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时代和中华政统------东海客厅论偏统

杨儒宾先生在《原儒：从帝尧到孔子》一书中，将中国文明史依孔子的出现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孔子之前《六经》所代表的时代，称为经学时代；孔子他之后由广义的诸子百家所代表的时代，称为子学时代。他说：

“我们把《六经》以及《六经》所述及的远古时代视为一个段落，称之为经学时代，它包含《六经》文本成立时期的经的时刻，以及《六经》所述及的史前时期的文献、传说与神话。孔子之后的义理发展，可称作子学时期，它包含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于中土境内的诸子百家思想以及秦汉后因佛教东来引致的长期的三教竞合的各派思想。”

此说有误。称孔子之前为经学时代，没问题；称孔子之后为经学时代，则有大问题。以儒立国和治国，道统高于政统，以四书五经为政治指导思想和学校第一学科，就意味着儒学是王官学，就是经学时代。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始，汉唐宋都是经学时代，元明清则可称为准经学时代。

中华政统有正统和偏统之别。经学时代就是中华正统，准经学时代就是中华偏统。中华偏统这个概念是我的发明，但合乎儒家政治大义。

只要以儒立国和治国，就是独尊儒术，就是儒家王朝，就是中国，中华政统。中华政统表现有三：一是尊崇道统，道统高于政统；二是实行礼制；三是教权在儒，实行科举（科举制发明之后）。但元明清由于民族主义和君本主义思想作祟，严重偏离儒家要求，三方面问题较大，故将它们定位为偏统，以与正统区别。

汉以后开国帝王，除了光武帝，皆非儒家，或是杂家，或无文化，但都不影响其王朝的性质。自汉朝始，所有儒家王朝于王道原则、春秋大义都有所偏离。汉唐宋偏离较少，仍可视为正统；元明清偏离较大，只能视为偏统。

学界流行外儒内法说，认为自汉至清历代儒家王朝，表面上推崇儒家，实际上依赖法家，儒法结合，彼此糅杂。这种说法严重低估了儒家的道德力量、政治功能和制度作用，非正论、非事实。

不可否认，不少儒朝受到诸子百家、尤其是佛道法三家的侵染，但这种侵染毕竟不能取代儒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家王朝道统、政统和学统三统合一形成的主体性。注意，中华政统以儒立国治国，并不停留于伦理教化，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等一切制度都必须也必然儒化。

汉族主义只认明朝，强烈反对将元清纳入中华范畴。关于元朝的儒化表现和中华性质，我在《春秋精神》（已出）、《元朝微集》（待出）二书和《忽必烈儒化：一次华丽的历史转身》诸文中都有论述，兹不赘。

只提一事：713年前的九月六日，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诏曰：

“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此一赞一祀，便胜却民国无数，遑论马邦。元朝虽未能上升为中华正统，然去夷狄化之程度亦颇为可观。定位偏统，不亦宜乎。

比起元朝来，清朝更逊色。元朝只是蒙古主义倾向，清朝除了满族主义倾向，又加上君本主义色彩，偏离儒家更甚，但其立国治国思想，原则上仍是儒家，故仍是中华，是三大中华偏统中最差的。

有一个问题：从清朝到民国是进步还是退步？这在自由派完全不成问题，从清朝到民国，当然是大进步。但我以为是，制度微进步，文化大退步。

民主制度或不能选贤，但可以与能，于天下为公之大同精神有所符合，比起世袭的君主制来，是一大进步。然民国恰似邯郸学步，成了民主半吊子，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上不下不三不四，即使有进步，也微不足道。文化从儒家变成三民主义，却是大退步。清朝不失为中华偏统，民国已去中华化矣。

2021-6-29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东海儒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