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生活
每當談論起高中生活，很多人都會滔滔不絕，哪怕他們本來是內向而沉默寡言的人，對高中生活也常常能講出很多故事。高中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它是一個承上啟下，從天真變得成熟的過渡時期。在高中時，我們既是大孩子，又是小大人。那是身體發育成人，世界觀逐漸形成的時期。那是既單純，又叛逆迷茫的時期。那是開始懂得愛，逐步認識社會的時期。那更是對美好生活和光明前途充滿憧憬嚮往的時期。對很多人來說，高中畢業意味着正式進入社會，走上人生大舞台。
從1975年9月至1977年7月的兩年是我上高中的時間。兒時的回憶總會在高中時期停留更多時間。那段時間所經歷的人和事很多，由於篇幅較長，我將這篇高中生活回憶分成幾個章節寫出來，分段介紹那段時間裡我的學習生活，我的同學和老師，那個時代所經歷的政治生活和當時對自己個人前途的迷茫和思考， 以及那個時期的一些難忘的人和事。
1. 學習生活 我的高中學校叫海北中學，在我們公社政府所在地的旁邊，距我家大約兩公里。學校由三排平瓦房組成，前面兩排是學生教室和老師辦公室，之間是操場，後面一排是老師宿舍和食堂。學校設有初中和高中兩個部分。 因為早晨上學，中午回家吃午飯，再回學校，晚上放學，所以，我每天在學校和家之間步行四個單程。每一程都經過公社農機廠，三角橋，供銷社和公社政府大院等等幾個地標性的單位。我每天都經過的三角橋是一座連接三個方向，中間沒有橋柱的三向拱橋。造這種橋是需要一定的技術的，在當時來說是一件很不簡單的創舉。記得這座橋剛建造起來的時候在當地成為了一個大新聞，人們奔走相告，競相前來參觀。即使是幾十年以後的今天，雖然已經老舊了，但是它依然是我們海安唯一的一座最具特色的三角橋，堪稱經典。 如果在網上搜索“海安三角橋”， 立即就能搜索到我們公社這座橋的信息和圖片。家鄉的這座橋至今仍然被外地人專程來參觀，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文物級的老橋。 我上高中那年，學校一共招收了兩個高中班，我分在一班。我們班有70人左右，因為學期中間有同學插班進來或因故離開， 同學人數不是很固定。 那時候我們能夠上高中是不容易的， 高中錄取率比現在的大學錄取率低得多。例如，我們初中班有大約50個同學，只有20多人上了高中。當時高中錄取標準包括本人或家庭意願，生產隊和大隊推薦，再稍微考慮一下學習成績。我被錄取高中也是經過了一點波折的，因為我的姐姐已經上過高中， 生產隊推薦的時候要考慮公平地分配名額，在各家之間搞平衡。為這事生產隊召開了幾次會議討論。好在這種名額分配不是很嚴格。我們生產隊那年申請上高中的人較多，但是有其他生產隊情況相反，所以生產隊和大隊經過平衡，給我們生產隊照顧了一個名額，加上考慮了我的學習成績和初中老師的推薦，我才被順利錄取上了高中。 我們班部分同學來自鄰近的隆政和古賁兩個公社，所以，我們是一個由來自三個公社的同學組成的新集體。男女生人數大致相同。同學中很多人是共青團員，班上設一個團支部，有支部書記和委員若干人。另外有班長，副班長和班委。全班還劃為四個小組，每個組有組長，因此好多同學都有“官位“。團支部書記是最大的官，班長是第二把手。 我沒有擔任過團組織里或班裡的主要幹部，只當過很不起眼的團支部委員或班委。我們班的支部書記是一個從隆政公社來的同學，他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很強，很會寫文章，口才好，有魄力，會做思想工作，鋼筆字也寫得漂亮，還特別會跟學校領導搞好關係，是我們這屆同學中唯一一個在高中期間入黨的人。他畢業後先當了大隊幹部，後來又被提升當了公社幹部。 我們高中的時候一直學習的科目有語文，數學，物理和化學，這些是主課。那時候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說法。另外我們斷斷續續學過地理，政治，英語，音樂，美術和體育等課程。主要的文化知識課有課本，學生需要繳納書本費買這些課本。