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生活

每当谈论起高中生活，很多人都会滔滔不绝，哪怕他们本来是内向而沉默寡言的人，对高中生活也常常能讲出很多故事。高中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是一个承上启下，从天真变得成熟的过渡时期。在高中时，我们既是大孩子，又是小大人。那是身体发育成人，世界观逐渐形成的时期。那是既单纯，又叛逆迷茫的时期。那是开始懂得爱，逐步认识社会的时期。那更是对美好生活和光明前途充满憧憬向往的时期。对很多人来说，高中毕业意味着正式进入社会，走上人生大舞台。

从1975年9月至1977年7月的两年是我上高中的时间。儿时的回忆总会在高中时期停留更多时间。那段时间所经历的人和事很多，由于篇幅较长，我将这篇高中生活回忆分成几个章节写出来，分段介绍那段时间里我的学习生活，我的同学和老师，那个时代所经历的政治生活和当时对自己个人前途的迷茫和思考， 以及那个时期的一些难忘的人和事。

1.      学习生活

我的高中学校叫海北中学，在我们公社政府所在地的旁边，距我家大约两公里。学校由三排平瓦房组成，前面两排是学生教室和老师办公室，之间是操场，后面一排是老师宿舍和食堂。学校设有初中和高中两个部分。

因为早晨上学，中午回家吃午饭，再回学校，晚上放学，所以，我每天在学校和家之间步行四个单程。每一程都经过公社农机厂，三角桥，供销社和公社政府大院等等几个地标性的单位。我每天都经过的三角桥是一座连接三个方向，中间没有桥柱的三向拱桥。造这种桥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很不简单的创举。记得这座桥刚建造起来的时候在当地成为了一个大新闻，人们奔走相告，竞相前来参观。即使是几十年以后的今天，虽然已经老旧了，但是它依然是我们海安唯一的一座最具特色的三角桥，堪称经典。 如果在网上搜索“海安三角桥”， 立即就能搜索到我们公社这座桥的信息和图片。家乡的这座桥至今仍然被外地人专程来参观，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文物级的老桥。

我上高中那年，学校一共招收了两个高中班，我分在一班。我们班有70人左右，因为学期中间有同学插班进来或因故离开， 同学人数不是很固定。 那时候我们能够上高中是不容易的， 高中录取率比现在的大学录取率低得多。例如，我们初中班有大约50个同学，只有20多人上了高中。当时高中录取标准包括本人或家庭意愿，生产队和大队推荐，再稍微考虑一下学习成绩。我被录取高中也是经过了一点波折的，因为我的姐姐已经上过高中， 生产队推荐的时候要考虑公平地分配名额，在各家之间搞平衡。为这事生产队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好在这种名额分配不是很严格。我们生产队那年申请上高中的人较多，但是有其他生产队情况相反，所以生产队和大队经过平衡，给我们生产队照顾了一个名额，加上考虑了我的学习成绩和初中老师的推荐，我才被顺利录取上了高中。

我们班部分同学来自邻近的隆政和古贲两个公社，所以，我们是一个由来自三个公社的同学组成的新集体。男女生人数大致相同。同学中很多人是共青团员，班上设一个团支部，有支部书记和委员若干人。另外有班长，副班长和班委。全班还划为四个小组，每个组有组长，因此好多同学都有“官位“。团支部书记是最大的官，班长是第二把手。

我没有担任过团组织里或班里的主要干部，只当过很不起眼的团支部委员或班委。我们班的支部书记是一个从隆政公社来的同学，他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很强，很会写文章，口才好，有魄力，会做思想工作，钢笔字也写得漂亮，还特别会跟学校领导搞好关系，是我们这届同学中唯一一个在高中期间入党的人。他毕业后先当了大队干部，后来又被提升当了公社干部。

我们高中的时候一直学习的科目有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这些是主课。那时候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另外我们断断续续学过地理，政治，英语，音乐，美术和体育等课程。主要的文化知识课有课本，学生需要缴纳书本费买这些课本。虽然老师们努力按照预定的教学方案授课，但是没有硬性规定一定要教完所有内容，对老师教学质量没有考核。学生没有早读和晚自修课，作业不多，一般都在学校里完成。考试也不多，开卷和闭卷相结合，考试分数的高低不重要，都照样升级毕业。文化课经常被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打断。尤其是1975年底到1976年上半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影响，对文化课不重视，老师们的教学积极性参差不齐，学生们大多数没有学习动力，一是因为大的政治气候不重视文化科学知识，二是确实认为学习文化没有用，反正毕业后回家种地。

