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时代来临（外三篇）
这几年变化很大，接着而来的将是更大的变化。思想更杂，人心更乱，不确定因素更多，政治社会变数更大，更不可测。时而变好，时而变坏，上下无常，进退无恒。当然，整体是向好的，阵痛之后是儒家全方位的复兴和新文明宁馨儿的诞生。

巨变时代，无论强人还是弱势，高层还是底层，危险系数都会大增。尤其是那些奸邪凶恶之徒，政界商界原来仿佛不可动摇的庞然大物，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五常道是最好的护身符。士君子于个人学业和儒家事业，都应戒骄戒躁，勿忘勿助，从容正道，以俟时机。

巨变社会，任何背景和后台都靠不住。深厚布景的消失、巨型冰山的消融有时只在刹那间。说真话、说真理或有风险，与真理、与儒家为敌，风险更大。故最容易坠落和崩溃的是敌视、反对、封杀儒家的人物及势力。儒家代表天理良知，代表历史前进最正确的方向，代表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

有联写志抒怀曰：巨变风云不变我，无情岁月有情人。乾坤不正、沧桑巨变的时代，人最容易沦为轻薄桃花或颠狂柳絮。唯有确乎其不可拔的君子，方能守死善道，以不变应万变。岁月无情人有情，君子是天下最多情、最深情、最大情的情种。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初作于2018-2-27，定稿于2019-12-1


应该爱民族，不许主义化
儒家反对民族主义，反对以民族区别华夷。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和文明而非民族。无论什么民族，只要接受儒家教化，皈依礼乐文明，就进步为中华；即使是汉族，如果反孔反儒背天逆理，就蜕化为蛮夷。汉族百年来比古来所有蛮夷更野蛮。

由于文化丧根失本，道德丧魂失魄，百年来知识群体一大病症是，爱什么、重视什么就把什么主义化。殊不知，很多好的、重要的、应该热爱或追求的东西，一旦主义化，性质就变了。例如，民主、平等、科学、集体、国家、社会、民族等等，主义化就意味着负面化，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或说，有时候民族主义是必要的，例如在抵抗外族侵略的时候，就有必要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答：面对外敌，保族卫国，人人有责，不需要把民族和国家主义化，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即使面对外敌，王道政府也不允许将民本位的原则改为民族本位。

王道政府对汉族少族一视同仁。中华境内，各族人民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利和发展机会一律平等。在政治上，少族固然不能特权化主义化，汉族同样不能特殊化本位化。民本位和民族本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主义即本位。政治上，只有“人”和“民”有资格主义化。西方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属于人本位。儒家政治上是民本位，这个民，既指民之个体，又指民之全体，故个人性集体性兼备。民本位又归结为道德上的仁本位。西方人本文化缺乏道德眼光，不识人的天性，故不如儒家深刻中正。

民族主义是野蛮民族或野蛮政权的一大标志。如希魔是雅利安主义，日寇是大日本主义，洪杨帮是汉族主义，都与文明绝缘。汉族建立的儒家王朝皆非汉族本位、汉族主义。历代儒家王朝中唯元清两朝的民族主义倾向始终未能消除，元朝是蒙古主义，清朝是民族主义。故这两个王朝是所有儒家王朝中品格最低的。

民族主义容易对外树敌，对内伤民，以民族的名义侵犯民权，伤害个体。这是民族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某些人对民族主义美好的定义和愿望为转移。民族主义与虵蜖主义、国家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范畴，与人本主义和仁本主义政治都格格不入。余东海初作于2018-3-6，定稿于2019-12-1


知其不可而为之
无论怎样努力，今生今世救不了世道，建不起王道，致不了太平。对此孔子应是能够预料的，但不影响孔子师徒传道弘道终身不懈的努力，也不影响这种努力的人道意义和历史意义之重大。救世道、建王道、致太平是一项历史性的工作。世道可救，王道可建，太平可致，这是儒家的信念，也是历史的事实。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句话体现了孔子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的追求精神，是石门看门人对孔子的评价，当时孔子无异议，后来又被孔门弟子隆重收入《论语》，可见得到了孔门师弟的认可。

莫问可不可为，为之自有意义。人世间很多事，可不可为，可以两说。不为则肯定不可，为之则未必不可。此地不可未必异地不可，此时不可未必彼时不可，现世不可未必后世不可，质变不可未必量变不可。即使一切不可，为之本身就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可以成德成圣成就良知的光明。初作于2018-3-9，定稿于2019-12-1


我的架子
前不久故人来访，劝我出来动一动，做点实事，为儒家也为自家。我很认同，无可无不可。但是，要我主动找人甚至求见什么人，则没必要。何况老成凋零，相识相知的前辈们大多已经作古。我也不愿放下搭了二十多年的八尺高的文化架子，嘿嘿。
 
我的架子是从孟子手中继承下来的，不高不低，刚好八尺。世人喜欢向弱势群体和下属摆架子，东海恰恰相反，对方地位越高，我的架子就越大。曾有自题联曰：留平易近平民，架子偏朝高处大；向虎狼横虎步，枭心自许古来雄。枭，原先是老枭的枭，后来成了木鸟。呆若木鸟了，架子仍没缩水。

有联自题曰：敢怒敢言能养气，不攀不绝只随缘。敢怒敢言，是因为能够养气，即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下联谓既不攀缘也不绝缘，只是随缘，唯努力于文化学习和道德实践，其它一切顺其自然。俗话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用孟子的话说，修其天爵，不问人爵。余东海初作于2018-3-28，定稿于2019-12-1


苏辙三权论
苏辙有文曰《史官助赏罚论》，将天、君、史官三权相提并论。文章说：

“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而使贤者无夭横穷困之灾，不贤者无以享其富贵寿考之福。然而季次、原宪，古所谓贤人者也，伏于穷阎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给。盗跖、庄蹻，横行于天下，食人之肝以为粮，而老死于牖下，不见兵革之祸。如此，则是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明著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君举而属之于其臣，而名之曰史官。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

《易经?系辞上》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天之权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 。然而自然的天道、天理和因果，有时不能及时而即时地体现人道的正义和现实的公正，即“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故有赖于人君从政治、法律层面主持公道，“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

政治、法律之赏罚，也不能尽天下之是非，还需要史官的辅助。君主助天为治，是替天行道；史官则可以助君为治，助君行道，补政治之不足。天之权、君之权与史官之权相辅相成，方可以保障人世公道，无遗天下是非。201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