雖然老師們努力按照預定的教學方案授課，但是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教完所有內容，對老師教學質量沒有考核。學生沒有早讀和晚自修課，作業不多，一般都在學校里完成。考試也不多，開卷和閉卷相結合，考試分數的高低不重要，都照樣升級畢業。文化課經常被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打斷。尤其是1975年底到1976年上半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學校的教學秩序受到很大影響，對文化課不重視，老師們的教學積極性參差不齊，學生們大多數沒有學習動力，一是因為大的政治氣候不重視文化科學知識，二是確實認為學習文化沒有用，反正畢業後回家種地。 語文課是基礎中的基礎。高中時的語文實際上包括語文和作文兩個方面。語文學習包括學習文字和語法。作文則包括學習寫作知識和練習寫作各類文章，比如各種應用文，政論文，敘述文，詩歌，散文等等。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一生中的語文到高中就學完了。除非考文科大學，否則大學裡一般是不學習語文的。 我比較幸運，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基本上都遇上了好的語文老師。我對語文和作文課一直很喜歡。很長一段時間我擅長撰寫配合當時政治運動的批判稿，多次被錄用到學校黑板報上。其他一些有實用意義的文體也寫得不少，並開始利用我的寫作知識為別人服務。我多次幫助不識字的人寫過家信。高中一年級時我開始幫助生產隊的一家困難戶寫材料申請政府經濟補助。以往的幾年裡，這家人都只能得到三等或二等的補助，自從我幫助他寫申請以後，他們拿到了頭等補助，所得到的補助金比以往多了很多。另一個例子就是，我在上高一時，第一次寫過廣播稿被錄用。那時候公社有一個廣播站，每天有專門時間廣播本公社的新聞和通訊文章，主要是報道一些先進人物事跡。我寫的是本生產隊一次在大雨來臨前搶收麥子的事跡，稿子被錄用，當時很高興， 在第一次從廣播裡聽到自己的名字時，真有一種成就感。 我對數學一直很感興趣。數學中我最喜歡的是因式分解，各類應用題，指數對數，三角函數也比較喜歡，但是立體幾何和概率論學得不好，這兩個數學內容後來一直是我的弱項。高中期間物理學習了力學和電磁學。化學中的無機和有機都學過一些。那時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常常被上級干擾隨意修改。例如，上級一個通知要求教學要“理論聯繫實際”，我們就把物理學習內容變成了“三機一泵”（電動機，柴油機，拖拉機和水泵），數學就插入了“優選法” 或讓我們回生產隊測量幾塊田地的面積，一段時間我們還集中學習了毛主席的科學種田“八字方針 （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地理就要求我們畫出一個生產隊的地圖，等等。這些內容雖然對後來考大學幫助不大， 但是學習到的知識有一定的實用性。 我們有一定的文化生活。學校有文藝宣傳隊和籃球隊。我的體育不好，球隊參加不了。由於我在音樂方面能力不差，唱歌音準，識歌譜，會拉二胡，所以我但一直是文藝積極分子，學校宣傳隊的成員。剛入校時我還是學校宣傳隊的副隊長兼樂隊的隊長。學校宣傳隊每年排練很多節目，在學校里演出，有時到公社和大隊演出，還參加縣區組織的各中學之間的匯演。記得那年到立發中學匯演，我們所有演員都化妝成像京劇演員一樣，這種化妝有個專業名詞叫“打臉”。那次是我第一次打臉演出，演出後的卸妝很難， 把臉擦得很疼，以後每次要打臉表演我都很不情願。還記得兩件跟表演節目有關的事， 一是我參加過一個打竹板的節目，兩手各打一個挺重的竹板，整個節目下來，雙手都打得很疼。 另一件事就是我表演過老人，裝上假鬍子紮上頭巾，有幾次在上台表演時被我們大隊的熟人笑話說我那種打扮很像我的爺爺，因為我的爺爺一直留着像我的節目裡的假鬍子那樣的鬍子，外號叫“鬍子佬”。 