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必相隐，史官无三讳

余东海

一

这是昨日发在客厅的一个思考题：“看到一则双汇父子决斗的讯息3说的是双汇火腿肠之父万隆，被亲儿子万洪建举报1.5亿美金的国有资产流失及和秘书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若是现代王道政府，司法如何处理为宜？”

崖山厅友所说最为正确：“先治其告父不孝之罪，然后审理其举报内容。”

父子相隐是权利也是责任，还是刑法要求。顾则徐厅友说：

“子为父隐是中华法典的基本原则，归入‘不孝’罪名之中。《唐律疏议》定基本原则为：‘父为子天，有隐无犯。如有过失，理须争谏；起敬起孝，无令陷罪。’《大清律例》规定：‘反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虽得实，杖一百，徒三年。’这是起码惩罚，即只要告，即必须给予仗一百、徒三年的刑罚。”

新礼制下，不孝之罪，具体如何惩罚可以另行规定，但将“子告父”纳入不孝之罪则是必须的。注意，万隆导致1.5亿美金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与秘书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自然有罪，理当受到相应惩罚，但不应由其子告发。

從容厅友说：“如果父亲制毒販毒，毒害很多人，子告官，挽救了很多人，从家法角度或不可原谅，从国法角度，至少可功过相抵。”

似是而非。父亲制毒販毒，自有他人告发。即使没有他人告发，为人子者也只能劝谏，不能告发。制毒販毒之害最大，也大不过逆人伦之罪和逆天道之害也。毛鉴不远呀，毛时代那种父子互斗、兄弟相残的人伦惨剧，岂毒品的危害所能比拟。

從容厅友说：“如果子告父有刑责，则正在举报时，执法人员应立即阻止其进行举报，如果听敢举报，就是共同实施犯罪了。”答：王道社会，子告父有刑责必须落实为刑法规定。如果有人告父，说明其人明知故犯，执法人员无权阻止，必须受理，同时将其子关押，等候法官依法审理和惩罚。

從容厅友说：“ 父子有亲，其绝对性只在父子之间，在更大的体系内，就有更多考虑，个别的父子亲情，在更大的共同体不具绝对性，子告父伤害的只是当事者的亲情，不能据此引为对其他父子情的伤害。”

东海答：父子是天伦，父子有亲具有无上普适性，普适于古今中西一切人类。法律纵容子告父，伤害的不只是当事者的亲情，而是天伦。不仅父子一伦，其它四伦都具有普适性，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都是普适价值。

或担心法律禁止子告父，会导致很多罪恶得不到惩罚。可以毋忧。历代王朝都有容隐之制，在司法中贯彻亲亲相隐原则，禁止子告父和祖父母，各种罪恶照样可以得到惩罚。

禁止子告父是维护人道健康和人伦幸福的必须。人道政为大，政治制为大，制度礼法为大，礼法以维护人伦为重，五伦以父子之伦为首，父子大义高于君臣大义。

郭店楚简《六德》篇有“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句，表达了父丧重于君丧之义。古礼最重丧礼，丧礼最重丧服，故“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意味着在礼制中父重于君，父子大义重于君臣大义。必要时可以为了父子之情而断绝君臣关系，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反过来，为了君臣之义而断绝父子关系。

五伦之中，君臣朋友是义亲之人伦，以义而合，可以合则从，不合则去。夫妇之合以人兼天，父子兄弟是血亲之天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故不孝之罪通天，忤逆就是自绝于天。

对于五伦，儒家高度重视，两极主义和民粹主义极端反对，佛道和西学虽不反对，颇为轻视。无论她们如何说法，实践中都难免轻视。其实都是意识问题。佛道之所以轻视五伦，是因为立足点不在人道上；西学一分为二，神学立足点也非人道，人学立足于人道，但昧于天道，于人道立足亦不稳不全，不明伦常的重要性。

注意，亲亲相隐有其适用范围，主要限于至亲之间。父子相隐，礼也，史官三讳则非礼。

二

公羊家有三讳说，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家将其视为《春秋》原则和史官规则，是错误的。《春秋经》非史书，而是对史书的改编，借其中人物事件阐发政治大义，选择性地说事，就是为了阐发义理，并非为某些人隐讳。

《春秋》有二部，一史一经，史重事实，经重义理。孔子以史书《春秋》为框架作《春秋经》，是为了借助春秋人物事件的框架表达政治大义。就像有人以史书为框架写一部历史小说，不能说小说家伪造历史。

历代史官包括先秦史官都强调直德，以秉笔直书为史官美德。先秦以来史书记载的帝王将相的丑事多了，何尝为尊者讳？相信史书鲁国《春秋》也不会为尊者讳。另外，有《春秋》责备贤者之说，又何尝故意为贤者讳？相信史书《春秋》更不为贤者讳。兹不详论。

