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曉路與宋真宗同一套把戲----東海客廳論聖與王

余東海

《禮運》說“禮必本於大一”、“禮必本於天”。大一即天，都指天道。故可以說，王制本於天道。《禮運》又有“禮本於義”，“仁者，義之本”之說。仁德為人類眾德之首，仁性為宇宙生命之本，仁性即天道。聖人證得天道之圓，聖德得乎天道之全，故王制本於天道，即本於聖德。

這就是內聖外王的關係：外王本於內聖，內聖開出外王。堯舜禹湯，周公孔子，各有王制，各代聖王又依據王心聖德，對前王之制進行興革性繼承。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因即因襲，繼即繼承，損益即增減興革。

總之，王者王道王國王制王法王師，都必須有相應的道德基礎，而且這個道德基礎必須是中道和仁德，即仁本主義的道德。只有仁本主義之王，才能建設和建立王道王國王制王法王師，不是仁王就不行，沒有仁德就不是儒家意義上的王。沒有仁德基礎的王道王國王制王法王師，就不是真正的王道王國王制王法王師。

或說“內聖可以攝外王，外王也可以攝內聖”雲。答：內聖可以攝外王，外王不可以攝內聖。王道政治一旦建成，就有一定的延續性，後繼之王未必都有聖德也。唯有一種情況，外王可以攝內聖，那就是聖人為王的時候。聖人為王，同樣是內聖為體，外王為用。故不能以此證明內聖外王是並列關係。

劉青衢微友說：“此理本為古來儒家通識，當世卻有儒者要擺脫內聖獨立外王，不以道德為基礎，單開政治。此路將來恐入霸術之流，泥而不反也。”然也。聖王有別，內聖外王各有一定的獨立性，又有着相輔相成的統一性，更有內聖的根本性。不以內聖為基礎的外王，必非王道，必入霸術甚至進一步下流。

孟曉路《四書抉旨：論宋人經學是《大學》化內聖化經學》一文，激烈批判程朱，否定四書，仍倡內聖外王並列說，師心自用，妄解聖經聖言，其過大矣。摘其一段，略予批駁。其言曰：

 “不忍人之政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也，乃存在於自身外、要依從之先在與外在之規矩也，自先王處來，非可任由己意設立也！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亦正強調為政要全遵循先王之軌道，不可憑時王一己之好惡任意設置改動也！”

外王不以內聖為本，必然無本。孟曉路不得不為外王另尋根本，遂將先王視為王道的根本。殊不知，先王也是先內聖功夫才追求和建設外王的，先王之軌道同樣本之於聖德之成就。其次，為政要遵循先王軌道，是尊崇其道統和禮樂精神，並非將先王的禮樂制度全遵循。三代不同禮，遑論三十代和千秋萬代之後。有道之後王，自當依據天理人情，因時制宜予以損益。

孟曉路將其文《四書抉旨：論宋人經學是《大學》化內聖化經學》總結如下：

“1、華夏政制之源，“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為天所降賜，然後聖人再據此將之詳細化，非聖人之自內聖可直接開出。2、制度本身也有自己從幼稚到成熟的獨立發展軌跡，從伏羲道治時代的制度幼稚階段，到洪範開出禮治時代，再到周禮的制度成熟階段，同是聖王，而每代聖王所創製之成熟度卻不同，也說明圓滿的內聖和圓滿的外王並不能直接相通。3、“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受命創製者，亦是兼綜前代而有所損益，三綱五常史王官民的基本大框架皆因襲前代，所變者僅文敬忠三統之形式，以達到適應當時世道人心的合理制度。”

三段話三個觀點中，前面兩個全錯。

一是錯將天與人割裂開來了，將天道架空了，以為聖德天性之外有個人格神的天，特地降下河圖洛書來。這與宋真宗“天書下降”的搞法異曲同工。其實，河圖洛書雖然歷史久遠，難以詳考，但無疑也是聖人創作。

二是錯將禮制精神與禮制模式等同起來了。禮制模式固然是逐漸發展，因時而異，但禮制精神則是一以貫之，永恆無異。禮制精神即王道政治原則，根植於中道文化和內聖道德。

第三個觀點不錯，受命創製者亦是兼綜前代而有所損益，但這不足以為“內聖外王並列關係”作證。恰恰相反，所有先王包括三皇五帝和河圖洛書的作者，都是聖人，正好證明內聖外王是體用本末之關係。

這是一條東海律：沒有仁心，哪有仁學；沒有仁學，哪有仁政。沒有聖人，哪有聖學；沒有聖學，哪有王學；沒有聖德，哪有王道。知此者，於內聖外王關係，毋庸引經據典，可以一言而決矣。

2021-8-26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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