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生生活

从1982年9月至1985年6月是我攻读硕士学位的时间。那段时间的学习和深造，我掌握了更深入更前沿的科学知识，科研能力得到培养，从天真走向进一步成熟，更多地接触了社会，拓宽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确立了理想，建立了世界观，确定了人生目标，同时也收获了爱情，是一段特别难忘而美好的时光。

我的研究生生活的点点滴滴，虽然已经是40 年前的事情，但是，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觉得很有意思，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是对那个时代的记载，也是对那段记忆的保存。

一．导师

我大学本科所学的植物学（师资）专业是李扬汉教授创立的，因此，我对这位大教授并不陌生。然而，真正全面认识他是在我成为他的研究生之后。研究生跟导师的关系跟一般学生跟老师的关系不同，导师跟研究生就像师傅跟徒弟的关系一样，是一对一的师生关系，是一种亲似父子的关系，他们往往荣辱与共，充满了多方面的情感。导师往往是研究生今后事业上的标签， 杰出的研究生又是导师引以自豪的成就和骄傲。在我们那个年代，导师带的研究生不多，导师跟研究生的关系普遍比较紧密。

李先生中等身材，当时的年纪60多岁，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小很多，他长相好，有风度，有气质，可以想像到，他年轻时一定是一个英俊的美男子。他穿着整齐朴素，干干净净，仪表堂堂。他严肃庄重，不怒自威，具有大知识分子的派头和形象。他两眼总是炯炯有神，富有智慧。他神采奕奕，精力充沛，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没有周末和休假日，总是忙碌于著书，教学，科研，行政，以及各种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而且工作效率很高。由于他非常注意锻炼身体和养生，一直保持健康和严格规律的生活方式，又有师母的专业水平的照顾，身体特别好，走起路来健步快速，常常让我们年轻人都跟不上他。李先生每天打太极拳和八段锦，雷打不动，即使是在出差旅行途中，他也坚持每天早晨在火车的两节车厢连接处打太极拳。

李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他是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杂草研究会创始人和首任理事长，美国杂草学会荣誉会员，国际杂草学会终身会员。他创建了江苏杂草研究会，并帮助好几个省创立了杂草研究会。他是中国杂草科学的开山鼻祖。为了将植物学跟农业科学中的多个学科集合起来，充分地利用植物学为农业服务，他开创了农业植物学这个领域，具体研究方向是杂草科学。这在当时是一个冷门的学科，在国内刚刚起步。李先生为国家的杂草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杂草科学虽然是一个年轻而规模较小的学科，但是，它是植物保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应用是取得农业丰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保证。

虽然是一个大教授，李先生生活简单，不铺张，不奢华。李先生家住在校园内的一个普通住宅楼內，住房条件简陋，只有普通的两间半房间加一个厅，这个厅既用作餐厅也是客厅。家里的装设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布置，简朴典雅，书生气十足。由于他的书籍和文件太多，家里实在放不下，学校从另一套房子里安排了一个房间给他专门储藏书籍和文献资料。他的书房里也放满了书籍和文件。李先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教学楼中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房里度过的。

师母早年在金陵大学学习家政和护理专业，退休前在南京铁道医院做护士长，较早的时候就从工作上退下来，专职在家相夫教子，对李先生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有师母这样的贤内助，李先生在家里什么都不需要做，生活上的事情不需要管，使他能够全心全意地工作。作为研究生，我也得到过师母的很多帮助和支持。比如说，那时我们经常需要到学校汽车队预订小轿车，很多时候订不到，我们就请师母出面帮忙，只要她老人家一出面，就一定能订到车子。

李先生最大的成就是他的著作等身。他编著的多本植物学书被全国农业院校确定为教材，被综合性大学生物系指定为主要参考书。1983年他到美国访问，一个来自台湾的学者告诉他，台湾大学也是把他的书推荐为第一参考书，他很高兴，回国后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这件事。能够编写科学教材或科学书籍的人肯定是极其认真和严谨的。李先生的认真严谨是异乎寻常的，这从他的三个有趣的习惯可见一斑。一是他每次在台上讲话，一定做全程录音，以便回家后自己再听一遍，自审自查，改进和提高。二是他每次写通讯信函甚至一个便条，一定用蓝印纸印下一份拷贝作为底证，以作备忘。三是每次讲话，讲课，他总是将手表脱下来放在讲台上最明显的位置，时间一到，一定结束讲话，一个字都不多说，哪怕是一段话说到了一半，或是一个故事还没说完，也一定停下来，决不拖拉半分钟。

李先生的初高中是在英语教会学校就读的，加上他到美国耶鲁大学留过学，因此，他的英语特别好。记得我第一次领教他的纯正流利的英语是在他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参观植物标本室的时候，他的英语讲得跟外国人一样好，让我震惊和敬佩。由于此，他对研究生的英语学习特别重视，不但经常督导我一定要重视英语学习，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让我和植物教研组里的几个年轻教师一起，每星期两次，到他家里，由他亲自教我们练习英语口语和翻译技巧。

研究生生活中的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导师处好关系。这对有些研究生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刚从大学毕业就直接升读研究生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缺乏社会经验，而导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脾气个性不同，往往相处不容易。李先生脾气急，自尊心强，有时候容易发火，往往让人心生畏惧，他对研究生的业务学习和道德品德的要求都极其严格，跟他这种个性特别的导师相处无疑是更具挑战性的。他曾经以最严厉的方式处理过两个研究生，一个是因为学习成绩达不到要求，另一个是道德品德方面的原因。这对我造成过很大的压力，使我在跟他的相处中，特别是在研究生学习初期，处处小心谨慎。

