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場儒家指導的文化大革命

余東海

最可怕的不是黑暗，而是對黑暗的恐懼。

更可怕的是習慣黑暗之後對光明的恐懼。

----東海律

一

耳聞目睹一些民眾因貧窮而陷入困境乃至自殺身亡的訊息，深感憂傷。底層多貧苦，官群豪富、政府豪奢是可恥的；弱勢無保障，國庫富足、國家強大是可恥的。

不要再說什麼小康什麼共富，都太遙遠了。為弱勢群體建立真正的社會保障制度，才是當務之急，讓所有弱勢群體吃得飽飯，上得起學，病有所醫，死有所葬，讓鰥寡孤獨皆有所養。天大的事都必須讓一讓，這是比天還大的事，是一個當代政府必須及時盡到的責任。已經拖得太久了，不能再拖下去了。

關於共富，吾有異議焉。虵蜖主義一向以此為號召，所謂追求共同富裕，消除貧富差距。從來就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實現過。即使能行，也不可行。因為這種理念和追求違反社會常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類德智能力意願追求愛好興趣之不齊，人之情也；貧富尊卑之不齊，貧富差距之存在，社會之常也。

必須切記，貧富差距是不能通過政治權力去消除的。那樣做，必然嚴重挫傷抑制人民的創造能力和致富意願，結果既不可能共富，也不可能同貧，只能貧富懸殊。

國家正確的做法是，一、保護人民正當致富的權利，保護私有財產安全；二、為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三、嚴禁政府和官員以權謀私，與民爭利，奪民之利。注意“正當致富”這句話。政府必須嚴禁一切通過非正當手段而致富的行為，一旦發現，依法嚴懲，並沒收非法財產，還之於民或用之於民。

這三點是王道政治題中應有之義，自由政治也能基本做到，唯獨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做到。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無不極端貧富懸殊。

社會主義也不可能建成真正的法治，遑論德治。2021年1月新華社曾報道，日前馬幫印發了《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並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這是法治領域的一份重磅文件，是馬邦成立以來首個法治中國建設專門規劃。規劃要求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奮力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雲。

東海日記說，首先不能不肯定，對於馬幫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是習思想的成果之一，其指導思想中，唯習思想略微可取也。同時不能不指出，社會主義與法治格格不入，馬學毛思的思想惡壤和社會主義的政治邪樹上，結不出法治之果。這種惡壤邪樹不除，是不可能真正“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鑑國外法治有益經驗”的，習思想的這個成果，也只能停留於紙上。

要實現法治或者德治，要在經濟上做到上述所說三點，都必須終結社會主義；要終結社會主義，又必須去除螞主義的憲法地位。

二

馬學在上，法治德治建設不可能，真正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可能；馬學在上，任何變革無法深入到文化和政治領域。

近日李光滿與胡錫進之爭，貌似矛盾尖銳，其實都局限於馬框之中。李光滿文章《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中說：“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都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那樣的革命是會到來的，但不是現在。那樣深入文化、政治領域的革命，離不開孔子的思想領航。2009年10月東海曾在《民主論壇》發出《把孔子像掛到天安門城樓上》的呼籲。文章說：

“只有孔子的像才應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如果孔子的像掛在天安門城樓上，說明儒家思想、仁義原則已經深入人心，說明政治、社會道德已經普遍提升，說明良知信仰已成為中華民族的最高信仰。或許過程會很曲折，但我相信那一天一定會到來，我相信此生有機會看到那一天的到來。”

有一個流行已久的觀點，認為儒家思想不利於革命，革命的時候要反儒，不反儒革命不能成功。大謬不然。儒學既是改良之學，也是革命之學。尊儒不僅與革命不矛盾，而且有助於革命，遑論儒家本有革命的傳統。如果改為“造反的時候要反儒，不反儒造反不能成功”，那就對了。儒家維護良秩良序，反對造反作亂。

清初儒者楊愧庵說：“此學無一處可丟手，無一息可丟手。人動不動說“我在苦境中難學”，不知苦正要學。又說“事忙難學”，不知忙正要學。又說“病中難學”，不知病正要學。又說“年老難學”，不知老正要學。”（《愧庵遺著集要·自驗錄要》）東海學舌曰，此學無一處不適用。既適用於個體，又適用於家國天下；既適用於改良，又適用於革命；既適用於去惡除舊，又適用於更始布新。

儒家文化的力量有四性：一根本性，是指導和促進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健康文明發展的根本性力量；二潛在性，通過文化啟蒙道德教化，潛移默化深度優化人心世道；三政治性，可以落實於政治，體現為禮法；四持久性，對信奉的個人和國家影響深遠持久。儒家的力量就是真理的力量、天理的力量和良知的力量。

孔子領航的文化大革命與毛氏的文化大革命當然大不同。毛時代的文化是馬主義、毛思想加秦法家。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實為大革中華文化命。

