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活

如果說小學是一個人的童年時期，高中和大學是青年時期，那麼初中則是從童年到青年的過度時期。這個時期的孩子可塑性很大，學好學壞都有可能。這個時期我們開始經歷青春期，有叛逆傾向，往往給老師和家長帶來挑戰。在這個時期，家庭環境，政治形勢，文化氛圍，經濟條件，社會思潮等等都可能對我們的成長產生較大的影響。所以，在人生經歷里，初中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

1973年2月至1975年7月的兩年半時間是我上初中的時期。我的初中學校當年叫東方紅學校。是一個從一年級到初中畢業的初級中學，校址在東方紅大隊。“東方紅”是文革中的名字，文革後改回原來的名字叫丹鳳大隊，學校也就相應地改名為丹鳳學校。學校所在地解放前是一個尼姑廟，所以，當時家長們常常說我們在尼姑廟上學。學校由排成“日”字型的七排平瓦房組成，包括教室，老師辦公室和老師宿舍。由於大多數老師家住在學校附近，不需要宿舍，所以，僅僅少數住得遠的老師需要有宿舍。學校條件比我原來上的小學好很多，教室大而明亮，教室內鋪了磚頭，操場寬大，文體設施相對齊全。寬大的操場可以容納全校師生同時做廣播體操，有籃球場，可以踢足球，有平梯，雙槓，還有很多水泥板面的乒乓球檯。從小學升入初中，我有一種新鮮進步的感覺。我被分派到這個學校上學是因為我們生產隊那年正好從原來的明道大隊劃規到了東方紅大隊，所以我是屬於到自己家所在的大隊學校上學的。

學校距離我家約兩公里，我每天早晨到學校，中午回家吃午飯後再去學校，傍晚放學回家，所以，每天走四個單程上學放學。我們班大約50人，男女生人數差不多。同學們大多數來自本大隊，只有少數來自鄰近大隊。初中時的上課日程跟小學時一樣，還是從早晨八點鐘開始上課，下午四點鐘放學，每天上六到八節課。學習科目比小學時多了一些，課程設置方面仍然是以語文和數學為主課，其他有政治，常識，體育和文藝課，也開過地理，歷史，生物和英語課，但這幾門課開課時間不長，只學了一點最基本的知識概況。

老師

校長是吳興穩老師。他是一個在學校管理方面能力出眾和經驗豐富的好校長，在老師和學生中威信很高。他既嚴肅認真又平易近人。他任勞任怨，細緻穩重，思想開明，機智靈活。吳校長沒有教過我的課，但是，他那時候一直認識我，對我很和善。作為一個普通學生，我本來沒有機會跟校長產生太多特別的交接，但是，一件事情讓我跟吳校長成為了同台演員。那時候，各學校為了適應批林批孔運動的政治需要，學校被要求排演文藝節目做宣傳。 吳校長跟李志新老師一起和我排練表演了一個節目，在節目裡，他演我的父親，李老師演我的母親，我作為他們的兒子，在家裡給父母講林彪在遼瀋戰役的時候對毛主席陽奉陰違的種種故事，然後全家一起批判林彪的罪行。我們不但在本校演出了這個節目，而且還在全公社教師大會上表演了。現在想想還覺得很有趣。吳校長後來一直擔任這個學校的校長， 直到退休。

我整個初中期間的班主任是吳興宏老師，他也是我們班的語文老師。吳老師戴一副眼鏡，皮膚特別白，穿着得體，文靜大方，完全是城裡人的長相，知識分子的樣子。他教學經驗豐富，教學質量高，對學生管理也得心應手。吳老師還拉一手好二胡，那時候農村文化生活貧乏，吳老師經常將他的二胡演奏擴音在大隊的廣播中， 使全大隊社員都能欣賞到他精美的胡聲。吳老師教導過我很多二胡演奏技巧。他對我的影響不但在語文學習方面，更是在做人做事方面。他家住在學校旁邊，師母一直務農，吳老師作為一個公辦教師，對師母一直相親相愛不離不棄，是一個好男人好丈夫。 他們有三個兒子，吳老師對孩子們疼愛有加，是個好父親。師母后來患老年病，吳老師多少年如一日地照顧師母，無微不至地服侍到她生命的終點。這個事跡在當地被廣泛流傳。最近幾年我回家探親，能有機會看望吳老師，年近90的他身體健康，我深感欣慰。

