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群和自由派----關於中國的未來

余東海

亂世，是巨大的不幸，也是歷史性的機會。千方百計反抗極權、追求自由，千方百計抵抗強權、維護弱勢，千方百計批判邪惡、弘揚正義，是正人君子正派力量應盡的責任和成長的機會。----東海曰

一

東海常常受到儒家和自由派雙方的批評。有自由派說我是打着自由旗號的儒家專制主義者，有儒友說我是披着儒皮的自由主義者，讓我哭笑不得，只能說雙方眼睛都不行。兩個頭銜我都不接受。

我已非自由主義者，以堅持儒家立場觀點方法為榮，希望自己成為醇之又醇的醇儒，至於東海思想正確度如何，是否精純醇粹，任憑公論，歡迎批評。對自由主義和佛道兩家一定程度的認同，正是醇儒題中應有之義。

我更不承認儒家專制主義這個概念。儒家在家天下時代曾經認同開明專制，承認儒式家天下和開明專制的歷史合理性。但世易時移，它們不再具有現實合理性。儒家早已與專制主義絕緣。

有自由派廳友批評東海：

“東海先生既曾是一個自由主義思想者，但歸儒之後的思想往往扺觸自由，並不認同自由民主主義，也不認同普世價值，而是將他信奉的儒學高居於所有主義、學說、價值觀之上，以儒家之理作為最高真理，這怎麼能夠使人信服呢？又怎麼能夠不出現重大的認知、思想偏差呢？東海先生竟認為儒家思想是最高真理，是中華民族精神了，那麼，其他思想學說尤其現代自由主義思想學說就被他有意無意地壓抑了消解了排擠了，這導致東海思想的負面性。”

東海答以兩點。

其一、“自由民主主義”這個概念就有問題。自由可以主義，民主不能主義，自由民主主義概念本身不能成立。民主只能作為一種制度服務於自由。民主一旦主義化，就與自由人權和民主制度背道而馳。

民意決定主權，理所當然；民意決定治權教權司法權，大亂之道也。民主主義恰恰意味着民意高於一切，決定一切。自由派若不能明白這個道理，將永遠成不了真正的自由派。

民主主義泛濫於社會，政府權威、人權保障、法律秩序將被民意的洪流蕩滌衝決，社會勢必叢林化，民國就是前車之鑑；落實到政治，政治勢必暴民化，所謂多數人的暴政是也，文革毛鑒不遠。所謂大民主，就是民主主義。

一個民主主義社會，欲不滑向極權主義，不可能也。暴民暴政暴君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猶鼙鼓之相應也。而極權主義一旦利用民主主義取得政權，必然玩弄控制引導民意並剝奪民意對主權的決定權。四九之後鐵一般的事實何其彰明昭著！

其二、儒家核心是仁義，自由主義核心是自由。仁者追求自由，仁政維護自由，仁義統攝自由。東海對此苦口婆心宣講已久，茲將仁義與自由的關係總結如下：

仁義對自由的融攝，是一種內蘊性、開導性、多重性的融攝。仁義之性落實到政治，必然導出仁義之政，即仁政德治，王道政治；仁義之政落實到制度，必然導出仁義之制，即禮樂制度，禮法兼備。

仁義之制為自由提供禮法雙重邊界，官員的自由以禮制為邊界，民眾的自由以法律為邊界。民眾享有的法律自由，就相當於自由主義的法治自由。可見，仁義可以通過政治上的層層落實，導出雙重自由，實現秩序和自由雙優。同時，仁義之性的內明，還意味着個體內在性的道德自由。

仁義內蘊自由，可以開導自由，故仁義可以將自由攝入，圓攝；自由也可以向仁義融入，圓融。

又有自由派故人，因為孟子有“民貴君輕”、“誅一夫”思想和支持湯武革命而尊重之，卻又否定孔子和儒家。殊不知，孟子思想與孔子一脈相承，基本一致，孟子最為尊崇的人就是孔子，沒有之一，儒家思想即孔孟之道。不僅此也，歷代大儒思想上或於內聖外王各有側重，或於孔孟之道有所偏離，基本原則皆無違。違反孔孟之道，就自外於儒家了。

二

自由派與儒家群各有優長，又各有短缺。

自由派眼界較廣闊，能夠睜眼看世界，是其優勢，然只知習性之多惡，不知本性之至善；只知西學之正義，不知儒學最中正；只知人權之必須，不知人格更關鍵；只知自由之可貴，不知仁義更根本。前者之知，其優點也；後之不知，其缺陷也。