语文课是基础中的基础。高中时的语文实际上包括语文和作文两个方面。语文学习包括学习文字和语法。作文则包括学习写作知识和练习写作各类文章，比如各种应用文，政论文，叙述文，诗歌，散文等等。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生中的语文到高中就学完了。除非考文科大学，否则大学里一般是不学习语文的。

我比较幸运，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基本上都遇上了好的语文老师。我对语文和作文课一直很喜欢。很长一段时间我擅长撰写配合当时政治运动的批判稿，多次被录用到学校黑板报上。其他一些有实用意义的文体也写得不少，并开始利用我的写作知识为别人服务。我多次帮助不识字的人写过家信。高中一年级时我开始帮助生产队的一家困难户写材料申请政府经济补助。以往的几年里，这家人都只能得到三等或二等的补助，自从我帮助他写申请以后，他们拿到了头等补助，所得到的补助金比以往多了很多。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上高一时，第一次写过广播稿被录用。那时候公社有一个广播站，每天有专门时间广播本公社的新闻和通讯文章，主要是报道一些先进人物事迹。我写的是本生产队一次在大雨来临前抢收麦子的事迹，稿子被录用，当时很高兴， 在第一次从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真有一种成就感。

我对数学一直很感兴趣。数学中我最喜欢的是因式分解，各类应用题，指数对数，三角函数也比较喜欢，但是立体几何和概率论学得不好，这两个数学内容后来一直是我的弱项。高中期间物理学习了力学和电磁学。化学中的无机和有机都学过一些。那时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常常被上级干扰随意修改。例如，上级一个通知要求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就把物理学习内容变成了“三机一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和水泵），数学就插入了“优选法” 或让我们回生产队测量几块田地的面积，一段时间我们还集中学习了毛主席的科学种田“八字方针 （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地理就要求我们画出一个生产队的地图，等等。这些内容虽然对后来考大学帮助不大， 但是学习到的知识有一定的实用性。

我们有一定的文化生活。学校有文艺宣传队和篮球队。我的体育不好，球队参加不了。由于我在音乐方面能力不差，唱歌音准，识歌谱，会拉二胡，所以我但一直是文艺积极分子，学校宣传队的成员。刚入校时我还是学校宣传队的副队长兼乐队的队长。学校宣传队每年排练很多节目，在学校里演出，有时到公社和大队演出，还参加县区组织的各中学之间的汇演。记得那年到立发中学汇演，我们所有演员都化妆成像京剧演员一样，这种化妆有个专业名词叫“打脸”。那次是我第一次打脸演出，演出后的卸妆很难， 把脸擦得很疼，以后每次要打脸表演我都很不情愿。还记得两件跟表演节目有关的事， 一是我参加过一个打竹板的节目，两手各打一个挺重的竹板，整个节目下来，双手都打得很疼。 另一件事就是我表演过老人，装上假胡子扎上头巾，有几次在上台表演时被我们大队的熟人笑话说我那种打扮很像我的爷爷，因为我的爷爷一直留着像我的节目里的假胡子那样的胡子，外号叫“胡子佬”。

我们刚升级上高二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国家发生了大变革，从原来的“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实行拨乱反正，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我们有幸亲身经历了那次大转折。那时候学校慢慢地开始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上课比以前正规了很多，批判会少了，政治运动也基本上不搞了。那时提出的口号是 “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高二学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正常，那是我们应该拥有的那种学习生活。稍微遗憾的是，这个大转折来得晚了一些，我们的高中学习只剩下几个月时间就毕业了。

2.      我的老师们

跟初中的时候相比，高中学校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大多数老师都有大中专以上文凭，很多是大学本科毕业的。 由于是高等院校毕业分配来的，很多老师不是海安人，有的老师带有很明显的外地口音。他们的知识基础扎实，教学经验丰富，有很宽广的知识面，精神面貌和个人气质都很好。

学校没有校长，设有一个主任和两个副主任。主任相当于履行校长的职责。他叫蒋鹤林，大家都叫他蒋主任。他一直保持严肃，印象中我两年里就没有看到他笑过。他总是穿一身干净的中山装，走路讲话都不急不忙，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他政治觉悟很高，总是紧跟形势，是一个在遵守上级规定和方针政策方面决不打一分一毫折扣的人。他做政治报告的时候铿锵有力，富有激情。他不给学生上课，专职学校管理。我在学校时没有跟他说过话。在我毕业后不久，他被调到县教育局工作。1978年我考上大学那天到县教育局领取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遇到了他，跟他聊过几句话。我对他一直很敬畏。

