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人到了一定的歲數就喜歡回憶。最近我經常回憶起小時候，特別是小學時期的一些事情，突然有了把這些回憶記錄下來的衝動。

我是個農村孩子。在我小的時候，我家住在江蘇省海安縣海北公社明道大隊第五生產隊。我是六周歲開始上學的。我們家鄉風俗是用虛歲表達年齡的。所以，通俗的說法是孩子們七歲開始上學。那時我們那裡沒有幼兒園，孩子們都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上學的。那是1966年9月，我背上小書包帶着板凳，跟着姐姐高高興興地走到學校。聽我媽媽說，我小時候一直希望早點上學，很小的時候就對上學有着熱切的渴望和熱情，只是苦於歲數太小，學校不收。所以，開學第一天我特別高興。

我上的第一個學校叫高橋小學，位於當時的明道六隊，距離我家約兩公里。學校由兩排排成“L”型的平瓦房組成。學生的教室和老師的辦公室都放在這兩排房子裡。房子前有一大塊地作為操場。學校裝有一個喇叭，每天按時打開，以便廣播新聞。班級不大，每個班級大約五十個學生。學校條件相對比較簡陋。教室里有一個大黑板，有課桌，但是板凳是由學生自己帶到學校的。學生在每個假期前的最後一天把板凳帶回家，假期後開學第一天又帶回學校。有一年放春假時我忘記了把板凳帶回家，兩周后上學時板凳不在學校。為這事我被媽媽打了一頓。因為我家只有一個大凳和一個小凳是祖上分家時分給我們家的，我把家裡一半的“祖產”弄丟了，父母認為這預示着我可能是個敗家子。那以後很多年我父母都經常提醒我不要“失頭忘尾”。

那時學生上學放學不像現在的孩子由家長接送，他們都自己步行上學。由於中午都回家吃午飯，所以每天要走四個單程。有的住得遠的同學每個單程需要走三，四公里路。六，七歲的孩子獨自走這麼遠的路來上學，很多還要過河走小橋小路，不管颳風下雨，可見那時的孩子們的獨立性和不怕苦的精神還是比較強的。當然，他們也沒有選擇，因為長輩們都很忙，沒有時間接送孩子上學。另外，那個時候我們那裡的農村很安全，從來沒有涉及孩子的犯罪事件，也沒有公路沒有汽車，連自行車都很少，所以也不會有交通事故的可能。所以家長放心讓孩子們自己走路上學。我比很多其他同學幸運，因為我的姐姐當時在同一個小學上四年級，所以我上學的第一年是由我的姐姐帶我上學放學的。其實我小時候沾了我姐姐很多的光。姐姐從一年級到高中畢業一直上的跟我同樣的學校，只是她比我早三年。她一直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不但學習成績好，唱歌跳舞文體活動都很好，組織能力也強，我每次換學校都因為姐姐在老師和學生中的好名望而對我另眼相看。每到一個新學校，老師同學們在知道我的名字之前，總是先認識我是“樹琴的弟弟”。我也很自豪自己有個優秀的姐姐。

我們學校每天上課前和放學前，全體同學都要在操場上集合，以班級為單位排隊。早晨集合後排着隊走入各自的教室。下午放學前也排着隊走出學校回家。我們生產隊只有一個跟我同歲的小朋友，那就是我的髮小祥明。我從二年級開始就跟祥明結伴上學放學，一直到我們初中畢業。我的髮小不多，同一生產隊的就祥明一個人。他聰明好學，上課認真，是個好學生。我和他既是同學又是玩伴。祥明初中畢業後就回家務農了，後來學了一門漆匠的手藝。我走出家鄉以後的多年裡，每次放假或探親回家，祥明一般都是第一個來看我的人。現在他已經當上了外公，生活幸福。

學校的那兩排房子在我上二年級的時候被拆掉了。所以我們的二年級是在六隊的倉庫里上的。二年級和三年級被安排在同一個倉庫里上課。倉庫的條件比原來的教室更差，但是老師們堅持教課，學生們堅持學習，教學倒是沒有被耽誤太多。由於跟三年級同學一起上課，多認識了高年級同學，多交了一些朋友，倒也是好事。

