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奴和國母----東海客廳論徐案

余東海

徐州徐八子案，連一些小粉紅乃至毛左都升起了義憤，連司馬南之流都看不下去了。如榮劍所言：“事情的惡劣程度到了連壞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見此事之惡，已經無以復加。”絕大多數人無論怎樣邪惡化，其良知也無法完全徹底泯滅，在某些事件的強刺激下也會起作用。善根難斷，良知難滅，此之謂也。

這就是中道性善論的最好說明。

有廳友對徐案有所顧慮和不願理會，原因是因為很多“黨棍神棍”一致關心參與。不理是個人自由，顧慮則沒有必要。這恰恰說明這件事也讓很多“黨棍神棍”都忍無可忍了。面對徐八子，各門各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異口同聲，同仇敵愾！

徐八子的人生悲劇頗具典型性和象徵性。因少不更事而被欺騙，因貧弱無依而被販賣，被強暴，因不甘屈服而被拔光牙齒，戴上鎖鏈，被迫害自己的人挾裹着艱難度日並生兒育女。漫漫長夜深深地獄，看不到一絲希望之光。有自由派寫了一篇《國母徐子八》的文章說：“徐子八的苦難是中國人所走過的70多年的苦難的一個投影，將之比做國人命運多舛的母親，並不為過。”

關於徐案，或有人炒作，或涉及高層內鬥，都有可能。但是，這個事件之所以喧傳天下，關心者無數無量，主要是太無底線了，突破了法律、道德、人倫、人性層層底線。只要是正常人，不可能不義憤；只要是中國人，不可能不恐懼，恐懼那樣的悲劇發生在自己或兒女身上。幾十年來，類似的悲劇已經發生在無數國人的身上，到了必須終結的時候了。

嚴查徐案，哭死董家和某些人家是難免的。這是一家哭與萬家哭的關係。一家哭是形容，其實，即使萬家哭，也必須一查到底。

至於如何懲罰，作為歷史遺留問題，確應有所考慮。拐賣者強姦者，若能查實，無論多少人，應該一律死刑。其它幫忙者酌情處理，對某些受到牽連但罪行不大者，不妨從輕。對於徐八子的安置和去留，也應該尊重其本人意見。

或擔心解救被拐賣婦女會導致民亂民反。這種擔心確非多餘，這對政府官員的治理和解決問題能力形成了一定的考驗，但不能因此就放棄對婦女權利的保護和對受害婦女的解救。對於維護拐賣惡行的奸民暴民，首先應該予以耐心教育和嚴厲警告。如果怙惡不悛，就當依法嚴懲不貸。孔子說，不教而誅謂之虐；東海曰，教而不誅謂之弛。荀子說：“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

民眾造反作亂，如何處理，要看原因、責任何在。如果責任在上，是官逼民反，那就嚴懲官員，改良官府，安撫民眾；如果原因在下，是奸民暴民作亂抗法，那就嚴懲首惡，殺一儆百。嚴懲人販子，解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政府有責。任何阻撓者，無論官民，從重從嚴。

對於弱勢群體的道德問題，政府自當從寬，不妨置之不理，對於罪惡行為則必須依法處理。買賣婚姻，雙方自願，道德問題也，閉一隻眼可也。但是，綁架、拐賣、強姦則是法律問題，政府就必須睜開雙眼，嚴懲不貸。這裡沒有商量的用地，不容地方政府討價還價。

關於徐八子悲劇的根源，胡錫進微博說：“我一直相信，窮是很多悲劇的源頭，也是很多罪惡的源頭。窮產生愚昧，產生法盲，也產生對罪惡與不公的麻木。我認為豐縣“八孩媽”就屬於窮生惡、惡成常的典型情況。”

胡氏搞反了，邪惡才是很多悲劇的源頭，也是很多窮困的源頭。窮未必惡，惡必然窮，也必然愚。弱勢群體的貧困和徐八子的悲劇，就是文化之邪、政治之惡、制度之劣和社會之黑惡綜合的結果。

狗鏈子不僅套在徐八子脖子上。正如朱魯廳友所言，很多人心上都有狗鏈子。

心上的狗鏈子主要有兩條，一條名奴性，為了搶幾根狗骨頭主動套上的；一條名懦性，面對極權肆虐、罪惡猖獗，恐懼感深入骨髓，就被套上了。很多馬邦人包括知識分子，集野蠻和怯懦之大成，既是蠻夫又是懦夫，面對弱勢或為了利益，野蠻如虎；面對強權和社會不公，怯懦如雞，寧死也不敢發出一點聲音。

故東海嘗言，恐懼感本身比極權主義更加恐怖。異議吶喊的意義遂具有雙重性，外可以促進社會進步，內可以擺脫懦性的狗鏈子，讓人站起來，讓人精神新生並不斷成長，在不自由的社會成為一個自由人。

調查記者沒了，維權律師沒了，公民記者沒了，公知媒體沒了，無數無量的微博、微信和自媒體被封殺。有用，然亦有限。徐州徐八子案仍然鋪天蓋地傳遍天下。可見昊天上帝不死，人心人性就不會死，不可能死，死的只能是反人性、反人權、反人道的東西。這些東西無論怎麼強大猖獗，都是沒有未來的。

2022-2-17余東海集於青秀山下獨樂齋首發於民主中國http://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93782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