学校的一个副主任是顾玉林老师，他是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的高才生，老家住在我们公社，距学校很近。他教过我们的高二物理。他对学生和老师都和蔼可亲，很善于做老师和学生的思想工作。我跟他还有一点私人层面的关系，他的岳父跟我的爷爷是致交好友，他的夫人跟我的母亲是远房本家，我从小就叫她姨娘。这位师母姨娘当时担任我们公社的党委副书记。 所以，我在校外有时也能遇到顾老师并叫他姨夫。他给过我很多帮助，我从他身上学到过不少有用的东西。

另一个副主任是钱顺元老师。可能是因为他在调到我们学校之前当过校长，或者是因为作为学校副主任就相当于副校长的原因，大家都叫他“钱校长”。他是我们的政治课老师，也代过我们一小段时间的物理课。钱老师很自律，上进心强，对自己严格要求。他略有清高，不是特别容易接近，给人一种距离感。可能是因为我对政治课的兴趣不是特别浓厚，跟钱老师交流很少。当然作为普通学生，也没有太多机会跟他这位校级领导打交道。

我们班的第一个班主任是管仁政老师。 管老师性格温和，待人和善，他教我们的语文。他教的课有条理有激情，专业水平高，黑板字写得也漂亮。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正好评水浒运动刚刚兴起， 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水浒，头头是道，声情并茂，很显然他对这本书烂熟于心，我当时很吃惊他的记忆力那么好。管老师后来被分派负责学校的校办工厂而离开了教学岗位。在他离开我们班的时候，同学们都依依不舍。他是一个很受我们喜欢的老师。2017年我们高中同学组织的毕业40周年聚会， 有幸请来了管老师， 那是我高中毕业后第一次见到他，88岁高龄的他，耳聪目明，讲话起话来有声有色，幽默风趣，身体很健康，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我们的第二个班主任是倪有琪老师。记得倪老师喜欢抽香烟，牙齿和手指都有些泛黄色。他穿着朴素，无论课上还是课下都讲话声音洪亮。倪老师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敏锐力的老师。回忆我从小学到大学， 教过我的老师很多， 倪老师是唯一一个我没有能够相处得很好的老师，那是我的责任，主要是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加上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原因。其实他那时的严格教育对我很有益处，我还是很感激他这位严师的。

我们的高二班主任是姚志迅老师。他同时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姚老师讲话带有一点点他的家乡口音。他长相白净，言谈举止一看就是知识分子，让人尊敬。他平易近人，有亲和力，即使在发怒的时候也不让人害怕。他是为数不多的同学们可以跟其开玩笑的老师。我们班级的同学们都喜欢他。我记得我还到他家里去过，他家住县城里，家里的布置一看就有书香家庭的特点。我和他一直保持了很好的师生情谊。

教我们高一数学的是张鑑余老师。由于他教的指数和对数，上课时总要提到log（对数符号）， 所以有调皮的同学在背地里给他取了“张log”的绰号。指数和对数是数学里比较枯燥难学的，对老师来说也比较难教。张老师上课很有办法，有条理，解释细致，多做练习，是一个很成功的老师。我本人跟张老师的关系挺好的。那时候他年轻， 刚结婚不久，师母也在学校陪他。 毕业后不久， 是张老师第一个告诉我， 中央马上会恢复高考，叫我开始复习，准备考大学。我刚开始还将信将疑，后来没有多长时间就得到了验证。近几年我回国见到过他几次，退休后的他积极锻炼身体，生活幸福，心情愉快。

高二的数学是周炳坤老师教的。周老师知识面广，风趣幽默，为人亲和。他大学专业是数学，但是他会弹奏二胡，手风琴，口琴等等乐器，篮球和乒乓球等也打得很好，画画也不错。是真正的多才多艺。 除数学以外，他还代过我们短期的音乐课和美术课。我对周老师很敬佩，到现在还记得不少他的一些细节， 比如他在我们毕业典礼上讲的笑话和他得知他夫人生的第二个孩子是男孩时的那个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情景。记得我在上大学的头两年，跟他有过书信往来，他总是鼓励我努力学习。有一年放暑假他还请我到如皋他的家里作客。后来的一些年里我们没有联系，几年前我回家乡时，想通过其他老师或同学联系上周老师， 但是没有成功。真希望能够再次跟他见见面，畅谈当年的师生情谊。