我們剛升級上高二不久，“四人幫”被粉碎，國家發生了大變革，從原來的“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軌道上。各行各業方方面面實行撥亂反正，教育領域也不例外。我們有幸親身經歷了那次大轉折。那時候學校慢慢地開始重視文化知識教育，上課比以前正規了很多，批判會少了，政治運動也基本上不搞了。那時提出的口號是 “把文革耽誤的時間補回來”。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的高二學習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正常，那是我們應該擁有的那種學習生活。稍微遺憾的是，這個大轉折來得晚了一些，我們的高中學習只剩下幾個月時間就畢業了。
2. 我的老師們 跟初中的時候相比，高中學校的最明顯特點就是大多數老師都有大中專以上文憑，很多是大學本科畢業的。 由於是高等院校畢業分配來的，很多老師不是海安人，有的老師帶有很明顯的外地口音。他們的知識基礎紮實，教學經驗豐富，有很寬廣的知識面，精神面貌和個人氣質都很好。 學校沒有校長，設有一個主任和兩個副主任。主任相當於履行校長的職責。他叫蔣鶴林，大家都叫他蔣主任。他一直保持嚴肅，印象中我兩年裡就沒有看到他笑過。他總是穿一身乾淨的中山裝，走路講話都不急不忙，給人一種不怒自威的感覺。 他政治覺悟很高，總是緊跟形勢，是一個在遵守上級規定和方針政策方面決不打一分一毫折扣的人。他做政治報告的時候鏗鏘有力，富有激情。他不給學生上課，專職學校管理。我在學校時沒有跟他說過話。在我畢業後不久，他被調到縣教育局工作。1978年我考上大學那天到縣教育局領取大學錄取通知書時遇到了他，跟他聊過幾句話。我對他一直很敬畏。 學校的一個副主任是顧玉林老師，他是南京大學地理系畢業的高才生，老家住在我們公社，距學校很近。他教過我們的高二物理。他對學生和老師都和藹可親，很善於做老師和學生的思想工作。我跟他還有一點私人層面的關係，他的岳父跟我的爺爺是致交好友，他的夫人跟我的母親是遠房本家，我從小就叫她姨娘。這位師母姨娘當時擔任我們公社的黨委副書記。 所以，我在校外有時也能遇到顧老師並叫他姨夫。他給過我很多幫助，我從他身上學到過不少有用的東西。 另一個副主任是錢順元老師。可能是因為他在調到我們學校之前當過校長，或者是因為作為學校副主任就相當於副校長的原因，大家都叫他“錢校長”。他是我們的政治課老師，也代過我們一小段時間的物理課。錢老師很自律，上進心強，對自己嚴格要求。他略有清高，不是特別容易接近，給人一種距離感。可能是因為我對政治課的興趣不是特別濃厚，跟錢老師交流很少。當然作為普通學生，也沒有太多機會跟他這位校級領導打交道。 我們班的第一個班主任是管仁政老師。 管老師性格溫和，待人和善，他教我們的語文。他教的課有條理有激情，專業水平高，黑板字寫得也漂亮。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時候正好評水滸運動剛剛興起， 他在課堂上給我們講水滸，頭頭是道，聲情並茂，很顯然他對這本書爛熟於心，我當時很吃驚他的記憶力那麼好。管老師後來被分派負責學校的校辦工廠而離開了教學崗位。在他離開我們班的時候，同學們都依依不捨。他是一個很受我們喜歡的老師。2017年我們高中同學組織的畢業40周年聚會， 有幸請來了管老師， 那是我高中畢業後第一次見到他，88歲高齡的他，耳聰目明，講話起話來有聲有色，幽默風趣，身體很健康，是一個有福氣的人。 我們的第二個班主任是倪有琪老師。記得倪老師喜歡抽香煙，牙齒和手指都有些泛黃色。他穿着樸素，無論課上還是課下都講話聲音洪亮。倪老師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敏銳力的老師。回憶我從小學到大學， 教過我的老師很多， 倪老師是唯一一個我沒有能夠相處得很好的老師，那是我的責任，主要是我那時候年輕不懂事，加上處於青春叛逆期的原因。其實他那時的嚴格教育對我很有益處，我還是很感激他這位嚴師的。 我們的高二班主任是姚志迅老師。他同時也是我們的語文老師。姚老師講話帶有一點點他的家鄉口音。他長相白淨，言談舉止一看就是知識分子，讓人尊敬。他平易近人，有親和力，即使在發怒的時候也不讓人害怕。