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追求或可恕，不要自由不是人----东海客厅论人权

余东海

人世间有两件大难事：

把自由的灵魂关起来，难；让极权的奴才站起来，更难！---东海律

一

自由是个多义词。但作为政治学概念，与人权相互交集，有其概念规定性和基本义。论及政治自由，必须尊重其基本义，不能作其它解释，更不能自由发挥，或将其解释为任性意义的自由。

政治自由与任性意义的自由截然不同。明明讨论的是社会问题，反自由派反对的明明是政治自由。受到批评时，却又以反对任性自由自辩，把严肃的学术讨论和思想争鸣变成了下三滥的混扯。

自由权是基本人权之一。基本人权包括：生存权、权利平等权、社会保障权、知情权、接受教育权、基本自由等。生存权的主要形式有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财产权、劳动权等。

我把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视为人权三要素或三支柱，可谓提纲挈领，抓纲治学。三种权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生命权最根本，但若没有自由权财产权，生命权就得不到基本保障，轻则活不好，生命质量低下；重则活不起，生不起病不起讼不起死不起，不聊生。马邦弱势之所以活得如此艰难困苦，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由和财产缺乏刚性保障。

自由权为《世界人权宣言》确定的概括性人权，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文化自由、人格自由、人身自由等。

或认为，自由主义没有教条。非也非也，美国《独立宣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是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原教旨。

不要一提及自由，就强划给西方，自由不是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的专利。首先，《世界人权宣言》有民国大师张彭春先生的参与，其中有儒家思想的融入和中华智慧的贡献。其次，中道文化同样有自由追求，王道政治同样有自由保障。

中道文化，内圣外王。内圣学追求的是道德自由，无惑无惧无忧，不移不淫不屈，从心所欲不逾矩；外王学追求的是社会自由，尊卑长幼有序、符合五伦要求的自由，王道自由覆盖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而超越之，更加有序，品质更高。

恕道也是中华特色的自由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落实到政治上，就是官所不欲，勿施于民。例如，官不欲被冤假错案，就不要制造冤假错案；官不欲受到压迫、迫害，就不要压迫、迫害民众；官不欲被防口禁言、被思想罪，就不要防民之口、禁人之言搞文字狱……。官，包括官员、官府和领导阶级。

人类古今所有良性而正义之政治，无不兼顾自由和秩序。良序必然维护人民的自由，自由必然拥有良好的秩序，礼制德治和民主法治提供的秩序都具有良好性，前者最好，后者次优。

然因时代要求不同，自由和秩序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例如，古典王道有公天下禅让制和家天下继承制之别，家天下更强调秩序，公天下更侧重自由。史籍中的尧舜时代就是高度自由的，其政治没有儒家之名而有儒家之实，其社会没有自由之名而有自由之实。

王道政治又可分为古典和未来两种模式，古典模式已经已经成为过去时，未来模式有待于我们追求和建设。未来模式的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自由和秩序的品质都将高于古典王道。这是仁本主义原则的应然，也是人类历史逻辑的必然。

自由的最核心是言论自由，其要义有二：

一是通过各种语言形式表达思想和见解的自由，包括异议政治、批判社会的自由，包括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任何人的书稿不会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出版，任何人的文章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被删被封；二是没有思想罪、文字狱和政治犯，政府不能以言治罪。任何人不会因为思想言论而受到政治迫害和法律制裁。

二

关于财产权，有海外会友认为：“财产权并非基本人权，当代文明国家都征以超高额遗产稅，实际否定了财产权为人权要素之一”云。殊不知，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财产权。财产权即生存权之一，是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延伸，不妨纳入基本人权的范畴也。

至于超高额遗产稅，并不构成对财产权的侵犯或否定。因为西方财产权是由私有制保障的，税收和遗产稅高低与财产权无关。

儒家也非常重视财产权，强调“制民之产”和“民有恒产”，三代以井田制、汉以后历代王朝以土地私有制和古典市场经济，为国民的财产权提供制度保障。古典制度的严密性或许不如现代西方，但在历史上具有绝对的文明性和先进性，非西方所能望尘。

对于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证，除了财产权，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保障，这在西方称为不虞匮乏的自由。

中国传统社会保障体系也是相当健全的。传统保障体系与美西一样以政府为主，由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具有多渠道性和多主体性。例如，家族主体的祭田族田婚田义庄义田义塾，商贾主体的慈善事业等等，都是古典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角色。这都是马邦所缺乏的。很多弱势群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活不好甚至死不起，就是因为没有财产权又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