王林老师是我们同届另一个班的班主任。 由于他30多岁就满头白发，大家背后都叫他“白头发”。 他是我姐姐上高中时的班主任。王老师虽然没有教过我，但是他在师生中的威望很高。他出口成章，特别是成语用得准确流利，让人佩服。

我们的英语老师是马志洁和杨艺芳老师。马老师是南京人，她先生俞兆铭老师是海门人，他们两个从大学分配到我们这个农村中学当教师，一教就是很多年，为我们家乡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马老师长得很白，戴眼镜，完全的知识分子模样和气质。她特别威严有魄力，上课时的课堂纪律总是很好的， 再调皮的学生也有点儿怕她。这样严厉的老师对学生有好处。记得我上大学以后，有一次正好在大学校园里遇到她，很惊奇，她的父母家就住在我的大学校园里面。真感慨世界很小。

杨艺芳老师是我的堂婶，就住在我们同一个庄子上。 她中学毕业以后， 到南京大学进修了一年的英语，就当上了合格的英语老师。那是很不简单的， 因为任何一门外语都是很难学的，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成，一是要刻苦，二是要聪明，三是要有超常的决心和毅力。她教过我们初中英语，我们上高中后她也正好调到了我们中学，又教了我们的高中英语。

林广道和王蓉蓉夫妇是我们学校的一对数学老师。他们在我上高二那年就调到海安中学去了，所以高中期间没有教过我， 由于他们是我姐姐的老师，又特别喜欢我姐姐，所以也就一直认识我。 后来在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我和姐姐在海安中学复习高考的时候，王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她教的课特别好，水平很高，不愧是当时在海安中学和海安师范学校都享有盛名的老师。王林二位老师对我和姐姐都特别关心照顾，给予过很多鼓励和帮助，那种老师恩情让我终身难忘。

体育老师是韩世怀老师。他大学本科体育系毕业，有实践和理论知识。我们以前都认为体育课就是在操场上教一些田径或球类的玩法和规则，再练习练习。韩老师是第一个教导了我们体育理论的体育老师。运动生理学和竞技理论也都是真正的科学。韩老师豪爽大气，善于跟同学们打成一片，是学生爱戴的老师。

姚震老师教过我们高二化学。 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学校。她年轻漂亮，穿着讲究，有气质，课也教得好，还很平易近人，跟学生谈得来。作为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我们男同学看到美丽的姚老师都眼睛变亮，心中仰慕。在这以前，我们的化学老师都是由非本专业的老师代授的，姚老师是真正化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所以，专业知识全面，我们很幸运在毕业前跟她学习了这门科学。姚老师后来调到县中学去当老师了。

陈维铁老师代过我们物理课，记得我们物理学中的电学部分是由他教的。陈老师很年轻，不仅理科较强，文科方面也很厉害。他是学校宣传队的艺术指导，指导排练了不少好节目。由于我是宣传队的骨干，跟他关系相处得很好。

还有几个老师如谢加宏，吴春茂，刘海涛等等，虽然没有教过我， 但是都有印象。那时候的老师们都很好，工作认真，任劳任怨，是辛勤的园丁。

3.      政治生活

无论什么人，也不管他身处哪个时代，他的命运总是跟那个时代的政治形势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总是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逃不过躲不掉，这种影响有时还很深刻。我上高中的1975 至1977年是国家发生最多政治事件的一段时间。 1975年8月“评水浒”运动，11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天安门事件，7月朱德逝世和唐山地震，9月毛主席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3月邓小平复出。

这些历史重大事件，都多多少少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过一定的影响。 我们开始上高中时，正好是“评水浒”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高一的语文和政治课就是从评水浒开始的。有一次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讲水浒故事，评论这本书，批判宋江搞投降主义。我被要求在这个大会上发言。正好几天前我们大队的支书在我们生产队给大家讲过一段“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我记住了，就原封不动地在学校那次大会上讲了这个故事，讲得很生动，收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其实在评水浒运动前，我没有看过这本书。由于这个运动，我后来专门看了这本小说，记得看这本小说的时候，主要是被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所吸引，并不能从书中找到所谓的“投降主义”。真是应了一句话， 叫“小人物不懂大政治”。