由于我是李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关于如何指导我，对他来说也是有过一段探索期的。他的指导方法也是越来越成熟的，而我也是慢慢地对李先生的脾气性格和指导方式加深了解，并不断适应不断提高的。后来我发现，老先生并不很难接近，他也有很多随和的地方，有的时候甚至是和蔼可亲的。跟他打交道必须要掌握好“时机”和“方法”。他在对我们严格要求的同时，又很关心爱护我们，从学习到生活方面，他都能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指导。为了把我培养成功，他竭尽所能，费尽了心力。我虽然多次受到过他的严厉批评，但是，凭着我对他的由衷尊敬，加上认真做事，谨慎说话，真诚为人，使我跟他之间的师生关系经历了从陌生带着惧怕，到正常，再到融洽的过程。我听说过有些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从来没有到自己的导师家里去过，而我经常到李先生家里去汇报或请示工作，从来不需要预约，随时可以去，有时候还在他家吃饭。他对我的指导总是及时而具体，不厌其烦，诲人不倦，耐心细致。他自己以身作则，学术上具有严格的科学态度，生活上更是自觉自律，给我树立了榜样。他不但是我在专业上的导师，还是我社会学和个人生活方面的良师。有一段时间我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包括为人处世甚至恋爱家庭等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向他和师母请教。他和师母还参加了我和太太的婚礼。

在培养研究生的时候，很多导师不能在“收”与“放”这两个方面处理得很好，或者说，不能在指导研究生的“松”与“紧”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有的导师教导得过多，把研究生牢牢抓在手里，管得太严，“收”得太紧，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缺乏独立思考独立操作的能力，并不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反过来，如果导师过分放手，对研究生不问不管，研究生得不到应有的指导，这种完全放任自由的松懈方法也不能培养出好学生。李先生当年对我的指导是有松有紧的，他既指导了我的科学知识和科研技术，又培养了我独立的科研和学习能力。他一方面手把手地教我做科研，教导我操作各种研究工具和仪器设备，指导我观察记录科研结果，写作和修改论文，以及论文答辩技巧，另一方面，他也鼓励我独立思考，开拓科研思路，在科研过程中领悟到更多方法和理解。他希望我能够应用最先进的科研技术和方法做课题，但是，学校当时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因此，他利用他的广泛的人脉资源，把我送到高级的科研单位去做课题试验，尽一切力量，满足我的科研和学习条件，使我的研究生学习顺利而有效。

李先生曾经在口头上说过徐汉卿先生会参加指导我的研究生学习，但是从来没有过任何书面确认，徐教授是植物教研组的组长，是教研组里的另一个正教授。我在心里将徐先生当成我的副导师。有时候，特别是当李先生太忙或外出时，我都是找徐先生指导我的科研的。他多次具体指导过我的研究，特别是植物解剖学研究，是徐先生的专业特长。对于徐老师对我的指导，我至今都很感激，他的音容笑貌我一直记忆犹新。对植物教研组其他老师对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帮助我也深深地感谢。

二． 同学

1982年我们农学系共招收了15名研究生，包括杜建明，高式余，万建民，蒯本科，张玉东，吴佩良，游明安，钱大奇，马国荣，陈文品，吴纪民，吴颂如，蒋国梁，宋启健和我本人。分别学习四个专业，即作物育种（包括小麦育种及细胞遗传，水稻，棉花，大豆育种及数量遗传与生物统计），作物栽培及耕作，植物生理和植物学。那年园艺系只招了两名研究生，他们是吉九平和王月霞，分别学习果树和蔬菜专业。由于园艺系人数少，无法编成一个班级，因此，研究生部将他们两人并入我们班，所以，我们这个班一共有17个人，叫“农学园艺82级研究生”班级。

刚入学的第一学期，我们这个班的男生被安排临时住在三舍一楼的会议室中，那是一个过度性安排，我们十多个人住在一个大的通间里，这种通间有缺点也有好处，缺点是比较吵闹，不容易保持安静，好处则是给我们相互认识提供了方便。班上很多人从外省外校考来，即使有些原来是本系的同学，但由于来自不同班级，相互也不很了解，所以，刚开始时，大家一起住在这种大通间里，很容易联络感情，使我们很快就相互熟悉起来。

第二学期我们搬到四舍，四个人住一个寝室，条件改善了很多。我们班同学的寝室靠在一起，我们一起上公共课，虽然专业课各有不同，但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有利于拓宽知识面。我们平时相互交流很多，培养了较深的友谊和感情。我们是一个素质高，积极进取向上的优秀朋友圈。毕业后，我们这个班的大多数同学都留校工作，后来很多人出国深造，有13人长期留在国外 （一人日本，三人加拿大，三人国内，九人美国）。同学们毕业后保持着联系和友谊，我们无论在哪国，无论所学专业和从事的行业是什么，所有同学都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是一个让我自豪的班级集体。

我被安排跟杜建明，万建民和吴颂如同住一个寝室。杜建明和吴颂如本来就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而且是关系一直特别好的同学加朋友。大学期间，我们三人一起学习，一起复习考研究生，所以，能跟他们合住一个宿舍是我所喜欢和希望的。杜建明聪明好学，勤奋刻苦，真诚善良，信赖可靠。他遇事总是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学习上一丝不苟，科学上踏踏实实，是一个极好的室友。吴颂如也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学习上刻苦努力，科研能力强，具有为信念和目标而坚持不懈的勇气。万建民是我上研究生之后才逐渐认识的同学，他原来是农学四班的，在大学时我们没有接触过，几乎不认识，搬到同一寝室以后，我们渐渐成为了好室友。他大脑灵活，反应快，智商高，有思想，科学素质高，富有开拓精神，研究做得好，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事业发展很成功，成为国家工程院院士，获得了科学界最大的成功和荣誉。