他是為數不多的同學們可以跟其開玩笑的老師。我們班級的同學們都喜歡他。我記得我還到他家裡去過，他家住縣城裡，家裡的布置一看就有書香家庭的特點。我和他一直保持了很好的師生情誼。 教我們高一數學的是張鑑余老師。由於他教的指數和對數，上課時總要提到log（對數符號）， 所以有調皮的同學在背地裡給他取了“張log”的綽號。指數和對數是數學裡比較枯燥難學的，對老師來說也比較難教。張老師上課很有辦法，有條理，解釋細緻，多做練習，是一個很成功的老師。我本人跟張老師的關係挺好的。那時候他年輕， 剛結婚不久，師母也在學校陪他。 畢業後不久， 是張老師第一個告訴我， 中央馬上會恢復高考，叫我開始複習，準備考大學。我剛開始還將信將疑，後來沒有多長時間就得到了驗證。近幾年我回國見到過他幾次，退休後的他積極鍛煉身體，生活幸福，心情愉快。 高二的數學是周炳坤老師教的。周老師知識面廣，風趣幽默，為人親和。他大學專業是數學，但是他會彈奏二胡，手風琴，口琴等等樂器，籃球和乒乓球等也打得很好，畫畫也不錯。是真正的多才多藝。 除數學以外，他還代過我們短期的音樂課和美術課。我對周老師很敬佩，到現在還記得不少他的一些細節， 比如他在我們畢業典禮上講的笑話和他得知他夫人生的第二個孩子是男孩時的那個興高采烈手舞足蹈的情景。記得我在上大學的頭兩年，跟他有過書信往來，他總是鼓勵我努力學習。有一年放暑假他還請我到如皋他的家裡作客。後來的一些年裡我們沒有聯繫，幾年前我回家鄉時，想通過其他老師或同學聯繫上周老師， 但是沒有成功。真希望能夠再次跟他見見面，暢談當年的師生情誼。 王林老師是我們同屆另一個班的班主任。 由於他30多歲就滿頭白髮，大家背後都叫他“白頭髮”。 他是我姐姐上高中時的班主任。王老師雖然沒有教過我，但是他在師生中的威望很高。他出口成章，特別是成語用得準確流利，讓人佩服。 我們的英語老師是馬志潔和楊藝芳老師。馬老師是南京人，她先生俞兆銘老師是海門人，他們兩個從大學分配到我們這個農村中學當教師，一教就是很多年，為我們家鄉的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馬老師長得很白，戴眼鏡，完全的知識分子模樣和氣質。她特別威嚴有魄力，上課時的課堂紀律總是很好的， 再調皮的學生也有點兒怕她。這樣嚴厲的老師對學生有好處。記得我上大學以後，有一次正好在大學校園裡遇到她，很驚奇，她的父母家就住在我的大學校園裡面。真感慨世界很小。 楊藝芳老師是我的堂嬸，就住在我們同一個莊子上。 她中學畢業以後， 到南京大學進修了一年的英語，就當上了合格的英語老師。那是很不簡單的， 因為任何一門外語都是很難學的，要在那麼短的時間裡學成，一是要刻苦，二是要聰明，三是要有超常的決心和毅力。她教過我們初中英語，我們上高中後她也正好調到了我們中學，又教了我們的高中英語。 林廣道和王蓉蓉夫婦是我們學校的一對數學老師。他們在我上高二那年就調到海安中學去了，所以高中期間沒有教過我， 由於他們是我姐姐的老師，又特別喜歡我姐姐，所以也就一直認識我。 後來在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我和姐姐在海安中學複習高考的時候，王老師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她教的課特別好，水平很高，不愧是當時在海安中學和海安師範學校都享有盛名的老師。王林二位老師對我和姐姐都特別關心照顧，給予過很多鼓勵和幫助，那種老師恩情讓我終身難忘。 體育老師是韓世懷老師。他大學本科體育系畢業，有實踐和理論知識。我們以前都認為體育課就是在操場上教一些田徑或球類的玩法和規則，再練習練習。韓老師是第一個教導了我們體育理論的體育老師。運動生理學和競技理論也都是真正的科學。韓老師豪爽大氣，善於跟同學們打成一片，是學生愛戴的老師。 姚震老師教過我們高二化學。 她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我們學校。她年輕漂亮，穿着講究，有氣質，課也教得好，還很平易近人，跟學生談得來。作為十七八歲的高中生，我們男同學看到美麗的姚老師都眼睛變亮，心中仰慕。