校長叫徐仁美，是一個嚴肅認真又不乏親和力的好老師。學校大概有六，七個老師。那個年代教師分為三類，公辦老師，民辦老師和代課老師。他們都對學生很好，教學也認真負責。雖然有些老師現在已經不記得了，但是，我仍然能記得那時的部分老師的名字，譬如朱秉宜，鄧必全，嚴世友，梅竺芳，等等。他們給我上了人生第一堂課，是我人生的第一批啟蒙老師。記得朱老師年齡最大，脾氣特別好。鄧老師的毛筆字寫得很好，他每年過年前都免費幫助鄰居和朋友寫很多對聯。嚴世友老師幽默可親，他被調離學校時，同學們都捨不得他走，有的抱住他的腿，有的扭住他的腰，很感人的情景，我到現在回憶起來還深受感動。

那時我們不需要交學費，但是要交書本費。一，二年級的課程很簡單，只有算術，語文和體育。語文課的第一課學的是“毛主席萬歲”和“共產黨萬歲”。算術的第一課則是從數數字開始的，要求學生從1數到100。之後才開始學習一位數加法。那時每星期上六天課，只有星期日不上學。每年除寒假和暑假外，還有春秋時節莊稼收種時的農忙假兩次。

三年級時，我們被搬到了明道小學。那是一個新建的小學，設五個年級（那時小學五年制）。這個新學校距離我家比原來的學校遠了一些，單程大約為3.5公里。學校由三排平瓦房組成，排列成U字型，中間是操場。操場上有一個籃球架。學校位於明道大隊的中心位置。旁邊有大隊的醫務室，理髮室和倉庫。學校操場常常被用作全大隊社員開大會的地方。大隊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也是用學校的地方排練節目的。

學校條件比原來的高橋小學好很多，可以用窗明几淨來形容。每個教室都有黑板，課桌，板凳和好幾個明亮的玻璃窗。教室里黑板上方有八個大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教室的邊牆上用紅色噴的一些毛主席語錄，比如當時流行的“五七指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向雷鋒同志學習”，“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等等。那時的教室是由學生負責打掃。學生們以小組為單位，輪流負責擦黑板，擦窗子，擦桌子和掃地等等。

我們每天上午四節課，每節課四十五分鐘。下午上兩節課。在上午的第三和第四節課之間，全校師生集中做廣播體操（課間操）。那時的課間操不用廣播喇叭領操，而是由幾個學生幹部輪流領操的。我本人也曾是領操者之一，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當時領操的口令。

明道小學的校長是戎支桐老師，他是從部隊轉業回家鄉被安排到我們學校當校長的。戎校長在部隊當過幹部，帶過兵，有領導能力，又平易近人，不擺架子，老師和同學們都很尊敬他。我上三年級時的班主任是殷友德老師。他是一個樸素真誠勤勞能幹又很有魄力的年輕老師。三，四年級的學生最不好管，那時候殷老師就把我們班管得很好。

我的四年級班主任是韓世林老師。他家住海安鎮，長得白，帶一副眼鏡，同學們背後都叫他“四隻眼”。他幽默風趣，但是嚴肅的時候又讓人有點生畏。我們班那時候的幾個比較調皮的同學都被他管教得服服帖帖的。韓老師記憶力很好，我1995年從國外回家鄉探親，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他，那是二十六年未見的一個學生，他竟然還記得我，我們都很興奮。他不光記得我，還記得我們班另外幾個同學。

五年級時的班主任是馬耘伯老師。他當時是學校里歲數最大教學經驗最豐富的語文老師。他總是善良和藹又不失老師尊嚴。他穿着講究而乾淨，工作嚴肅認真，一雙眼睛總是那麼炯炯有神。他的黑板板書很漂亮，能寫一手好字。我在五年級期間的語文和寫作方面的明顯進步就是因為馬老師教導的結果。