儒家群正好相反，能夠深入中華文化和歷史，理解人格之重要和道德更根本，缺點是眼界狹隘，論及西方文化、文明和世界大勢，茫如墜煙霧。

自由派排斥儒家，是不理解仁義的根本性；某些儒生排斥自由主義，則是不知道自由的重要性，不知道自由是人類之公欲，人道之大義，中西之共法。

現代西方有自由，中華也有自由。中華的自由是王道自由，亦稱德智自由、禮制自由。此自由植根於儒家。儒家自由即中道自由，仁本主義自由，分為內外雙重，內為道德自由，外為王道自由。東海特作《王道自由論》首發《議報》。

孔子對弟子冉有說，庶之富之教之（《論語·子路》)這句話成了儒家治民三要素，其中就暗含自由二字。庶之，並非要為政者代民眾生兒育女，而是保障他們的生育自由；富之，並非要為政者為民眾發家致富，而是保障他們追求財富的權利。注意，強調富民利民維護人民利益，是王道大義，與個人求富求利完全兩回事。

古今注家紛紜，能夠發現此中暗寓自由者，非東海莫屬。當然，這是王道政治的自由。為政之道，不僅要為民眾劃定法律邊界，提供禮樂標準，還要教以義方，使知禮節，不斷提升其德，開發其智。

儒家常有“不奪農時”、不得擾民、與民休養生息的教導，就有不要侵犯民眾自由權利之意。《孟子·離婁下》：“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左傳·哀公元年》：“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人民已安居樂業，而視之猶若有傷，形容聖王愛民之深。趙岐註：“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 孫奭疏：“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而不敢以橫役擾動之。”對人民仿佛對待傷病員，小心翼翼，不敢以橫役擾動，何其尊重關懷乃爾。這就是對人民自由和權利的尊重。

三

現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人本主義哲學和自由主義政治學。有學者認為西方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歧出，這個論斷或許過度，但說西方自由文明受到過儒家文化的滋養，則是實實在在的事實。牟宗三先生1990年5月23日在社會大學的演講時指出：

“明末三大儒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的觀念與要求，正好恰像是西方十七、八世紀的觀念與要求，但在西方能夠開出現代化來，而在我們中國，這些觀念與要求卻被堵死了，沖不出去。其實西方十七、八世紀的現代化，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文化因素是中國文化，因這兩世紀是西方最崇拜中國文化的時代。十七世紀德國的萊布尼茲和十八世紀的法國的伏爾秦都最崇拜中國文化，他們就是從儒家內容來了解中國文化的，而不是從滿清所代表的中國來了解。現代有人考證，認為美國獨立宣言或法國大革命的基本理念，都來自孟子。那麼孟子可以在西方開現代化，但在中國卻變成了孔家店，這真是不可思議。西方當時是利用中國文化中儒教的人文主義的理性主義，來反對中世紀，反對教皇和梵帝岡，可見中國文化中的儒教是很開明也很理性，哪裡像有些人認為的頑固和反動呢？西方當時德法，甚至英國的思想家，處於他們的桎梏中，是其能切感於儒教的理性與開明而正視之，並非完全是茫昧的利用也。十七、八世紀西方崇拜中國文化，時過境遷，十九、廿世紀倒過來，中國崇拜西方。崇拜也不要緊，反而自毀自賤，且認為要開現代化，必須打倒儒教傳統。何故西方利用儒家開現代化，而中國反如此呢？這可謂不肖之甚！”（原為1990年5月23日在社會大學的演講，由趙衛民記錄，題為《九十年來中國人的思想活動》，刊發在《聯合報》 1990年7月9、10日。現收錄於《時代與感受續編》。）

牟先生這段話，值得自由派和儒家群三復。如果認同“西方利用儒家開現代化”這個觀點，自由派反儒，就是不知本，大錯特錯；儒生反西方同樣錯誤，那意味着反對儒家開出來的自由文明。

不少自由派反儒，不少儒生反自由，雙方格格不入，但都不約而同地喜歡將民本和民主割裂開來乃至對立起來。民本是王道政治原則，民主是自由主義之制度，當然大異，然異中有同。