在這以前，我們的化學老師都是由非本專業的老師代授的，姚老師是真正化學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所以，專業知識全面，我們很幸運在畢業前跟她學習了這門科學。姚老師後來調到縣中學去當老師了。 陳維鐵老師代過我們物理課，記得我們物理學中的電學部分是由他教的。陳老師很年輕，不僅理科較強，文科方面也很厲害。他是學校宣傳隊的藝術指導，指導排練了不少好節目。由於我是宣傳隊的骨幹，跟他關係相處得很好。 還有幾個老師如謝加宏，吳春茂，劉海濤等等，雖然沒有教過我， 但是都有印象。那時候的老師們都很好，工作認真，任勞任怨，是辛勤的園丁。
3. 政治生活 無論什麼人，也不管他身處哪個時代，他的命運總是跟那個時代的政治形勢和國家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政治總是時時刻刻影響着我們，逃不過躲不掉，這種影響有時還很深刻。我上高中的1975 至1977年是國家發生最多政治事件的一段時間。 1975年8月“評水滸”運動，11月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4月天安門事件，7月朱德逝世和唐山地震，9月毛主席逝世，10月粉碎四人幫，1977年3月鄧小平復出。 這些歷史重大事件，都多多少少對我們的學習和生活帶來過一定的影響。 我們開始上高中時，正好是“評水滸”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高一的語文和政治課就是從評水滸開始的。有一次學校召開全體師生大會，講水滸故事，評論這本書，批判宋江搞投降主義。我被要求在這個大會上發言。正好幾天前我們大隊的支書在我們生產隊給大家講過一段“智取生辰綱”的故事，我記住了，就原封不動地在學校那次大會上講了這個故事，講得很生動，收到了老師和同學們的好評。其實在評水滸運動前，我沒有看過這本書。由於這個運動，我後來專門看了這本小說，記得看這本小說的時候，主要是被書中的人物和情節所吸引，並不能從書中找到所謂的“投降主義”。真是應了一句話， 叫“小人物不懂大政治”。 鄧小平的被打倒，使全國教育從“回潮”又一次返回到“教育鬧革命”的極左老路上去了。那段時間文化課的學習收到較大的影響。文化課常常被改成政治批判活動，例如學習文件，讀報紙，做宣傳，開批判會等等。政治課更是變成了政治運動課。教室內外牆壁被做成黑板報，成為了登載批判文章和政治口號的地方。記得我們班的一位同學因為粉筆字寫得好而特別忙，因為他負責那些黑板報的刊登工作。全班同學曾被分組到生產隊給貧下中農宣傳政治。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到紅旗四隊做宣傳活動，社員們在田裡插秧，我們就在岸上給他們演講，宣傳中央文件和政治精神，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 我年輕的時候對政治特別感興趣，每天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一定會聽，對於任何政治熱點雖然不一定理解，但是一定熟悉，那時所有中央領導人的名字和職務全部記得，17個副總理全部按順序記得清清楚楚。學校和班級團組織的政治活動一個接一個，團組織生活和組織學習其實就是參加政治運動。上級要求全體團員緊跟中央，不做騎牆派或逍遙派，要做革命派，要保護文革成果。作為愛衝動又思想單純的年輕人，我們都很容易受政治宣傳的影響，因而政治熱情特別高漲。另外，本來學習興趣就不大，參加那些政治活動比上課學習文化輕鬆得多，覺得更有意思。學校宣傳隊更是集中排練為政治服務的節目，運動高潮的時候，不光學校宣傳隊活動很多，各個班級都成立了宣傳隊，排練節目，大搞政治宣傳，以適應當時的政治形勢。 那時候的極左路線害人不淺。在極左路線達到高峰的1975年，生產隊強迫社員大年初一出工干農活，所謂“過革命化的春節”。搞批判小農經濟，割資本主義尾巴，不准搞副業，不准把自留地種的菜拿到自由市場去賣。更有甚者，麥子成熟的時候不讓收割，要社員們集中學習中央文件和批判階級敵人，所謂“不能用生產衝擊革命”。