那些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全國很多地方的中小學都停課鬧革命了，但是我們學校一直堅持上課。有一段時期，學校響應上級號召，搞批判“讀書無用論”和“讀書做官論”的運動，但是我們是一邊批判一邊讀書的，這使我們沒有完全荒廢掉文化課的學習。這要感謝當時的老師和我們家鄉重視文化的傳統，因為那時有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規定，家長們極力要求學校堅持上文化課，學校順應了家長們的要求。

雖然有些老師記不得了，但是還是能記得部分老師的名字，他們有朱文山，劉永余，吉年懷，陸培基，鄧伯衡，等等。朱文山老師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樹榮的舅舅，所以我也叫他舅舅。他教過我們的算術課。他二胡拉得很好，是大隊文藝宣傳隊和民兵連的骨幹。

劉永余老師家住我們生產隊，是我的一個遠房叔叔。他是一個頭腦很聰明又多才多藝的人。對我兒時的思想和表現影響很大。他思想先進，眼光敏銳，獨立思考能力強。雖然他在我們學校做老師的時間不長，但他發起或創立了很多新事物。在我上四年級的時候，他利用一個暑假的兩個月時間，組織一些學生學習樂器，並成立了明道小學文藝宣傳隊和樂隊。樂隊的同學主要是學習拉二胡和吹笛子，還學習識讀歌曲簡譜。我有幸被他選中成為樂隊成員，剛開始時我被分派學吹笛子，一個月後，我要求改學了二胡。那時一起學樂器的有十幾個同學。那段經歷讓我培養了一個保持至今的愛好。學校樂隊是宣傳隊的成員。我在宣傳隊裡不但拉二胡，還參加表演。宣傳隊利用放學後的時間排練節目，並且還到各個生產隊和其他地方演出。劉老師有膽識敢開創。他是第一個帶學生一起下河學習游泳的老師。我就是那時候學會游泳的。在我上初中和高中的那些年裡，我仍然常常到他家玩，特別喜歡聽他講故事和生活哲理。永余叔叔後來自己創業很成功，一直是當地有名的成功企業家。他的三個孩子也都很有出息，事業家庭都很成功。

在四，五年級的時候，除語文數學體育以外，又增加了音樂課。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裡還設立過美術課。語文課着重學習了寫日記，寫簡單的記敘文和政論文（多數是大批判文章）。我有一段時期堅持寫日記，有幾篇日記還在縣教育局組織的評比中得過獎。記敘文大多記述一些學校組織的活動，比如清明節給革命烈士掃墓，回來後要求寫一篇記敘文。大批判文章是因為當時的政治運動，為了緊跟形勢而練習寫的作文。記得林彪出逃事件發生在我們上五年級的那一年，那一段時間批判文章練習得不少。後來批林批孔運動也是這樣，一直延續到初中時期。

印象深的是在四年級的時候，我們重點學習了珠算，也就是用傳統的算盤做數學計算。我們學習了珠算的整數和小數的加減法。因為珠算的乘除法很難，所以沒有教。那時打算盤被認為是一門有用的技術，因為那時計算器或計算機還沒有發明出來，會計們都是用算盤作為計算工具的。算術課到小學畢業的時候已經學習了小數和分數加減乘除法與混合運算，應用題也學習了不少。

為了響應上級關於“學工學農”的號召，我們四年級的時候還有過一些學習手工製作的活動。有兩件事讓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一是同學們學習製作紅櫻槍，二是學習了製作墨塊（在硯台上用水可以磨出墨汁）。那段時間教室里就像小作坊一樣。現在想起來還是挺有意思的。

小學的時候平常沒有太多考試，一般只有期末考試。年終發成績單，成績單上有學生各科考試成績，但是沒有排名次。學生基本上也沒有留級的。平時作業不多，基本上都在學校里完成，不需要把作業帶回家。老師每次上課都點名。每學期遲到或曠課的次數會被寫入成績單。課堂上不可以體罰學生，當學生犯錯誤時，最大的懲罰就是被要求站到教室後面上課。印象中學校從來沒開過家長會。