邓小平的被打倒，使全国教育从“回潮”又一次返回到“教育闹革命”的极左老路上去了。那段时间文化课的学习收到较大的影响。文化课常常被改成政治批判活动，例如学习文件，读报纸，做宣传，开批判会等等。政治课更是变成了政治运动课。教室内外墙壁被做成黑板报，成为了登载批判文章和政治口号的地方。记得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因为粉笔字写得好而特别忙，因为他负责那些黑板报的刊登工作。全班同学曾被分组到生产队给贫下中农宣传政治。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到红旗四队做宣传活动，社员们在田里插秧，我们就在岸上给他们演讲，宣传中央文件和政治精神，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

我年轻的时候对政治特别感兴趣，每天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一定会听，对于任何政治热点虽然不一定理解，但是一定熟悉，那时所有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和职务全部记得，17个副总理全部按顺序记得清清楚楚。学校和班级团组织的政治活动一个接一个，团组织生活和组织学习其实就是参加政治运动。上级要求全体团员紧跟中央，不做骑墙派或逍遥派，要做革命派，要保护文革成果。作为爱冲动又思想单纯的年轻人，我们都很容易受政治宣传的影响，因而政治热情特别高涨。另外，本来学习兴趣就不大，参加那些政治活动比上课学习文化轻松得多，觉得更有意思。学校宣传队更是集中排练为政治服务的节目，运动高潮的时候，不光学校宣传队活动很多，各个班级都成立了宣传队，排练节目，大搞政治宣传，以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

那时候的极左路线害人不浅。在极左路线达到高峰的1975年，生产队强迫社员大年初一出工干农活，所谓“过革命化的春节”。搞批判小农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搞副业，不准把自留地种的菜拿到自由市场去卖。更有甚者，麦子成熟的时候不让收割，要社员们集中学习中央文件和批判阶级敌人，所谓“不能用生产冲击革命”。关于这些，我有一个亲眼目睹的悲惨故事。我的一个姑爷爷，家住海安县仇湖公社，他有一手特别好的种植梨树的技术，在自己家的自留地和家前屋后种了几十棵梨树，他种出来的梨子，又大又甜，特别好吃。有一年我和表弟到他家玩，正好是梨子成熟的时候，我们大饱了口福，有幸品尝了那极好的梨子的口味，我们还帮助他运梨子到墩头公社的小市场去卖。后来他被打倒，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梨树全部被砍掉，他本人遭到严厉批判，身心受到迫害，心情压抑，后来就一病不起。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到县人民医院看望他，他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哭，不停地说着他的梨树的故事和受到的冤枉，控诉着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批判和他极度的伤心。后来没多久他就含冤逝世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那天我在上海。那天上午我在我爸爸的工厂宿舍里看小说，广播里突然通知说下午四点钟中央会有重要广播，号召大家做好收听的准备。大家都有些疑惑，但是没有人猜得到后来的新闻。四点钟中央准时广播了“告同胞书”，宣告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上海的所有广播和收音机都开了，声音可以从任何角落听到，那个噩耗被反反复复地连续广播了一遍又一遍，人们都很悲伤，有一种天塌下来了的感觉。晚上我和爸爸按照原来的预约到位于同济大学的我的表伯家吃晚饭，到他家后，发现伯母没按时回家，我们就走到她的工作车间去找她，发现她们全厂职工都在工作台边上嚎啕大哭，而且哭了很长时间。那时，全国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后来很快就从上海回老家到学校开学了，学校也建起了毛主席灵堂，各班级组织了在灵堂里向毛主席宣誓，表决心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遗志。同学们也各自到灵堂里表达哀痛心情。很多人那时候都在默默地问，没有了毛主席，我们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发生在1976年10月份的“粉碎四人帮”在当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件。它标志着文革和极左路线的结束，国家拨乱反正的开始。国家开始回到工人做工，农民种粮，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正常发展路线上来了。国家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 因为有了那样的大转折，才有了后来的经济飞跃发展，才有了国家今天的建设成就。

我们这一届同学1966年开始上学，到1977年高中毕业，基本上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起始和结束时间相吻合，所以，我们是受到文革影响最深重的那一批人。好在我们高中毕业时正好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好时机，给我们创造了自我奋斗的条件，从这一点上讲， 我们又是幸运的。