秉笔直书，不隐瞒不夸大不溢美不隐恶，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这才是史官必须具备、儒家特别赞肯的德行。孔子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篇》）盛赞卫国大夫史鱼言行正直刚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样。

孔子还曾赞美晋国上大夫叔向之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由义也夫，可谓直矣！”（《左传·昭公十四年》）叔向弟弟叔鱼大恶，激起朝廷动乱，威胁到社稷稳定，触犯了礼法。叔向“三数叔鱼之恶”，付诸刑律。孔子对此高度肯定。

或以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之言为三讳中的“为亲者讳”辩护，无效无效也。家事与国事、家史与国史、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同中有异，不可混为一谈。父子相隐，亲亲相隐，可以；君臣相隐，官官相隐，则不可以。

《礼记》规定，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

当然，一般臣下非史官，有些事情也可以为君隐，美则归于君，过则归于己。这是臣下的美德，但不是原则要求，而且有条件，其君非暴君，君恶非大恶，大恶无隐，不容隐也。

臣下忠君爱国必须围绕着民本这个原则展开。君主大恶，大害于民，臣下就必须依据爱民第一的政治原则，采取相应态度对待，或劝谏或辞职或抗争，甚至革命。

三

或说：“昭公娶于吴，孔子以为知礼，何哉？讳君之恶也。”以此为三讳中的“为尊者讳”辩护。无效无效也。昭公一事载于《论语述而篇》，全文如下：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读完全文就知道，孔子并没有讳君之恶，没有为昭公辩，而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前言有过，也就是承认昭公不知礼，有非礼。

鲁昭公是周公之后，吴姓是泰伯之后，泰伯是周公伯祖，故昭公与吴同姓，依周礼不能通婚。昭公娶吴女为夫人，有违周礼。孔子说昭公知礼，说错了。古今学者都代孔子解释，说孔子并非不知道这一点，而是为鲁昭公讳，因为鲁为孔子父母之邦。但陈国司败（位如司寇）指出昭公之错后，孔子也不曲为之辨，而是直承己过，自称“丘也幸”。

《论语正义》说：“孔子得巫马期之言，称己名云：是己幸受以为过。故云：苟有过，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礼，我答云知礼。若使司败不讥我，则千载之后，遂永信我言，以昭公所行为知礼，则乱礼之事，从我而始。今得司败见非而受以为过，则后人不谬，故我所以为幸也。”

其实鲁昭公不知礼、违礼之事多了，岂止“娶吴女为夫人”而已？“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鲁昭公都僭用，子家驹因此指责他“诸侯僭于天子”。但东海以为，孔子说鲁昭公知礼，应该是指另一件事。

据《公羊传》：“齐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鲁国之社稷？’昭公曰：‘丧人不佞，失守鲁国之社稷，执事以羞。”再拜颡……昭公于是曒然而哭，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为菑，以币为席，以鞍为几，以遇礼相见。孔子曰：‘其礼与其辞足观矣！’”

鲁昭公被季氏逐，出奔齐国，齐侯唁公于野井（吊失国曰唁。齐侯哀吊鲁昭公有国难投也）。在与齐侯的宾主应答中，鲁昭公表现优秀，礼节和言辞都颇可观，所以孔子赞许他“知礼”。但陈司败说鲁昭公不知礼，也没错。因为鲁昭公其他方面的表现，实在不咋地。故孔子不为之辨，唯承认自己错误。

重申一下，尊重事实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尊重事实，包括尊重过去、现在一切政治事实和社会事实。过去的事实即历史事实，史书不允许三讳。把三讳说当成政治原则和历史原则，是对圣经严重的误解。《春秋经》是孔子根据史书《春秋》框架自造的经典，旨在彰明王道大义，并非介绍历史事实。欲了解历史，另有史书在。后来作为史书的《春秋》亡佚，非孔子所能逆料也。

结语

在亲和君、情与法产生冲突的时候，儒家并非一味唯亲唯情，而是尽量兼顾。瞽叟杀人，舜帝的做法，就是对人伦和法律兼顾。

这个孟子假设的事件中，人情和法律的冲突极端尖锐，但舜帝最大程度地化解了这一冲突。不以天子权位干涉司法，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弃天子位，窃父而逃，尽到了对父亲的孝道。还有比这更好地办法吗？

情、理、法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不外乎人情，道理不悖乎人情，良好的法律和正确的道理，必不违背人情之常和人之常情。同时，法律和道理自有其严肃性公正性，不能拿法律和道理做人情。在法律和人情、道理和人情产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妥善处理，如何争取情法兼顾或情理兼顾，唯儒家能够。

2021-8-21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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