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路与宋真宗同一套把戏----东海客厅论圣与王

余东海

《礼运》说“礼必本于大一”、“礼必本于天”。大一即天，都指天道。故可以说，王制本于天道。《礼运》又有“礼本于义”，“仁者，义之本”之说。仁德为人类众德之首，仁性为宇宙生命之本，仁性即天道。圣人证得天道之圆，圣德得乎天道之全，故王制本于天道，即本于圣德。

这就是内圣外王的关系：外王本于内圣，内圣开出外王。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各有王制，各代圣王又依据王心圣德，对前王之制进行兴革性继承。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即因袭，继即继承，损益即增减兴革。

总之，王者王道王国王制王法王师，都必须有相应的道德基础，而且这个道德基础必须是中道和仁德，即仁本主义的道德。只有仁本主义之王，才能建设和建立王道王国王制王法王师，不是仁王就不行，没有仁德就不是儒家意义上的王。没有仁德基础的王道王国王制王法王师，就不是真正的王道王国王制王法王师。

或说“内圣可以摄外王，外王也可以摄内圣”云。答：内圣可以摄外王，外王不可以摄内圣。王道政治一旦建成，就有一定的延续性，后继之王未必都有圣德也。唯有一种情况，外王可以摄内圣，那就是圣人为王的时候。圣人为王，同样是内圣为体，外王为用。故不能以此证明内圣外王是并列关系。

刘青衢微友说：“此理本为古来儒家通识，当世却有儒者要摆脱内圣独立外王，不以道德为基础，单开政治。此路将来恐入霸术之流，泥而不反也。”然也。圣王有别，内圣外王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有着相辅相成的统一性，更有内圣的根本性。不以内圣为基础的外王，必非王道，必入霸术甚至进一步下流。

孟晓路《四书抉旨：论宋人经学是《大学》化内圣化经学》一文，激烈批判程朱，否定四书，仍倡内圣外王并列说，师心自用，妄解圣经圣言，其过大矣。摘其一段，略予批驳。其言曰：

 “不忍人之政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也，乃存在于自身外、要依从之先在与外在之规矩也，自先王处来，非可任由己意设立也！洪范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亦正强调为政要全遵循先王之轨道，不可凭时王一己之好恶任意设置改动也！”

外王不以内圣为本，必然无本。孟晓路不得不为外王另寻根本，遂将先王视为王道的根本。殊不知，先王也是先内圣功夫才追求和建设外王的，先王之轨道同样本之于圣德之成就。其次，为政要遵循先王轨道，是尊崇其道统和礼乐精神，并非将先王的礼乐制度全遵循。三代不同礼，遑论三十代和千秋万代之后。有道之后王，自当依据天理人情，因时制宜予以损益。

孟晓路将其文《四书抉旨：论宋人经学是《大学》化内圣化经学》总结如下：

“1、华夏政制之源，“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为天所降赐，然后圣人再据此将之详细化，非圣人之自内圣可直接开出。2、制度本身也有自己从幼稚到成熟的独立发展轨迹，从伏羲道治时代的制度幼稚阶段，到洪范开出礼治时代，再到周礼的制度成熟阶段，同是圣王，而每代圣王所创制之成熟度却不同，也说明圆满的内圣和圆满的外王并不能直接相通。3、“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受命创制者，亦是兼综前代而有所损益，三纲五常史王官民的基本大框架皆因袭前代，所变者仅文敬忠三统之形式，以达到适应当时世道人心的合理制度。”

三段话三个观点中，前面两个全错。

一是错将天与人割裂开来了，将天道架空了，以为圣德天性之外有个人格神的天，特地降下河图洛书来。这与宋真宗“天书下降”的搞法异曲同工。其实，河图洛书虽然历史久远，难以详考，但无疑也是圣人创作。

二是错将礼制精神与礼制模式等同起来了。礼制模式固然是逐渐发展，因时而异，但礼制精神则是一以贯之，永恒无异。礼制精神即王道政治原则，根植于中道文化和内圣道德。

第三个观点不错，受命创制者亦是兼综前代而有所损益，但这不足以为“内圣外王并列关系”作证。恰恰相反，所有先王包括三皇五帝和河图洛书的作者，都是圣人，正好证明内圣外王是体用本末之关系。

这是一条东海律：没有仁心，哪有仁学；没有仁学，哪有仁政。没有圣人，哪有圣学；没有圣学，哪有王学；没有圣德，哪有王道。知此者，于内圣外王关系，毋庸引经据典，可以一言而决矣。

2021-8-26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东海客厅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