我们同宿舍的四个人相处融洽，关系近，交流多，开得起玩笑，说得起知心话，没有发生过矛盾。在学习和科研上我们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在课余时间里，我们常常一起参加娱乐活动，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三年时间。

那年李先生只招了我一个研究生，我没有同级同专业的同学，但是我有好几个同导师不同年级的同学。1983年，李先生招了三个研究生，分别是从南师大考来的黄建中，从安徽农大考来的秦晓霞和从南大考来的马明华。1984年李先生也招了三个研究生，他们是王庆亚，薛达元和蒋青。1985年李先生招了四位研究生，他们是强胜，丁菲，印丽萍和张林。同年他还招收了一个由十多人组成的研究生班。所以，那几年我的师弟师妹逐年增加，我跟他们一起选修过一些专业课，我们相互交流得很多，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相处得很好，大家还一起聚餐联谊。每次李先生组织学术活动，我们是一支生力军，包揽了所有的跑腿体力活。1984年李先生牵头邀请北美杂草科学家在南农举办的为期两星期的培训班，我们几个研究生参加了全程的所有组织安排工作，就连外宾游览南京也是我们几个人陪同的。

除本系本年级同学和师弟师妹以外，其它系的研究生，无论哪个年级，很多人都相互认识熟悉，有些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为所有研究生都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大家很容易交流相处，一些公共课都是在一起上的，一些学术活动也在一起参加。我有不少跨专业跨年级的好朋友就是在研究生期间认识的。

三． 课程学习

我们在中小学时期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大学期间学习科学知识，那么在研究生期间我们则学习创造知识的技能，也就是学习和实际进行科学研究。因此，研究生学习不是以课程学习为主，而是以课题研究为主。尽管是这样，学位政策要求研究生必须选修一定的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一些公共课程，也就是每个研究生都必须上的课，如英语和政治，更多的是根据所学专业由导师决定选修一些专业课，往往包括本专业的高级理论知识和科学技术实验的课程。

研究生课程跟大学课程不同。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还没有采用选课制和学分制，那时候，我们的所有课程都由学校教务处确定，全是必修课。学校对每个专业都制定了严格的教学计划，每门课的上课时数，任课老师，考试方法都完全预先计划好，老师完全按计划教，学生严格按计划学。而研究生课程则在各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根据专业和导师的要求不同，往往没有统一严格的规定和计划。

南农对研究生的英语教育很重视，这是我们学校的传统。我们研究生的英语课程被细分为四门课程，分别为语法，写作与翻译技巧，农业英语以及口语和听力。记得我们的英语语法课是由朱伟民和吕富黔老师教的，英语写作与翻译技巧是穆秀英老师教的，农业英语是王耀庭老师教的，英语口语和听力课则是由当时刚从南大外语系和南京外语学院毕业分配来的两位年轻老师教的，她们一个叫杨晓燕，另个名字记不得了。当时学校刚刚建立了英语语音教室，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资助的崭新设备，我们这届研究生是第一批使用那套设备的人。两位年轻老师的英语口语极好，发音很标准，上课有活力。

我们上过的一门公共政治课是自然辩证法，是陈文林老师教的。陈老师本来是农学专业毕业的，后来改行搞马列主义政治，我大学时的辩证法课就是他教的。本来自然辩证法是一门很枯燥的课程，但是陈老师把这门课讲活了。他讲得深入浅出，举例生动，分析精准，使我们这些对政治课本来兴趣有限的研究生反而很喜欢这门课，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按照李先生的要求，我选修了一系列专业课，有的专业课是跟其他相近专业的研究生一起上的，有些则是本专业课程。到现在还有较深印象的是，章毓英老师给我讲授了植物组织培养学，这门课只有我一个学生，但是，章老师并没有因为只有一个学生上课而有任何敷衍马虎，而是以她一贯的兢业态度，认真备课，认真讲授，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指导我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培养实验，使我学得扎实，知识掌握得充分。章老师的认真负责的精神让我感动。其实，当一个老师对着唯一的学生上课时，作为学生的我，压力也很大，因为老师上课时一直盯着我一个人，迫使我时刻保持集中精力，不敢开小差，更不敢打瞌睡。当然，作为学生，我决不敢辜负老师的辛勤讲授和一片苦心。

作物栽培生理学是由本系作物栽培教研组的贺观钦老师讲授的。贺老师当时刚刚从美国进修回来，立即就给我们研究生开了这门课。我们有十几个人选了这门课，包括几个81 级研究生。作为课程学习的一部分，贺老师带我们到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参观学习。那次为期几天的参观使我们开阔了眼界，那两个研究所当时代表了国内最先进的研究水平，到那里实地参观，并听取一些科学家的现身说法和详细指导，使我们收获颇丰。贺老师是一个知识渊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师。我本来就认识贺老师，他是我们教研组副主任杨惠琳老师的爱人，我曾到他家拜访过，我一直很喜欢这位优秀老师。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总是对一些实验技术的课程最感兴趣。印象深刻的一门课是实验分析化学。我们系统地学习了滴定，薄层层析和光谱等等分析技术，另外还学习了色谱和质谱分析原理。虽然我在当时的课题研究中没有用到这些技术，后来出国后在博士课题中以及后来的工作中都应用到了这些分析技术，算是学有所用了。