說起考試，小學時我有一個秘密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過。我每次考試，不管是語文還是算術，每次做完試題之後，就將我的答卷攤開放在桌子上，監考老師會走過來看我的答卷，這時候我就總是緊盯着老師兩眼之間上方的川字紋。如果老師的川字紋眉頭鄒一下，哪怕很輕微地鄒一下，我就知道我有題目做錯了，一般從他的眼光角度甚至可以判斷哪條題做錯了，所以我會把題目改過來。有時候本來就只有一兩個答案沒把握，通過這個方法我就可以證實對錯。如果老師的川字紋不鄒，或者只是微笑一下，我就可以確定答題正確，可以交卷。這個辦法屢試不爽，幫助我拿過很多滿分。後來到初中以後這種辦法就行不通了，也不需要了。

我上小學時學校已經沒有了少先隊，都改成了紅小兵。我是二年級加入紅小兵的，並擔任排長，實際上就是班上的班長。每個紅小兵排被分為四個班並選出班長。當時我們紅小兵的口號是“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長大以後保衛毛主席”。那時候同學們在課間的時候玩的項目也挺多，都是土法上馬不花錢的玩法和玩具。例如，男同學喜歡玩鐵環，陀螺，跳格子，拔河，打玻璃球，等等。女同學則喜歡玩踢毽子，跳繩，摺紙，紅線結，等等，不一而足。農村有農村的快樂，我們的少年樂趣不見得比城市孩子少。

那時候同學們家裡經濟條件都比較差，穿着很樸素，顏色也單調，多是黑灰藍色的衣服。記得有一個女同學曾經戴過一個紅方巾上學，同學們就覺得她很好看，每天都喜歡多看她幾眼。可見愛美之心從小時候就有。那時候學生的衣服往往有很多補丁。很多同學赤腳，或穿草鞋上學。雨天沒有傘，有些同學甚至沒有書包。有極少數同學開始上學時連正式的名字都沒有，是由老師幫助起的名字。但是，全班沒有一個同學戴眼鏡，也很少生病。兒時的生活儘管貧窮，但是我們學習壓力很小，有童真童趣，歡樂是由衷的。我們都充滿活力，身體健康，快快樂樂，無憂無慮，自由自在。

雖然小學五年制，但是我的小學上了五年半，這是因為五年級時教育體制改革，從秋季入學改為春季入學使我們多上了半年學。後來這個體制又在幾年後被改回到秋季入學了。那時候沒有九年義務教育制，我們1972年冬季小學畢業後，有的同學就沒有繼續上學，有的上了初中，更少數的同學上到了高中畢業。

我兒時的最好的朋友是樹榮。聽他媽媽說過，他本來也叫樹華，跟我的名字一樣，後來改的名字。我們住在相鄰的兩個生產隊。兩家住得不遠，所以一起上學一起玩耍很方便。我們是真正的穿開襠褲一起長大的同學，朋友和兄弟。我在小學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和他一起做的，一起學二胡，學游泳，表演節目，練鋼筆字，下河摸魚，掏蜜蜂，躲貓貓，等等，等等。我們倆一起上的小學和高中。樹榮一直很優秀，不但學習成績好，體育文藝等等都很突出，是高中學校籃球隊的隊長。我們兄弟緣分特別深，高中畢業後，我到南京上大學，他也到南京工作。後來他上了大學，畢業後在南京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工作，長期擔任廠長和黨委書記。我們一直保持着很緊密的聯繫。去年他還跟夫人一起來加拿大看望了我。我們一起回憶起學生時代的生活，感慨萬千。

一晃近五十年過去了，當年的小學同學現在大多數已經當上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了。大多數小學同學從離開學校後就沒再見過面，也沒有聯繫，現在見了面也不一定認識。老師們也是極少見過的。但是，同學一場，師生一場，有過那五，六年的緣分，也是值得珍惜的。我心中時常祝願我的所有小學老師們健康長壽！祝我的所有小學同學們快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