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方能上达，陆王不如程朱----东海客厅论功夫

余东海

中华三大统，儒家最重学。论语开宗明义，强调学而时习，习就是重复学习。圣训下学上达，以下学为上达的要路。

道与学的关系，是体用、本末、主次、文质关系。有其学未必有其道，有其道必然有其学。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东海曰，无道学不行，无学道不兴。有道有学，大道大学，道学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是本体论，孔子感慨言语的局限性，论及天道的超越性，不涉及方法论和功夫论。但礼文厅友引申之，认为这是“从天到人”，是“指向了一条区别于‘格物致知’的方法‘推天道以明人事’”云，进而得出“朱熹与陆九渊并没有高下之分”之结论。

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过度解释，引申过度，过犹不及。

儒门方法论功夫论是下学上达，对此孔子和圣经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屡言之，具有不可躐等、不可动摇和不可异议性。圣经中从无先上达后下学、先明道后问学的教导。“推天道以明人事”是上达之后的事。未能下学就不能上达，未能上达就不能“从天到人”和“推天道以明人事”。这里须知所先后，否则不能近道也。

即使生而知之的上根，也需要通过扎实的道问学功夫，方能知之明而证之实，极高明而道中庸。否则就像佛教独觉佛，或能自立自达，不足以立人达人，不足以教育、教化他人。注意，生而知之，只是知道性与天道的重要性和根本性，非达也。欲通达之，仍然离不开非学而行之。

《论语·为政篇》第四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云云，是孔子自叙一生的进学次第、心路历程、道德轨迹和修养境界，也是下学上达之方法和功夫的最好说明。

或以为，孔子生而知之，自己用不着如此下学，这样说只是谦虚，或者特意示现给学生和天下后世看。东海曰，非也，一定要相信儒家正经中孔子言论和教诲的至诚至实，不可以佛道之眼光妄断中道之圣人。

“推天道以明人事”是圣经圣贤的本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言：“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欲推天道以明人事，首先要知天。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

知天二字，岂易言哉。欲知天，先尽心；欲尽心，须努力于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努力于格致诚正、外王追求和人道事业。此非一般学者所能也。

将孔子“我欲无言”理解为孔子实行“无言之教”，也是错误的，本章无关乎道之教和传也。儒家强调言传身教，无言之教就是身教，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这与佛教“灵山会上笑传心”的无言之教、无言之传截然不同。

儒家最重学，只有通过一系列下学的努力，才能精醇学术，精义入神，才能上达圣贤境界。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开学习践履的环节，直接得道，直接由孔子一笑而传。无论悟性多高都不可能。孔子也没有无言而教人传道的“神通”。

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如果中道可以由圣人言外别传或教外别传，孔子“与回言终日”，岂非多此一举。

“朱熹与陆九渊并没有高下之分”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错误观点。朱陆之争属于方法之争。论重要性，当然以德性为主，先立乎其大者；讲方法论，应该问学为先，下学是上达的基础和条件。故朱陆之争，吾与朱子，视之为儒家的正途，其方法三根普适。程朱醇之醇者也，得乎孔孟之正，陆王大醇而小疵。

陆王心学以尊德性为先，并非废学，陆王同样要求弟子门生熟读儒经，切磋学问。只是相比程朱而言，对于道问学重视度不够，容易躐等；学术扎实性不足，相对空疏。理学流弊较小，心学流弊较大，原因在此。

现时代小看理学流行成风，或认心学为正宗，以理学为歧出；或以为理学不明外王，或以为理学不识昊天上帝，以理为太极等等，都是不明理学真义的外行话。

中保和群友言：“以神为太极，以阳阴二府为两仪，区别于以理为太极的理学儒家。”殊不知，在理学家眼里，天理就是太极、性与天道和昊天上帝，就是神。

程颢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可闻。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命在人则谓之性，其用无穷则谓之神，一而已矣。”（《二程粹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是对天理、天道的形容。

类似“中保和”这样的学者不少，自以为超越了理学，高明于程朱，其实还没摸着理学的边。就像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连打几个筋斗云，自以为到了天边，其实还在佛祖掌心里转圈子。

王阳明将格物狭隘化理解为格心，将致知内敛化为致良知，就是其学术不如程朱醇正的表现。故我说程朱学术更为醇正，更能代表孔孟之道，陆王学术比较空疏，功夫比较虚浮。但这是与程朱、与孔孟比较。须知陆王也是大贤，王阳明更是道统传人，比起其他君子大儒，又有其扎实凝重性。

2021-10-28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东海儒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