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懲惡罰罪,無所不用其極----東海客廳論天譴 吉人自有天相,凶人必遭天譴。天譴即天道的譴責、懲罰。其方式很多,輕則天災人禍,重則天誅地滅。天誅的方式也很多,死於義刑義戰,是天誅;死於他殺自殺,也是天誅。 自殺未必皆天誅,唯邪惡之徒、罪惡分子自殺屬於天誅,性與天道藉助其自己的手消滅它自己。良知泯滅,善根斷絕,惡貫滿盈,徹底自絕於天,自絕於天道、天理、天性、天命和天下,肉體就必須消亡。 這是一條東海律:善良與幸福正相關。善良者苦中有樂,先苦後樂。善者樂,仁者至樂。積善成德,積德成仁,仁者之樂無所倚。反過來,邪惡與煩惱正相關。邪惡者樂中有苦,先樂後苦。積惡之家之人,必有惡果餘殃。 惡之大者,即使沒有法懲,沒有人誅,也有天譴。天既在形而上,也在體而內,無所不在,故天譴亦無所不至,非人力所能防範也。千防萬防防天防地,不可能防止抑鬱的深化和跳樓的衝動也。 垃圾都是被掃掉的,掃帚不到,垃圾是不會自己跑掉的。但有一種垃圾帶有先天性的自我掃除、自我清理功能。腐臭到一定程度,掃帚不到,它們也會自己跑掉。這種垃圾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我說的垃圾就是邪惡分子。 邪惡化是最大的垃圾化,邪惡分子都是毒垃圾。草菅己命未必都是毒垃圾,毒垃圾往往熱衷草菅己命。即使自毀自殺,也是天譴天誅。 惡人惡勢力,本身必遭天譴,同時它們又是天譴罪惡的工具之一。例如,過於反常的社會,必有邪惡人物和勢力崛起。這種人物和勢力就是“奉天承運”而來,來懲罰反常的社會,這就是天譴的方式之一。 天道揚善懲惡,相善除惡,無所不用其極。奧古斯丁說,暴政是上帝對世人罪孽的懲罰。把上帝理解為昊天上帝,這個觀點就可以成立。 換言之,極權主義是天道對一個社會最大的懲罰,是社會遭到的最大的天譴和惡報。社會若不反常到一定程度,道德若不低劣到相當程度,極權主義是無法成長和成功的。歪鬼惡魔不附正人之體,歪門邪道不惑君子之心,歪理邪說對正常的人民和社會缺乏煽動力。 極權主義有古典和現代之別。暴秦是古典極權的代表,紅毛是現代極權的典型。古典與現代極權,大同中有大異。最大的異有五。 其一、同樣不許人民異議,古典極權不許讚美。《史記·商君列傳》記載:“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現代極權則千方百計鼓勵、誘導人民讚美歌頌之。 其二、同樣焚書坑儒以愚民,《過秦論》說:“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但古典極權不為人民洗腦。現代極權熱衷於以邪說歪理洗民之腦,把人民的惡習邪欲最大程度地解放出來,使人民愚昧邪惡兼備,奴性惡性並重。 其三、同樣奴役人民,古典極權不諂媚人民,不逢民之惡。秦法家惡眼看人,公開把人民都看成本質上的惡物,主張實行嚴刑峻法和詐力統治;現代極權則巧言令色地諂媚人民,把人民吹捧為國家的主人翁和歷史的創造者。 其四、同樣暴政惡法,古典極權是法制,惡法面前“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商君書-賞刑篇》);現代極權是人治,惡法面前,權貴往往特殊化。 其五、古典極權依靠官吏,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現代極權特別擅於依靠人民,擅於利用人民的名義和裹挾民意。各種史無前例的政治罪惡,包括剝削、壓迫人民和草菅民命的罪惡,都能讓不少人民積極主動的配合。被賣了還在幫人數錢,這句話用在這些現代奴隸身上,天衣無縫。 文革被稱為十年浩劫。其實浩劫何止文革,何止馬家時代,自五四至今,堪稱百年浩劫,也是百年天譴,是天道對反孔反儒反華社會的懲罰。這個懲罰持久而嚴厲,至今未已。 百年來,除了新儒家小群體略好,其他群體包括三界精英和社會各界,無不命運惡化空前,下場不堪者眾。其中知識、政治、商賈三大群體,六極都很普遍,命運特別悲慘!作為精英群體,責任最為重大,卻最三非,故罪孽特別深重。當然,儒群命運的好也有限,社會共業無異故。何況百年間儒家自身道德問題不少。 義刑義戰,無礙於政治之仁,恰是仁政的必要;直報復仇,無礙於道德之仁,恰是仁者的必須。同樣道理,天災天譴,無礙於天道之仁,恰是仁天的必然。 欲避免天譴,並獲得天祐,就必須敬天。欲知如何敬天,請聽下回分解。2021-8-11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首發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812202181016.htm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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