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學生活

大學時代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是最富有朝氣和最快樂無憂的時光， 也是進步成長最快的一段時間。大學既是學校，又是社會。大學生活既是學習，也是實踐，更是生活。我上大學的那段時間，正是中國發生最根本變革的一段歷史時刻，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飛躍式發展的時期，一個思想大轉變的時候，一個對我一生影響極大的特殊時段。時間飛逝，一轉眼我已經大學畢業39年了，那個時期的很多點點滴滴還能回憶起來，但也有很多細節已經被遺忘了。我覺得應該把能夠想起來的方方面面記錄下來。

一．初入校園

我錄取的大學是江蘇農學院（簡稱蘇農），校址在揚州。1978年10月18日，我從家鄉海安縣城乘長途汽車到學校報到，我的行李包括一個木頭箱子和一個大網袋，帶着一些生活用品和衣服等物品。我坐在汽車上，心情很激動，憧憬着去一個花園一樣的大學讀書。長途汽車到達揚州車站後，學校有專門的接待人員在車站提供幫助，他們查看一下錄取通知書後，就把我帶到車站邊上的一輛軍用卡車處，讓我上了那輛綠色的卡車，我和很多其他同學一起站在卡車上被送到距離揚州一個多小時車程的蘇農青山校區。就這樣，初到大學報到，卻被直接從汽車站拉到了遠離主校園的一個農村校區，沒有機會看一看自己大學的樣子，雖然上了大學，心中的大學校園的樣子仍然是個謎。

卡車一直將我們拉到宿舍樓下，我們下車後，立即在現場辦理了報到手續，並被安排入住預先安排好的宿舍里。我被安排在312宿舍，是三樓靠樓梯的一個房間，宿舍里有四張雙層床，住八個人，每個床位都已經貼好了學生的名字，我住下床。在我的宿舍里，我是第二個到達的，比我先到的是我們班的老三屆同學孫啟善（老孫），江蘇豐縣人。他熱情地跟我打招呼，但是他濃重的家鄉口音我根本聽不懂，他就在布滿灰塵的桌面上用手指寫出他要說的關鍵詞，跟我交流。宿舍里很髒，我和老孫一起將宿舍打掃了一遍。後來本寢室的同學們都陸續到達。大家初次認識，相互介紹，熱情打招呼，很是開心。

很多同學是由父母或哥哥姐姐全程送到學校的。我父親本來也問過我要不要把我送到學校，我沒有讓他送。我覺得自己可以應付，雖然那是我第一次獨自出遠門，十八歲的男兒，外出闖蕩，哪有要父母陪同的道理？

除老孫外，跟我同宿舍的另外六位同學是胡金波，丁貴思，馬國榮，張明生，仇家山和鮑興才。興才同學住在我的上鋪，他是東台人，跟我口音一樣，有家鄉人的感覺，容易交流，使我感到很親切。

宿舍里的陳設很簡單，每兩個人合用一張桌子，每人一個板凳，有一個小小的公用的地方，用於放一些簡單的用品如臉盆，牙膏，牙刷，熱水瓶等等。每個人自己的物品只能放在床底下。當時我有一點失望，覺得各方面的條件跟原來想象的相距甚遠。後來才知道，全國各地所有大學裡學生宿舍的條件都差不多。

大學報到第一天給了我三個驚訝。第一個驚訝是在填寫學生登記表的時候發生的。 我們到達學校後，立即排隊辦理報到手續，首先需要填寫一份學生登記表，我不加思索地將我的名字填上了“書華”， 負責報到的老師看到後，當着很多新同學的面，很大聲地批評我說，“一個大學生，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使我極度尷尬，無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個洞鑽進去。其實是有一點點冤枉。從小學到高中的那些年裡，我從來沒有填過表，自己平時寫名字一直很隨便，常常將自己的名字“樹華”和“書華”混着寫。因為“書”字筆劃少，寫起來簡單，草書更漂亮，所以我更多時候寫成“書”字。同學們也是這樣寫我的名字，這兩個字的家鄉話讀音一樣，一直沒當一回事。沒想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的第一件事，我就在這上面栽了一個小跟頭。這個小驚訝給我上了一課，那就是“名字不能亂寫，一切都應該認真起來，不能再像以前那樣隨隨便便了”，從此，認真的科學態度從寫名字開始。

第二個驚訝是大學教材的大小和厚度。在報到手續辦完以後，我們拿到了本學期的課本，包括理論課和實驗課的教材。我拿到那些教材後，立即驚訝地注意到，那些教材既大又厚。在這以前，我們在小學，初中和高中里用的教材都是32開本大小的書，而大學教材變成了16開本那麼大，而且比中學課本厚很多。看到那些大學教材，我知道我將投入浩瀚的科學海洋。

第三個驚訝是有關口音。同學們來自全省各地，都帶着很濃重的家鄉口音，相互聽不懂，很難交流。那時候我想，這還只是來自本省的同學，如果是全國招生，那會是怎樣的呢？上大學前，我到過的地方很少，對於口音的差別沒有太多的了解和體驗。大學第一天，我對地方口音的多樣性有了真切的體會。我們宿舍的同學來自豐縣，灌南，淮安，江陰，建湖，濱海等地，全班同學分布就更廣，這些地方的口音都比較難懂，尤其是蘇南的口音，根本聽不懂，幸好大多數來自蘇南的同學普通話都說得比較好，交流起來反而沒有困難。在後來的一段時間裡，大家互相適應，這種由於地方口音而造成的交流困難得到改進。我的普通話說得不好，同學們聽不懂，雖然在後來的很多年裡一直努力改進，但是，一直到現在，我的普通話還是不很標準。現在的年輕人，大多數從小就接受普通話教育，外出時交流就沒有問題，真是個好辦法。

二．儀徵青山校區

文革中有一句話是“農學院辦在城裡不是見鬼嗎？”，受這句話的號召和影響，蘇農決定到農村辦學，因此在儀徵縣青山公社境內的一片茶果園中間選定了一塊地，建成了青山校區。這個校區的建立是文革極左思想的產物。如果說因為學習農業科學，學校就必須辦在農村，那麼，按照這個邏輯類推，林業大學就應該辦在森林裡，水利大學應該辦到江河上，地質大學和古生物類專業應該辦到大山里，煤炭學院應該辦在煤礦，綜合性大學都應該分拆開來，按照各系各專業學科類型辦到相應的不同地方，比如考古專業就應該辦在古墓和祖墳多的地方。試想一下，如果大學都這樣辦，我們的高等教育會是什麼樣子呢？事實上，不管是哪種學科的大學，所有辦學條件都是差不多的。大學都需要教學，科研和生活三個方面的條件，這些條件的硬件和軟件都很相似，大學由教師，職工和學生組成，教師和職工有家庭，為了滿足各方面的辦學條件，大學肯定應該辦在城市或城郊，跟大學種類沒有關係，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證科研和教學質量，以及保障大學人員的生活，這也是國際上的慣例。

儀徵青山校區坐落在一個丘陵地帶，校區占地大約500畝，沒有圍牆，沒有大門，只有一條窄窄的公路將校區和寧揚公路連接起來，距寧揚公路直線距離約一里遠，但是從公路上走路約二里多路程。校區周圍是果園和茶園，它距離儀徵縣城大約20公里，到青山鎮需要乘十幾分鐘的公共汽車，基本上是一個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地方。記得有一次我需要買一個熱水瓶，在農村田間小路走了近一個小時，才在一個村子的小商店裡買到的。

校區分宿舍區和教學區。兩區之間大約一里多的距離。宿舍區有兩棟三層高的學生宿舍樓，男生占據一棟宿舍樓，女生宿舍樓的第一、二層是借給當地駐軍部隊家屬住的，三樓是女生宿舍。這兩棟紅磚宿舍樓建在一個山丘之上，遠遠望去很顯目。樓房是新建的，內部整齊乾淨，是標準的“筒子樓”設計，每層中間靠樓梯處有兩個自來水間和公共衛生間，有電燈和自來水，但是沒有其它公共設施，沒有門衛或傳達室，任何時間進出自由。

教學區有兩排雙層高的教學樓，內設一些教室和實驗室，教室有座椅，沒有課桌，而是每排座椅後面裝有一個可放可收的木板，放下來可以擺放書本筆簽，下課時將木板收起來折上去，以便人員通行。實驗室也很簡單，只能做一些簡單的觀察實驗。因為大學第一年主要上基礎課，實驗課不多，所以基本的上課和實驗條件是具備的。教學區還有一個簡單的操場，用於我們上體育課。

靠近教學區的還有一系列生活設施如食堂，熱水供應點，收發室和醫務室等等。食堂中有飯桌，但是板凳不多，所以在用餐高峰時間我們有時候需要站着吃飯。食堂的門窗密封性不好，經常有飛鳥光顧，飯桌上常常有鳥糞，沒法講究乾淨。食堂旁邊有一排平房作為教職員工的臨時宿舍，因為教師們家住揚州或南京，到青山上課只是暫時住宿，所以那些臨時住處條件簡陋。將學生宿舍和其它生活設施分隔開來的布局不合理，給我們帶來很多不方便，例如，每次打熱水我們需要走大約一公里來回的路程。

校區沒有浴室，這給我們帶來了很多不方便，夏天還可以克服，大家在自來水房裡沖洗，但是冬天就很困難，只能到青山鎮的公共浴室去洗澡，很不方便，幾個星期才洗一次澡。有一個同系不同班的同學，因為坐公共汽車去青山鎮洗澡，遇車禍身亡，特別可惜。

我們入學那年青山校區剛剛被啟用，我們是第一屆也是唯一的一批在那裡學習的學生。蘇農一共有七個系，我們78級的農學，園藝，植保和土化四個系的一年級新生被安排到青山校區學習，其他三個系科是畜牧獸醫，機電，農經，他們被安排在揚州主校區。

那時候學生單純，學生工作相對容易而簡單。各系有一個學生輔導員，負責學生工作，我們農學系的輔導員是郭禮和老師。青山校區各方麵條件不很理想，我本來以為那些不理想的條件是因為校區辦在農村的原因，後來從其他大學的同學了解到，這種艱苦條件在很多大學都或多或少存在。國家剛剛經過文革的十年動亂，國家處在恢復階段，大學都處於恢復期，各方面的條件尤其是物質條件受到一些限制，教學和生活條件差，校園破舊的情況很普遍。我們作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二屆大學生，趕上了那個偉大的恢復發展的特殊時代，也是一種幸運。我們這批大學生，經歷過文革，過過苦日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又帶着為國家建設而努力學習的雄心壯志來到大學，特別珍惜學習機會，學習動力強，外因條件對我們的影響相對較小。

三．學農

我在填寫大學志願時，第一志願填的是一個醫學院，第二志願報的是蘇農。小時候我一直有做醫生的理想，這是因為我的外公和舅舅都是醫生，覺得救死扶傷的職業很光榮神聖，廣泛受到尊敬。拿到錄取通知書時，有過疑惑，不知道為什麼被第二志願錄取了。後來經過了解才知道，由於農學院不容易招生，一般都優先錄取，只要填寫了農學院志願的考生，無論第幾志願，只要在分數線以上，就被優先錄取。這樣，我被蘇農農學系錄取。其實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農學院究竟學什麼，甚至還想，種地還需要上大學學習嗎？

剛被錄取時，我心底里對學農有過一閃念的不滿意情緒，社會上的世俗觀念也是這樣，凡是帶“農”字都有低人一等的感覺。記得有一年南京各大學文藝匯演，我們學校宣傳隊表演了一個自編自演的歌曲“學農的人兒更愛農”，當報幕員報告完這個歌名時，全場哄堂大笑。本來大學生深受社會尊重，有自豪感，他們外出都喜歡戴着校徽，但是，農學院的學生外出時往往都不戴校徽，有自卑感。

那個年代，大學分理、工、農、醫和師範類，除理工類大學外，其他三類都不是很吃香，學文科的也被認為不如理科好。跟農科一樣，其它一些專業如林業，地質，考古，海洋，煤炭，水利等等專業都不同程度地不被看好。由於當時教師待遇差，學師範也不受歡迎。文科中的好專業更不多。即使是工程專業，細分下來，有些科目也不是很受歡迎。有一次我跟一個同學到鄰近的大學玩，聽到那裡有些同學讀的炮彈專業和火藥專業等等，感覺有點嚇人。隨着對大學專業的全面了解，我的認識也有所改變，感覺到學農真不算那麼差。

農學是一個最貼近人民生活的專業，一個最具體，最有煙火氣，最接地氣的專業。民以食為天。學農最能直接為人民服務，為國民經濟基礎服務。國家每年最大的科技獎往往都有農業大獎，學部委員（即現在的院士）中農口的人占有較大的比例，農業科技的發展是這幾十年國家興旺發展的最主要領域，為國家經濟飛躍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基礎作用，這些都是學農人的努力和貢獻的結果。

農學院的學生畢業後，大多數當了農業幹部或科技工作者。由於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農業方面的幹部職位很多，給學農的人帶來的機會也就特別多。改革開放初期，聯合國和一些國家對中國進行援助，他們首先考慮的是為中國培養人才，提高科學和教育水平，而中國當時是農業大國，因此，在農業方面的援助項目最多，因此，學農的人被送出國深造的機會特別多。

記得我們在南京時，一位在南京大學生物系就讀的老鄉來我們學校玩，他總是自豪地標榜南大多麼多麼好，將來分配工作肯定在大城市裡的好單位等等，讓我們羨慕不已。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一個省廳單位，但是，到單位報到後，卻被這個省廳安排到所屬的一個位於東海邊的國營養殖場，那裡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相當艱苦，並沒有我們農學院畢業生分配得好。

上大學選專業固然重要，但不是今後前途的決定因素。幾十年以後，看看人們的發展軌跡，不難證明這一點。我的很多同學畢業後都改行了，有些人改行的幅度還很大，出國的人中更是改行的更多。我的大學和研究生同學中，有的當了律師，醫生，藥學家，食品科學家，有的辦企業，做生意，五花八門，並沒有限制在“農門”里。我們學校有不少從中專和大專學校考進來的研究生。我們班還有好幾個同學考入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的研究生。大學只是人生的一個開始，一個起跑線，以後的畢生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我的一個當教授的朋友曾經這樣說過：無論學什麼專業，只要你在本領域內名列前百分之二十五，就一定不會錯。我很贊同這種觀點。我們班的同學中有的在全國一流大學擔任高級教授，而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在國外洗碗、打黑工的也不乏其人。我們學農的人發展成其它領域的佼佼者的大有人在，其它專業的畢業生轉行到農業上的人也不在少數。最近加拿大網上廣泛流傳的一個北京大學高材生在這裡成功地經營農場實行科學種田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