王道政治強調三重合法性，以民意合法性為基礎，在主權問題上將民意等同於天意，而民主政治亦建立在民意基礎上，擁有民意合法性。在這一點上，雙方又具有不約而同的相通性。

注意，我說不少儒生反自由反民主，特指馬邦部分儒生。民國儒家對於自由民主可親熱得很，親熱過度，親熱到將自由民主等同於新王道的地步，曲王道就西制，夷王道為民主，讓我為之遺憾。

我多次指出，未來新王道固然應該吸收自由民主的制度精華，但指導思想、政治性質、制度架構都與西方大不同，非民主陳規所能範圍也。

儒家從三個方面對人道大義進行了最為深入正確的闡發：一是人性大義，性善論是也；人倫大義，五倫論是也；三是政治大義，春秋大義是也。這三大義，是儒家文化根本性的特徵。

佛道知人性而不徹人倫又不通政治，西學知政治而不明人倫亦不徹人性，唯儒家於人性人倫政治皆通達無礙，立足人道中正無偏，把握人道全面無遺。何以故？圓證性與天道故。能證其全體，故得其大用也。

有必要提醒的是儒友們的是，佛道兩家和自由主義雖非中道，都是中道，可以道並行而不悖。對於佛道中人和自由人士，我們可以求同辯異，應該彬彬有禮，不宜輕蔑敵視。孔子對待隱士的態度值得學習。

東海在此對佛道中人、自由派和正派人物表個態：只要不刻意危害我，我都願意以顏回的方式對待之：“善我，我善之；不善我，我亦善之。”包括，敬我，我敬之；不敬我，我亦敬之。這一點，希望儒友們向我學習。

四

關於中國的未來，我說過這樣一段話：馬列一變，至於自由；自由一變,至於中道。也可以說，物一變，至於人；人一變，至於仁。更明白一點說，就是從社會主義轉向自由主義，再轉向仁本主義王道。

我認為，這最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需要儒家群、自由派和體制內外海內外所有正人君子共同努力。

當然，若能不經過自由主義階段，從馬列主義直接跨越式地轉向仁本主義，那是最好的道路選擇，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之大幸，也是儒家和馬家之大福。馬幫若能徹底去馬，全面歸儒，將中國推上仁本主義大道。那般功勳，其大如天，任何滔天蓋地的大罪業，無不可贖，無不能消！固所願也，不敢望耳。

儒家代表中國的未來，這是一定的，是歷史的必然。然中國何時儒家化，則事在人為。吾儒初歸，在野勿用，正是認識豪傑志士的大好機會。

古人云，富貴場中莫交友，交友須於貧賤時，就是這個道理。現在能夠尊重、學習、襄助、信仰、維護、弘揚儒家者，必有其真誠性可靠性，堪稱復興儒家、重建中華的天選人才。等到二陽之時，大勢已成，湊熱鬧和投機者紛至沓來，那就魚龍難辨矣。即使聖賢君子，也增添了分辨的麻煩。

多年來一直有儒友希望像佛道那樣成立儒家組織。我認為此非急務，也難以獲得朝廷允准。不僅政治、社會條件遠不成熟，儒門自身建設也不行。缺乏基本共識，縱有組織，有形無神，徒然自造魔障。

倒不如大家各自為戰，各自為政，以夯實社會基礎，推動條件成熟。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不必過早抱團結夥也。

儒家復興，千頭萬緒，最重要的是要逐漸占據思想高地和道義高地，形成文化道義的優勢力量。而文化道義優勢的形成，又有賴於義理的明白清楚。我深深知道，義理不明，個體則道德無根，群體則共識難成。沒有一定的共識，儒家事業無根。難以形成合力並獲得各界支持。

義理者，道理也，儒理也，真理也，包括道德真理和政治真理。東海此生的責任就是明理，把道理講清楚。辟邪說、判諸教的目的也是為了明理。在此過程中難免得罪一些人，受到各種誹謗攻擊，這都是意料中必須支付的代價。這些代價總是要有人付的。與其等別人付，不如我主動來付。這是我歸儒不久就下定的決心。

有一個問題值得儒群重視。儒家與中國一起遭受百年浩劫，儒家也有自身的問題，值得深入反思。注意，我說的儒家自身問題，並非說儒家聖賢和經典有問題，而是指從康有為以來儒家學者的問題，包括個體和群體的問題，思想和德行的問題。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反思是為了總結經驗、吸收教訓、凝聚共識、團結同道，更好地應對現在和把握未來。

2021-7-4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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