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的来源（外二篇）
潘麟先生说正见有三个来源。他说：“正见是正确见解的简称，它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直接的觉察，这是人类获得知识的最主要的途径和方式。第二个是推理，它是人类才具备的独特能力，推理可以让人类更深入、更精确地认识事物。第三个是圣贤的教导。圣贤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核心，唯有圣贤了彻生命的所有内涵，知晓生命觉醒的方向和道路，因此圣贤的教导是获得正见的保障之一。”

说得好。但我认为，更究竟的说法应该是，正见来源于实践。觉察是在实践中觉察，推理也建立在本人或前人的实践基础上。圣贤的教导，更是圣贤实践的结晶。注意，这里的实践包括道德实践、政治实践和科学实践。道德正见来源于道德实践，政治正见来源于政治实践，科学正见来源于科学实践。人类一切实践活动又可以归结于并统称为良知实践。实践活动的一切成果，包括文化和文明，都是良知的光明。正见在实践中产生，良知在实践中光明。2019-8-24


良知与一切真理不二
对于东海《正见的来源》，潘麟先生秘书处答复如下：

“余先生关于正见之论，与潘麟先生所说差异甚大。先生一再强调，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原则，不可混淆。余先生所论，混而为一，都归到“良知”这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追求的是关于现象世界之真理，与良知并无必然之联系。这点，只要对西方科学技术史有所了解，即可明白。例如牛顿是科学的巨人，同时也是德性的侏儒。德性的严重亏缺并不妨碍他在科学上作出巨大贡献。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行其道，不要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来吞噬生命科学，也不可以用生命科学来吞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东海曰：分而言之，“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原则，不可混淆。”然也。然统而言之，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人学，可以归结于仁学。《大学》八条目，格物之物包括生命、自然和社会，所致之知包括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诚正侧重于道德，齐治平侧重于社会，统归于修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修身即求仁，即明明德致良知。

我说“实践活动的一切成果，包括文化和文明，都是良知的光明。”这里的良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良知，即性与天道的同义词。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传习录》）宇宙生命一切现象，无非良知所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现象世界之真理，当然与良知具有密切而必然之联系。本质与一切现象不二，良知与一切真理不二。

这个良知，是德智的统一。牛顿作为科学的巨人，对科学文明作出巨大贡献。其智慧在自然科学方面特别发达，这也是一种道德成就。因其生活中有道德缺陷而视之为“德性的侏儒”，世俗之见耳。

潘麟先生说：“既不可以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来吞噬生命科学，也不可以用生命科学来吞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我很认同，但允许我补充一句：又不可以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割裂开来，即不可以将关于本性本体之真理与“关于现象世界之真理”割裂开来，即不可以将宇宙生命的本质与现象割裂开来。2019-8-25


王弼们的误解
《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王弼注：“一阴一阳者，或谓之阴，或谓之阳，不可定名也。”今人多解为：“一阴一阳的运行变化称之为道”，都是错的。

这里的一是统一义。用两个一，表示内涵的对立性。这句话意思是，天道是阴阳的圆满统一。阴阳有别，有对立性。道则是形而上的，唯一的，无双无对。

为什么说，以“一阴一阳的运行变化称之为道”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是错误的？因为一说“运行变化”，就落到了形而下，而道体是形而上的。阴阳二气的运行变化，是道体的作用和现象，非道体本身。道体与二气，体用有别。

《易经》称天道、道体为太极，太极分言为乾元坤元，然不可因此误认《易经》为二元论，两者圆融统一于乾元故。乾元既有超越性，超越万有；又有潜在性，潜于万物。《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说的就是乾元的超越性，一切器具和现象都属于形而下，而乾元就潜在于一切现象包括阴阳二气之中，所谓道器不二，也称道气不二。

体与用，不二而有别，有别而不二，知此可以论道谈儒矣。儒学是真正的不二法门，道器不二，体用不二，乾坤不二，阴阳不二，刚柔不二，本质与现象不二，内圣与外王不二。全体大用，用大体全，无暇无漏，大中至正，至矣尽矣，蔑以加矣。2019-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