而現中國需要的是一場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樹立中道文化的權威和憲位，大革馬學毛思秦法家之命。那樣的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了，政治才能實現大變革，從特權猖獗的極權政治變為良制良法的王道政治；社會才能完成大轉型，從六極普遍的苦難社會轉向五福臨門的幸福社會。

這一場革命與孫中山的革命也大不同。孫氏的革命，品質很低，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革命。其革命的隊伍和指導思想都問題很大，其革命成功並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富強與尊嚴，反而帶來了一個大亂世和一個大惡果。

大陸中華民國時期，自1912年元月始至1949年終，短短37年，軍閥混戰，匪患猖獗，日寇入侵，國共內戰，內憂外患，戰亂頻仍，民眾負擔沉重，苦難深重，非正常死亡人數眾多。原因當然很多，但內因和根本因，毫無疑問在於上層建築，孫氏難辭其咎。東海有《別太抬舉孫中山》、《三民主義批判》、《民國的問題》諸文批判之，《台灣的生機》一書（待出版）專辟《儒眼看民國》一篇論述，值得有志於研究現當代社會者過目。

故孫氏推翻清朝，建立中華民國，利少弊多，得不償失，小得大失。儒家喪失道統地位，退出政治領域，就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損失。後來被幾乎連根拔起地反掉，是更大的損失，是吾族吾國不可承受之沉重打擊。

反掉儒家，天下亡矣，人不人家不家國不國，還有什麼民國共和國可言。反掉儒家，家富不富裕都不是好事，貧困苦難深重，富裕後患更深，無數地富商賈家破人亡。反掉儒家，國強不強大都沒有意義，衰弱或有外患，強大更多內憂，人權毫無保障，人民水深火熱！

三

新一場的革命，去馬尊儒，相輔相成。尊儒就是把儒家重新扶上道統地位即憲位。去馬就是罷黜馬列主義的憲位而驅逐之。

極權主義有四大標配：邪說、惡制、惡性利益集團和惡社會，一邪四惡，相輔相成。邪說是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主體文化、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惡制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教育諸制度，惡性利益集團即特權階級，由領導集團和三界精英組成。惡社會，也可稱為奴隸社會，官員高惡性，民眾高奴性。

現中國最大的邪說就是馬列主義，這是極權主義最大的根本。無論是制度改革還是反腐敗反特權，都必須與辟邪說結合起來，才能深入下去，最後改邪歸正，改惡從善。這就需要文化人和政治家相互配合，同心同力。

文化人側重於辟邪立正，大破大立，大破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大立正確的思想文化；政治家側重於改制和反腐，對各種不良制度進行改良或革命，通過反腐對特權階級進行刮骨療毒式的清理，為健康正義力量的興起和良制良法的建設創造必要的條件。兩者工作重心各有側重，但基本方向和目標必須一致。欲自上而下地撼動極權主義之冰山，這樣的文化群體和政治精英，缺一不可。

曾有朋友問東海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我的回答是，我是文化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文化上立足於儒，嚴厲辟馬，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寸土不讓；政治上以儒化馬，即使不能化馬為儒，也希望藉此擴大儒家的影響並為儒家爭取一定的話語權。文化革命，針對馬學，以去馬學之憲位為目的；政治改良，針對馬幫，以促馬幫之儒化為宗旨。

不破不立。在中國，不破掉儒家，各種不良文化和政治就立不起來。只有架空虛置和局部否定儒家，才能立起三民主義；只有全面否定並徹底破壞儒家，才能夠立定螞主義。同樣道理，若不摧破各種異端邪說，中道文化和王道政治就立不起來。革命就是大破大立。大破馬列主義和各種異端邪說，就是現代性的罷黜百家；文化上獨尊儒術，就是大立中道文化；政治上獨尊儒術，就是大立王道政治。

注意，禮制精神一以貫之；禮制形態古今不同；王道原則萬古不易，王道模式因時而異，古今不同。漢以後儒家政治是古典郡縣制小康王道，商湯文武周公是古典封建制小康王道，堯舜禹三代是大同王道古典模式。

作為歷史，三代當然回不去；但三代精神又是可以返回和恢復的。反三代之本，開大同之新；復中道之古，新舊邦之命，在新的歷史平台上重新化成天下。反本開新，復古更化，此之謂也。2021-9-4余東海

首發於議報https://yibaochina.com/?p=243079轉載請註明。發表時編者改題為：《中國需要以儒家思想為嚮導的文化革命》並加編者按：“余東海先生幾乎以倡導儒家思想為一生之己任，剛去世的余英時先生也是兼顧東西人文學術，這些散發着人性光輝的儒家學者澄清了當局打着民族主義幌子為馬列毛招魂的混淆視聽的做法，他們的思想有獨特的價值。編者贊同，能夠和當代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結合起來的儒家思想才能擔當起民族復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