四．農學83班

我被錄取的專業是農學，主要是學習農作物的栽培和育種。這是農學院最主要的系科，每個農學院都有農學系。那年我們農學系招收了四個班，每個班37人，全系近150名新生中僅有10名女生。農學院女生少是一貫的現象，可能是因為女同學都不願意學農的原因吧。我被分在第三班，因為我們是1978級，所以我們班被稱為“農學83班”，簡稱三班。我們班的同學們來自江蘇省各地，多數來自蘇北。班上有四位“老三屆”同學，他們入學時都已經30多歲了，已經結婚有了孩子。他們那麼大歲數還來上大學，遠離妻子兒女，很不容易。 他們既是幸運的，也是痛苦的。班上最小的同學當時才16歲，還不到年齡最大的同學歲數的一半。所以， 班上年齡最大的同學將最小的同學開玩笑地認作乾兒子。

三班同學大多數來自農村，童年生活中的苦難使我們磨練出了一些堅韌的性格和特有的鄉土氣質。同學們單純，本分，樸實，循規蹈矩。他們拘謹，保守，不活潑。他們特別能吃苦，能忍耐，對物質條件要求不高。由於同學們有相似的背景和經歷，大家很容易就成為了一個很好的班級集體。

我們班的班長叫成徳樹，我們都叫他老成，濱海縣人，是老三屆同學，他上大學前已經做過多年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因此，當然地被學校指定為首任班長。他領導能力，活動能力，組織能力都很強，老成持重，頭腦聰明，處事縝密，周全，靈活，說起話來帶有很重的濱海口音，有樸素的農村特有的幽默感。我們尊敬他這個班長，更把他當成大哥。當然，班上有一個能力強的班長，對我們班的同學來說，有利有弊。一方面，由於他的社會經驗豐富，領導能力強，系裡常常依靠他幫助處理很多學生事務，有時候能為本班同學提供一些額外的幫助。然而，由於他的優秀，學校和系裡有什麼需要的時候，往往會找他幫助，例如，學校需要搬家或其它一些體力勞動，系領導往往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們班，所以，我們班最容易被抓差做苦力的。除老成外，我們班的另外三位老三屆同學也比較活躍，有威信，有影響。由於我年輕，喜歡跟他們相處，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老孫是一個極聰明的人，他文筆特別好，很能寫文章，上大學前就是當地有名的筆桿子。他遇事想得開，是一個於世無爭，心中坦蕩的人。他有思想，有涵養，家庭觀念重，愛護子女，是一個好父親。他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深刻的思考和理解，跟他聊天總能有很多收穫，每當我有心事想找個人說說的時候，往往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老孫。他學習上理解能力很強，平時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學習，考試時總能考出好成績。

老丁就是跟我同寢室的丁貴思，是一個直腸子，心直口快，極其熱心，有熱情似火的性格。他來自灌南縣。說實話，我在上大學前從來沒有聽說過江蘇省有那個縣。即使是現在通訊這麼發達，也很少看到有關於那裡的報道。老丁高考時化學考了滿分。他特別善於幫助同學，我也得到過他的不少幫助。老丁對我們年輕人該批評就批評，倒覺得容易相處。由於他的熱情助人的性格，大家推選他擔任了班裡的生活委員。

老張叫張士斌，是班上的學習委員，他學習刻苦，成績優良。他是我們班高考分數最高的同學。他善良，率真，厚道，熱情助人，是一個大家都喜歡的老大哥。由於沒有跟他同寢室，也沒有同在一個小組，我跟他接觸相對少些。

三班同學中一個讓我特別敬佩的同學是胡金波，他剛入校時跟我同住一個寢室，淮安人。記得入校報到那天，他在第一次介紹自己的時候說他來自周總理的家鄉，並且他家距離總理故居只有十幾分鐘步行的距離。這讓我很是羨慕了一番，因為那時候我們都對周總理有無限的崇敬。金波是班上威信最高的同學，大二時開始擔任班長，畢業後留校工作，他口才極好，文筆也好，政治素質高，個人作風過硬，還平易近人，重感情。憑着各方面超群的表現和能力，他畢業後一直進步很快，從學生輔導員一直做到副省級幹部。雖然我從大二起就離開了三班，但是，我跟金波一直保持了很好的私人關係和同學情誼。他曾給予過我很大的幫助。十多年前，他到加拿大考察工作，還專程來渥太華看望我。幾十年裡，我每次回南京，只要在南京，他再忙都會抽時間跟我見見面，我們一起暢所欲言，特別開心。能有金波這樣能力和人品俱佳的朋友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郭平林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比我大三歲，社會經驗比我豐富。他有思想有主見有能力，真誠有親和力。臨畢業前的那一學期，他被安排在校內實習，我們曾幾乎每天在一起，建立了親密的深厚友誼。畢業後， 平林分配到農業部工作，我每次到北京都一定拜訪他，每次都受到他的熱情招待。

我的三班同學們都很好，我跟他們相處融洽。他們各有所長，給予過我很多幫助。我雖然只在三班待了三個學期時間，我喜歡三班同學的樸實，真誠和自律的班風。

五．課堂學習

我們上大學的時候，不像現在的大學採用學分制，教學計劃中的課程全部是必修課，沒有選修課。我們全系四個班的同學都在一起上課，課程表排得比較滿，多數情況下是上午四節課，下午兩節課，晚上在寢室里自習做作業。每門課有期中和期末兩次考試，有些科目平時有幾次小測驗。大學第一學期主要是學習基礎課，如植物學，無機化學，有機化學，高等數學和外語等等。外語語種由同學們自己在英語和日語中自由選定，我選的英語。有些科目有實驗課，一個班在一起上實驗課，如植物學和化學，每次實驗課都要完成實驗報告。有些科目只有理論課，如數學和英語。

在上大學之前，我對大學有一種神秘感，對大學老師有種莫名的崇拜心情，印象中大學老師都是教授，大知識分子，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及。帶着崇拜跨入教室，聽老師們講課，心中興奮不已。

我們上的第一節課是植物學，由鮑世問老師講授。鮑老師那時候50多歲，頭髮灰白，氣質極好，就是我想象中的大學教授的樣子，也是電影裡教授的形象。後來才知道，鮑老師是植物學教研組的組長。當時有一個同學叫他鮑教授，他解釋說他不是教授，而是講師。從那一刻我才知道，不是所有大學老師都是教授，而是有不同的職稱。由於文革動亂，十多年時間裡沒有評過職稱，雖然很多老師的教學和科學水平已經達到了教授的標準，但是在那時候都還只是講師甚至是助教。鮑老師口才極好，知識面廣，待人和善，講起課來熱情洋溢，給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植物學實驗課是由兩位年輕老師教導的，他們是江華山和嚴華海二位老師。我很幸運，上大學的第一個星期就認識了江華山老師，他後來成為我幾十年裡最親密的良師益友。那次上完第一節實驗課後，一個在農學82班的老鄉同學告訴我說，江老師是我們海安人。我聽到後很高興，立即跟他一起去江老師的宿舍找他。江老師對我們很熱情，後來我就經常找他，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江老師是一個聰明睿智，社會經驗豐富，有思想，有水平，為人真誠，與人為善的人。幾十年裡，我只要遇到困難，肯定第一個想到的是請他幫助，他總是有求必應。我一旦有想不開的事情，也總是與他商量，往往經過他的分析和勸導，我的思想疙瘩就能解開。就連當年找對象也是請他和師母丁承英老師幫助參謀的，他們後來是我跟太太的媒人。我們這種師生朋友情誼極其深厚而長久，在國內時是如此，出國以後也是如此。每次回國到南京，我再忙都一定抽時間看望江老師，每次我們都開心地喝酒聊天，不亦樂乎。有這麼好的老師和朋友是我的好運氣。

由於時間久遠，很多當年在青山時教過我們課的老師都記不得了。只記得無機化學是一位姓邢的女老師講授的，那個老師個頭不高，穿着樸素，但是專業知識特別強，對上課有極高的熱情，課講得好，對學生很有耐心，考試也不專門刁難學生，大家都挺喜歡那個老師。

我擔任班上的英語課代表，對當時的英語老師印象比較深，他叫倪權，英語水平很高，課也講得好，我跟他接觸比較多，建立了很好的私人關係，他曾經邀請我去揚州，到他家做客，但後來沒有找到機會。我們搬到南京以後，倪老師留在揚州，我們還通過幾封信。我很感激這位熱情的英語老師對我的幫助和忘年友誼。

我從一開始就對英語很感興趣。受文革影響，中學期間外語學得少，到大學後是重新從26個字母和48個英標開始學習的。學英語，一本好的英漢詞典是必備的，可是，那時候好的英漢詞典很難買到，我父親在上海想了很多辦法，幫我買了一本英華大詞典。這本詞典跟隨我40多年，從國內到加拿大。後來由於太舊了，沒法再用了， 但是我一直沒捨得丟掉它，多次搬家，很多舊東西都丟掉了，但是這本詞典我一直留着，作為紀念，一是紀念在青山學習的那段時光，二是紀念父親為我提供的支持。

六．青山校園生活

入學不久，學校搞了助學金評定，先由同學們填寫一份家庭經濟狀況表，然後以小組為單位開會進行初評，再由班級和系裡最終評定，決定助學金等級。助學金分五等，從一等至五等分別為每月21，14.7，11.4， 7.9 和0 元。也就是說，家庭經濟條件特別差的同學，每月可以得到21元錢的經濟補助。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同學，國家不需要給助學金。其他家庭經濟條件介於這之間的同學被評定拿到三種不同的助學金標準。助學金是國家給予學生的補助，跟學習成績沒有關係，完全根據家庭經濟情況評定。由於我父親在上海當工人，不是純農民家庭，我被評到每月獲得助學金11.4元那一等，這樣，我每月獲得學校發給這麼多錢的菜票，用於三餐。由於當時的食品價格很便宜，我的這麼多錢助學金基本上就足夠了我的每日三餐。那時候一碗白菜肉絲湯只賣一角錢，早晨的一小碟鹹菜只賣三分錢，一盤米粉蒸肉只賣兩毛五分錢，那是當時我們最喜歡的菜品，每天開飯前去飯堂排隊就是為了能買到一盤米粉肉，去晚了肯定買不到。

我的生活很規律，每天早晨吃一個二兩重的饅頭和二兩稀飯加一小碟鹹菜。午飯和晚飯都是四兩飯加一盤葷素一起的菜。由於年輕，肚子特別容易餓，吃得多，覺得每天吃飯的時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時刻。我們那時最不喜歡上午有第三四節課，因為到12點鐘下課後，再走到食堂，往往好吃的菜都被賣光了。同學們最後10幾分鐘無心聽課，一段時間以後，很多老師都知道了同學們的這個心情，常常第四節課提前一刻鐘下課，讓我們早點去買飯。因為食堂食堂飯菜是分開賣的，每個同學準備兩個飯盆，一個用來買飯，另一個買菜，用飯票菜票。為了節省排隊買飯菜的時間，同學們都是每兩個人合作一起買飯菜，一個買飯，一個買菜，各打兩份，這樣每人只需要排一次隊。大一的時候我是跟鮑興才合作買飯菜的。興才同學是我們班除四個老三屆同學以外年齡最大的，比我大六七歲，入校前是生產隊的隊長。他性格隨和，心地善良，忍辱負重，做事穩妥，學習刻苦。很幸運我在大一期間跟他住上下鋪，又一起吃飯，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他是全班唯一一個在大學期間到我家訪問過的同學。

剛上大學時，對於每天早晨用冷水洗臉很不習慣，尤其是在天氣寒冷的時候。雖然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習慣了一些，但是，一旦有條件，或者假期回家時，我還是喜歡用熱水洗臉，總是感覺能夠用熱水洗臉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另外，大學時期，我們還學會了自己洗衣服，甚至簡單地補衣服，養成了很強的生活獨立性。

在青山校區最大的娛樂是看露天電影。校區沒有禮堂，學校安排過從揚州總校區帶來電影膠片，在食堂旁邊的一大塊空曠廣場上放映。同學們從宿舍搬來自己的板凳，大家整整齊齊地坐在廣場上看電影。這種露天電影很像我們小時候在農村時看電影的情景。在青山的近一年時間裡，我們看過幾次電影，次數不多，有時因為天氣太冷太熱颳風下雨都沒法放映露天電影。同學們在學習之餘，往往到周圍的果園和茶園裡散步。在青山的一年時間裡，我到青山鎮去過幾次，一是冬天去那裡的澡堂洗澡，二是到那裡的供銷社或集市上買生活用品。我們班級還集體到儀徵縣城參觀過一趟。縣城比較破舊，我們是窮學生，沒錢買東西，只是看看街景。

學校經常在周末用汽車接一些學生到揚州，一方面參觀學校主校園，另一方面遊覽揚州。一般都是在星期日，當天來回。由於汽車位子有限，能夠去的人不多，名額分到各系，每次由學生提出申請，根據所提理由，由輔導員批准決定由誰去揚州。我有幸被批准到過揚州一次。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到揚州，所以記得很清楚，那次我們班只有我和胡金波兩人被批准，我們一起去的揚州，也在一起參觀校園和各個風景點，那天很興奮，揚州的美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愧為享譽世界的旅遊城市。本來在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很多人開玩笑地告訴我說，揚州美女很多很有名。那次到揚州，我專門留意了這個方面。在那個年代，人們都很樸素，女孩子顯現出的是樸素自然的美麗。由於揚州的富庶和水質等優越條件，那裡的人們更加美麗是肯定的。揚州人不但外表美，心靈更美，他們禮貌，好客，真誠。

那時的青山沒有電視，沒有電話，連收音機都很少。我們班的物理天才仇加山同學幫助我製做了一個簡易收音機，他用一個小的雪花膏盒子，打上幾個小孔，裡面放一個吸鐵石，再用細鐵絲繞成一個小線圈，就變成了一個簡單的收音機，不需要電池，放在耳邊就可以收聽到一個當地的電台。當時我們都覺得不可思議。加山的物理學得特別好，當年沒有上物理系真是可惜。我們都感嘆一個物理天才被埋沒了。

