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要為政治導航---東海客廳論學術 余東海 一 “學術要為政治服務”的觀點極端錯誤。持這種觀點,欲不淪為學術鄉愿和政治之奴,不可能也。學術為政治服務,必然導致學術和政治共同惡化,極易導致人道災難。所有極權主義的災難,既是政治之禍,也是學術之禍。古今中西所有極權暴政背後,必有相應學術的支持和導向。 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的三要素是,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領導集團。其中意識形態又是第一要素,對於政治制度的性質和領導集團的品質具有決定性作用。意識形態就是學術的核心和核心的學術。 三要素的優劣又與社會共業正相關。共業惡劣的社會,正人君子被逆淘汰,良好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就建立不起來,勉強建起來也穩不住。而意識形態對於社會共業的影響非常重大,甚至具有決定性。 例如,儒學導出來的就是儒家社會,佛學導出來的就是佛教社會,耶教導出來的就是耶教社會,伊教導出來的就是伊教社會,人本主義、自由主義導出來的就是自由民主社會。故可以說,主體性、主導性的學術對於社會具有決定性影響。 百年浩劫就是肇端於學術思想和意識形態。清末民初影響中國的三大主要思想是民主、科學和進化論。但經過啟蒙派上躥下跳的努力,異化成了民主主義、科學主義和歷史進步論,或與馬列主義的民主平等和科學社會主義一拍即合,或與唯物史觀的“歷史五階段論”不謀而合。 百年來中國就是為學術所誤。民國知識分子頗受尊重,名家成群,或有一定政治地位,或有相當社會影響。奈何它們大多未能發揮正面作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道援外行,招禍內行;救民不行,害國很行。根本原因就在於思想學術。 二 以胡魯為代表的五四啟蒙派,越啟蒙,人民越蒙昧;越愛國,國家越無道,內憂外患越深重,直到天翻地覆。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思想不良,學術不端。他們所謂的愛,不僅空洞虛妄、沒有根基而不可持續,而且充滿邪氣和破壞性,最容易被野心家陰謀家利用,與極權主義一拍即合。 東海批胡辟魯至少十幾年,但一直主張把胡魯適當區別開來。胡是愚氓猶可訓,魯為鬼蜮必成災。胡不妨為儒家之盟友,可亦破亦收,適當肯定;魯純屬中華之亂賊,應只破不收,一打到底! 東海尚未能出版的《中華歷史精神》一書,辟專章批判魯迅,指出魯迅錯誤很多,大錯有五:一、“民族劣根性論”是對中華民族的誣衊;二、“仁義道德吃人論”是對儒家文化的詆毀;三、譏刺孔子是對中華聖賢的攻擊;四、“人肉筵席論”和“兩個時代論”說是對中華歷史的惡意抹黑;五、贊肯蘇俄。
其思想五大錯,即文化五大罪!故對魯迅來不得絲毫客氣。百年知識群體無知無畏者眾,魯迅又是其中之最。其欺騙性之大,危害性之深,煽動性之烈,在百年知識群體中名列前茅乃至最前茅。其思想特別方便極權主義利用,無底線的雄主利用它來挑起內鬥和改造社會,無骨頭的賤奴利用它來三幫並偽裝硬骨頭。 魯迅棄醫從文,是魯迅的大不幸,更是中國的大不幸。五四反儒惡潮已起,即使沒有被稱為現代最偉大的文學家、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魯迅,或許中國也難逃百年浩劫。但沒有魯迅的推波助瀾和赤化配合,此劫的危害程度輕些,結束時間快些,是完全可能的。有了這個極富欺騙性煽動性的“民族魂”作祟,中華民族之魂飛散特快,回歸更難也。 故仁者必惡魯迅。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繫辭上》說“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唯仁者能愛人,而魯迅們卻喪失了愛人愛國的資格。反孔反儒,背離仁道,反掉仁德,就喪失了仁愛的內力和能力。東海早就指出,愛人愛國,需要四心的擴充和學術的正確,非蒙啟派所能也。 暴君害人,無非一代數代;學術禍世,動輒百年甚至千年。例如,秦法家直接造禍戰國一百多年,間接貽害至今不息;耶教製造了西方一千年的中世紀黑暗;馬學殷鑑就在眼前,它製造的人道主義災難,遍及大半個地球,持續大半個世紀。 關於學術和政治的關係,正確的觀點是,學術為政治導航,導良之導正之。儒家強調道統高於政統,就是為了給政治導以最正確的方向和最正義的道路。 學術為政治服務觀點錯誤,但也是極權社會的邏輯必然。極權之下無學術。故學術界主流思想是否正確,既要考察學術界本身,更要考察學術界所處的社會環境。 例如,同樣是儒家群體儒學界,在儒家社會,學術品質高上加高;在三民主義社會,品質就會降低;在馬家社會,品質又更低劣,甚至儒學不成界,淪為馬家的附庸,真正的儒家思想難免被排斥、壓制和封殺。 三 論及學術,即使儒門內部,也有高低醇雜之別。
