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極權專制，超越開明專制----專制微論

余東海

【專制】專制可分為良性惡性兩種模式。都是家天下專制，法家專制為惡性，古典極權專制；儒家專制為良性，古典開明專制。開明專制有一個基本特徵：道統高於政統，天爵高於人爵。天子權位最高，仍是人爵，天子一爵。因此，天子至少面對道統和儒學的時候，多少要保持一份謙卑感。專制度高到朱元璋及雍正、乾隆的程度，也不敢另搞一套朱元璋主義和雍正思想、乾隆理論出來。其次，道統在上，導出來的禮制，對領導集團和官員群體都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儒學中充沛的道德精神和偉大的政治正義，也會產生一定的薰陶教化作用。對這兩種作用，家天下君主制雖然有所抑制，難以完全消除。故吾一再強調，要將儒家專制和法家專制嚴格區別開來，儒家傳統君主制雖無現代合法性，不乏歷史合法性。

【專制】錢穆在其文章著作中多次否定秦以後政治為君主專制。他在《文化與教育》中說：“我常聽人說，‘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的政體，是一個君主專制黑暗的政體’。這明明是一句歷史的敘述，但卻絕不是歷史的真相。中國自秦以下二千年，只可說是一個君主一統的政府，卻絕不是一個君主專制的政府。”東海曰：君主一統的政府，就是君主專制。只不過，專制有善惡之別，即良性與惡性、開明與野蠻之別。儒家的君主專制為開明專制，當然非“黑暗的政體”。既不能因為其專制就否定其開明性，也不能因為其開明就否定其專制性。對於儒家傳統君主制，誣衊抹黑固然不可，粉飾美化卻也不宜。這是一條東海律：家天下與專制可以劃等號。家天下君主制而非專制，莫須有，吾未之見也。注意，君主立憲制和虛君共和制，皆非家天下。

【專制】錢穆說：“中國傳統政體中，禮部之科舉，吏部之詮選，已奠定了政府組織的基礎。不必有國會，而政權自有寄託。如有名的《唐六典》，大體為宋代以來所依照，極精密極完整的政權分配，使全國政府的行政機關各有依循，更不必有憲法，而政權自有節限。而況明代以前，宰相為政府領袖，與王室儼成敵體。帝王詔命，非經宰相副署，即不生效。”這些話不錯，揭示了傳統政體的開明面，但錢穆忽略了其專制性。最大的問題有三：其一、君權缺乏剛性制約，一旦遇上昏庸殘暴之君，制度就可能形同虛設，儒家除了死諫，幾乎無能為力；二、權力交接易出問題，父子兄弟為此不斷上演人倫悲劇；三、權力過於集中，容易發生宦官、外戚、權臣、宗室專權現象。只要是家天下，上述問題就難以得到根本性解決。

【專制】儒生論人論政論事論史，都應該老老實實。對儒式家天下，完全否定和刻意美化，都是論史不老實。老實的態度有二，首先要承認其歷史的合法性。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儒式家天下既合理又合禮，可稱為小康王道。孔子既“祖述堯舜”又“憲章文武”，周文王武王實踐的就是小康王道。《禮運》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其次，對於歷史上的儒式家天下，不能刻意美化和高度讚譽。它雖然具有開明性，畢竟具有專制性，不能將其等同於公天下，不能肯定其現實和未來的合法性。小康王道一去不復返矣，未來中國，只能是、必須是公天下。反對極權專制，超越開明專制，追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新王道，吾儒有責焉。

【專制】民主和專制，作為手段和作風，具有互補性。民主制度不乏專制手段，專制制度也有民主作風。儒式專制體系中，頗多分權制衡和民主決策。即使秦廷馬廷，也非完全獨裁。馬廷甚至常常讓權，將行政權、司法權部分出讓和下放給民眾，所謂大民主是也。但是，請注意，但是，作為政治制度，民主和專制本質大異。西方民主制雖與上古公天下有別，但制度品質遠高於家天下，更高於黨天下，可稱為西式公天下。論及傳統禮制的時候，要避免兩個傾向：一是過度貶低，將儒式君主制等同於法家君主制，斥之為極權主義，黑暗專制；二是過度美化，模糊開明君主制與民主制的區別，甚至模糊家天下與公天下的區別。

【史眼】看歷史要有歷史的眼光，要有兩個尊重：一、要尊重歷史的局限性，不能用某些現代文明的標準去衡量古代，更不能以現代科技文明去否定古代政治文明；二、要尊重歷史的整體性，文明和野蠻具有相對性，歷史是文明和野蠻的拉鋸戰，不能專挑野蠻面或文明面。如果專挑野蠻面，再好的時代如宋朝，也會一團漆黑；如果專挑文明面，再壞的時代如暴秦，也可充滿魅力。

【史眼】專制有極權和開明之別。夏商周漢唐宋作為家天下，其制度都屬於小康禮制，即良性、開明專制。儒家禮制必有開明性，必無極權性。極權主義的惡性專制必然非禮，如暴秦的君主制，洪楊幫的教主制，為古典極權；蘇俄的黨主制，為現代極權，都是極端非禮的，與儒家格格不入。

【史眼】愛鷗群友說，在家天下時代，“明君傾向於儒家，暴君則是法家”雲。此言不錯。在政治上，儒家倡導仁政禮制，是民本位的開明專制；法家主張暴政惡法，是君本位的極權專制。故同為家天下，性質大不同。在家天下時代，儒家民本原則難以完全落實到制度中去，但對政治道德和制度仍然具有相當的導良作用。自古以來，暴君必然反儒，或名尊實反，雖未公開反對，行為背儒而馳，如隋煬帝；或名實俱反，如嬴洪蟊。