到外地上大學是我們大多數同學第一次遠離父母而獨立生活。剛上大學的第一學期，我們都特別想家，想得要命，每天都盼望家裡的來信，班上的生活委員負責從收發室取信，同學們往往每天按時等待，熱切地盼望家信。跟我同宿舍的一個同學，幾乎每天晚上都自言自語地發牢騷，口中自言自語說，“他媽的，還不來信”，還帶着唉聲嘆氣，我到現在都記得那種語氣和那種失望和沮喪的表情。一旦收到家信，我們都是讀了一遍又一遍，仿佛讀家信是最幸福的事情。那個時代，沒有電話，跟家裡只能通過書信聯繫，寫信盼信看信是寄託對家人和家鄉思念之情的唯一途徑。我們這些單身的學生還好，對於那些老三屆的同學，對家信的盼望更加熱切，只是他們不放在口頭上而已。他們思念妻子兒女，對家中事務不放心，又承擔着妻子兒女對他們的思念，真不容易。學校特別批准他們每學期回家探親一次，但是，他們有時候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比如學習緊張或經濟原因，而放棄回家探親。我當時也特別想家，我姐姐大約每一個月給我寫一封信，我則是每兩個星期寫一封信回家，另外也寫信給我在上海工作的父親。這種熱切想家的情形從第二學期開始就好多了，事實上，後來的一些假期我甚至沒有回家或只回家度過部分假期，而是更喜歡留在學校里度過假期。

在青山那一年的娛樂生活相對較少，這其實是有利有弊的。農村校區的生活安靜而簡單，沒有校外活動，沒有干擾，我們把時間都花在學習上，對學習有好處。當然，它的弊端就是，那種乏味的生活使我們這些年輕人缺少了活潑多樣，有緊有松，勞逸結合的更有趣味的大學一年級應有的生活體驗。

在青山的那一年裡，我們的學習生活雖然艱苦，但在我們的記憶中有很多值得留念的片段。春天裡青山果園桃花、梨樹花競相開放，配上周圍碧綠色的茶園和農田金黃色的油菜花，一派春意盎然。同學們在學習之餘，漫步於春花爛漫的果園小道，別有一番意境。有時候在周圍的小山坡上還能採摘到山裡的特產，如有人在樹林裡採到很大的野生靈芝，這對於生活在平原的同學來說很是新奇。

七．離開青山

文革前江蘇有兩個農學院，一個是位於南京的南京農學院，另一個是位於揚州的蘇北農學院。文革中，南京農學院（簡稱南農）跟蘇北農學院合併，改名為江蘇農學院。這個合併，實際上相當於撤銷了南京農學院。雖然有一些原來南農的老師搬到了揚州，但是， 很多老師都沒有搬去那裡。

文革後，國家撥亂反正，積極糾正文革錯誤，審時度勢的原南農教師和校友們，特別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們，聯合起來，提出請願，要求中央恢復南農，很快得到中央和江蘇省政府的批准，於1978年2月下達正式文件，恢復南農。文件明確批准南農復校，搬回原校址，原來南農的老師們重新搬回南京，由於學校撤銷而被迫轉到其他單位工作的老師們，可以調回學校重新任教，文革中占用南農校舍校址的單位必須在限定時間內搬出。對於南農人來說，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消息。

所有蘇農的在校學生被分到兩個學校。當時有七個系，兩屆高考入校學生（1977 級和78級）。77級的農經和畜牧獸醫被分到了南農，78級的農學，園藝，植保，土化，農經也被分到了南農。因此，我們在青山的四個系的全體同學都被分到南農。

青山校區的一切設備都於1979年6月被搬到南農，同時，南農校園內部也有很多搬運工作。那時候沒有搬家公司，也沒有太多搬運設備，學校就決定利用我們這些免費的勞動力，手工搬運。我們三班被選中，擔任了這項“光榮”的任務。我們從青山將物品搬上卡車，到南京後，卸下物品搬入教室或實驗室。在南農內部，文革中很多校舍被多個單位占用，所有樓房包括教學樓和實驗樓，加上食堂和宿舍有很多物品都需要搬遷和內部整理，我們在那裡搬家清理了近兩個星期時間，終於將學校整理好，以便同學們九月初到南農上課。那段時間，我們睡的是地板，每天干很重的活，並冒着炎熱天氣，很辛苦。整個時間沒有走出過學校大門。然而心中是快樂的，因為從青山搬到南京是我們每個人都嚮往的。

離開青山時，我們沒有留下太多的不舍。我們在青山的大一生活是簡單，樸素，安靜，清苦，勤奮的。基本上是宿舍，食堂，教室三點一線，課餘時間基本上都用於看書學習，那也是一段充實的生活。青山的日日夜夜是一段值得回憶的時光，沒有青山， 我們的故事就不完整。之後的很多年裡，我每次坐汽車經過青山，總會特別注意看一眼那個我曾經學習生活過的地方，看看我住過的那棟紅磚宿舍樓。2018年10月，我們班的同學在紀念入校40周年聚會時，專門到青山校區故地重遊，感慨萬千，所有建築都已經破舊不堪，只剩下磚牆土坯，整個校區長滿了灌木雜草，滿目瘡痍，舊貌不再，原來的那條從宿舍到教室的通道都已經很難找到了，宿舍樓周圍長起了大樹，原來的那個水塔仍然完好地屹立在那裡，成了青山的唯一可見的標誌。我們訪問當地的一些中老年人，他們都還記得40年前有一幫大學生在那裡讀過書。歲月改變了一切，但美好的記憶永遠留在了腦海里。

揚州的蘇農，沒有恢復原來蘇北農學院的名字，仍然沿用兩校合並時的江蘇農學院，並於上世紀90年代跟揚州的另外五個本科和大中專院校合併成立了揚州大學，所以，我經常自詡我也可以算得上是揚州大學的校友。

八．初到南京

1979年9月初，我們來到復校後的南京農學院讀大二。那算是我第一次來南京，雖然暑假前我們來學校搬家近兩個星期時間，但是，那時候我們只在學校裡面，沒有出過學校大門。初次來到南京，我的心情特別激動，南京這個曾經的六朝古都，我來了！開學後的一段時間，我跟其他同學一起遊覽了南京的一些名勝景點，如新街口，鼓樓，玄武湖，中山陵，莫愁湖，雨花台，長江大橋等等。看過南京，我特別喜歡上了這個城市。

在那以前，我在上海短期生活過，在南通也居住過一小段時間，還到揚州旅遊過，所以南京是我所到過的第四個城市。我喜歡上海，那裡現代化程度高，車水馬龍，熱熱鬧鬧，商品豐富，是最發達的經濟中心。我喜歡南通的方便，寧靜，友好，以及城市的精緻，它是我很喜歡的城市，我小時候曾經夢想過長大後在南通工作生活。揚州也是一個很美麗而樸素的地方，那裡有好景，好人，好風光，有悠久的歷史，有文化底蘊，有歷史，有氣質，古今結合，既安靜又熱鬧，那裡的人們樸實，真誠，友好。然而，來到南京以後，我立即認為南京是最好的，它有歷史，又有現代感，整齊美麗，路道寬廣，平靜祥和，有極深的文化底蘊，又有科技功底，古都氣質中帶有現代氣息。它是面向世界，在中外享有盛名的經濟文化中心。 我很慶幸能夠來到南京上大學。在南京生活一段時間以後，產生了家的歸屬感，為之深感自豪。

南農坐落在南京東郊，紫金山南麓。從中山陵頂上可以看到我們學校的主樓。紫金山是南京最美麗的風景區，也是一塊風水寶地，怪不得朱元璋，孫權和孫中山都選了這個地方作為他的長眠之地，唐僧也選這裡的靈谷寺進行他的經書翻譯。山頂上有著名的紫金山天文台，山下有美麗的中山植物園。由於跟校園很近，我們有時候去那裡爬山，既鍛煉身體，又觀賞風景。每次身在其中都倍感清新，舒坦。在這樣的地方學習和生活，是一種幸運，一種享受，一種完美。

九．復校之初的南農

南農的前身是解放前的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的農學院，上世紀50年代初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的時候，這兩個農學院被合併成立了南京農學院，並選定校址在南京東郊的衛崗。這裡距離南京城裡很近，從學校旁邊乘坐公共汽車，只需要15分鐘就可以到達市中心新街口。由於南農是由解放前兩個全國最強的農學院組成的，她的師資力量特別強，在農業院校中首屈一指，是當時的兩個全國重點農業院校之一。另一個是北京農業大學，現在叫中國農業大學。南農也於1984年改名為南京農業大學，那時候我在本校讀研究生，這是後話。

我們作為南農復校後的第一批學生是很幸運的。本來是被普通高校錄取的，卻能在重點的南農畢業，我們沒有辜負南農的聲望，我們這屆學生是老師們公認的學習最認真，素質最好的一屆學生。畢業後，我們都成為了佼佼者， 成為了母校的驕傲。

復校後的南農仍然為全國重點院校，由農業部和教育部雙重領導。那時候，全國仍然只有北京農大和南農兩所重點農業大學。幾年以後，才有華南，西北，西南，華中和東北農學院被升格為重點農業大學。

南農校園內有好幾條筆直的大道，大道兩邊是茂盛的法國梧桐樹。校園的寬廣和美麗在南京的諸多大學中絕對是有特點的。學校的標誌性建築是教學主樓，那是一座美麗，大氣，設計精巧的建築藝術品，很有特色，由著名建築學家，原中央大學校長楊廷寶先生親自設計，曾獲得全國建築設計大獎。校園內有行政樓，幾棟教學實驗樓，大禮堂，大操場等等。復校後不久，圖書館已經開始打樁建造。那時候學生宿舍共有四棟三層青磚樓房，第四舍被用作教師宿舍，我們學生住在第一，二，三舍中。食堂很大，一切條件雖然算不上完美，比青山時好得很多。食堂就在宿舍樓旁邊，教室寬大，有正規的桌椅，乾淨，明亮，教室很多，不需要擔心上晚自習時找不到位子。在校園裡散步，輕鬆愜意。學校有操場，球場，標準跑道，有浴室、小賣部，校醫院等等。學校行政部門都很方便辦理一切手續，輔導員和班主任都隨時提供幫助，有求必應。系裡有專門負責學生工作的主任。  

剛復校的時候，學校建了很多簡易的房子，是一些用紅磚牆加蓋油毛氈屋頂建起來的像棚子一樣的房子，作為臨時的教室，實驗室，辦公室和閱覽室。我們的一些課程就是在那種簡易房子裡上課的，植物學教研組的辦公室和實驗室，微生物學實驗室，化學實驗室都臨時放在簡易房子裡。學校沒有足夠的正規宿舍安排給老師，有些老師住筒子樓，還有很多教師被安排住在簡易房子裡。簡易房冬天寒冷夏天炎熱，條件比較艱苦。我本來以為只有我們學校教師們的住宿條件差，後來發現，其它大學也一樣。我經常到南京大學的堂兄家去玩，那時候南大很多老師也都住的筒子樓里，也是一住很多年，很多老師一家三四口擠在一間房間裡，在走廊上做飯，用集體自來水間和公共廁所，跟電影裡看到的筒子樓一樣。

搬到南京後，我們三班對住宿作了調整，我被安排跟成德樹，葛永福，劉赤誠，王曉翔，朱建生，仇加山，陳玉忠八人合住一個房間。葛永福住我的下鋪。永福是我所認識的脾氣最好的人，他溫文儒雅，細聲細語，心地善良，是一個最容易相處的同學。

十．初遇李揚漢教授

到大學報到的第一天，我們領取的植物學教材封面上赫然顯示“李揚漢主編”，那時候我就深刻地記住了李先生的名字。到南京之後的開學第一天，我們全系召開大會，由系主任李揚漢教授給我們講話。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後來對我產生極大影響並成為我的恩師的大教授。我被他的教授氣質所折服，他的那種大知識分子風範，令我肅然起敬，心中立即生起了崇拜之心。那時候我根本想不到，三年後他成為我的研究生導師，成了我最重要的學術領路人。

李先生早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在植物學特別是植物解剖學領域造詣很深，是學校的二級教授，是全國乃至世界著名的植物學家。他寫過很多著作，我們當時不光所用的教材是他編寫的，其它參考書很多也是他編寫或譯著的。

李先生的演講特別生動，他知識面廣，學術造詣深厚，注重教書育人，多年被評為教書育人先進工作者。多年後我的同學們還經常談起李先生教書育人的兩件事：有一次，我們全系同學一起上大課，有一個學生在上課的時候吐了一口痰，被李先生看到了，他立即停止講課，對那種不講衛生不講公德的不良習慣進行了批評教育，為這事教育了我們一個多小時，直到下課。另一次類似的事情是，有一個學生上課時對着講台，張開大口，打了一個哈欠，還發出了聲音，李先生也是非常嚴肅認真地教育了一番，他不光是對那個當事同學進行了教育，而且把話題引伸出來，講了很多道理，給全體同學上了一堂道德課，以便提高我們的修養，改進素質，這類教育無疑對我們都是很有好處的。

十一、轉入植物學師資班

由於十年動亂，很多學科出現了嚴重的人才斷層，植物學也不例外，也就是說，全國幾十所農業院校（農學院和農業大學）都嚴重缺乏植物學老師，後繼無人的問題很嚴重。作為全國最知名的植物學教授和學科帶頭人，李揚漢教授向教育部，農業部和學校發出呼籲：希望創建一個植物學師資班，簡稱植師班，由他親自培養，畢業後充實農業院校植物學師資隊伍。這個呼籲得到各級領導的快速批准，有關部門於1979年秋下發文件，同意在南農成立植師班。除植師班以外，上級同時批准南農創辦了另外兩個師資班，一個是土化系的化學師資班，另一個是農經系的馬列主義政治學師資班。

成立植師班的批示下達以後，李先生馬不停蹄，立即行動起來，着手創立這個班級。學校決定從農學，植保和園藝三個系抽出30個學生成立植師班。採取由學生本人提出申請，再集中挑選的方法選擇學生。學校將公告發到了三個系的同學，並要求感興趣的同學在指定時間內提出申請。由於是植物學師資班，當然地由植物學教研組負責具體事務，教研組組長鮑世問老師具體負責了學生挑選工作。

看到公告之後，我開始權衡利弊，有過一些思想鬥爭，跟家裡商量，父母讓我自己決定，我本人對做老師有一定的顧慮，覺得我的性格不是很適合當老師，所以，一直猶猶豫豫，等到最後截止日期那天才決定報名，提交了申請。兩個星期後，被選中的植師班同學名單公布出來，30位同學立即從原來的學科和專業抽調出來，組成了新的植師班。農學83班一共有六個同學轉到植師班。離開三班前，三班同學們為我們六人舉行了歡送會。

我們班的男同學被臨時安排住在宿舍樓中間的大會議室里，那個大通間被分隔成了兩個房間，由於是臨時隔開的房間，只用一層薄薄的板子做的隔牆，根本不隔音，因此，相當於我們所有男同學住在一個大的通鋪間裡。

