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品格高于学术、富有儒家修养的自由人

余东海

惊悉余英时先生逝世，遥致哀思。非常敬佩余先生的品德，最喜欢先生一句话：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不过，对先生某些说法不尽认同，曾作有《真理的力量和儒家的自信——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儒家应不应该政治化》等文章异议之。

再与余先生唱个反调。余先生说：

“要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绝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余英时：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这段话多次被自由派引用来反对儒家“干政”。

其实，儒家就是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的。王道礼制和中华文明，就意味着公领域由儒家来挂帅。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宗教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西方国家宪法内占主位的是人本主义哲学。儒家作为中华特色的哲学仁本主义，当然可以在未来中华宪法内占主位。

仁本主义宪法下，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仁本主义五常道就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价值。选择仁本主义，就是以中道为中心，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也可以更好地避免固步自封和复古主义。

东海这个观点得到周启荣教授认同。他说：

“‘仁本主义宪法下，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这一点我与余老师的观点一样！余英时先生是我敬佩的学者！但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不赞同他的看法！南北朝以来儒、道、佛的三教並进，宋以来出现，到了晚明发展至高峰的三教合一思潮，以至晚明以来有倡导耶儒、回儒融合的基督徒、回教徒等事实充分证明儒家在“道德“上的“中性”！就是因为儒家在私人领域的信仰是“中立“的，它的道德（仁爱、孝敬、忠诚、正义、礼让）可以成为各个宗教都能接受的“公共性”道德！所以余先生说儒家不能成为公共领域的主导价值是可以商榷的！”

儒友何伯勤则不认同。他说：

“信仰自由就是有意无意摧毁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最大杀器。中国历史上虽然曾有过三教并存的局面，但历代的儒生始终没有忘记维护儒家精神信仰而辟佛老的职责，故能以儒立世治世，儒家始终处于文化核心主导地位。如果不能在精神信仰上确立儒学的核心主导地位，在信仰自由的号召下，仅仅靠一纸宪法和一堆学术文章，那是根本不可能复兴儒学的，反而会加速儒学的消亡。”

这是不明信仰自由的正义，以为信仰自由就是否定主体文化，就可以朝三暮四。殊不知，信仰自由是指国人有权依据内心的信念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国人信仰儒家，同样是自愿选择，并非国家强制。这一自由应该得到儒宪保障。既然是儒宪，儒家文化礼所当然居于宪位，即指导思想地位。儒家群体对包括宗教在内所有学说、思想和信仰，都有如理如实地进行批评和判教的责任。

儒家政治化，政治儒家化，是古今儒门共同追求。余先生否定儒学的政治功能，反对儒家的政治追求，有自外于儒家之嫌。余先生名义为钱穆学生的学生，但思想常常偏离乃至违反儒家，不宜称为儒家，或可称为自由主义儒家，或者富有儒家修养的自由派。这是我对余先生的思想定位。

当然，余英时先生的思想问题不影响其品格的高贵。去年年底，余英时先生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鲁格”（Kluge）人文学科杰出成就奖。陈奎德先生为文《余英时素描》以贺并“谈谈自己眼中的余英时”。作者认为：

“余英时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完全可与胡适、陈寅恪这两位大师比肩，他们是中国文明在二十世纪学术、文化、思想史上的重镇，三峰鼎立，各成气象。”

窃以为，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分量，余英时远重于胡适，与陈寅恪先生相近。其于马家决不妥协的道德品格和“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的文化自信，更可凌驾大多数现代学者。学术与品格，同中有异。余英时先生品格高于学术。2020-12-4余东海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首发北京之春，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