【秦制】秦制秦政秦法，同中有異。秦政是暴政，秦法是惡法，秦制須析而言之。秦制包括中央集權制和郡縣制，其集權制是君本位君主制，古典極權主義制度，當然是惡性的，郡縣制則可取。王夫之在《讀通鑑論•秦始皇》中說：“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罷侯置守的制度基礎就是郡縣制。郡縣制雖然在先秦已經出現，但到了暴秦才全面推行，故亦可稱秦制。

【儒家】秦暉教授指出：“現在很多聲稱是儒家的人實際上是偽儒”雲，剛嚴犀利，深得我心。他說：“怎樣算是儒家？對現實不滿，對秦制不妥協。”不錯，但僅此不足以定義儒家，正善之士自由派同樣對現實不滿，對秦制不妥協。儒者必須是仁者即仁本主義者，政治上堅持民本原則和王道大義。批判現實，反對秦制，儒之本分，義所當為。

【補充】賦詮群友言：“善法、善制、善政，釋放人性善；惡法、惡制、惡政，激發人性惡。”東海曰：善制善法善政，有賴於良好的意識形態。例如，禮樂制度有賴於儒家文化，民主制度有賴於自由主義。同樣，惡制惡法惡政，背後是邪惡的意識形態。秦制秦法背後是法家思想，馬制馬法背後是馬列主義。這一點都不明白，就不要以文化人和思想者自詡了。

【答客】牧豬人廳友言：“根本就不是去馬的問題，現在馬只是塊招牌，嘴上講而已。真正的問題還是在於秦制專制”雲。東海答：文化政治眼光雙盲的話。無論動機如何，都是為馬開脫。現中國馬學占據指導思想和第一學科地位，政黨是馬幫，道路是馬路，制度是馬制，法律是馬法，教育是馬家教育。國家一切姓馬，都是馬學的產物。至於馬制與秦制，一為現代極權主義，一為古代極權主義，都是惡性專制，思想精神相通，但兩者各有各的制度模式和指導思想，法家學說不需要為馬制負責也。

【答客】在野廳友言：“漢唐宋既不是民主國度，也不是專制國度，是准中道或曰次中道國度。三代是中道國度社會。所謂家天下僅限於政權模式，不宜簡單以家天下或封建概括一切，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東海答：這段話有問題，簡言兩點。其一、應分清道德概念和政治概念。中道是文化道德概念，開出來的王道是政治概念。堯舜禹是古典大同王道，夏商周漢唐宋是小康王道，亦可稱為家天下王道。只要實行王道，無論大同小康，都是中國。二、自堯舜禹之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夏商周家天下，是孔子親定。漢唐宋元明清，自然都是家天下，都是儒式開明專制。宗教信仰自由、皇權不下縣、以市場經濟為主體、地方有一定自主權等等，都是開明的表現，但無改於君主專制的本質。

【答客】一介儒廳友問：“堯舜之公天下為大禹之後的家天下取代，到底是歷史的進步還是落後？”東海答：雖然是一種退步，但這種從大同到小康的退步，為儒家所認可，為歷史大進步所不可或缺。人類歷史從原始性的公天下到終極性的未來公天下之間，必有一段相當漫長的家天下過程，就像個人從孩童到成年應有一段監護期一樣。孩童和聖賢都是赤子之心，前者必退，後者不退；古典大同和未來大同相似，前者必退為家天下，後者不退，作為地球文明的峰巔，將是星球文明的基礎和開端。

【擊蒙】常有人問：儒家文化有什么正面作用？這個問題本身就具有三昧性，不值得回答。因不忍見一些友人和正義人士糊塗一輩子，簡答如下：儒家文化作用大矣哉，都是正面的。最大的作用有二：一、培養了無數聖賢君子豪傑之士；二、締造了數千年傳統中華文明的偉大輝煌。當然，如果一定要以虛無主義的眼光看歷史，以“中國皇權專制獨裁暴政幾千年”否認傳統文明，把歷史看成一團漆黑，
那就沒什麼好說的。

【擊蒙】“儒家文化是皇權的附庸”的觀點完全不成立。歷代儒家王朝有一個基本的、共同的特徵：道統高於政統，即意味着儒家文化高於皇權。儒家王朝所有皇帝都要尊崇道統，再怎麼“偉大”，不敢在儒家之外另搞一套。明太祖對孟子意見很大，不甘屈從，但也只是刪孟，不是另搞什麼明太祖思想。個別皇帝狂妄僭越，認為自己有資格充當道統傳人，試圖代表道統，如雍正，但也並非在思想文化上另搞一套，而是表現為特別尊孔，認為孔子比帝王更值得尊崇。乾隆不僅拜謁孔子，還對孔子行二跪六拜之禮。與其說儒家文化附庸皇權，毋寧說歷代皇權附庸儒家文化。附庸風雅，即使不誠，也比赤裸裸地附庸邪惡、赤裸裸的男盜女娼好得多。一定要說是利用，歷代皇權在利用儒家文化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制約，不得不將儒家道德落實到政治、制度、法律、教育等等領域中去。儘管各有各的歷史局限，但只要是儒家王朝，就有一定的文明性正義性，原因在此。如果擺脫各種歷史性局限，超越傳統皇權，開啟公天下的制度平台，儒家政治、中華文明的輝煌將不可限量。2023-6-23餘東海集於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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