一年後我們被安排入住正常的宿舍房間，每間寢室住八個人。我跟丁雨龍住上下鋪，同寢室的還有蔣鳴，張余仁，徐前，梅傳生，金銀根和姚茂和。我們宿舍同學中，有的多才多藝，體育和文藝都很好，會打球會表演，能說會道，大腦靈活，氣質一流。有的文學素養高，下筆成文，出口成章，古文造詣深，能演講，能唱歌。有的社會經驗豐富，做事穩妥，說話講究，有思想有辦法，有組織能力。有的思想老成，政治敏銳，對形勢洞察力強，對同學關心有加，熱心有凝聚力。有的大智若愚，心中有數，有城府，有抱負，待人寬厚，助人為樂，外柔內剛。還有的生活樸素，善於排除干擾，刻苦學習，目標明確，志氣高，上進心強。

從植師班成立到畢業的兩年半時間裡，我們是一個新的專業，新的班級，新的集體，我們班沒有老三屆同學，年齡相對年輕，這是一個聰明好學，勤奮上進，具有遠大志向的班級。

鮑老師親自擔任了我們班的首任班主任。他解放前在學生時期是地下黨員，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業務和政治水平都很高，領導能力和組織管理能力強，是李先生的得力助手。後來，他被調到學校任研究生部的部長，植物組由徐漢卿教授擔任組長，楊慧琳老師擔任副組長，我們植師班的事務由他們兩人負責。鮑老師雖然離開了教研組，但對我們植師班仍然一直很關心。

在李先生的親自指導下，我們班教學計劃迅速制定出來。李先生認為，作為大學老師，知識面一定要廣，基於這樣的指導思想，我們被要求在兩年半時間裡學習35門課，包括很多看起來跟植物學沒有太大關係的課程，例如，邏輯學，古漢語，古詩詞，拉丁語，動物學，物理學，攝影技術，植物病理學，昆蟲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實驗設計與生物統計學，高分子化學，現代分析化學，土壤學，線性代數，模糊數學等等。

我們每學期比其它專業的同學多上很多課，作業和考試也多得多，學習任務很繁重，所以，本班同學都學習刻苦，培養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和風氣，也養成了比較典型的知識分子氣質。

成立植師班的初衷本來是為全國高等農業院校培養植物學教師，然而，最終我們班在農業院校做老師的只有五個人。班上近三分之二的同學出國進修或讀研，有些學成後回國了， 還有11人留在國外。同學中有的在綜合性大學或其它非農口大學做教授，有的自主創業，有的做科研，有的當了公務員，改行的人很多，他們都在自己的領域裡做得風生水起，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我想，這樣一個班是成功的，當年李先生決定成立這個班的初衷被超額實現了。李先生和所有為這個班辛勤耕耘過的各位老師是成功的，我們向那些老師致敬並表示感謝。

十二。學習

學校的教學活動比在青山時更加正規。每一課程都有教研組，由講授講師上課，助教負責作業，輔導，解題，有一整套的系統安排。我一貫把學習看得很重，認為“分數才是硬道理”，特別佩服學習成績好的同學，把他們當成自己的榜樣。

我們每天早上八點到中午12點，下午兩點到四點鐘是學習時間，主要是上課。沒有課的時候，大家也基本上把這段時間用於做作業或看書自習或完成實驗報告。我每天午飯後睡一個午覺，大學時養成的午睡的習慣，一直保持到出國後才停止的。晚飯後一般是上晚自習的時間。多數同學是在寢室里上晚自習的，因為那樣更方便，而我總是習慣到教室里去上晚自習，那樣才能集中精力，在寢室里學習往往會受到干擾，一會兒幹這干那，一會兒喝茶倒水，一會兒又跟其它同學聊天，學習效果不理想。

晚自習一般上到九點半左右回宿舍休息。有時候晚飯後會在校園內散散步，晚自習中間會休息幾次。我最喜歡的休息方式是在主樓和北大門之間的那段筆直的馬路上散步，幾年裡我可能踏遍了那段路的每一塊地方。一段時間學校對學生宿捨實行統一管理，每天晚上11點鐘強行關燈，極少數同學還到走廊里利用那裡的燈光繼續學習，或在被窩裡打着手電筒學習，但是我從來沒有這麼做過。其實，學習中最重要的是學習效率，而不是學習時間的長短。

四年大學期間，我沒有曠過一次課，也沒有遲到或早退過。每次上課我都認真地聽講，認真做課堂筆記。我有一個特點，凡是自己用筆寫過一次的內容，記憶和理解就會被強化。我背英語單詞的方法就是不斷地在紙上反覆寫，寫到記住為止，是所謂“操作型”記憶。

我將所有學習科目分成三類，第一類是需要完全靠死記硬背的科目，如植物學，植物生理學等等，在農學院裡，這類科目比較多。第二類是分析理解型的科目，如高等數學，生物統計學等等。對這類科目的學習，我的方法是學習時一定弄懂弄透，完全理解，然後多做練習題。第三類是既需要記憶又需要分析理解的學科，如化學，物理等等。對於這類科目的學習，需要把第一和第二類的學習方法結合起來，即多做練習加上適當記憶。這些學習方法是有效的，當然，不管採用那種方法，努力學習，花精力在學習上是肯定必須的，在學習的路途上沒有捷徑可走。

我的記憶力屬於“短期性記憶”類型，我能夠快速準確地記憶很多信息，但是，對細節內容的記憶持續時間較短，只能保留幾天時間， 因此，我總是在考試前幾天才開始複習，認真將課文內容背誦下來，記到腦子裡。複習時，我總是看一段學習內容，然後閉上眼睛默背幾遍，用這種方法一段一段地記憶全部內容。那時候年輕，正是記憶力最強的時候，可以在考試前記下厚厚的一本書，準確而細緻。一個內容，不光可以背下來，而且可以清楚地記得任何一個內容是在書中的哪個部位，有什麼插圖，表格等等。

外語學習一直占去我最多的時間，我大致估計了一下，四年大學期間，我所花在英語學習的時間占總學習時間的一半還多，其它所有課程也只花了不足一半的時間。在上大三的時候，我已經下定了決心要考研究生，而研究生考試科目中，英語是最難的。那個時候老師同學中已經開始流傳着有關出國留學的消息，我已經知道我們將來可能有機會出國。因此，我下定了決心要學好英語。英語學習主要是閱讀，聽說，記單詞，和掌握語法，需要多聽多讀多寫多練習，口語靠讀，而且一定讀出聲，語法靠多做題目，寫作靠多練習。平時沒有考試的時候，大多數自修時間都用在學習英語上。記得上大四時學校來過一個從芬蘭來的大學生代表團，我被選中參加了作為學生代表跟那個代表團座談，並陪同他們一起參觀校園，雖然結結巴巴，但是我的英語基本上能夠應付一些簡單的場合。那是我第一次跟外國人直接對話，是我的第一次實際上的外語練習，給了我較大的鼓勵和信心。

第一本英語教材用的是“農業英語”，要應付研究生考試，那本教材根本不夠，我就買了許國璋英語全套書，並從圖書館借了一些英語參考書。南農自古以來就特別重視外語教育，作為重點農業院校，要培養面向世界的頂尖科學人才，外語學習很重要。為了鼓勵和幫助學生學好英語，學校組織過很多幫助英語學習的活動，包括設立英語興趣課，對全體學生開放，學校還請南大的英語教授做過多次英文演講，對所有學生開放，凡是願意參加的都可以聽講。大三大四的時候，學校為了幫助學生備考研究生或出國研究生，在暑假和寒假期間辦了英語培訓班，由本校英語教研組裡水平最高的幾個老師講授。那幾個假期我留在學校里參加了那幾個培訓課。

我不怕考試，平時遇到考試也不緊張。每次考完試之後，我往往能夠比較準確地知道自己做錯的題目，會懊惱一番，有時甚至耿耿於懷一段時間。我知道，從理性方面來講，既然已經考完了，懊惱沒有任何好處，也沒有意義，是自尋煩惱，但是，仍然不由自主地懊惱，很難改正。

低年級的時候，所有考試都是採用閉卷答題的形式。到了高年級，有些課程就開始以理論考試和科學實踐相結合的測試方法來衡量學習成績。例如，我們學習的高級植物形態解剖學的期終考試，任課老師要求我們查閱文獻寫出綜述報告或進行真實的實驗，取得數據，寫出報告。我當時是這門課的課代表。記得我做的課題是對一種植物的氣孔的數量，大小和形態觀察。後來，楊老師在給大家的報告打分數的時候，凡是進行真實實驗的給了優秀成績，寫文獻綜述的給了良好成績，這是鼓勵學生自己動手做科學實驗，培養科學研究的能力，無疑是正確的，那是我做的第一份科研性質的考試。

作為植物學老師，石蠟切片技術是一門最基礎的技術課程，經過多次學習和親手實踐，我們都熟練掌握了這種技術，為將來當一名合格的植物學老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學習的科目中有一門課是攝影技術課，那是因為植物學老師在觀察植物形態解剖的時候，常常需要用照相的方式記錄下來，這往往需要自己拍照，自己沖底片，自己洗出相片。那是一門特別有意思的課，我們每兩個同學發一個相機，拍很多照片，然後自己在暗室里衝出底片和洗出照片。凡是技術性的課程都是我最喜歡的。

每次回憶起大學時期的考試，就會想起每年夏季期終考試時的那種辛苦。不是因為對學習和考試的壓力，而是因為炎熱的天氣。南京是中國四大火爐城市之一，夏天的極度炎熱讓我到現在回想起來還感到可怕。期終考試總是在最炎熱的七月上旬，那時候教室和宿舍里沒有空調，氣溫達到40度以上，連續高溫十幾天，白天烈日當空，晚上氣溫也一樣熱，我們坐在教室里複習備考，全身大汗淋漓，坐在木椅子上，一會兒椅子上就被汗水浸濕，我們一邊看書一邊擦汗，衣服完全濕透。夜裡因為炎熱而無法入睡，又影響學習效果。所以，每年六月底七月初總是我們最辛苦的時候。

十三。實習

一般來說，大學最後一年到生產第一線去進行實習，把在課堂上學習的知識用於生產實踐，為畢業後的工作打下良好基礎。我們師資班沒有像其他專業那樣到單位實習。一方面師資班專業沒有辦法安排實習，另一方面，為了完成既定的課程，我們的課堂學習被安排到最後一學期。不過，為了理論聯繫實際，使我們的學習更加紮實，我們班有過不少學科實習。例如，植物分類學作為植物學教師的最基礎的一門學科，不但理論知識要學得好，更需要實踐知識的全面掌握。因此，這門課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

我們的第一次植物分類學實習是到黃山進行的，目的是認識植物，了解植物的生態，分布，多樣性以及植物學的其它知識。黃山地區植物種類豐富多樣，很有亞熱帶植物種類的代表性，是很好的實習地，加上帶領我們的是一個當地中專學校的吳學良老師，對當地植物種類的熟悉和了解，使我們的實習效果達到最好。當然，我們也藉此機會遊覽了黃山美麗的自然風光。在實習時，我們不光學習認識植物種類，還採集植物標本，每天早上每人帶上兩個饅頭和一些榨菜出發，晚上才返回旅館，到山裡，到森林裡，跟着老師識別植物，我們白天採集標本，用標本夾壓制好，晚上換紙，保證標本不會變色腐爛，並將每份標本的鑑定過程和結果記錄下來。上山和下山也正好學習了植物種類分布隨着不同海拔高度的變化。那是我至今唯一一次遊覽黃山。黃山的險、峻、雲海和奇松令我不能忘懷，不愧是“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我們在光明頂住了一晚，早晨一大早起來看日出，登上了天都峰，飽攬了黃山美麗的風光。那是一次很有收穫的實習，也是一次極好的觀光遊覽。

第二次實習是到宜興，那是代表了暖溫帶至亞熱帶植物種類，我們同樣是在山林灌木林中識別植物，採集標本，老師在實習地現場講解指導。當時我們住在當地的一個小學的教室里，將課桌拼在一起，當作臨時睡床。記得來回的長途汽車上，全班同學齊聲歌唱，甚是開心。那種歡樂氣氛至今難忘。記得在宜興的一些生活細節，在那裡的竹林里，深夜有野豬嚎叫，當地村民就敲盆子趕走野豬。另外，我們一幫男同學在一個池塘里洗澡，洗過後，渾身奇癢，只好又到不遠處的一個較大的水庫中沖洗一番才止癢的，後來才知道那個水塘是當地農民給耕牛洗澡的水塘，水中有很多牛虱子和其它蟲類，咬人而且對皮膚產生傷害。在宜興我們受到了當地農民的照顧，同學們也都喜歡那種原生態的環境，晚上還跟當地人看露天電影。在宜興實習期間，我們正好遊覽了那裡最聞名的旅遊景點張公洞，善卷洞和當時還在建設中的靈谷洞。

其它還到過幾個短途的實習地，包括寶華山，棲霞山，紫金山和南京中山植物園和藥用植物園。給我們上植物分類課的是顏玉樹老師，帶我們實習的除顏老師和顧德興老師外，還邀請了南大的王正平老師。王老師的分類知識特別強，我們都很敬佩他。

其實在植物生物學的各類學科中，我最不喜歡的就是植物分類學，因為知識點太零碎，特別難記。分類學是科學，更是經驗，靠死記硬背，但又不是完全靠死記硬背，課堂上學習的植物分類知識，需要不斷練習識別，才能鞏固，否則，過不了多長時間就會忘記掉。這是一門不容易掌握的經驗學科，需要極大的熱情和興趣才能學好，而我一直沒有能夠培養起這種興趣，所以，在所有科目中，植物分類學是我學得最辛苦的一門。現在讓我到外面去認識植物，已經認不出太多了，早已把分類知識還給了老師。

十四。老師們

南農復校後的首任校長是樊慶笙教授，他早年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是我們學院為數極少的幾個一級教授之一，是著名的微生物學家。他還是最初從美國將青黴素菌種帶回祖國的人，因此，他為社會和科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我們農學系是學院裡最大的系，學科最全，著名教授最多。當時學校評定的最著名的享受終身不退休待遇的七位大教授中，我們系就占有三位。很多學科都是全國最強的。當時聽到的最多的教授名字是馬育華，美國博士，一級教授，是著名的生物統計和大豆育種學家，他在美國時編寫的生物統計學教科書，被美國一些大學和中國各大學指定為主要參考書。馬先生沒有教過我的課，但是，我多次見到過他，是一個平易近人，和善慈祥的老先生。本系的其他一些著名教授有李揚漢和吳兆蘇兩位二級教授，以及朱立宏，朱健仁，潘家駒，錢維朴等教授。他們都是學術造詣極深的優秀科學家和農業教育家。除教授外，本系各專業學科的很多其他老師都是業務很強的。由於文革中取締了學術職稱制度，當時有很多老師，如劉大鈞，朱培仁，章熙谷，徐漢卿，陸作楣等等學術地位很高的老師都還是副教授或甚至是講師。當然，後來恢復職稱後，他們都很快被評為教授。其中劉大鈞有俄國副博士學位，他後來接替樊慶笙教授擔任南農的校長，並被評為工程院院士。