我所选修的其他几门课程包括高级分子生物学，现代生物学进展和科技文献检阅等等理论或实践课程。这三门课的任课老师现在记不得了。另外，朱培仁教授给我们上了科学研究与科学论文写作方法课程。陈祖义老师教的同位素在农业上的应用技术。我还旁听了徐汉卿教授给高年级大学生讲授的高级植物胚胎学。研究生期间所学课程不多，从研二开始就将主要精力和时间转移到了课题研究方面。

听学术报告是研究生期间的重要活动。学校每年都邀请国外或校外专家来做学术报告，我们研究生往往对这类学述活动很重视，这是掌握专业研究最新动态和发展方向的最好途径。

那时候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掀起了一个热潮，生物技术发展的前景被描绘得很美好。我们知道人类即将实现在基因水平上改造生物的理想，我们想像着这种技术将给人类带来的好处，让人热血沸腾。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那些科学蓝图很多都已经实现了，遗传工程在农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作物育种方面的应用和发展更是明显。在医学上的发展和应用将更加深刻地改变人类的命运，生物技术的前景仍然非常广阔。

在生物形态解剖学方面，那时候最潮流的发展是电子显微镜的发明和应用，国内外都炒得很火热。任何一个大学或研究单位，只要有电镜，一定在单位宣传材料里大书特书一番，成为一个炫耀。如果一个单位没有电镜，被认为科研条件不好。电镜技术火热了十几年时间，当时这种技术在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实现了很多科研突破，尤其在生物，农业和医学等等领域。

研究生在选修一定的课程的同时，很多人还被教研组安排担任一些助教工作，主要是指导大学生的实验课，批改作业，参与学生在考试前的答疑等等。一般情况下，要指导实验，就必须先跟学生一起听课，才能更好地将课堂讲授内容与实验内容联系起来， 这样就需要花很多时间。我带过大学新生植物学实验课。由于我的大学专业本来就是植物学师资班，对于做本学科的助教工作还是有信心的，只是因为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张，助教工作没有安排太多，参与时间不长。

四．出差

陪同导师到全国不同地方出差是我研究生期间最喜欢的事情。李先生在学术界很活跃，出差的机会比较多，他经常因为申请科研经费和开展科研合作交流而奔走，还经常参加或组织学术会议，开展植物调查等等。我曾多次陪同他出差，一方面协助他工作，也是我自己学习提高的机会，锻炼各种在学校里学不到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对他老人家的生活照顾，因为师母一般不跟他一起旅行，先生的饮食起居，旅行住宿等等事务往往需要一些帮助。当然，老先生带着我，也是对我的培养。

第一次出差旅行是在研一第二学期陪李先生到北京。我们坐火车，晚上到北京站，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激动情景。在从火车站到农业部招待所的途中，我们的车子经过天安门，我看到了天安门广场和城楼，当时心中特别激动。首都的庄严肃穆，让我心中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本来当李先生告诉我要陪他去北京，我就很激动。我小时候就一直向往北京，天安门的样子在小学一年级课本里就看到过，记得九岁那年，我的一个远房叔叔文革串联到北京，回家后到处讲北京的所见所闻，将北京的宏伟和美丽描述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我当时对他羡慕不已，在幼小的心中，我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到北京看看。北京是全国的心脏，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全国人民的心中向往。

李先生在北京的活动特别多，我陪着他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国家机关，高校和科研院所。首先是到农业部教育司，科技司和外事司办理业务，找领导汇报，递交申请材料等等。那时候农业部从和平里搬到现在的大楼还没有太长时间，楼内崭新明亮，走进去感觉特别好，让我对国家机关有了崇拜的感觉。

李先生访问了植保总站，农药检定所，动植物检疫所，之后又去了国家教委，林业部，中国林科院，北京农大，中国农科院等等单位，访问过的人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就是中高级干部。

让我难忘的是李先生还被邀请到当时的农业部部长何康家做客，那是一座独立的两层别墅小楼，何部长和夫人对李先生很客气，他们特别平易近人，恭敬地声称他们是李先生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是海南热作学院毕业的，上学时都是用的李先生编写的植物学教材。部长家布置得典雅庄重高品位，书香气十足，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年仅二十多岁又没有见过大世面的我，当时真是很兴奋，觉得自己竟然来到这么大的干部家里参观过了，心中喜不自胜。

我还和李先生一起参观了中南海毛主席生前住所和毛主席纪念堂。那也是极其难忘的经历。毛主席住所条件简朴，显著特点是书籍特别多，而且多数是古书。主席纪念堂庄严肃穆，参观的人很多，要排很长的对才能参观到他老人家的遗容。

那次不但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事实上，是我第一次到黄河以北。那趟北京之行是我终身难忘的， 给了我最大的震撼，增长的见识也最多。那以后我又多次到过北京，虽然每次都有很多感触和收获，但是总不如第一次去北京的印象那么深。北京一直是我最喜欢游览的地方，去多少次都不嫌多，那里不愧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历史底蕴最深的世界级城市。几十年来，凡是有外国人问我中国最值得参观的地方是哪里的时候，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北京。

第二次出差是跟李先生一起到贵阳，南宁，桂林和上海，历时两个多星期。我们先到贵阳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火车从南京到贵阳整整旅行了30多个小时，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旅行。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贵州医学院中医药系和贵州农学院等单位。会议还组织到黄果树瀑布和花溪参观游览。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康文隽老师，几年后李师母病逝，康老师跟李先生结婚，她悉心照顾了李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