關於這些，我有一個親眼目睹的悲慘故事。我的一個姑爺爺，家住海安縣仇湖公社，他有一手特別好的種植梨樹的技術，在自己家的自留地和家前屋後種了幾十棵梨樹，他種出來的梨子，又大又甜，特別好吃。有一年我和表弟到他家玩，正好是梨子成熟的時候，我們大飽了口福，有幸品嘗了那極好的梨子的口味，我們還幫助他運梨子到墩頭公社的小市場去賣。後來他被打倒，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梨樹全部被砍掉，他本人遭到嚴厲批判，身心受到迫害，心情壓抑，後來就一病不起。我上大學後的第一個暑假，到縣人民醫院看望他，他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哭，不停地說着他的梨樹的故事和受到的冤枉，控訴着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批判和他極度的傷心。後來沒多久他就含冤逝世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那天我在上海。那天上午我在我爸爸的工廠宿舍里看小說，廣播裡突然通知說下午四點鐘中央會有重要廣播，號召大家做好收聽的準備。大家都有些疑惑，但是沒有人猜得到後來的新聞。四點鐘中央準時廣播了“告同胞書”，宣告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上海的所有廣播和收音機都開了，聲音可以從任何角落聽到，那個噩耗被反反覆覆地連續廣播了一遍又一遍，人們都很悲傷，有一種天塌下來了的感覺。晚上我和爸爸按照原來的預約到位於同濟大學的我的表伯家吃晚飯，到他家後，發現伯母沒按時回家，我們就走到她的工作車間去找她，發現她們全廠職工都在工作檯邊上嚎啕大哭，而且哭了很長時間。那時，全國都沉浸在無比的悲痛之中。我後來很快就從上海回老家到學校開學了，學校也建起了毛主席靈堂，各班級組織了在靈堂里向毛主席宣誓，表決心要化悲痛為力量，繼承毛主席遺志。同學們也各自到靈堂里表達哀痛心情。很多人那時候都在默默地問，沒有了毛主席，我們還會有好日子過嗎？ 發生在1976年10月份的“粉碎四人幫”在當時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件。它標誌着文革和極左路線的結束，國家撥亂反正的開始。國家開始回到工人做工，農民種糧，學生學習文化知識的正常發展路線上來了。國家從那個時候開始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代。 因為有了那樣的大轉折，才有了後來的經濟飛躍發展，才有了國家今天的建設成就。 我們這一屆同學1966年開始上學，到1977年高中畢業，基本上跟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起始和結束時間相吻合，所以，我們是受到文革影響最深重的那一批人。好在我們高中畢業時正好趕上了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好時機，給我們創造了自我奮鬥的條件，從這一點上講， 我們又是幸運的。
4. 對前途的思考和擔憂 高中時期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畢業之後我將幹什麼？對自身前途的思考和擔憂隨着畢業時間的越來越近而變得更加緊迫。 在那個時候，上大學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自從1966年文革大革命運動開始，原來的用高考選拔大學生的政策被取消，大學招生改為由貧下中農推薦，大學生叫“工農兵大學生”。每年我們公社都有幾個上大學的名額，但基本上都被公社和大隊幹部或他們的親戚的子女們所占有。由於公社和大隊幹部相對穩定，他們的子女歲數也都知道，當時有的人將本公社今後五年甚至十年內的會被推薦上大學的名單都能比較準確地猜出來。我家既不是幹部家庭，又沒有後台，是沒有可能被推薦上大學的。所以，高中期間，我沒有做過上大學的夢。 