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惩恶罚罪，无所不用其极----东海客厅论天谴 吉人自有天相，凶人必遭天谴。天谴即天道的谴责、惩罚。其方式很多，轻则天灾人祸，重则天诛地灭。天诛的方式也很多，死于义刑义战，是天诛；死于他杀自杀，也是天诛。 自杀未必皆天诛，唯邪恶之徒、罪恶分子自杀属于天诛，性与天道借助其自己的手消灭它自己。良知泯灭，善根断绝，恶贯满盈，彻底自绝于天，自绝于天道、天理、天性、天命和天下，肉体就必须消亡。 这是一条东海律：善良与幸福正相关。善良者苦中有乐，先苦后乐。善者乐，仁者至乐。积善成德，积德成仁，仁者之乐无所倚。反过来，邪恶与烦恼正相关。邪恶者乐中有苦，先乐后苦。积恶之家之人，必有恶果余殃。 恶之大者，即使没有法惩，没有人诛，也有天谴。天既在形而上，也在体而内，无所不在，故天谴亦无所不至，非人力所能防范也。千防万防防天防地，不可能防止抑郁的深化和跳楼的冲动也。 垃圾都是被扫掉的，扫帚不到，垃圾是不会自己跑掉的。但有一种垃圾带有先天性的自我扫除、自我清理功能。腐臭到一定程度，扫帚不到，它们也会自己跑掉。这种垃圾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说的垃圾就是邪恶分子。 邪恶化是最大的垃圾化，邪恶分子都是毒垃圾。草菅己命未必都是毒垃圾，毒垃圾往往热衷草菅己命。即使自毁自杀，也是天谴天诛。 恶人恶势力，本身必遭天谴，同时它们又是天谴罪恶的工具之一。例如，过于反常的社会，必有邪恶人物和势力崛起。这种人物和势力就是“奉天承运”而来，来惩罚反常的社会，这就是天谴的方式之一。 天道扬善惩恶，相善除恶，无所不用其极。奥古斯丁说，暴政是上帝对世人罪孽的惩罚。把上帝理解为昊天上帝，这个观点就可以成立。 换言之，极权主义是天道对一个社会最大的惩罚，是社会遭到的最大的天谴和恶报。社会若不反常到一定程度，道德若不低劣到相当程度，极权主义是无法成长和成功的。歪鬼恶魔不附正人之体，歪门邪道不惑君子之心，歪理邪说对正常的人民和社会缺乏煽动力。 极权主义有古典和现代之别。暴秦是古典极权的代表，红毛是现代极权的典型。古典与现代极权，大同中有大异。最大的异有五。 其一、同样不许人民异议，古典极权不许赞美。《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现代极权则千方百计鼓励、诱导人民赞美歌颂之。 其二、同样焚书坑儒以愚民，《过秦论》说：“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但古典极权不为人民洗脑。现代极权热衷于以邪说歪理洗民之脑，把人民的恶习邪欲最大程度地解放出来，使人民愚昧邪恶兼备，奴性恶性并重。 其三、同样奴役人民，古典极权不谄媚人民，不逢民之恶。秦法家恶眼看人，公开把人民都看成本质上的恶物，主张实行严刑峻法和诈力统治；现代极权则巧言令色地谄媚人民，把人民吹捧为国家的主人翁和历史的创造者。 其四、同样暴政恶法，古典极权是法制，恶法面前“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商君书-赏刑篇》）；现代极权是人治，恶法面前，权贵往往特殊化。 其五、古典极权依靠官吏，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现代极权特别擅于依靠人民，擅于利用人民的名义和裹挟民意。各种史无前例的政治罪恶，包括剥削、压迫人民和草菅民命的罪恶，都能让不少人民积极主动的配合。被卖了还在帮人数钱，这句话用在这些现代奴隶身上，天衣无缝。 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其实浩劫何止文革，何止马家时代，自五四至今，堪称百年浩劫，也是百年天谴，是天道对反孔反儒反华社会的惩罚。这个惩罚持久而严厉，至今未已。 百年来，除了新儒家小群体略好，其他群体包括三界精英和社会各界，无不命运恶化空前，下场不堪者众。其中知识、政治、商贾三大群体，六极都很普遍，命运特别悲惨！作为精英群体，责任最为重大，却最三非，故罪孽特别深重。当然，儒群命运的好也有限，社会共业无异故。何况百年间儒家自身道德问题不少。 义刑义战，无碍于政治之仁，恰是仁政的必要；直报复仇，无碍于道德之仁，恰是仁者的必须。同样道理，天灾天谴，无碍于天道之仁，恰是仁天的必然。 欲避免天谴，并获得天祐，就必须敬天。欲知如何敬天，请听下回分解。2021-8-11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812202181016.htm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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