贵阳之后我们到了广西南宁和桂林，在南宁，我们参观了广西农科院，广西农学院和广西大学。李先生跟那些单位的科学家和同行们交流，并参观了有关的实验室和实验农场。在桂林时，李先生私自拜访了他的亲戚朋友，他给了我两天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好好地游览了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和一些有名的景点。

最后我们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李先生到古北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谈新书编撰事宜。我们参观了上海农科院植保所，受到唐洪元所长的热情接待。我们到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参观并到陆时万教授家做客。李先生在上海有很多亲戚，我都陪着他一一拜访，包括他的姐姐，弟弟和亲家。每到一家，他的亲戚们都热情招待，我则跟着他享口福。他的私人访问还包括了到静安寺看望住持方丈，那是他的老朋友。我们被方丈先生招待吃的素食晚餐，那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品尝到顶级素食，在那以前，我从没有想像过素食菜品还可以做得如此美味。

第三次出差是陪李先生到石家庄参加一个学术活动，活动在河北农科院植保所举行，我们受到了所长吕德滋先生的热情接待。那次出差至今记忆深刻的是河北的小米粥和馒头特别好吃。小时候在毛主席语录中学习过“小米加步枪”，但是，从来没有看到或尝到过小米，第一次吃小米，真是喜欢。大学时育种课老师讲到过北方面粉比南方面粉好，所以北方馒头更好吃，那次到石家庄，我有了切身体会。回程途中，在经过德州和符离集时，在火车站台小摊买了德州扒鸡和符离集烧鸡，带回学校，跟同学朋友分享，那些是当时不多的名优特产品，真是名不虚传。在石家庄期间，吕所长安排并陪同李先生参观了距离石家庄很近的正定县城。当时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在县城参观时，吕先生谈起正定县的县委书记特别年轻，是习仲勋的儿子，名叫习近平。那时候怎么也不会预料到，当时随便谈起的年轻的县委书记多少年后成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真是世事难料。

在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李先生带我和另外几个研究生一起到杭州参加了浙江省杂草研究会成立及第一届年会。那次我们参观了浙农大，特别是他们的植物教研组，我们还游览了西湖和杭州的其他一些景点。那天由浙江方面招待我们在西湖中的楼外楼菜馆吃的晚餐，让我至今不忘。

除以上这些主要出差机会外，其它一些短途的出差包括到连云港的云台农场，扬中，高邮，江都，建湖等等地方，目的是陪李先生参加科研成果鉴定会，或者进行生产实际考察，或者跟当地进行合作科研。

由于李先生的崇高的学术地位，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特别是他的学生遍布全国，我们到任何地方都受到热情接待，一般情况下，用车用餐旅行住宿等等都安排得很好。这些使我这个助手在很多工作方面感觉轻松很多。

在外地旅行出差的时候，李先生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出平易近人随和亲切的一面，很多时候是一个有趣的人。他跟我一起挤过公共汽车，吃过路边小摊。在跟我单独一起时，他常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生活，也讲他自己的私事和故事，讲他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的故事。他能跟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谈论大事和研究学术，也能跟升斗小民一起谈笑风生。有两次，火车软座票买不到，他跟我一起坐硬座，他往往是周围一片座位的焦点，跟各种乘客聊天，开玩笑，讲不同人群感兴趣的话题，不拿架子，完全判若两人。所以，跟他外出或旅行没有太大的压力，也没有无聊无趣，而是开心愉快，严肃活泼，丰富多彩。

每次跟李先生出差，都使我在多方面收获良多。在学术方面，包括参加学术会议，学术交流考察，参观实验基地，洽谈合作研究等等，这些都直接跟我的专业相关联，是极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在社会知识和为人处事方面，最大的收获是学习了李先生待人接物，谈吐言行和处事技巧。我一般就是多听多看，跟着他认识了很多人。另外，我本人竭尽全力地做好服务，生活上尽力照顾好他。举一个例子，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在旅馆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周围找好最近的邮局，因为他每天都需要邮寄很多信函。

我至今都由衷地感谢李先生那几年带着我出差，走过那么多地方。几十年以来，虽然到过世界上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度假旅游，但是至今在国内去过的地方并不是很多，数一数我在国内旅游过的地方，多半是在研究生期间跟李先生出差去的。

五．课余生活

在一般概念上，研究生既不是学生，又不是老师，是介于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一个群体。我们戴红校徽，待遇比大学生好，比老师差。研究生的这种地位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我们被管得少，比较自由，有很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坏处是，有点儿爹不亲娘不爱，有时候容易被忽视。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由校研究生部和各系双重领导，跟所学专业的教研组也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联系最紧的是指导老师。

研究生学习跟大学不同，由于上课不像大学时期多，而且很多课目并不采用大学时期的考试方式，所以，来自学习上的压力不大，不需要像大学生那样每天看书学习，做作业，复习备考等等。虽然我们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支配时间，生活相对自由自在，课余时间相对轻松。

我们课余时间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在一起侃大山，在一起聊天的人往往不限于本年级或本系的同学，住在一起的研究生都经常互相串门，海阔天空，聊各种各样的话题，聊政治，聊科技，聊世界，聊将来，有时候也离不开聊女孩聊爱情。大家一起说说笑笑，不亦乐乎。我们有时在一起聚餐，小喝几杯，有时一起打牌下棋，散步，讲故事，看电影等等。我本人原来的爱好比如听音乐，爬山，逛公园，到阅览室看杂志等等都保持到了研究生时期，但是，由于出差，代课，查文献，听学术报告，做课题研究等等占去绝大多数时间，能够做这些业余爱好的时间比较有限。