有一年夏天我到上海，爸爸帶我在同濟大學校園裡走了一下，由於是暑假期間，學校里人很少，但還是看到一些大學生在打籃球，還有的在樹蔭下看書。那是我第一次參觀一個大學，那一座座教學大樓，那寬廣乾淨的林蔭道路，那氣派的學校大門，那體育場，甚至那食堂都讓我目不暇接，覺得什麼都新鮮，什麼都好。那時心裡想，要是我將來也能上大學該有多好啊？即使不能上大學，要是讓我到這種大學來工作，哪怕是打掃衛生的工作我也願意。 高中畢業前，我的好朋友周申一家因為國家落實下放幹部回城的政策而將戶口恢復為城鎮戶口，國家給他安排了很好的工作。我和他還有同根三個人從初中的時候開始就是很好的朋友。在周申臨離開學校走上工作崗位前，我們三人一起在一個橋洞裡聊了半天，一是跟他說再見，祝願他工作一切順利，更主要是我和同根表達了對前途的茫然和憂心。我們，特別是我，當時覺得無所適從，對將來沒有一點把握，很擔心自己的前途命運。 對一個農村孩子來說，農村戶口是最大的傷痛和短板。心中最希望的就是脫離農村變成城市戶口。這在當時來說是極難的。因為上大學不可能，當兵是另一個途徑。高中二年級時，部隊到我們學校征過兩次兵，第一次是徵招空軍飛行員，我報了名，但是因為家庭成分是中農沒有合符要求。那時候唯成分論很嚴重，招收飛行員需要貧農或僱農出身才行。第二次徵兵我也報了名，但是因為我有點平足，也沒有被接受。我們班有一個同學就是那次去當兵的，那時候我對他羨慕不已。 當兵的希望破滅之後，我感覺到想完全跳出農門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其次的想法就是在農村里找到一個比種田體面一點的工作或職務，例如當個民辦或代課教師，到社辦工廠當工人，當個大隊或生產隊幹部，或學一門手藝等等。其實在這些可能的前途中，做瓦匠是最接近現實的，因為我的小叔叔是當地名聲響亮的瓦工師傅，要是求他收下我這個侄子為徒弟應該希望很大。在以後的很多年裡，我經常開玩笑說， 要不是中央在1977年恢復高考，我現在很可能是一個瓦匠，那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
5. 難忘的回憶 在高中時學校搞過“刮柳條”的勤工儉學活動。柳條是長在排水溝兩邊的經濟作物，可以長到兩三米長，收穫後將表皮刮掉，曬乾， 用於編制各種大小的藍子框子。學習為了經濟效益和培養學生勞動光榮的思想態度，向公社申請承擔了這種刮柳條皮的任務。那段時間我們的教室里堆滿了柳條枝。我們在學校里花很多時間刮柳條皮，是用一種專門的鐵質工具，刮起來很費勁，很辛苦。很多同學手上都磨出了血泡。為了鼓勵同學們多刮柳條多作貢獻，班級之間還搞競賽，同學中也互相競賽，刮得多的班級和同學受到表揚，所掙得的錢作為學校勤工儉學的收入。這一活動一搞就是很長時間。好在我們都是農村孩子，能吃苦，還能以苦為樂。 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我曾經被班主任老師勒令停職檢查過一次，具體犯的什麼錯誤和停的什麼職已經想不起來了。可能錯誤還比較嚴重，老師發動全班同學寫揭發批評我的“檢舉信”。停職幾個星期之後又恢復了原來的職務。一段時間以後，有一次我到班主任宿捨去找他， 他沒在，我看到同學們寫的檢舉信被老師胡亂甩在他床底下的一個木盆里，我就順手牽羊地把它們全部拿回了家，後來老師竟然一直沒有追查檢舉信丟失的事，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從這點上看，他本人其實也沒有太重視這件事。我查看了同學們寫的那些檢舉信，全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同學們被強迫檢舉，不寫不行，只能敷衍了事。其實那是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做法。在那種天天講鬥爭的形勢下，這類批評鬥爭的事總是時有發生的。 我很喜歡看小說，但是，被公開准許閱讀的好小說不多。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聽說我們生產隊有一戶人家暗藏了一些老的小說，文革抄家時沒有被抄走，我就私下找他，向他借書，他起初不放心借給我，很害怕被傳出去，後來我再三央求並保證保守秘密而且保護好他的書，他才同意借了幾本小說給我看。 