教我們植物生理學的老師是朱培仁和明圖林，遺傳學老師劉大鈞，王耀南和楊世湖，生物化學老師周培根，作物栽培學老師黃丕生和陸士龍，生物統計學老師陸作楣和馬澤仁，微生物學老師王天光和沈愛光，線性代數和模糊數學老師楊崇瑞，拉丁語老師王耀庭和藍之中，英語老師朱偉民和於寶麗，同位素物理學老師陳祖義。還有很多老師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

由於我們班是植物學師資班，自然而然地跟植物學教研組有着密切的關係。除擔任我們班主任同時也是植物教研組組長的鮑世問老師以外，植物教研組包括徐漢卿，章毓英，楊惠琳，顏玉樹，黃清淵，宋乃仁，舒迎瀾，廖廑麐，陳懋琳，朱蘭君，顧徳興，徐玉玲，金存玲。他們大多數都教過我們，即使少數老師沒有給我們上過課或帶過我們實習，也在多方面幫助過我們。

那時候全系有很多優秀的中年骨幹教師。跟我們專業聯繫緊密的植物生理學教研組有“四大金剛”之稱的優秀教師是指周燮，張榮銑，俞炳皋，劉友良這幾位優秀中年教師。其它專業也都有一批專業強，人品好，盡職敬業的中年老師，由於他們沒有教過我，所以不完全記得他們的名字。

我們班安排的很多學科是李揚漢先生從其他高校或科研單位邀請的老師或科學家給我們講授的，比如說，邀請了學部委員，著名植物學家王伏雄先生給我們講授的高級植物胚胎學，山東大學的周光裕教授給我們講的高級植物生態學，福建農學院的梁天干教授為我們講授的普通植物胚胎學，南京大學的王正平教授給我們講授的植物分類學，河南農大的向定蜀老師教的細胞生物學，邏輯學則是邀請的南京教育學院的一個老師給我們講授的，李先生本人則親自為我們上的高級植物形態解剖學。

我們從多位老師那裡不但學習到了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學習了他們的敬業精神，科學態度，對教學的一絲不苟，誨人不倦和任勞任怨的奉獻精神。天地君親師，前三者只是虛設，唯有親人和老師與自己有着直接的關係。尊師是中華傳統的精髓。遠離家人的學子，視老師為親人，同學如兄弟。

十五。課外活動

搬到南農以後的大學生活比青山的時候豐富多彩了很多。學校組織各種學生活動，由於進城方便，同學們可以參加社會上的活動。各系有學生輔導員和專門負責學生工作的副主任和副書記，幫助學生解決生活上和思想上的問題。各系和學校有兩級學生會，班級，系和學校都經常組織一些文體活動。每年學校召開運動會，各類運動項目有集中訓練隊，有武術，太極拳等體育興趣組。學校鼓勵學生早起做廣播體操，下午大操場上很多同學鍛煉身體，各種球類和田徑類項目應有盡有。學校有文藝宣傳隊，排練和演出娛樂節目， 學生會組織文藝演出。學校還開設了如書畫鑑賞，五線譜識讀，攝影，音樂知識等等興趣課，對全體同學開放。學校有大禮堂，用於開大會，看表演，看電影。同學們還到城裡的電影院和前線歌舞團的禮堂去看電影。學校曾多次請校外的知名人士或演講者做各種報告。

我們植師班大多數同學對參加課外活動不太感興趣，可能主要原因是我們的學習壓力相對比較重，班級從大二第二學期才成立，要求在兩年半時間裡學完四年的課程。另一個原因是班風，我們是一個特殊的學習班級，書呆子氣息濃厚，有比較典型的知識分子特點。我們班參加運動會比賽的人極少，體育運動不積極，參加文藝活動，加入學生會組織的各類俱樂部和興趣小組的人也很少。那時學校提倡學生早晨起床到操場做廣播體操，然而我們植師班參加廣播體操的人不多，“夜貓子”多，大家學習刻苦，每天晚上很晚才休息，早上也就習慣了睡懶覺。

我在大學期間沒有當過主要班幹部，也沒有當過學生會或其他組織的領導。我極少參加文體活動。雖然花在學習上的時間很多，我也有很多自己喜歡的課外活動。我喜歡看電影，校內放映的電影，我從不缺席，有時還到城裡的電影院去看。我也曾多次到南京前線歌舞團看表演。我還到五台山體育館學習溜冰，到城裡聽音樂會。平時我喜歡到圖書館閱覽室看雜誌，喜歡人民文學，大眾電影，收穫，當代，十月，讀者文摘等等期刊雜誌。大學期間沒有看過長篇小說。有時寢室里搞聚餐，大家喝點酒，娛樂生活。

我喜歡走親訪友，有機會時，我到南京的親戚家拜訪，口饞的我正好打牙祭，因為親戚們每次都熱情招待，讓我享受美味佳餚。另一個主要活動就是接待來客。我的一些家人，親戚和朋友來南京旅遊，每次我都花時間熱情接待，並做好安排和嚮導工作。由於學校在紫金山下，有一段時間，我和幾個同學經常一起到那裡爬山。大學生活是美好多彩的。

我們大學距離中山陵很近，我一度很喜歡去那裡玩。在那裡總能遇到很多外國遊客，那些外國人一般都很健談，我就跟他們聊天，練習英語口語。由於關閉國門幾十年，人們極少見到過外國人，所以，在國門剛剛打開的時候，人們對異族人感到好奇，總是圍觀外國遊客，盯着外國人看，像看怪物一樣，還評頭論足，弄得那些外國人很不好意思。這種現象後來慢慢就見怪不怪了，幾年之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這種圍觀外國人的現象就徹底沒有了，現在人們已經對外國人習以為常了。

大三那年，劉蘭芳的岳飛傳和楊家將評書以及小仲馬的茶花女朗讀小說在收音機里播出，我們全寢室同學都聽得入了迷，我們每天吃過午飯後就躺在床上聽半小時評書，然後睡午覺，下午再起床上課或自修，就這樣差不多聽了一年時間。那段日子，任何事情都不能影響我們聽評書，每天中午一定聽， 雷打不動。

我很佩服那些不但學習好，而且注意全面發展，生活又豐富多彩，興趣多樣，快活人生的人。對那些因為擔任學生幹部而荒廢學習的同學，我認為那是得不償失的，畢竟學生應該以學習為主。由於這種看法，我在後來畢業留校擔任班主任的時候，我總是常常提醒班上的學生幹部，一定要在做好學生幹部工作的同時，把學習搞好，如果學生幹部工作做得好，學習上又能名列前茅才是真正的好學生。當然，從另一個方面來講，一個只顧學習，不重視全面發展的學生也是有缺陷的。學生全面發展很重要，各種能力的培養比單純學習更重要。畢業後，往往那些全面發展的同學更吃得開，進步更快，畢竟社會是個全面的舞台，單純學習好的同學其情商不一定高，容易碰壁，有多種能力的人才最受歡迎。

如果讓我再來一次，我可能會更多地參加各種學習以外的活動，鍛煉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我曾經對我的學生強調五種能力，那就是組織能力，活動能力，魄力，文筆和口才。具備這些能力對於畢業後的社會服務極為重要，有時候甚至比學習成績更重要。另一方面，我又不後悔。我的小學到高中正是文革時期，被耽誤了，大學期間努力學習，努力把耽誤的時間補回來，在科學知識的學習上，是補課，為國家科技現代化做好準備，這應該是我們這代大學生的責任。我對生活要求不高，不虛榮，不講究，但是，我希望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大學裡的努力學習無疑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起點。

十六。同學情

剛入大學的時候，我跟農學84班的李海進和仲銀相處得很好。他們兩個是我的海安老鄉，在青山的一年時間裡，我們三人經常在學校附近的果園裡一起散步。仲銀年齡最大，其次是海進，我的年齡最小。我們三人交流很多，遇事一起交流商量，每逢節日時，我們還在一起喝酒聚餐。搬到南京以後，特別是我轉入植師班以後，雖然我們沒有像在青山時那麼經常聚在一起，但還是保持很緊密的聯繫。

仲銀性格冷靜，有思想，有觀點，善於分析問題，遇事考慮周全，待人真誠，學習刻苦，是一個可信賴的朋友。他畢業後被分配到國營南通農場，是當時南通最大的農場，幾年後他被任命為場長兼黨委書記。我曾好幾次去他的農場拜訪，每次都受到他的熱情招待。這些年回國探親。每當到南通，我都會跟他見見面，特別開心。

李海進多才多藝，能說會道，性格爽朗，幽默風趣，是一個真誠重情義的好朋友。他畢業後被分配到我的老家海安縣農業局，由於他的工作能力和出色的智商情商，很快就被提拔為縣農業局常務副局長。幾十年以來，我每次回家探親，海進總要請我和其他幾個在海安工作的南農校友們一起聚一聚，讓我受到很熱情的招待。

我有一個好“學友”，他是四班的趙竹友，大家叫他老趙。我在三班的時候，我們一起上晚自習，課間一起散步聊天，一起討論學習問題，交換課堂筆記，對照作業等等。老趙是老三屆，30多歲，興化人，上大學前是中學老師，他長相英俊，性格溫和，思想高尚。由於他特別聰明，學習上沒有困難，考試總能考高分，我跟他一起討論學習問題，往往能從他那裡學習很多東西。他特別想念他的愛人和孩子，所以，我們在一起時，他總是跟我講很多他的事情，他的童年，家鄉，家庭，他的戀愛史。人在思念時，總希望找個人說說，而我總能當一個耐心的聽眾，也就間接地幫助了他。通過跟老趙的相處，我特別理解老三屆同學們的不容易，他們那麼大歲數，還要離開家，離開妻子兒女，到遙遠的地方上大學，本來他們是可以在10多年前就上大學的，年輕時上大學就沒有那種家庭離別的苦痛。這是文革給他們那批人的負面和慘痛影響。

在大三的時候，有一次我媽媽來南京遊玩，因為聽說過有些男同學的母親或姐妹來校時是請女同學幫忙借宿的，所以，我請了我們班的馬國英和章崇玲二位女同學幫忙，請她們在女生宿舍里借一張床，給我媽媽住一個晚上。沒想到，她們二人那晚擠在一個上鋪，騰出下鋪給我媽媽住。我第二天知道此事以後，感動之餘，又有點後怕。兩個人擠住在只有80公分寬的上鋪，如果睡覺時不小心掉下來，後果很嚴重。二位女同學原來入校時就跟我同班，後來又一起轉到植師班，所以，我才開口請她們幫忙的。如果我預先知道這需要她們二人擠睡在那麼高的上鋪，我無論如何也不會開口請她們幫這個忙，讓我覺得很過意不去。

章崇玲同學是一個有主見，有思想，有才華，性格開朗，熱情守信，成熟穩重，思路清晰，有大姐風範的人。她助人為樂，心地善良，說話做事妥當得體，是一個秀外惠中的好同學。馬國英也是一個心地特別善良又才貌雙全的同學，同學們都認為她有賢妻良母的性格，她的善良和能力在全班樹立了很高的威望，被同學們推選為班級團支部書記，是一個深受廣泛信任而又熱心赤忱的同學。

大學三四年級時，我跟杜建明和吳頌如相處得很好。他們倆學習成績好，對所學專業有極大的熱情。我們三人一起學習，一起交流學習體會，尤其是在複習備考研究生的時候，我們一直在一起學習，相互交流參考書，一起找老師幫助輔導問題。後來我們都順利考取研究生，他們兩人都考取了朱培仁先生的植物生理學專業研究生。本來那年朱先生只計劃招收一名研究生，但由於他們二人都考得特別好，朱先生後來決定增加一個名額，將他們兩人都招收錄取。在讀研究生期間，我們三人一直住同一個寢室，研究生畢業後，我們又都被留校工作，建明分到食品科學系，頌如留在植物生理學教研組，我則被分配留在植物學教研組。從同學到同事，我們一直是很好的知心朋友。建明後來到日本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在有機蔬菜生產方面取得極大的成就。

我跟劉永平住過上下床，一度形影不離。班上只有我們兩人姓劉，永平比我小，大家叫他小劉子，叫我大劉子，戲稱我們二人為“二劉子”，我倆走得近，像親兄弟，經常一起散步，很談得來。永平很聰明，雖然比我小，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同學之一，但他很多方面比我更成熟，個人經歷和社會經驗比我豐富。他長相英俊，有人曾評價他是我們班最英俊的男生，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班草”。

丁雨龍是一個真誠義氣性情開朗的人。他也曾跟我住過上下鋪，比我大兩歲，常州人，既聰明又勤奮，具有高情商和高智商，他才藝俱佳，處事周全得體，受到廣泛尊敬。有一次學校文藝演出，他表演的相聲獲得成功，成了全校的名人。雨龍在畢業前考上了中山大學著名教授張宏達先生的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南京林業大學工作，成為全國聞名的竹類專家。幾十年裡，每逢同學到南京，都一定受到他的最熱情的接待。 他是一個素質全面，能力強，威望高的好同學。

金銀根是一個具有滿腔熱忱的人。他是我原來在農學三班時的同學，後來又一起轉來植師班，他比我大幾歲，入大學前已經擔任大隊黨支部副書記，作為普通家庭出身，沒有任何背景和後台，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和不懈努力，被組織看中，作為重點培養對象，成為年輕的大隊書記，是不簡單的。恢復高考後，他順利考取大學，是一個又紅又專的勵志人才。他是植師班唯一的黨員，也是首任班長。他口才特別好，組織能力強，重視學習，刻苦努力。我跟他從三班的時候就關係較近，到植師班後，我們仍然保持親密的關係，一度無話不談。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福建農學院，後來考回南農植物學專業研究生班，畢業後分配到揚州大學。他事業心強，熱心教學，深受學生愛戴。同時，科研工作也做得好，取得過多個科技成果獎。他主編的高校植物學教材，榮獲很多教材大獎。我曾多次到揚州旅遊訪問，每次都受到他的熱情招待，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