醇指學術純正。聖賢必醇,聖人又必大醇至醇,精義入神。韓愈稱孟子為“醇乎醇者”,東海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程顥朱熹陽明,皆醇乎醇者也。學術不醇者,雖為君子,不能成為道統傳人,不能成就賢德,遑論聖境。韓愈又說:“荀與揚,大醇而小疵。”這個評價就過高了。荀揚大疵,何醇之有。
不醇則駁雜,如荀子。程頤說:“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劉向序《說苑》曰:“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能否“知其精微之際”,便是醇不醇之關鍵。 又如熊十力,錢穆,牟宗三三位,都是真儒大儒,新儒家代表人物。三人中熊十力精通佛道而辟之,與歷代聖賢醇儒不謀而同,更是以國學立場批判唯物論之第一人,然對社會主義認知有誤,也是一蔽。 錢穆、牟宗三對馬學非常警惕,堅決辟斥,然對佛道和西學西制過度抬舉。尤其是牟,佞佛佞道佞禪,曲為佛道辯護。王財貴先生將佛道經典引入私塾,或許就是受了牟的影響。三人中,熊十力學術最高,微疵而已,錢牟皆渾雜。
苟毀苟譽,儒家大忌。評價古今任何人物和他們的學術,都必須如理如實。我曾將王安石、蘇軾、孔明、陳寅恪這些古今名家判為儒門雜家,他們博學而未能明辨,學術思想頗為混雜故。不少學者包括一些儒生皆以為苛責。何以如此定位他們,東海有專文詳說。有興趣者可以先找來過目再批,空談無益也。 學術與品德有別。或謂蔣慶先生對陳寅恪先生的看法與東海大不同。蔣慶高贊陳先生,“近世儒家學人,惟陳寅恪先生泰山挺拔,眾山皆小,不特堅守儒教立場,更敢以道抗勢傲位。”答:這是着眼點不同所致。蔣先生着眼於陳的品德,贊之為百年一人;東海着眼於陳的學術,斷之為儒門雜家。雖不一致,無大矛盾。 學術與品德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學術進步助力品德提升,品德圓滿必然學術精醇,聖賢就是那樣的人。品德圓滿則不會做錯事,學術精醇則不會說錯話。所以聖賢無過。反過來,一個思想混亂、學術淆雜的人,其品格也往往有問題。 注意,品德好不好,大多數人都要相對而言。例如王安石,相對於他所重用的呂惠卿、鄧綰、蔡京之流,他很正派,很好;相對於程朱等醇儒,又毛病多多,漏洞多多。重用奸險小人,變法問題重重,後患深深,關鍵就在於其智不足,智不足即德不足,德智不二故。學術問題就屬於智的範疇。 四 作為主導性的學術,學術問題必然演變為政治和社會問題,王安石變法的問題,根源就在於王安石的學術即王學。關於王學,我在《宋儒與理學》一書(待出版)中有過闡說,特摘要部分於左先睹為快。 王安石的思想頗為駁雜,雖於人倫禮義上本諸儒家,但主儒釋調和,融匯諸子百家。我稱之為儒門雜家。王安石創立的學派被稱為荊公新學,又簡稱新學。該派以王安石為首,主要成員有王安石、宋神宗、王雱、呂惠卿、蔡卞、常秩、陸佃、蹇序辰、鄧洵武、王令、龔原、許允成、沈括等。 新學以《三經新義》及其為釋經而作的《字說》為核心著作。《三經新義》中,《周禮義》由王安石親自訓釋;《詩義》、《書義》則由其子王雱和呂惠卿等共同參與訓釋。另外,王安石的《洪範傳》、《老子注》、 《易義》、《雜說》等也是新學要著。《三經新義》成後,由官方在全國正式頒行,“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宋史·王安石傳》)新學成了北宋後期60年中居於獨尊地位的官學。 新學也是心性之學,即“道德性命之學”或“性理之學”。即使反對王安石的人,也不否認其學為“性理之學”。他講性命之理表面上仿佛與理學無不同,所以有學者稱荊公新學“是當時理學思潮中的一個重要學派”;侯外廬在其《中國思想通史》中把二程的“洛學”名為“道統心傳式的理學”,把王安石的“新學”名之為“新義式的理學”。其實都是混扯。 新學對性命之理的解說摻雜了佛道和諸子思想在內,根源處出了大問題。新學大問題,有二,一是對章句訓詁之學的過度否定,二是對佛道法墨三家“兼收博採”的汲取。 而且,王安石對楊墨之學和其它雜學亦多有認同,他認為:“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臨川文集》卷六八《楊墨》)。在《答曾子固書》中,王安石說: “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臨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書》) 於釋老申商諸子百家無不雜取,王安石真不愧是儒門一大雜家。儒家樂從諸子之善,海納百家之優,但允執厥中、以仁為本不動搖,在根源處貴純賤雜,嚴防雜染。根處不純源頭有染,必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問題重重後患深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的學術出了大問題。 2021-6-20余東海造於廣西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首發於儒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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