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治一國，不能平天下----自由主義的優缺點

余東海

自由主義是立足於人本主義哲學的西方政治學，開出自由人權平等之價值和民主法治憲政之制度，可以代表西方政治、制度、文明和價值觀。

自由主義優點多多，遠遠優於極權主義惡制暴政和神本主義的政教合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總結世界饑荒史時說了一個結論：“事實是顯著的：在駭人聽聞的世界饑荒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立、民主而又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發生過真正的饑荒。無論找到哪裡，我們都找不到這一規律的例外。”

自由政治可以避免大饑荒。僅此一點，就讓極權政治和神本政治望塵莫及。自由政治雖然遠遜王道，卻也不無其道也。注意，極權暴政固然悖道，儒家王朝末期或偽劣民主之國，同樣無道，故同樣也會發生大規模饑荒。

以民主制、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制度是自由主義，與虵蜖主義相對。把自由主義稱為資本主義，是一種持之以久、習以為常的誣衊性稱謂。自由主義五常道自由人權平等民主法治，具有相當的正義性文明性，不是資本主義這個概念能夠容納的，更不是虵蜖主義所能比擬的。

但自由主義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東海很多年前就提出三個觀點：一、美國代表的可以在多數國家實現“國家為公”，但遠遠不足以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天下為公；二、美西搞不定伊教地區；三、欲最終實現“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理想，非王道政治不可。大量國際事實迅速為東海前兩個論斷提供證明。

小布什在推翻塔利班的時候表示，美國不僅要消滅恐怖主義還擔負建設阿富汗民主的任務。塔利班不僅沒被消滅，反而重新上台，建設民主阿富汗的任務被拜登徹底取消。又一次暴露了美西的不足。彭濤（德國）先生《西方的“regime change”戰略還有多少前景？》指出：

“阿富汗前政權淪陷，極端伊斯蘭組織塔利班重新掌權，美國和西方同盟國家苦心經營20年的“制度變更”與現代國家文明建設功虧一簣。在阿富汗變局之前，美歐在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國推動的制度轉型也都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績效不佳。在這些國家，政府腐敗、族群分裂（多族裔、多教派、多部落之間的爭鬥）和社會動盪充斥一切。它們離一個正常的現代民主國家相去甚遠。這讓美國及西方盟友在東方國家和地區推動的“制度變更”（regime change)或“顏色革命”戰略的前景十分堪憂和暗淡。”

美西無論軍事力量如何強大，都搞不定恐怖主義，首先是西方左派持久得勢，綏靖恐怖主義和各種邪惡勢力會成為常態。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神本主義和人本主義兩大文化體系，文化程度、道德資源都有限，對於極端主義宗教和極權主義思想，都毫無教化的力量，就像一般善人對於盜賊，即使有力制約，也無力教化，文化道德力量不足也。婦仁一發作，盜賊就揚長而去了。

對於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軍事手段是必須的，僅僅軍事手段是不行的。對此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早有判斷。他在其口述著作《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全面剖析了伊斯蘭問題，被稱為可能是當前世界對於伊斯蘭問題最富洞見、最為清晰、同時也是最為坦率的論述。李光耀先生指出：

“美國人犯了一個錯誤，即試圖以軍事手段尋求解決方案。使用武力是必須的，但武力只能解決表面問題。殺掉恐怖分子，你只是殺掉了工蜂，蜂王是那些傳教士，他們在學校和清真寺里宣揚扭曲的伊斯蘭教教義，污染並俘虜了年輕人的心靈。恐怖分子說：我樂於獻身，之後還會有千千萬萬的後來人。”

美西文明的道德文明度不足，可以照亮一般晦暗的國家，難以照亮極端黑暗的地區。即使勉強進入，代價重大，容易反覆。不易紮根。伊教地區就是人世間最黑暗的地區。必須是中道文化導出來的中華文明，才有望照亮之。

試想一下，未來中國強大如美，而又有大德之士得位，對外儒家文化和正義之戰雙管齊下，恐怖主義還能存在嗎？要麼徹底歸正，要麼就此滅絕。有血債者，只怕連歸正的機會都沒有。

在沒有王道政治的時代，災難喚醒將是伊區擺脫黑暗的非常重要、不可或缺方式。伊教地區終將拋棄或改革伊教，改邪歸正融入人類文明，只是要經受大量人道主義災難，付出特別持久、極端慘重的代價。或許，這是伊區人民的宿命。

自由政治比極權政治好得多，又比王道政治差得遠。極權政治反自由，自由政治和王道政治各有自由。每個人的自由以他人的自由為邊界，這是對民主自由最好的解釋。每個人都是自由人，每個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

王道自由則進一步，精英人士不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損害道德的尊嚴；不僅不能非法，而且不能非禮。這就意味着對精英群體要求更高，規範更嚴，精英群體要更加自律。庶民的自由以法為邊界，精英的自由以禮為邊界。2021-8-28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首發於儒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