蒯本科是一個沉穩而有感召力的人。他聰明，極具智慧，長相英俊，善思考，有主見，氣質佳，待人誠懇。他在班級里樹立了崇高的威信，被同學們選舉為班長。讀研究生的時候又被推選為研究生班長。大學畢業時考取潘家駒教授的研究生，後來又留學英國，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到復旦大學做教授，是學科帶頭人，在教學和科研兩方面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蔣鳴是我很敬佩的好朋友。他氣質好，成熟又不失活潑性格，幽默風趣，容易接近，好相處，善解人意，有很好的文體天賦，籃球打得好，既會學習也會玩，交際廣，生活豐富多彩。記得他當年在學校文藝匯演時表演的劇目“炮兵司令的兒子”，特別成功，受到全校同學的喜歡。畢業後，他留校工作，後來換了幾次工作，最後在美國紐約定居。我們是聯繫多走得近的朋友。

張余仁是一個情商高素質全面的同學。 他比我大，社會經驗豐富，知識面廣，為人真誠，熱情好客。我們倆的家庭環境差不多，都是在蘇北農村長大，父親都在上海工作。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上海海關工作，位於上海外灘，是特別好的單位，是我們班分配得最好的。後來的多年時間裡，我只要有事在上海需要幫助，都是向他開口，他總是盡力幫忙。余仁在事業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官至處級，獨當一面，編寫了多部學術專著，是一個又紅又專的領導型人才。

王慶亞是一個善良篤實的人。他原來也是我在三班時的同學，心思細膩，任勞任怨，樸素本分，辦事能力強，是一個對同學像春天般溫暖的人。我跟慶亞關係一直很好，特別是畢業後，他被分配在本校植物教研組當老師，我正好在同一教研組讀研究生，我們接觸很多，他是一個可信賴的同事朋友加同學。由於他是我們班唯一留在母校工作的同學，大家到南京到母校都一定找他，很多事也是請他幫助辦理，他一定是滿腔熱忱，花時間花精力花金錢，熱情接待，不厭其煩，把所託之事做得最好。他對同學們服務最多，貢獻最大。他對我更加熱情，除了我倆一直是同班，畢業後又是同事的原因外，我還是他跟他的夫人喜結連理的牽線人。

錢勇是一個聰明而堅韌不拔的人。他不但是我的同學，還是我的海安老鄉，他家跟我家相距不到10公里。他智商特別高，學習努力，勤奮刻苦，具有堅持不懈，不屈不撓的堅定性格。他有攀登科學高峰的決心和開拓精神，敢想敢幹的作風，以及一絲不苟的科學態度。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國農科院工作，後來到美國深造，取得博士學位。在北京的時候，我曾好幾次到過他家拜訪，到美國後，我也曾到聖地亞哥他家裡做客，受到他和夫人的熱情招待。他在醫學研究和醫療技術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是造福人類，影響深遠的事業。在家鄉，他是成功人士，是名人。他是我們海安的驕傲，海安為有他這樣的傑出人才而自豪。

史建慧是一個熱心真誠有親和力的人。由於我們班男同學人數與宿舍床位數不一致，原來農學四班的幾個同學沒有搬到植師班的宿舍，而是跟原來四班同學住在一起的。 儘管如此，我跟建慧還是接觸較多。他是一個讓人第一次接觸就會信任和喜歡的人，希望成為朋友。他性格溫和，心地善良，給人極大的親切感。大三那年的暑假，他沒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南京等待親戚朋友來南京遊玩，我正好也推遲回家，我們那幾天在一起相處，無話不談，很愉快，也使我們倆的友誼特別加深。畢業後，他被分配到西南農大工作，後來調回江蘇，再搬到濟南，自主創業，取得很大的成功。十多年前，他的女兒來渥太華留學，使我跟他的聯繫又頻繁起來。他的文學和書法修養很深，創立了“天下文學網”，為廣大文學愛好者提供了一個發表交流作品的平台。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同學。

朱作為是一個寡言內熱，學習認真，有主見有目標的人。擔任過班長。在上大三時，有一段時間我每天跟他一起上晚自習，成為親密學友。他是唯一一個我拜訪過他老家的同學。那年暑假，我先跟他一起到無錫旅遊，他帶我參觀了無錫的所有景點，晚上住在他家裡，我受到他父母和弟弟的熱情招待。之後我們又一起到上海旅遊，並由我父親安排了住宿。我們那麼多天在一起，增加了了解，加深了友誼。十多年前他被單位派來渥太華進修半年，我們倆聯繫緊密。

何金鈴是一個熱情洋溢的人。他活潑友善，有很強的組織能力，是班上的文藝委員。我到現在還記得他教我們全班同學學唱“蘭花草”那首歌的情景。金鈴畢業後分配到安徽農大，他憑自己的努力，將事業做得很好。2018年我們全班同學聚會，在金寨的活動就是由他領導和安排的，他把一切安排得最好，體現了他的領導才能。幾年前，他帶領金寨縣政府代表團訪問加拿大，由於在渥太華逗留時間太短，我們只在旅館裡匆匆見面，沒有能夠到我家裡看一看，成為遺憾。希望他今後有機會再來專門訪問。

我們班的同學都是傑出的，成功的，重情義的。由於篇幅有限，無法一一敘述。整個大學期間，我跟每一個同學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沒有發生過任何形式的不愉快，矛盾和衝突。我本人比較重視朋友和同學感情，善於求同存異。在後來的研究生學習期間，工作期間，出國以後，同學朋友都不斷有所變化，老朋友保持友誼，新朋友建立起新的友誼。同學是“六親”之一，同學情誼是社會生活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植師班是一個知識分子氣質明顯的班級，但是，我是一個例外，我是一個具有工農性格的人，偏偏這一生都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討生活，本身是矛盾的，妥善處理這種矛盾是我一生中的課題，只有處理好了，才會更有利於實現自己的願望。我最喜歡的是像電視劇“金婚”中佟志和大莊的那種相處模式，這在生活中可遇不可求，能夠遇到那樣的親密朋友，是特別幸福的事情。

大學畢業後我們植師班的同學關係比在校期間更緊密，同學們聯繫多，拜訪多，交流多，友誼更深。無論是在國內的時候還是在出國以後，每逢我出差，只要有同學在的地方，我每一次都安排時間拜訪同學。近年來就有六位同學來過渥太華我家做客。2018年秋，我們班同學從世界各地集中到一起，慶祝我們大學入學40周年，我們到揚州參觀了原來的蘇農校址，到青山重遊了當年的校區，到南農參觀了母校校園新面貌，訪問了植物學教研組，瞻仰了李先生塑像，並跟當年的植物教研組老師們相聚一堂。最後我們一起到安徽金寨旅遊參觀。大家在一起達一個星期時間，我們回憶當年的大學生活，把酒言歡，高聲歌唱，快樂萬分。我們為時光的流逝而感慨萬千。我們重敘同學情，互祝安康。那是極其珍貴而真摯的同學感情。

十七。戀愛觀

我曾經問過自己，我的四年大學生活是否有過遺憾？如果說有什麼遺憾，用現在的觀點，那就是，我應該在大學期間談一場戀愛，可惜我在這方面交的是白卷。大學是最佳的戀愛時節。如果重新再來一次，我肯定會這麼做，不一定在本校談，可以跟校外的女生談。其實，不光我沒有談過戀愛，我們班上大多數同學都沒有在畢業前談戀愛，一方面是因為遵守規定，二方面是因為我們班的同學年齡都偏小，還有就是我們的學習很緊張，很難抽出時間用於談戀愛。

當今的大學生談戀愛很普遍，有些男女大學生甚至在校外租房子同居。在國外，大學生戀愛同居比中國更普遍。說“大學是戀愛的季節”是比較準確的。在國外有一個說法，大多數女生上大學的第一目的是去那裡找男朋友找丈夫的。然而，在我們上大學的那個年代，國家教育部和學校都明確規定，在校大學生禁止談戀愛。

後來的種種事實證明，那種規定是沒有必要的。說戀愛影響學習，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我倒認為，很多情況下，可能正相反。我們那屆大學生中，很多同學年齡比較大，很多人已經二十七八歲或更大，這種禁止談戀愛的規定更是不人道。

由於這種極左和不人道的規定，有些女生在收到男同學的求愛信之後，將信交給了輔導員或系領導，系裡又不注意處理方式，對男同學進行公開批評教育，使當事男同學特別痛苦，尷尬，丟人，在人格和精神上受到打擊和摧殘。我曾親眼看到過因為這個原因而痛苦萬分的男同學的悲慘情景。這些都是那個年代的悲劇。

雖然有規定，還是有一些大學生偷偷地談戀愛。一旦被發現，往往受到處分。為了懲罰不遵守規定的學生，有些大學在學生畢業分配時，故意將戀愛的雙方分配到不同的地方，給很多人帶來了無盡的痛苦，拆散了很多有情人。這樣做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警告那些正在談和將要談戀愛的在校生。我認為那是一種特別不盡人情或非人性的做法。幸運的是，我們學校沒有這麼做過。 事實上，到我們上大四的時候，也就是畢業前，學校這方面的政策有所鬆動，有一些歲數大的同學在畢業前或明或暗地談了戀愛，學校並沒有過分追究，甚至還照顧了公開戀愛關係的一些情侶同學分配到同一個地方。這是人性化的做法。國家政策有一個漸漸開明的過程，跟國家政治大形勢的逐步開明同步。

對於上大學前在家鄉有對象的同學，學校不允許他們跟對象結束戀愛關係，不允許他們變成“陳世美”。那時有一個順口溜，說的是有些大學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要村姑娘”，批判他們為“資產階級大學生”。系裡曾用“革命的兩手”處理此類事情。第一手是特別批准農學82班的一個同學在畢業前跟農村對象結婚，以此作為先進典型，鼓勵表揚那個同學“從一而終”的優秀品德。要知道，那時候大學生是絕對不允許結婚的，為了樹立這個典型，系裡需要做很多特殊努力，需要得到很多級別的通融才能夠被破例批准結婚。革命的第二手則是對幾個妄圖拋棄原來對象的大齡同學提出嚴厲警告，給他們提出“要麼處理好，要麼被開除”的嚴厲要求，迫使他們只能認命。這種“殺雞儆猴”的方法很快使其他想“不要村姑娘“的同學望而卻步，不敢造次。

我真慶幸比那些同學晚出生了幾年，高中畢業不久就上了大學，入校前沒有對象，但是我親眼看到過幾個年齡大的同學為這事痛苦煩惱的樣子。對於當年的“不允許當陳世美”的問題，我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我們應該同情那些被拋棄的姑娘，那是一件痛苦和不公平的的事情。另一方面，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不幸福的，甚至是悲慘的。由於身份發生了變化，兩人沒有了共同語言，愛情改變了，外因力量強迫將他們捆綁在一起，也是不道德的。那些“陳世美”們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時代的改變不是任何人的錯，每個人都應該有追求真正愛情的權利。戀愛本來應該只是感情生活，跟道德品德政治思想關係不大，一味地上綱上線是沒有道理的。把大學生戀愛問題上升到政治道德和思想品德問題是一種誇大說辭。當今的年輕人，真應該慶幸他們生在如今的開明而合符情理的年代。

我們從電視電影小說里，從自傳文章和我們周圍的真人真事的故事裡知道，當年剛剛解放的時候，很多革命幹部都拋棄了他們在參加革命前相處的未婚妻，而選擇了跟年輕漂亮有文化的城市姑娘結婚，有的甚至拋棄已經結了婚的妻子和孩子。我認識一個同學的父親是高級幹部，剛解放時就是拋棄了以前的妻子和兒子。而這樣做的人，並沒有因為這種“陳世美”表現而影響他們的仕途。那麼，為什麼對大學生的這種類似的做法就嚴加禁止呢？真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嫌。

十八。政治轉折和思想解放

我從小對政治和歷史感興趣，每天喜歡聽中央新聞廣播，尤其是政治新聞，中央領導人的名字和職務記得滾瓜爛熟，能將五個副主席，全體政治局委員，17個副總理按順序一口氣背誦出來，絕對不會錯。當然，由於年齡小，對政治只是喜歡了解，沒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那種對政治的興趣也保持到了大學時期。

從1978年至1982年的四年大學期間，中國在政治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大轉折，是國家承上啟下，破舊立新的時代，是文革結束，新的政治路線發展起來的年代。那幾年發生的多個政治事情，意義重大而深遠。作為那個特殊時代的大學生，無疑是受那個偉大變革影響最大的年輕人。身處那個歷史時期，見證那個偉大轉折是我們這代大學生的幸運。印象最深的政治事件包括1978年底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改革開放路線的確立，1979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對“兩個凡是”的批判，對越自衛反擊戰，1980年農村改革，結束大鍋飯，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公開審判四人幫，給大量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老幹部老知識分子右派分子進行平反，包括為劉少奇平反，1981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2年的特區討論和姓資姓社討論，計劃生育政策被定為基本國策，新憲法頒布，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學習等等。這些都深刻地影響了那之後中國的政治方向和發展進程。對我們年輕人來說，那些都是顛覆性的政治變革和思想衝擊，是一次又一次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被永遠載入史冊的重要會議，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路線，這是一個方向性改變。中國就此結束無休止的政治運動，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正是由於這個改變，中國開始走向富強，人民生活開始逐漸改善，國家從此進入一個盛世時代。

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對“兩個凡是”的批判，成為了當時的一個政治風向標。通過討論，統一思想，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決地否定了過去的政治盲從，實事求是地面對錯誤，走向成熟，走向合符人性合符自然的政治路線。這些思想認識的統一和改變，讓我們從原來的極左政治中解放出來，有種清新的感覺。雖然大的理論我不懂，但是，我認同一種觀點，那就是，權威或領袖講的話不一定就是真理，這一點應該已經被人類歷史反覆證明，任何權威，哪怕再聰明，他也是人，是人就有缺陷，就有可能犯錯誤，不可能都對，因此，以實踐為檢驗標準是對的，標誌着國家人民的覺醒和理性，它可以避免由於盲從而造成大的發展彎路。

對越自衛反擊戰是1979年發生的一件大事。戰爭動員使我們年輕人的愛國熱情達到了頂峰，大家都群情激憤。作為熱血青年，決不允許國家領土受到侵犯，人民受到欺負，所以，我們對於這種自衛戰爭充滿豪情，極其關心。那時候我們每天聽收音機，看報紙，關心戰爭進展，對英雄充滿尊敬。一首十五的月亮歌唱，一部高山下的花環電影，讓很多人流淚，年輕人的愛國熱情被那場血與火的戰爭充分調動起來。戰爭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好的愛國教育課。對於那次戰爭的另一個思想衝擊是，越南本來一直是我們的友好國家，一直有着兄弟般的友誼，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在它跟美國戰爭時，我國給予了它極大的援助，兩國後來發展到兵戎相見的程度，是可惜可悲的。

