣，前者仍有望健康成長，後者非下地獄不可。

新王道禮制之下，主權唯民意，最高權力交接出現重大問題和矛盾衝突的時候，民意具有終極決定權；治權重民意，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方面，民意得到相當程度的尊重和吸納，但不具備決定權；教權唯儒家，以儒家經典為第一學科。

這是東海的新三權分立法，自以為是最好的政權分配方案。主權唯民意，治權重民意，可以徹底隔離極權主義，充分吸收民主優點；教權唯儒家，可以有效避免自由主義的弊端和民粹主義傾向。

三權之中，主權為本，是政治合法性的來源，這是民本原則要義之一。教權要獲得治權的任命，治權要獲得主權的同意。但治權教權又各有獨立性，不容侵犯和取代。就像五常道，雖然以仁為本，但不能以仁取代其它四德。政治是分殊的事業，主權、治權、教權各有疆域，人民、政府、儒家各有權限。

或質疑說：

“民主制就是全體選民每人都是票值相等的小股東，可選出董事會及CEO，並授予一定權限。所謂的儒憲就是一人或少數人有絕對控制權，所謂的聖王就是雖有絕對控制權的董事長兼總經理，但從不為自己利益打算，整天都為小股東的利益操心。但如果董事長一旦動了私心，一味占小股東便宜，一眾小股東也無可奈何，因為機制上並無小股東可罷免董事長之設計。”

東海曰：比喻雖巧，不明王道之義的想當然耳。公羊學有“天子一爵”義。天子雖然地位最尊，也只是一爵，不應有絕對的超越性和絕對性的權力，對國家天下不應擁有絕對控制權。傳統家天下禮制及古典禪讓制，未能建立罷免君王的正常機制，是歷史的局限和無奈。

新禮制是現代公天下禮制，不僅應有“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制度設計，也當建立罷免君王的機制並明確化，明確規定，君王如果犯下背天逆理的大錯，喪失民意支持（民意支持率降低到某個程度），就應辭職讓賢，否則三界精英和全體人民可以通過一定的程序罷免之。注意說民意具有最終決定權，僅就主權而言，不包括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教育權等。

或說：“如果民意有最終決定權，就不是什麼儒憲了。”

東海曰：堯舜時代，民意對於天子位就有最終決定權。後來退為家天下，民意隱退，然即使是家天下時代，儒家在理論上也始終堅持主權在民的原則，所謂“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歷代帝王在口頭上也對這個政治原則表示基本尊重，只有昏暴之君才會公開否定。新王道在制度上為這個原則提供明確保障，不亦宜乎！2021-5-31餘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