那时我们研究生在一起经常聊起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国家建设前景和我们年轻人的机遇。记得有一次，农经系几个研究生和我们一起谈起深圳特区发展，我们为特区一日千里的发展速度而兴奋，感慨，也知道特区当时对人才的渴求正在为有志有为敢闯敢干的年轻人创造好机会，有几个人认为，我们毕业后可以考虑到特区去发展，那时候深圳正是大量吸收人才的时候，我们甚至商量了到那里去的发展领域，例如，我们谈起到深圳种花卉，因为当时做剪花在深圳很挣钱，供应香港更是前景广阔。当时农经系81级研究生王荣师兄也跟我们一起议论过这个话题，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若干年以后，他成为了深圳的市委书记，第一把手，又是一个世事难料。

那时候电视机不普及，有电视机的人家不多，南京生产的熊猫牌14寸黑白电视机卖四百多元钱一台，人们收入不高，讲师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所以，一般老百姓买不起电视机，学校里电视机不多，属于稀罕高档品。所以，我们平常没有电视看。那一年香港的两个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和“上海滩”被传入内地热播，全国轰动，那股热潮被传到我们校园，我们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研究生，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放到外面，大家挤在一起看，看得津津有味。

研究生极少开会，研究生部只组织召开过很有限的几次全体研究生大会，系里和班级都没开过会。那时候，每个星期三下午，大学生和老师们都组织政治学习，而我们研究生基本上不被强制要求参加。客观原因是研究生难组织，大家专业不同，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忙不同的事，很难组织到一起。比如说，搞育种的可能在海南岛进行南繁，搞栽培的可能在试验农场做田间观察，搞生理的可能在实验室做分析，有的可能在出差，有的在参加学术活动。其实我们对政治都感兴趣，我们从报纸，杂志，政治刊物，收音机，电视或同学聊天等等消息来源中了解政治，没有必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集中学习听文件和读报纸，我当时特别不喜欢参加那些会议形式的政治学习。

研究生同学中喜欢体育锻炼的不多，学校和南京市每年举行大学生运动会，但是没有研究生运动会。有时候我们为了让自己的精神和身体放松一下，在下午的时候到操场上打打球或做做其他锻炼。李先生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的身体锻炼很关心，他要求我们每天早晨到操场上跟着他学打八段锦，但是没有能够坚持太长时间，因为研究生们对早起和体育实在不太感兴趣。

我利用暑假到苏州旅游了一趟，我很快意识到，那种到一个地方，选几个景点转一转的旅游形式不是我最喜欢的。我更希望参观不同地方的老百姓的真正的生活境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等等。在大学时候，我跟一个家住无锡的同学到他家乡参观过，觉得那样的旅游形式特别好。到研究生时候，有一次，我的好朋友钱大奇回家探亲，邀请我跟他一起到他家乡游玩，我特别高兴地到他的家乡参观，那是在常州市郊的武进农村，那几天我受到大奇全家最热忱的招待，更重要的是，他爷爷给我讲了很多当地的故事。从两次苏南基层的参观访问，我了解了苏南各地的沸腾的发展形势，那里的发展传统和历史，我认识到，苏南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好，除自然和社会条件优越以外，更重要的是那里人们重视发展的传统，奋发向上的目标和斗志，开放的思想和理念，开拓精神和勤奋耐劳。

搞科研离不开查阅资料看文献，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没有英特网，我们需要经常到图书馆，有时在那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那时候图书馆里一切都是手工完成的，文献查找用的是手工制成的索引卡片，书籍的借还都是手工登记的。

学会跳交谊舞是我研究生期间的一大收获。学校组织过交谊舞会，因为大多数同学都是从农村考来的，会跳舞的不多。我的一个研究生同学和他的恋爱对象跳舞跳得很好，他们就来学校做了我们的跳舞指导，我们从三步和四步舞开始学起，之后还尝试了华尔兹和探戈舞，后两种比较难，最终只学了一些最基本的步法。一段时间之后，我的三步和四步舞跳得不错。那段时间特别喜欢跳舞，每个星期都盼望学校举办舞会。我们在大饭厅里，将餐桌搬到一边，腾出地方，放上音乐，就能舞起来。一些老师子弟和社会青年也来参加我们的舞会。交谊舞是很好的活动，一场辛苦忙碌之后，跳几曲舞，思想放松，活动身体，又有娱乐效果。由于那时候学习了一些跳舞技能，后来出国后被邀请参加舞会时，我能够应付一下，不至于因为一窍不通而尴尬。

六．恋爱

很多人说，一个人有没有桃花运是命中注定的。我这个人应该是没有桃花运的。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既不懂得浪漫，也不会做浪漫的事。我从小就不怎么讨女孩子的喜欢，自己也一直不开窍，从小学到大学毕业都没有真正地谈过恋爱。

我的初恋是在研究生时期遇上的，她后来成了我的太太，到今年我们已经结婚35年了。她是80级农学专业学妹，因为南农79年没有招生，所以，80级就是我们的下届同学，比我们晚两年。我们的初次认识是完全偶然的。在我读研一，也是她上大三的那年，一天早晨我到食堂吃早饭，买好后，发现没有完全空的桌子。那时候学校食堂的餐桌都是小方桌，可以坐四个人，在没有空桌的时候，我们只能找那些没有坐满四个人的位子。我找到了一个已经有两个人占用的桌子，是两个女生，她们很快吃完了，离开前，其中一个女生在离开座位前将她的没吃完的几根咸菜（腌制的咸大头菜条）倒入我的菜盆中。我吃东西比较咸，早饭咸菜常常不够吃，可能是因为她看到我的咸菜已经吃完了，就将她吃剩的咸菜给了我。这让我对这个学妹留下了印象。后来经过了解，知道了她的名字，有了一定的好感，并希望跟她交往。