戰爭是殘酷的，在對戰爭有着強烈的愛國熱情的同時，我們開始冷靜地認識到它的另一面，它的犧牲和殘忍。戰爭開始後，我不斷聽說一些上前線的人，有些是認識的人的朋友，同學，或親戚家人。我的一個中學同學，在南京長江北邊的一個營房當兵，是家裡唯一的孩子，他的父親在他出身後不久就病故了，他的母親一人含辛茹苦地把他養大。自從戰爭動員開始，同學的部隊不斷有人被調往前線參加戰鬥，他的母親擔心兒子被派往前線打仗，整天吃不下飯，睡不着覺，經常以淚洗面，所幸的是，同學沒有上戰場，得以安全退伍。那段時間，我也為同學擔心，更是為他的母親擔心，可憐天下父母心，一點不假。旦願我們的世界永遠和平，再沒有戰爭。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龐大的改革事業需要從農村改革開始。分田到戶的政策在文革前曾經實行過，但是在文革中受到了錯誤的批判和否定。我雖然年齡不大，但是在農村長大，親身經歷過那種由於大集體體制下人們的懶散，消極和貧窮。其實只要稍微有思想的人都能看得到，那種極左政策是違背人的本性和自然規律的，是絕對行不通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農村改革是正確的，它給農業，農村和農民帶來了富裕，活力和快速發展。包產到戶是農村政策改革的開始，而農村的改革吹響了各行各業的改革號角。所以，那是國家後來經濟騰飛的開始，我們當時都特別支持這種改革，以前的人民公社大鍋飯，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制度行不通，這種打擊積極性而不是調動積極性的政策是那些異想天開的人才會想得出來的。沒有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何談經濟發展？何談現代化？解放生產力就是從這個農村改革政策開始的。

1980年是平反冤假錯案最多的一年。記得在中央剛剛開始為一些幹部和知識分子平反的時候，我們同學中經常議論這件事，很多人認為平反肯定會有一個度，很多特別大的案子如劉少奇不大可能被平反，因為他是毛主席打倒的人。據說毛主席在臨終前給自己總結一生成就時說過一句話，他說他一生所做的就是打倒了兩個人，一是蔣介石，二是劉少奇。因此，大多數人都認為劉少奇的平反是不可能的。後來當他真的被平反的時候，大家還是感覺到有一點吃驚的。這是當時的中央堅定不移地堅持實事求是，大膽堅持真理，勇於承認並改正錯誤的表現，在老百姓中是樹立了威望的。這個運動對我們的具體影響就是很多原來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師陸續回到學校給我們上課，他們中很多人都是傑出的優秀教師，教學經驗豐富有熱情，知識面廣，深受學生喜歡。

記得當年學校組織我們學習“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時候，大家都感到那個決議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心裡很佩服。這個決議的發表，在政治上為一些過去的政治事件做了正確的結論，從那以後，人們再不需要爭論不休，可以放下包袱，一心一意向前看，讓全國人民統一思想，集中精力搞四化建設，是正確而智慧的做法，後來的實踐證明，這個決議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在四人幫被公開審判的時候，電視機還沒有普及，學校把電教室的所有電視機放到多個教室里，供同學們收看審判的實況，同學們擠到電視機前看電視，看審判過程。當年粉碎四人幫以及後來的對他們的審判是得人心的，人們由衷地痛恨那些政治野心家，他們只會耍陰謀，玩弄權術，不但不關心經濟，不關心人民生活疾苦，反而破壞經濟，他們整天搞鬥爭，鬥來鬥去，沒完沒了，把國家搞垮，這樣的領導人不應該得到人民的擁護。

我親身經歷的“四人幫”錯誤路線是在1975和1976年那兩個夏季，當時生產隊的麥子已經成熟，本來應該儘快地搶收，因為隨時有可能下雨，只要下雨，經過農民辛辛苦苦種成的麥子就會被雨水浸泡霉爛，完全損失掉，所以，那時候本來是爭分奪秒搶收麥子最關鍵的時候。可是，為了響應“不能用生產衝擊革命”，“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的號召，上級要求社員們停下手中的農活，集中到生產隊倉庫門前開批判會，批判兩個富農分子。那兩個富農分子是兄弟倆，本來就是我們生產隊裡最老實的兩個人，他們家之所以在解放初被劃定為富農，是因為他們的祖輩比較勤勞能幹，創造了富裕的家庭。自從被劃定為富農分子以後，兩人就經常被批鬥，文革中的批鬥更是家常便飯，沒有人能說出他們本人做錯了什麼，為什麼要批判他們。他們兩家在解放初期已經被沒收了所有田地和大部分房屋家產，文革開始時又被抄了家，早已經是生產隊最窮的貧困戶了。那時候社會主義已經搞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可是，這兩個人還是被當成資產階級，遭到無休止的批判。那種瘋狂的階級鬥爭理論真的是不可理喻，罔顧事實，睜眼說瞎話。那個批判會的場面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兩個年近六十的富農分子被要求站在烈日之下，而我們這些貧下中農則坐在蔭涼處，幾個鬥爭積極分子胡扯一通地對兩個老人進行語言鬥爭和人身攻擊，然後就是讀報紙，報紙上也都是批評文章，多數人在打瞌睡。我對那種鬥爭路線深惡痛絕。一個政府，一個政治家，或者一條政治路線好不好，要看它對人民的福祉有沒有好處。“四人幫”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東西對國家不利，對人民不利，不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肯定不得人心。那是一個被邪魔當道的非理性瘋狂年代，但願那種瘋狂永遠不要再發生。

在電視上看了審判“四人幫”，不禁讓我從另一個方面有所感慨，那幾個被審判的人，本來是國家領導人，在台上時，他們盛氣凌人，道貌岸然，不可一世，但是在成為罪犯被押上被告席的時候，他們跟一般罪犯沒有什麼不同，以前的身份地位都煙消雲散，過去的風光不再，成為階下囚，人民的公敵。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不能代替本身的自然人格屬性，人生來平等，大家都一樣。

1982年國家決定把計劃生育政策列為國家基本國策，當時對我們在校大學生來說沒有什麼直接影響，然而，那是一件國家大事。為了國家快速發展和富強，適當控制人口，提倡晚婚晚育，計劃生育，當時被廣泛認為大有必要。後來又進了一步，提倡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說是提倡，在實際執行的時候都是強迫性的。

上個世紀50年代國家曾經號召人民多生孩子，口號是“人多力量大”，“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生孩子多的母親被評為英雄母親。而30年以後，國家又強制少生孩子。這樣反覆地用行政手段人為地干涉自然規律的做法，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辦法。人類繁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歷史上和世界上很少有國家強迫老百姓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只生一個的政策在當時可能有必要，但是，這一政策一實行就是36年，對人口的自然結構干擾極大。

大約10多年前我曾認識一個加拿大人口學專家，跟他閒聊時說起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那人一個勁地搖頭，認為做過頭了。 他說，用他們的人口結構計算模型推測，中國的計劃生育不應該再那樣實行了。我當時認為，那個老外之所以那麼說，一是不了解中國，二是仇視中國，不希望中國好。現在看來，可能當時他說的不無道理。跟其他政策不一樣，人口政策一旦矯枉過正，對國家的未來很可能產生巨大的不利影響。

歷史和實踐證明，以領袖的權威治國，以最高指示，政治運動，正面宣傳，思想工作，政治學習等等手段治國，都不一定能夠持久。雖然這些手段有時對社會公平公正和穩定健康發展有幫助，但絕不能代替憲法和法律。發生於1982年的新憲法的討論，制定和發布是當時的另一件大事。作為政治學習的內容，大學裡組織我們認真學習了新憲法。這件事的政治意義非凡，影響深遠。文革前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憲法，但是沒有得到很好的遵守，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無法無天，完全實行人治，個人崇拜得到狂熱程度，憲法形同虛設。文革後，有智慧的人們認識到，只有依法治國，才能使人民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否則，即使經濟再發達，如果沒有公平公正，人民仍然沒有幸福可言。憲法的制定是國家從人治走向法治的開始，以憲法為基礎，制定各種法律，這樣，執法者有法可依，人民有法可循，社會才公平和諧。依法治國是現代社會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標誌，是國家正常和健康發展的保證。在以後的幾十年裡，中國在建立健全的法律體系方面所做的工作巨大，為後來30年的飛躍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一個好的根本大法，不但約束人民，更重要的是約束政府，約束領導，這才是最重要的保證。

短短的幾年裡，國家在政治上的變化和改革使我們這些年輕人對國家前途充滿了信心，精神風貌也就不可同日而語。我們的大學生活，由於那些政治思想解放的運動而變得轟轟烈烈，熱血沸騰。我們年輕人政治熱情高，關心政治是我們那個年代大學生的特點，人們把國家的發展和前途跟自己的前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從文革極左路線過渡到開明的適合人性，尊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路線上來，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而我們大學生思想活躍，善於思考，更是走在這種撥亂反正的最前端。

十九。社會和文化層面的變化

在社會思潮和文化生活層面上，1978年秋開始的鄧麗君熱，1980年發生的潘曉人生大討論，1981年開始的不允許喇叭褲，燙頭髮，奇裝異服潮流，開展五講四美活動，以及國家女排第一次取得世界冠軍，1981年至1982年間的學習當代保爾張海迪運動，1982年電影“少林寺”放映以及瓊瑤熱的興起。這些在當時都對年輕人的思想有過較大的影響。

我從記事起所唱的歌曲都是革命歌曲，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其它類型的歌曲。當鄧麗君的歌曲第一次傳到我們大學校園的時候，我們一下子被迷惑了，原來歌詞還可以這樣寫呀？歌曲還可以這樣唱的呀？完全是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那時候從上到下的主流媒體批評聲浪不斷，批判那種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所以，我們也只好跟着批判，主動抵制這類歌曲，並停止收聽，防止來自港台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幾年以後，國家文化政策慢慢開明起來，在百花齊放的口號下，鄧麗君歌曲和類似的音樂不再被批判，很快深受人們，特別是青年人的喜愛。從那時候起，我們才被允許大膽地嘗試除革命歌曲以外的其他文化內容和形式。

喇叭褲和奇裝異服也是一樣，起初受到很大的抵制，被認為是不正派。那時候，有些工廠里，廠長書記每天早晨拿着剪刀在廠門口強行給留長髮的男職工剪頭髮，並規定喇叭褲不可以進入工廠，衣服的主色調只能是黑灰白，其他顏色不被認可。女同志燙頭髮也不行。我是農村長大的孩子，思想傳統保守，剛開始時看不慣這些東西，認為應該禁止，後來，慢慢發現留長頭髮的男青年和燙髮的女同志也挺好看的。記得我第一次到中山陵，看到外國遊客，有些老太太穿着大紅大綠的衣服，塗着口紅，覺得很新穎，顯得美麗，年輕，精神。心裡開始矛盾起來，慢慢覺得不應該把穿着和髮型跟道德品德畫等號。再後來，我認識了一個本系的同學，他喜歡穿深紅色的喇叭褲，留着長發，剛開始時我以為他是一個油腔滑調的調皮同學，後來相處下來，發現這個同學真的是一個學習好，作風正派，待人熱情禮貌，隨和可親的好同學。眼界高思想才能寬，見多才能識廣，一點沒錯。通過這些社會思潮的改變，真正的思想解放，就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當然，後來所欣起的五講四美活動是正面的，跟取消對人民穿着打扮的極端限制沒有矛盾。

由潘曉的一篇文章引起的人生大討論是另一個直接的思想認識改變過程。那時，學校組織了政治學習，由系書記，輔導員和班主任全體出動，組織我們學習文件，批判潘曉文章里“人都是自私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人生理論，報紙上每天發表很多文章，用很多英雄人物和政治家的例子作為論據，對這種觀點進行駁斥。我當時為了不犯政治錯誤，也是緊跟形勢，參加學習，其實內心裡有一點點想不通，我認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基本上總結了人的基本行為動力，沒有錯，報紙上的那些例子，說教的成分多，極大地脫離現實。當然，從主流政治教育方面來看，可能那樣做也是對的，畢竟應該鼓勵無私奉獻的精神。

跟潘曉人生討論相適應的是關於工廠應不應該給工人發獎金的討論。記得我們寢室里同學之間對這個問題爭論得很厲害。思想較左傾的人認為，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不應該搞物質刺激那一套，要以思想工作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用表揚，獎狀，口頭鼓勵，榜樣力量和樹立典型等等方法鼓勵先進才是正確的社會主義方法。後來中央衝破重重阻力，決定實行獎金制度，對先進的工人，按生產量的多少，發獎金，鼓勵多勞多得，物質刺激的方法，這從一個側面承認了人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事實。對於這一點，我是同意的，我認為那種理想中的完全無私是極少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1981年中國女排取得世界冠軍是一件讓人熱血沸騰的事情。那時候我們的民族自豪感提升了一大步，大家都從收音機和廣播裡聽比賽實況，為女排的每一個得分歡呼跳躍。當最後決賽宣布中國勝利取得冠軍的那天晚上，我們全校沸騰了，南京的高校沸騰了，全國的高校都沸騰了。那種高興和激動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它就像給全國人民打了一劑強心針，我們為女排健兒們歡呼，為國家為民族歡呼。

1981年至1982年間，團中央發出號召，開展學習張海迪的活動。我們學校還計劃請張海迪本人來學校給我們演講，後來沒有請成，那個時候她到全國各地發表演講，特別忙，我們學校沒能排得上。這位“當代保爾”的身殘志堅的頑強毅力和刻苦精神當時使我們受到教育和鼓舞。那場運動在全國達到了目的，是又一次成功的英雄教育活動。另一方面，我跟幾個談得來的同學時常在私下討論，文革中，我們從小學到高中一直是在一個又一個的英雄典型的事跡中長大的，要列出我們被號召學習的那些英雄的名字，可以說出一大串，活着的或已經犧牲了的都有。然而，我們慢慢地產生了一點點“榜樣疲勞”。這種樹立典型的方法是不是唯一的青年教育方法呢？是不是完全事實求是呢？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的眼界拓寬，改一改德育教育的模式，用更加切合實際更加實事求是的方法來進行這類教育可能效果更好，即使是說教也應該與時俱進。當然，我這種思想在當時是不敢公開說出來的，只是私底下聊一聊，或在腦海中思考一下而已。