私有制是对财产权根本性的保障，公有制下没有财产权。公有制和私有制也没有并存混融的可能性。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经济制度。

公有制下，无论允许多少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等类型存在，无改于公有制的本质，无法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无法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和财产权提供持久而刚性的制度保护。私有制下，无论创办了多少公有、国有、集体所有的企业，都不影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性质。

注意，国企并非党主制的特产。王道政治、自由政治、极权政治之下都可以有国企存在。但王道和自由政治之下的国企，是真正为国家所有，经营所得用之于民，用之于社会和国家。极权之下的国企，只是假借国企名义的特权阶级私库。垄断经营也能亏损而且年年巨亏是其独门功夫。

有一条东海律：侵犯言论权就是文化人的敌人，侵犯财产权就是老百姓的敌人，侵害生命权就是全人类敌人，侵犯三权就是极权政治和国家犯罪。

法律学者蒋福财先生是国内最早提出“国家犯罪”概念的人，也是“国家犯罪”系统理论创始人。其《国家犯罪学》一书从国家与人民、其它国家、自然之间的关系出发，列举了国家可能会涉及到的几百种具体的国家犯罪行为，深切地解析了国家犯罪的危害和严重后果。该书第一章第三节指出：

“如果政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须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惩罚和清算；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辖内就是王土，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权者的自动取款机，发行股票和货币就是动用大规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是因为国家犯罪的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摧毁了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国家犯罪学》一书于2012年由中国时代出版社出版，现已难觅踪迹。

三

极权主义极端不尊重人，不尊重人命和人格。

尊重人命就要维护生命权，尊重人格就要维护自由权，这是自由主义也能做到的。然人格有法律人格和道德人格之别。自由主义只知尊重法律人格，不知尊重、亦不足以培养道德人格，成就道德自由。同时，自由政治只能“与能”，不能选贤，不能尊贤重道。

故东海曰，仅有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追求王道自由；仅有外在自由是不够的，还要追求内在自由。但是没有自由是绝对不行的。没有自由的社会，必然不仁不义。而反对自由的人物和势力，必然无道缺德。

天下最可悲者，莫过于身为奴隶而反对自由人权。奴于身不可怕，只要不甘为奴，就有自救或被救的希望；奴于心最可怕，命中注定为奴为隶的料，既不能自救，又难以被救。弱势群体而拥护极权反对自由，反对正人君子和正义力量，就是奴于心的典型表现，受害最深重的恰是他们自己。

自由不是免费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作出一定的奉献。反对自由者最容易被两极主义所毁，包括生活被毁、良知被毁、生命被毁。

反对自由人权和人格尊严的人，本质上已经非人化了。说人权人格不能当饭吃的人，轻则吃不好饭，重则吃不成饭。这种人一辈子为了吃饭、吃好饭、吃上富贵饭而活着，绝大多数受尽屈辱欺压也吃不好饭，甚至常常饭碗被砸，吃不成饭；极少数人付出沉重代价吃上了富贵饭，其实也是泥碗，后面的代价更加惨重。

没有自由人权的国家，没有一个是赢家。弱者大败亏输，国家大败亏输，社会大败亏输，特权阶级终将大败亏输。

在极权社会反对自由，原因因人而异。特权阶级反对自由，毫无疑问是维护特权统治的必要。弱势群体反对自由，原因有三：

一是奴性深重，已经习惯了被奴役，丧失了爱人利他之情，也不知自爱，不知为子孙后代考虑；二是恶性深重，积极充当三帮分子，试图分一杯羹；三是极端愚蠢，泯灭了是非之心，不明自由于己于人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是真君子，必能弘扬儒学，也必能关心社会、反对极权并追求自由。不关心社会是缺仁，不反对极权是缺勇，反对自由则是缺智，皆非君子。

当然，一般民众、学者包括儒生，不敢追求自由，不敢支持自由追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积极主动地反对自由，就不可原谅。若是儒生，性质特别恶劣。

自由不仅是西方自由政治和人本文明的根基，也是王道政治和仁本文明的要素，是未来中华宪政和礼制题中应有之义。儒生而反自由，岂仅无礼而已？那是对仁义道德最大的架空，也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戕残，更是对中西文明和未来中华的心灵自绝！2021-7-25余东海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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