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有时到教室上晚自习，会时不时地寻找一下她的身影，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多机会说话，因为害羞，不敢轻易跟女同学搭讪。有时碰面， 就相互微笑一下，算是打个招呼。这就是我跟女朋友初次认识的方式和经历。

几个月后，我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从邮局寄给了她，记得在信封上的寄信人处写的是“内详”二字。信中以很隐晦的语言表达了希望跟她交往的意愿，但是，信寄出后，一直没有收到回信，我在下意识里也就将这件事忘记掉了。后来在我们正式恋爱后她告诉我，因为学校有禁止大学生谈恋爱的严格规定，她那时候不敢给我回信。

在我读研二那年的寒假，我回老家过完春节就回了学校，开学前两天，学妹突然来我的寝室找我，给了我好多她从老家带来的粽子，让我感到意外和惊喜。从此我们开始了交往。我们后来经常开玩笑地说，我们的恋爱和缘分是从几根咸菜和一盘粽子开始的。

在那以后的半年里，我们见面不多，一方面怕影响不好，二方面是她大四的大部分时间在生产一线参加毕业实习，不在学校，而我也忙于学习，科研，写论文等等。我们那时候的通信，与其说是情书，不如说是给对方写的工作汇报。她介绍实习中的事情和见闻，我则介绍我的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进展，信中没有浪漫的情意绵绵，虽然有所牵挂，但各自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那是一个平平淡淡，缺乏激情的恋爱初始阶段，是一段慢热，含蓄，间接和腼腆的恋爱过程。

后来她毕业分配到南京气象学院工作。虽然同在南京，但是，气象学院坐落在江北距大厂镇不远的地方，距离南农相当远，乘坐公共汽车需要花两个多小时，换三次车。我们仅仅周末才能互相访问。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培养了感情，坚定了选择，变成了情投意合的情侣，感情上达到成熟。

小时候到上海过暑假，晚上表弟带我到外滩玩，我看到一对对情侣在外滩搞对象，觉得那是一个专门谈恋爱的甜蜜的地方，当时我产生了一个愿望，将来自己也要把女朋友带到上海外滩体验一下那种爱的氛围。86年夏天我和女朋友一起到上海旅游，我们到外滩上散步，黄浦江边的微风和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伴随我们度过幸福美好的时光，算是圆了我那个小时候的梦想。

我们于1986年6月9日登记，领取了结婚证，但是正式结婚是在10月1日。之所以提前几个月领取结婚证，是因为学校要求凭结婚证申请住房。我们没有举办婚礼，没有彩礼，没有置办家具电器，更没有钻戒，只是各自买了一套新衣服，国庆节那天在学校教工食堂里请了一桌人，有我的导师李先生和师母，江华山丁承英夫妇，我的两个家住南京的堂兄弟和他们的夫人，我的父亲和新娘的嫂嫂分别代表我们各自的家庭，加上我们两人一共12人，就这样我们在年轻教师集体宿舍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在极其简朴的条件下结了婚。本来单身宿舍每四人一间寝室，当时正对楼梯的一间小寝室，安排住两个人，由于跟我同住的杨老师出了国，所以，我一个人住那间10平米大的房间，这成为了我们的新房。

结婚前，我给女朋友表达过3个承诺，一是保证让她一生衣食无忧，二是保证不离不弃，三是保证把她养得白白胖胖。这第三个保证有点儿开玩笑的成分，这是因为当时她特别瘦，我觉得应该稍微增加一点体重更健康。我当时有一份自信，坚定地相信我能够给爱人提供一个安全，充实和坚定的依靠，我能成为爱人的可以信赖的终生伴侣。无论是在结婚前近4年的恋爱中，还是在婚后的几十年里，虽然我们之间闹过矛盾，有过争吵，但是我们在共同奋斗的过程中更坚定了感情，我们没有太多的浪漫，在生活中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我们的大女儿于1988年出生。1989年我来加拿大留学。太太于1992年带着女儿来加拿大跟我团聚。1994和2000年我们的儿子和小女儿相继出生。我们在加拿大白手起家，同舟共济，努力奋斗，度过了30多个勤奋，简朴而幸福的年年岁岁。

在我们刚开始谈恋爱时，有不少人不看好我们的关系，认为我们不太可能走到最后，因为我们俩性格差异比较大。其实，虽然性格差异较大，但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主要是世界观人生观，对金钱的看法，对爱情的认识等等很相似。她性格柔弱，真诚坦率，勤劳朴实，单纯善良，勤奋勤俭，是贤妻良母型的人。我们俩都生长在农村，家庭环境相似，都不注重经济条件。我们不追求物质奢华，崇尚自力更生，思想传统，不爱慕虚荣，不讲究排场，兴趣相投，步调一致。我们既有互补的性格，又有更多的共同点，这些成为了我们的感情的基础。

我很感激和珍惜当年学妹对我的这份感情。当年她愿意嫁给我这个其貌不扬，一穷二白的书生，后来又愿意跟随我背井离乡，来到异国他乡，吃了很多苦，更为我生了三个让我们引以自豪的孩子。这些恩情让我感念终身。我们共同奋斗，辛辛苦苦地把孩子们养大成人。如果说，夫妻就是搭伙过日子，我算是找了个好伙伴。