1982年當電影少林寺剛剛在電影院裡放映時，社會上欣起一個武打熱。我和同寢室的幾個同學一起到南京新街口的電影院看了這個電影，回來以後，疑惑了好幾天。那是我看過的第一部沒有現實政治意義的國產電影。本來我一直是一個特別喜歡看電影的人，從小時候開始就是這樣，但看的全部是革命電影，都是歌頌黨，歌頌解放軍，鼓吹階級鬥爭，讚揚社會主義等等的具有真正政治意義的電影。看了少林寺之後，第一次認識到，原來電影是可以沒有政治意義的。其實電影只是一種文化形式，有教育屬性，更應該有娛樂性。教予於樂，是更有意義的。所以說，這部電影又一次開闊了我的眼界。

那幾年的社會文化發展所發生的一些事情，無疑對全國的思想解放，特別是對我們這些在校大學生的影響是巨大的。

二十。大學期間的諸多“第一次”

人的一生都經歷千千萬萬個“第一次”，有大有小，有輕有重，方方面面，形形色色。但是，幾十年之後還能記得，甚至還常常想起的“第一次”不會太多。難忘的“第一次”不一定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只是一些瑣碎的小事情。對我來說，在大學期間經歷了不少至今記憶猶新的“第一次”。

第一次被作為主賓請吃飯。我上大學後的第一個寒假，回家過年，年後，我父親的一個好朋友請我到他家吃飯，我去了之後才知道，他是專門為我請的客，他請了一桌都是我的父輩和爺爺輩的人，我卻是主客，那些年長者們都是叔叔請來陪我的。一整桌人，只有我一個孩子。我被安排在上座的位子，他準備了在當時來講算得上極其豐盛的美食。我那時才18周歲，哪裡經歷過這種禮遇呀？心中忐忑，又有點受寵若驚，還有點不自在。一個年輕人，被叔叔這樣專門招待，真是過意不去。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因為，在我考大學之前，有一次我父親跟那個叔叔一起聚會時，提起我將考大學的事，叔叔當時就宣布，如果我考上大學的話，他將專門請我吃飯，以表示隆重慶祝。我父親沒當真，也就沒有告訴我。本來可以當成一句玩笑話，但是，那位叔叔是一個一口唾沫一根釘的人，竟然為了我這個孩子和一句玩笑話真的請了一次客。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作為主客請吃飯。

第一次受挫折。第一個讓我終身難忘且又受益匪淺的挫折是在大一的時候發生的，那時候學校評選三好學生，採取了由各班同學以無記名投票形式選舉的辦法。當時我的學習成績是全系平均考分最高的，我自己暗暗地認為我應該能夠被評上三好生，覺得把握特別大。誰知道，結果我的得票數很少，沒有被評上，當時很意外，對我打擊很大，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認認真真地反思，試圖找出原因。我認識到，一個人的威信和群眾基礎跟學習成績沒有必然的聯繫，而在於很多方面的表現，包括跟同學們的相處，提高自我修養，以及謙虛低調的行事作風。情商和智商兩個方面，情商更重要。通過那次的教訓，我下定決心，克服自己的不足，努力學習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在以後的學習和工作中，我基本上能夠跟各種各樣的人正常相處，決不跟別人發生衝突，遇事首先考慮別人的感受，誠懇待人，與人為善，助人為樂。在農學83班的一年半時間裡，我的最大收穫可能就是這一點，那是三班同學給我上的一堂社會學知識課，讓我一輩子收益，在這一點上，我永遠感謝三班的同學們。

第一次自己的名字被登上了報紙。 從青山搬到南農後的第一學期，也就是我們大二的第一學期，學校宣傳部寫了一篇報道文章，發表在省報新華日報上，介紹南農復校後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情況。文章中將我作為學習成績優良的實例作了介紹。文章的發表，我本人預先並不知道，後來還是因為我姐姐從報紙上看到了那篇文章，寫信給我，提起此事，我才得知的。父母親知道後，也特別高興，把那份報紙永遠保留了下來，他們原來總是擔心我在學校有沒有好好學習，看到文章後就不再擔心了。那是我的名字第一次被登上報紙，我把它當成一種鞭策，一種壓力。由於年齡小，思想單純，又不會玩，很少參加課外活動，將自己的絕大部分課外時間都用在學習上，另外，我的記憶力比較好，學習上占一點點優勢，特別是應付考試相對容易一些。

第一次坐火車。在上大二時的那個暑假，我坐火車到上海看望父親，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車。小時候由於家鄉沒有通火車，我一直沒有機會坐火車，只在書本里或影視上看到過火車，聽一些鄰居談起過他們坐火車的感受，很是羨慕和嚮往。然而，我的第一次坐火車的經歷並沒有留下特別好的印象，由於對火車不了解，加上為了省錢，買的慢車票，那趟火車沿途每一個站都停車，從南京到上海竟然行車近七個小時，太慢。從那以後，我每次坐火車，都是買特快，起碼是直快火車，再也沒有坐過慢車。不過，雖然速度慢，那次我體驗了火車的準時，平穩，座位空間大，上下車方便等等優點。

第一次到正規飯店吃飯。現在的人們下館子是家常便飯的事，很多人甚至每天都到餐館裡吃飯，但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人們到飯店吃飯是一件奢侈的事，一方面因為大家都窮，二是飯店本來不多，尤其是上檔次的飯店更少，即使是像南京這樣的大城市也是如此。南京當時有一家比較有名的飯店叫大三元，位於大行宮附近。我的一個同學去過一次以後，就常常說起那裡多麼多麼好，食品味道多麼地道，說得我心裡痒痒的，後來，一個機會，我專門跟幾個同學一起到那個飯店吃了一頓。以當時的標準，那個飯店裝修得挺豪華，飯菜味道也很好，我們美美地吃了一頓，很是開心。

第一次喝醉酒。我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上大三時的一次寢室聚餐時發生的。那一次，我們買了幾瓶白酒，從食堂買了好多菜，大家很快樂地喝酒吃菜，談笑風生。本來我是有一點酒量的，大約能喝四兩酒，然而，由於平時很少喝酒，沒有經驗，不經意間沒有控制好，就喝醉了，弄得很狼狽。那天，還有另一個同學也喝醉了，比我醉得早，我們跟他開玩笑，問他喜歡班上的哪個女同學，他都直言相告，弄得我們都笑得流出了眼淚。以前我聽說過人笑到最厲害的時候會流眼淚，一直不太相信，直到那一次，發生到我自己身上，才知道那是真的。

第一次坐轎車。那是在一個下午，我和四班的趙竹友一起在主樓里自習做作業，中間一起出來休息，我們散步走到北大門，正好進來一輛小轎車，開到我們面前停下來，問我們到學校行政樓怎麼走，那時候學校行政樓在西大門旁邊，從校園內過去大約三里路距離，我們給他指引了路途，但是，由於轉彎較多，比較複雜，他記不得，因此，那個駕駛員就乾脆讓我們兩人上了車，由我們指路送他們去行政樓。我們兩人以前都沒有坐過小轎車。在那個年代，小轎車很少，全部國有，沒有私家車，只有一定級別的幹部才配有轎車。那天我們把那人送到目的地，在走回主樓的時候，都欣喜得很，我們兩人嘻嘻哈哈，蹦蹦跳跳地高興了好長時間，老趙比我還興奮，覺得那小轎車坐得太舒服了，轎車內很豪華，軟軟的座位，乾乾淨淨，平穩的行車，外面人們一個個讓行，注目，使我倆心裡甜滋滋的，很是興奮了一陣子，覺得坐小汽車的感覺太好了。其實，幾年以後，我們就都有條件經常坐小汽車了，十年後自己就擁有了轎車。

二十一。報考研究生

1978年國家教育部決定恢復研究生招生和學位制度，並在當年就開始了研究生招生。其實，“研究生”一詞，以前我從來沒聽說過。直到大學二年級才聽說，並有所了解。南農是在1980年開始招研究生的，那時規定大學生在畢業前就可以報考。

因為我們植師班是為全國農業院校培養植物學老師的，我想，既然要做大學老師，就應該努力拿到比大學更高的學歷，以便更好地勝任將來的工作。從長遠看，只有大學文憑的人做大學生的老師，將來肯定不合格。另一方面，那個年代，我的家鄉觀念比較重，希望畢業後能夠留在本省或附近的地方工作，不願意到遠方外省去。然而，我知道，我們班30個同學，不可能都分配在江蘇或華東地區。所以，我決心在畢業前報考研究生，以便擺脫被分配到邊遠去的可能。當時決定考研究生就是基於這兩個原因，並沒有什麼大道理或大目標。

選研究生專業和導師不是一件簡單的事。1982年南農有幾十個專業招收研究生。跟我們植物學最對口的專業有植物學和植物生理學，導師們都在我們系裡。另外本校還有幾個系有比較近的專業招研，也可以選。除本校外，我們還可以選擇報考其它大學和相關研究單位的研究生。我們班有好幾個同學考取了如中山大學，山東大學， 中國農科院和江蘇農科院的研究生。對我來說，由於本來考研究生的目的之一是想留在江蘇，所以，我決定報考本校本專業李揚漢先生的研究生。當時這個決定風險有點大，因為我們班本來就是李先生創辦的，我估計本班報考他的研究生的同學不會少，加上李先生是全國著名的教授，很多其它大學的學生也會慕名而來考他的研究生。那年李先生計劃只招三名研究生，可以想象其競爭的激烈程度。

1981年下半年，也就是我的大四第一學期，我開始投入到緊張的複習當中。複習備考研究生是艱苦的，那段時間，我們有正常的計劃內課程需要學習，複習只能在正常上課以外的時間進行。我抓緊一切時間，放下所有其它課外和社交活動，專心致志地複習。我們班有20個同學報考了不同專業的研究生，專業不同，開始科目也不同。我的考試科目包括政治，英語，植物學和植物生理學。

我一直有一個觀點，任何事情，要麼不做，如果決定做，就一定全力以赴，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努力做到最好，那樣，即使不成功，也不會後悔。當時我給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壓力，有一定要考取的決心。為了避免同寢室同學的相互干擾，並保證夜裡休息好，以便複習時的效率更高，我和吳頌如一起借用了我們原來農學班級同學的一個寢室，因為他們在大四的那一年都到生產第一線去實習了，寢室是空着的。經過幾個月日日夜夜的艱苦複習，我順利參加考試，並取得了理想的成績，被導師錄取。

李先生那年本來計劃招三名研究生，但是他最後只招了我一個人。李先生在文革前雖然已經是二級教授，但是他沒有帶過研究生。文革後，他在1980年曾經招過一個來自蘇州農校的研究生，後來因為某種原因，李先生讓他退學了，沒有能夠畢業。在我之前的1981年，有77級的同學報考了李先生的研究生，並有兩人考取，一個是我校園藝系的肖師兄，另一個是從南京大學考來的孫師姐。但是他們兩人都考的李先生的出國代培研究生，所以他們並沒有跟李先生學習，而是在錄取後不久就被送往北京學習英語，然後就出國了。因此，我就成為了李先生的第一個由他自己培養出來的研究生。後來李先生每年都招了很多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還招過兩屆研究生班，那些以後的研究生都稱呼我為“大師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記得那年考研的植物生理學試題比較難，考題比較特別。朱培仁先生將他的一貫主張放到研究生試卷里了。朱先生特別重視學生的科學分析能力，而不是一味地接受和死記硬背書本知識，因此，那年植物生理學試題多數是研究方法和結果分析方面的題目，沒有完全考記憶型的內容，讓我們措手不及，部分同學因為這個原因沒能考及格，影響了總分成績。

二十二。畢業分配

上世紀80年代，國家給大學畢業生包分配，要求必須服從分配。國家包分配工作，不需要擔心畢業就失業，有絕對保障，是很好的事情。由於那時候的大學生基本上是由國家負擔的，不需要交學費，住宿免費，國家還給適當的生活補助，因此，畢業後聽從分配，到國家需要的地方去為國家建設服務是應該的。然而，對個人來說，有時候又是揪心的，因為是全國分配，而我們都來自江蘇省各地，有可能被分配到外省或被分配到自己不喜歡的地方，甚至是到艱苦的邊疆去工作，往往一去就是一輩子。因為這個原因，畢業分配可以說是每個大學畢業生人生中的一大關。

在畢業分配的關鍵時候，同學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找關係，托人情，送禮說好話，走後門，試圖能夠分配到理想的地方和單位去工作，最起碼不被分配到邊疆或最艱苦落後的地方去。他們有的人走的是上層路線，通過家裡的社會關係，找到省級，市級甚至部里的關係，給學校打招呼，找出各種理由，要求照顧分配在家鄉或條件好的城市和地區。有的則是走下層路線，也就是直接找負責分配的老師或校人事處的人員，或者找其他老師間接地打招呼，拜託說情。有的情況下，由於有關領導或人事部門不了解學生的具體情況，會依靠學生幹部幫助參與安排分配，因此，有些同學就找這些同學幹部幫忙。通過我的觀察，好像走下層路線的效果比上層路線更好。

在畢業分配前，同學們有所擔心。學校召開了分配動員大會，做思想工作，要求同學們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服從國家分配。會上有先進同學表決心，要求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後來，分配方案公布後，絕大多數同學都比較滿意。由於那時候國家人才緊缺，需要大學生的職位很多，因此，經過學校的努力，幫助同學們分配到好地方好單位不是很難的事。

多少年以後，回過頭來看畢業分配這件事，我認為，工作分配雖然重要，但完全沒有必要像有些同學那樣緊張。分配好壞並不能決定以後的個人前途。人生的路很多，機會很多，只要努力，總會有轉機有辦法。我認識的好多當時分配不理想，在分配方案公布後哭得很傷心的同學，後來到了工作單位以後，要麼喜歡上了那裡，反而不願意調回江蘇了，要麼考研究生又回來了，也有的通過工作調動又回到了江蘇。我們同班同學中，到現在仍然還在當初分配的工作單位的同學只有四位，其他同學全部都換了地方。

由於我在畢業前已經拿到了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不需要參加畢業分配。看到同學們歡歡喜喜地拿到工作單位接受函，我也為他們高興。

畢業前，學校在大飯廳給我們舉辦了歡送晚宴，全校78級畢業生一起參加，慶祝我們的畢業。我們寢室也舉行了畢業聚餐，同學們乾杯暢飲，舉杯祝福，互致珍重，帶着很多不舍，畢竟在一起學習生活這麼長的時間，有感情。至此，我們的大學生活圓滿結束，大家懷揣畢業證書和學士學位證書，順利畢業，走向工作崗位或繼續深造，進入我們人生的下一個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