4.      对前途的思考和担忧

高中时期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毕业之后我将干什么？对自身前途的思考和担忧随着毕业时间的越来越近而变得更加紧迫。

在那个时候，上大学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自从1966年文革大革命运动开始，原来的用高考选拔大学生的政策被取消，大学招生改为由贫下中农推荐，大学生叫“工农兵大学生”。每年我们公社都有几个上大学的名额，但基本上都被公社和大队干部或他们的亲戚的子女们所占有。由于公社和大队干部相对稳定，他们的子女岁数也都知道，当时有的人将本公社今后五年甚至十年內的会被推荐上大学的名单都能比较准确地猜出来。我家既不是干部家庭，又没有后台，是没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的。所以，高中期间，我没有做过上大学的梦。

有一年夏天我到上海，爸爸带我在同济大学校园里走了一下，由于是暑假期间，学校里人很少，但还是看到一些大学生在打篮球，还有的在树荫下看书。那是我第一次参观一个大学，那一座座教学大楼，那宽广干净的林荫道路，那气派的学校大门，那体育场，甚至那食堂都让我目不暇接，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那时心里想，要是我将来也能上大学该有多好啊？即使不能上大学，要是让我到这种大学来工作，哪怕是打扫卫生的工作我也愿意。

高中毕业前，我的好朋友周申一家因为国家落实下放干部回城的政策而将户口恢复为城镇户口，国家给他安排了很好的工作。我和他还有同根三个人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就是很好的朋友。在周申临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前，我们三人一起在一个桥洞里聊了半天，一是跟他说再见，祝愿他工作一切顺利，更主要是我和同根表达了对前途的茫然和忧心。我们，特别是我，当时觉得无所适从，对将来没有一点把握，很担心自己的前途命运。

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农村户口是最大的伤痛和短板。心中最希望的就是脱离农村变成城市户口。这在当时来说是极难的。因为上大学不可能，当兵是另一个途径。高中二年级时，部队到我们学校征过两次兵，第一次是征招空军飞行员，我报了名，但是因为家庭成分是中农没有合符要求。那时候唯成分论很严重，招收飞行员需要贫农或雇农出身才行。第二次征兵我也报了名，但是因为我有点平足，也没有被接受。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就是那次去当兵的，那时候我对他羡慕不已。

当兵的希望破灭之后，我感觉到想完全跳出农门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其次的想法就是在农村里找到一个比种田体面一点的工作或职务，例如当个民办或代课教师，到社办工厂当工人，当个大队或生产队干部，或学一门手艺等等。其实在这些可能的前途中，做瓦匠是最接近现实的，因为我的小叔叔是当地名声响亮的瓦工师傅，要是求他收下我这个侄子为徒弟应该希望很大。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经常开玩笑说， 要不是中央在1977年恢复高考，我现在很可能是一个瓦匠，那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5.      难忘的回忆

在高中时学校搞过“刮柳条”的勤工俭学活动。柳条是长在排水沟两边的经济作物，可以长到两三米长，收获后将表皮刮掉，晒干， 用于编制各种大小的蓝子框子。学习为了经济效益和培养学生劳动光荣的思想态度，向公社申请承担了这种刮柳条皮的任务。那段时间我们的教室里堆满了柳条枝。我们在学校里花很多时间刮柳条皮，是用一种专门的铁质工具，刮起来很费劲，很辛苦。很多同学手上都磨出了血泡。为了鼓励同学们多刮柳条多作贡献，班级之间还搞竞赛，同学中也互相竞赛，刮得多的班级和同学受到表扬，所挣得的钱作为学校勤工俭学的收入。这一活动一搞就是很长时间。好在我们都是农村孩子，能吃苦，还能以苦为乐。

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曾经被班主任老师勒令停职检查过一次，具体犯的什么错误和停的什么职已经想不起来了。可能错误还比较严重，老师发动全班同学写揭发批评我的“检举信”。停职几个星期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我到班主任宿舍去找他， 他没在，我看到同学们写的检举信被老师胡乱甩在他床底下的一个木盆里，我就顺手牵羊地把它们全部拿回了家，后来老师竟然一直没有追查检举信丢失的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从这点上看，他本人其实也没有太重视这件事。我查看了同学们写的那些检举信，全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同学们被强迫检举，不写不行，只能敷衍了事。其实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在那种天天讲斗争的形势下，这类批评斗争的事总是时有发生的。