我當時從他那裡借看了“林海雪原”，“苦菜花”，“野火春風斗古城”等等幾本長篇小說，還看了四大名著。這些書在當時都是禁書，只能偷偷地看。那時還有一些手抄書，也都是禁書。我當時看過的“第二次握手”就是一本手抄本。其實這些當時的禁書，後來都被解禁了，好多書後來還拍成了電影。我在初中和高中的時候讀了一些小說，後來上大學和之後的幾十年裡，我基本上沒有了看小說的興趣，更喜歡把時間花在看科學書籍上面。 高中的時候我最渴望的事是能有一輛自行車。自從我借用同學的自行車學會了騎車以後，我嘗到了它方便省力快速的甜頭，就整天尋思着要是能有一輛自行車該有多好啊，對自行車的想往真是超過了一切其他願望，有時做夢都會夢到自己擁有了一輛自行車。那時候一輛自行車大約賣120元錢，那是很大的一筆錢。由於家裡經濟條件不好，儘管一再要求爸媽給我買一輛自行車，這個願望沒有實現。我上高一那年，我們生產隊有一個社員買了一輛永久牌的自行車，那是全生產隊的第一輛自行車。 他買回新車的那天，很多人都去看了他的嶄新的自行車，羨慕不已。為了斷了鄰居或社員們開口向他借用自行車的念頭，買車第一天他就對全生產隊調侃地宣布說，“老婆可以借，自行車一律不借”。可見他把自行車看得多麼寶貴，比現在的汽車寶貴多了。後來到我上大學二年級那年，家裡才買了第一輛自行車。 有一段時間，收音機成了危險品。家長們一度不讓孩子用收音機，因為怕他們收聽敵台，在當時那是犯罪。所謂敵台是指台灣或香港的電台和美國之音。要是被發現偷聽敵台，公安局立即逮捕，判刑。1975年我們學校老校長的兒子因為收聽敵台被逮捕。我親眼看到那個年輕人被公安局抓走，還帶着手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人帶手銬，而不是電影裡的鏡頭，嚇得兩腿直打哆嗦。許多同學家長都千叮嚀萬囑咐孩子們不能用收音機聽敵台。那時候我們家沒有收音機，我父母不需要擔心我會在這個方面出問題。我到上了大學以後，為了學外語，我爸爸才第一次給我買了一台小型收音機。 如果一群比我們年輕的高中同學聚在一起，往往會談起他們高中時的戀愛故事。很多人在高中時有初戀，甚至多次戀愛的經歷，他們講起當年的桃色經歷，可以滔滔不絕。然而在我們那個年代，高中生根本不懂得什麼叫愛情，沒有人說這個話題，那時候沒有計算機和手機，沒有英特網，所有一切包含愛情的讀物和影視內容都被作為“封資修”大毒草而禁止。那時候如果當着一個女孩子的面讚揚她漂亮會被她辱罵成是流氓不正經。所以，我高中畢業的時候都不知道戀愛二字怎麼寫，更談不上談戀愛。雖然在初中和高中期間對班上長得漂亮和性格好的女同學有過懵懵懂懂的心動，但是從來沒有追求過任何女生。看書學習和繁雜的家務占去了我幾乎全部的業餘時間和精力。 我的高中班的同學們都是農村孩子，他們淳樸善良，勤奮踏實。在學習期間我們的關係都相處得很好，兩年的同窗歲月，培養了深厚的感情。記得我們畢業的那天，同學們互贈禮品，互相在同學們的筆記本上留言，互相祝福，互相鼓勵，互致珍重，很多同學流下了眼淚，女同學們更是抱頭痛哭，捨不得說再見。本來中午畢業儀式結束的時候就可以離開學校，可是同學們依依不捨，一直到傍晚才離開。2018年，有樹榮，俊生，鳳俊和冬青四位同學先後來加拿大觀光並來看望我，好朋友好同學能夠在異國他鄉相聚，真是一件十分高興的事。 畢業後見過面的老師和同學很少。2017年秋，我們這一屆兩個班的同學相約聚在了一起，慶祝我們高中畢業40周年。我們還請了幾位老師來參加了聚會。那是畢業後第一次全體同學聚會。我也回國參加了聚會。那種久別重逢的激動場面讓人難忘。很多同學從遙遠的外地專程回來參加聚會。大家歡聚一堂，歌聲笑語，仿佛回到了當年，讓人感動。同時也讓人感慨歲月催人老，一晃這麼多年過去了，多數人已經有了孫輩，享受兒孫滿堂的天倫之樂。我由衷地祝福我的高中老師們健康長壽！祝每一個同學快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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