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分裂的眼光看儒學----關於蔣慶的兩段話答客難

余東海

聖賢無君王之位，無礙為聖賢；王者無聖賢之德，不配為聖王。內聖外王之關係，即道德與政治、中道與王道、仁與禮之關係，體用本末先後一目了然，確鑿無疑。

有人引用蔣慶《公羊學引論》中的兩段話，試圖證明其內外並列論的正確，反而更加證明其割裂體用的錯誤。

蔣慶曰：“以曾思學派以及宋明儒學為代表的的心性儒學，其關注的重點是個體生命的成德成聖，是下學上達，知性知天，天人合一，是道德自我升至聖人——太極——的存在境界。所以心性儒學之所憂在德不修、學不講；之所慮在正其心、誠其意；之所辯在人禽幾希、天爵人爵；之所求在希賢希聖，孔顏樂處。這些都是實存性的焦慮。心性儒學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這類生命的價值問題、存在意義的問題、人格的增進問題和道德的完善問題。而公羊學則不同，公羊學關注的重點是政治社會的形上根基問題（大一統問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問題（改正朔、易服色、設官法天的問題），政治制度的變革存廢問題（通三統問題），歷史中的公正問題（大居正、大復仇問題），行為規範與政治制度重建的問題（新王改制立法問題），所有這些都是制度性的焦慮。公羊學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這類政治的價值問題，制度意義的問題，規範的設立問題和政制的改進問題。”（蔣慶《公羊學引論》）

又曰：“公羊學和心性儒學都是實踐儒學，都具有強烈的實踐性格，都積極的通過自己的行動在現實中落實自己的理想。但是，公羊學和心性儒學的實踐目標不同：心性儒學的實踐目標是成己成德，公羊學的實踐目標是改制立法。成己成德是屬於個體生命領域內的道德實踐，改制立法則是屬於社會國家範圍內的政治實踐。公羊家最焦慮得不是自己存在意義的實現和道德人格的完善，而是救周文之弊革秦政之酷以建立新制（改制）。公羊家面臨的是禮崩樂壞、政治無序的滔滔亂世，人們的行為缺乏規範的制約，以致簒弒爭戰層出不窮。要對治這種天下無道的混亂局面，就必須制定新的行為規範，使政治重新進入人們都認同的禮法秩序，即王法王道。”（蔣慶《公羊學引論》）

東海曰：這兩段話有兩大誤解，既誤解曾思學派和宋明儒學又誤解公羊學。以分裂的眼光看一以貫之的心性學和政治學，將兩者各自局限起來乃至割裂開來了。

依蔣言，似乎曾思學派和宋明儒學不關心改制立法，不關心政治的價值、制度的意義、規範的設立和政制的改進等問題。完全不符曾思學派和宋明儒學之實。曾子子思子孟子和程朱的著作，無不立足內聖而直達外王，內外並重。將曾思學派和宋明儒學稱為心性儒學，本身就有問題。曾思孟未能在現實中開出王道，是條件不具備；宋明儒不關心制度問題，是當時的制度與時偕宜，不存在建立新制的問題。陽明學雖輕格致，不輕修齊治平也。

依蔣言，似乎公羊學家不需要成己成德，不追求誠意正心、下學上達、知性知天。完全不符公羊家之實。公羊學是外王學的一個分支。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其中《春秋》博士即公羊學派，以胡毋生和董仲舒之說為師法。董仲舒內聖修養或未達聖境，不愧為大賢也。歷代公羊家首先是儒家，原則上同樣要立足於內聖的。某些公羊家缺乏內養，那是個人問題，不能代表公羊家，更不能代表外王學。2021-12-6

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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