收获爱情是我研究生生活中最大的成功之一。初次恋爱，一追成功，后来又娶了初恋，并能白头偕老，是一种幸运。我们感谢我们的母校，我们的感情从南农开始，母校培养了我们，我们在母校里相识相知相爱，我们对母校有着很深的感恩感激之情。

七．课题研究

李先生本人当时的研究领域是寄生植物的生物学研究，主要是研究菟丝子和无根藤。从我读研二开始，他就给我确定了论文研究题目为“菟丝子花粉发育的形态解剖学研究”，包括在光学和电子两个显微水平上研究几个兔丝子种类的花粉发育过程。具体地说，是在花粉的不同发育时期，用石蜡切片和透射电子显微镜研究内部结构，以及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表面形态。

石蜡切片比较容易，但是工作量大，很费时间。当时学校图书馆门前那条主干道的最东头有几排温室，并建有一栋两层排房，作为我们系各专业研究生的实验基地，在二楼有一间小小的实验室分给了我们植物教研组，它就成了我的专用实验室。我在那里做切片，做显微观察，画图，拍照等等，因为特别安静，我有时候还在那里看书。虽然实验室不大，但是那里有我所需要的一切设备条件，由我一个人用，没有干扰，且可以自由进出，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一段时间我每周在那里工作7天，每天10多个小时，一共制作，观察，整理了几百张切片。遇到问题时，我就向李先生或徐先生请教，用几个月时间将光学部分的内容全部完成。

扫描电镜研究部分是在学校电镜室里做的。那时候，学校刚刚买了电子显微镜，电镜室由吴源英老师负责，她是我们系主任张荣铣教授的夫人，为人很和善，诲人不倦，善于帮助学生。我在吴老师的帮助指导下，对花粉不同时期表面形态进行了电子水平的扫描观察研究。因为幼期花粉很容易失水，收缩，造成表面失真，无法观察到真正的表面形态，这给研究带来过困难和挑战，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做出了满意的结果。

透射电子显微镜研究是最难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这部分是在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做的。我多次到上海做试验，每次起码两个星期以上。位于枫林路上的植生所是中科院直属研究所，电镜研究方面水平比较高。植生所距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很近，我每次到那里做研究，都是住在医科大的招待所里，并在学生食堂里吃饭，既方便又经济。

植生所电镜室由一个姓杨的助理研究员负责，具体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是我们教研组徐玉玲老师复旦大学时的同学。实验技术员姓尹，是一个认真严谨，性格温和，工作细致的年轻技术员。他具体指导了我的电镜切片实验。切片做好后，拿到华东师大电镜室做观察，描述，拍照。华师大电镜室主任周锦鹏老师指导了透射电镜的操作和样品观察的所有知识。

在上海植生所学习研究的那段时间是我在学术上收获最大的一段时间和经历。在电镜切片制作，电镜操作和样品观察等等方面掌握了技术，学习了知识。另外，我利用在那里的时间，跟该所的部分科学家和技术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参观他们的实验室，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同时，那段时间里，凡是所里有的学术活动，以及生物化学所的学术活动，我都尽量去参加。生化所也隶属于中科院，相距较近，任何公开的学术活动都有通知，一般都对外开放，我可以参加。

八．论文写作和答辩

所有试验做完以后，在研三第二学期，我着手写论文，将文献综述报告，试验方法和观察结果写成论文。由于是第一次写科技论文，没有经验，很不容易。李先生要求我在研三第二学期结束前一定完成答辩。第一稿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才写成。论文初稿交给李先生修改，然后，我将他的修改意见融入到论文中，做精心修改，产生出第二稿，就这样重复了三次，到第四稿才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李先生那里学习到很多知识和经验，包括他严谨认真的态度和极好的科技写作水平。

论文定稿后，我到学校设备处的打印室安排将论文打印出来。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文章印刷都是用老式的铅字排版加油印机打印的方法，打印室有好几个排版工作台，每个打印机由一个个的铅字字块和一个机械部分组成。打字员先在几百个铅字字块中找到所要的字，然后，打印设备将所找到的字块拎起来，打到蜡纸上，再将字块放回原处，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上蜡纸，一张蜡纸打满后再放到油印机上印刷，直到完成全文，最后装订成册。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一个熟练的打字员每天只能打出很少几页蜡纸。因为学校打印室负责为全校打印服务，研究生论文往往是最不重要的，常常被排在最不优先的位置，所以我的论文打印被一拖再拖，眼看就要赶不上李先生规定的答辩期限了，我只好请师母出面，她老人家跟设备处领导打了招呼，才使我的论文得以按期印刷出来。

论文答辩认真而正式。我的校外考官是请中科院学部委员，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王伏雄先生担任的，时任该所研究员的胡玉熹先生也是我的答辩委员会成员。当天很多人来旁听，教室里济济一堂。答辩过程很顺利，没有太多的刁难问题，最后表决顺利通过。本来南农的学位都属于农学类学位，但是，在颁发学位前，研究生部查阅了全国学位类别名单，发现在农学类学位中找不到植物学专业，所以，只能授予我理学学位。

我于1985年6月正式获得了硕士学位。拿到学位证书的时候，心情很激动。女朋友专门来祝贺，同师门的同学们表示了祝贺，其他同学朋友们也都送来了祝贺。那是一个很幸福的日子。我们那批研究生很幸运，当时学校人才紧缺，尤其需要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才，所以，我毫无悬念地被留校工作，担任李先生的助手，继续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开始了我的第一个正式工作，我的人生进入了下一个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