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品格高於學術、富有儒家修養的自由人

余東海

驚悉余英時先生逝世，遙致哀思。非常敬佩余先生的品德，最喜歡先生一句話：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不過，對先生某些說法不盡認同，曾作有《真理的力量和儒家的自信——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儒家應不應該政治化》等文章異議之。

再與余先生唱個反調。余先生說：

“要把私領域跟公領域區分開。公領域不可能由儒家來掛帥。因為除了伊斯蘭教，現在任何國家都不允許任何一家教義或學術在憲法內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種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憲法內得到保證。中國有沒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選擇價值、理解世界。我沒有資格建議應選什麼價值。我只能提一個原則，即所選價值是開放性、多數文明社會都能接受的。開放心靈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絕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為中心。”（《余英時：回首辛亥革命，重建價值觀念》）

這段話多次被自由派引用來反對儒家“干政”。

其實，儒家就是把私領域跟公領域區分開的。王道禮制和中華文明，就意味着公領域由儒家來掛帥。現在任何國家都不允許任何宗教在憲法內占主要位置。西方國家憲法內占主位的是人本主義哲學。儒家作為中華特色的哲學仁本主義，當然可以在未來中華憲法內占主位。

仁本主義憲法下，大家可以有各種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憲法內得到保證。中國有沒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選擇價值、理解世界。仁本主義五常道就是開放性、多數文明社會都能接受的價值。選擇仁本主義，就是以中道為中心，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也可以更好地避免固步自封和復古主義。

東海這個觀點得到周啟榮教授認同。他說：

“‘仁本主義憲法下，大家可以有各種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憲法內得到保證’這一點我與余老師的觀點一樣！余英時先生是我敬佩的學者！但在這一個問題上，我不贊同他的看法！南北朝以來儒、道、佛的三教並進，宋以來出現，到了晚明發展至高峰的三教合一思潮，以至晚明以來有倡導耶儒、回儒融合的基督徒、回教徒等事實充分證明儒家在“道德“上的“中性”！就是因為儒家在私人領域的信仰是“中立“的，它的道德（仁愛、孝敬、忠誠、正義、禮讓）可以成為各個宗教都能接受的“公共性”道德！所以余先生說儒家不能成為公共領域的主導價值是可以商榷的！”

儒友何伯勤則不認同。他說：

“信仰自由就是有意無意摧毀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最大殺器。中國歷史上雖然曾有過三教並存的局面，但歷代的儒生始終沒有忘記維護儒家精神信仰而闢佛老的職責，故能以儒立世治世，儒家始終處於文化核心主導地位。如果不能在精神信仰上確立儒學的核心主導地位，在信仰自由的號召下，僅僅靠一紙憲法和一堆學術文章，那是根本不可能復興儒學的，反而會加速儒學的消亡。”

這是不明信仰自由的正義，以為信仰自由就是否定主體文化，就可以朝三暮四。殊不知，信仰自由是指國人有權依據內心的信念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國人信仰儒家，同樣是自願選擇，並非國家強制。這一自由應該得到儒憲保障。既然是儒憲，儒家文化禮所當然居於憲位，即指導思想地位。儒家群體對包括宗教在內所有學說、思想和信仰，都有如理如實地進行批評和判教的責任。

儒家政治化，政治儒家化，是古今儒門共同追求。余先生否定儒學的政治功能，反對儒家的政治追求，有自外於儒家之嫌。余先生名義為錢穆學生的學生，但思想常常偏離乃至違反儒家，不宜稱為儒家，或可稱為自由主義儒家，或者富有儒家修養的自由派。這是我對余先生的思想定位。

當然，余英時先生的思想問題不影響其品格的高貴。去年年底，余英時先生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克魯格”（Kluge）人文學科傑出成就獎。陳奎德先生為文《余英時素描》以賀並“談談自己眼中的余英時”。作者認為：

“余英時在現代中國文化中的位置，完全可與胡適、陳寅恪這兩位大師比肩，他們是中國文明在二十世紀學術、文化、思想史上的重鎮，三峰鼎立，各成氣象。”

竊以為，在現代中國文化中的分量，余英時遠重於胡適，與陳寅恪先生相近。其於馬家決不妥協的道德品格和“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的文化自信，更可凌駕大多數現代學者。學術與品格，同中有異。余英時先生品格高於學術。2020-12-4餘東海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首發北京之春，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