我很喜欢看小说，但是，被公开准许阅读的好小说不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我们生产队有一户人家暗藏了一些老的小说，文革抄家时没有被抄走，我就私下找他，向他借书，他起初不放心借给我，很害怕被传出去，后来我再三央求并保证保守秘密而且保护好他的书，他才同意借了几本小说给我看。 我当时从他那里借看了“林海雪原”，“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几本长篇小说，还看了四大名著。这些书在当时都是禁书，只能偷偷地看。那时还有一些手抄书，也都是禁书。我当时看过的“第二次握手”就是一本手抄本。其实这些当时的禁书，后来都被解禁了，好多书后来还拍成了电影。我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读了一些小说，后来上大学和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基本上没有了看小说的兴趣，更喜欢把时间花在看科学书籍上面。

高中的时候我最渴望的事是能有一辆自行车。自从我借用同学的自行车学会了骑车以后，我尝到了它方便省力快速的甜头，就整天寻思着要是能有一辆自行车该有多好啊，对自行车的想往真是超过了一切其他愿望，有时做梦都会梦到自己拥有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一辆自行车大约卖120元钱，那是很大的一笔钱。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尽管一再要求爸妈给我买一辆自行车，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我上高一那年，我们生产队有一个社员买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那是全生产队的第一辆自行车。 他买回新车的那天，很多人都去看了他的崭新的自行车，羡慕不已。为了断了邻居或社员们开口向他借用自行车的念头，买车第一天他就对全生产队调侃地宣布说，“老婆可以借，自行车一律不借”。可见他把自行车看得多么宝贵，比现在的汽车宝贵多了。后来到我上大学二年级那年，家里才买了第一辆自行车。

有一段时间，收音机成了危险品。家长们一度不让孩子用收音机，因为怕他们收听敌台，在当时那是犯罪。所谓敌台是指台湾或香港的电台和美国之音。要是被发现偷听敌台，公安局立即逮捕，判刑。1975年我们学校老校长的儿子因为收听敌台被逮捕。我亲眼看到那个年轻人被公安局抓走，还带着手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人带手铐，而不是电影里的镜头，吓得两腿直打哆嗦。许多同学家长都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们不能用收音机听敌台。那时候我们家没有收音机，我父母不需要担心我会在这个方面出问题。我到上了大学以后，为了学外语，我爸爸才第一次给我买了一台小型收音机。

如果一群比我们年轻的高中同学聚在一起，往往会谈起他们高中时的恋爱故事。很多人在高中时有初恋，甚至多次恋爱的经历，他们讲起当年的桃色经历，可以滔滔不绝。然而在我们那个年代，高中生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情，没有人说这个话题，那时候没有计算机和手机，没有英特网，所有一切包含爱情的读物和影视内容都被作为“封资修”大毒草而禁止。那时候如果当着一个女孩子的面赞扬她漂亮会被她辱骂成是流氓不正经。所以，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都不知道恋爱二字怎么写，更谈不上谈恋爱。虽然在初中和高中期间对班上长得漂亮和性格好的女同学有过懵懵懂懂的心动，但是从来没有追求过任何女生。看书学习和繁杂的家务占去了我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精力。

我的高中班的同学们都是农村孩子，他们淳朴善良，勤奋踏实。在学习期间我们的关系都相处得很好，两年的同窗岁月，培养了深厚的感情。记得我们毕业的那天，同学们互赠礼品，互相在同学们的笔记本上留言，互相祝福，互相鼓励，互致珍重，很多同学流下了眼泪，女同学们更是抱头痛哭，舍不得说再见。本来中午毕业仪式结束的时候就可以离开学校，可是同学们依依不舍，一直到傍晚才离开。2018年，有树荣，俊生，凤俊和冬青四位同学先后来加拿大观光并来看望我，好朋友好同学能够在异国他乡相聚，真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

毕业后见过面的老师和同学很少。2017年秋，我们这一届两个班的同学相约聚在了一起，庆祝我们高中毕业40周年。我们还请了几位老师来参加了聚会。那是毕业后第一次全体同学聚会。我也回国参加了聚会。那种久别重逢的激动场面让人难忘。很多同学从遥远的外地专程回来参加聚会。大家欢聚一堂，歌声笑语，仿佛回到了当年，让人感动。同时也让人感慨岁月催人老，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多数人已经有了孙辈，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我由衷地祝福我的高中老师们健康长寿！祝每一个同学快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