我的第一個數學老師是謝友江老師，那是我很喜歡很尊敬又充滿感激的一個老師。他的數學課教得特別好，由淺入深，條理清楚，又特別善於回答學生的問題。我經常在放學後或課間休息時到他的辦公室去，每次他都拿出一張紙和一支筆，寫上幾道數學題讓我當場做，做出來才讓我離開。這種“開小灶”式的練習使我的初中數學基礎打得比較牢固。那時候很多農村學校的老師都是多面手，謝老師就是一個素質全面的老師，除教我們數學之外，他還代過我們的政治課和體育課。他積極培養動員我加入共青團組織，並主動擔任了我的入團介紹人。他給過我特別多的關心，重視和鼓勵。在我上大學二年級那年，謝老師因病逝世，我聽到噩耗時，極端痛苦悲傷，很長時間都難以平復。我到現在還時常想起這位早年對我影響深刻的恩師。

另一位對我有過較大影響的老師是奚寶林老師。他是我們的另一個數學老師。奚老師為人坦誠，對教學認真負責，對學生嚴格要求。他上課有條理，邏輯性強，講話嚴肅但不失耐心。他不經常表揚學生，對犯錯誤的學生批評起來很嚴厲。每次受到他的批評，我都心服口服，特別重視，也就能夠很快改正錯誤。我一直對他很尊敬。近些年來，我每次回家探親，時常遇到他，不管多忙，我總是停下腳步，跟他聊聊天，說說家常。他對我一直很關心，是一個慈父般的老師。

上世紀70年代農村學校開英語課的不多，主要原因是缺少英語老師。我們很幸運，在初中時就學了一年多英語。雖然英語學習的時間不長，卻有過三位英語老師。第一位是馬志潔老師，她是我們學校從海北中學請來代課的，她是從26個字母和48個音標開始教的。後來學校調來一個英語代課老師叫朱愛萍，她是我們的第二個英語老師，她只教了我們兩三個月時間就又調走了，之後我們的英語老師由楊藝芳老師擔任，她成了我們的第三位英語老師。在1973年底，北京出了“黃帥事件”，全國的英語教育受到了嚴重的影響。黃帥是北京的一個學生，被樹立為反潮流勇將，革命先鋒。她不喜歡學外語，寫了一篇反對學外語的文章，記得她當時的一段話是“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外國語，照樣幹革命”。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學校仍然頂住壓力繼續英語教學，直到我們上初二的時候，學校被迫停止英語課，這是當時的無奈之舉。

除以上提到的老師外，當時我們學校還有陸美雲，紀相銀，吳興寶，謝世明，魏茹，李志新和謝世萍等等老師。他們都是認真敬業和忠誠於教育事業的好老師。

學習

初中那段時間的政治大氣候總體上對我們的文化學習是有利的。林彪事件之後，鄧小平恢復主持中央工作，教育上出現了一個“回潮”的時期，也正是我上初中的那段時間，學校又重新重視文化學習，老師抓學習，文化課認真嚴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有所提高，作業多了，考試多了，學生成績單恢復了，學校之間有交流有競爭。那時我們學校的教學質量一直是全公社同類學校中數一數二的。

我的父母一直教育我要好好學習。從初中開始，父母給我規定的及格分數線是90分，一旦考試低於90分，我就會被認為沒有達到父母的標準，不及格。這種嚴格要求一直給了我很大壓力，時間長了，就成了習慣，也就自覺地對學習很重視很認真。我從來不缺課，不遲到，不早退，課上認真聽老師講解，作業不折不扣按時完成，重視每一次考試，哪怕是很小很隨意的小測驗，我都是全力以赴認真對待的。我常常會因為考試中的一個小錯誤而懊惱好幾天。在學校里的時候，我對自己的學習抓得很緊，作業都在學校里完成，從來沒有在家裡做過作業。我喜歡上學，喜歡讀書，喜歡做練習題，甚至喜歡考試。我善於給老師留下印象，跟每一個任課老師都相處融洽。我不怯場，敢問問題，好奇心強，多數情況下能一點就通，舉一反三。“反應快，接受能力強”和“學習成績響噹噹”是當時老師們對我的評價。由於學習好，我擔任班級的學習委員。

語文是最重要的基礎課。初中有語文課本，我們被要求背誦課本里的所有課文。我自今還記得初中時候學習的主語謂語賓語，名詞代詞形容詞，常見文體結構，文章的分段表達，前後呼應，開篇結語，承上啟下過度語等等語文基礎內容。有一些同學不喜歡寫作文，覺得很難，我則比較喜歡。那時候我們主要寫記敘文和跟當時政治形勢相適應的政論文章，也就是大批判文章。老師出的作文題目多種多樣，例如參加一次學校組織的活動後的體會，清明節祭掃革命烈士墓的記敘，或一場革命電影的觀後感等等。寫得最多的是“記一堂有意義的階級鬥爭教育課”，多半是學校請一個解放前的窮人來給我們憶苦思甜，我們聽完後要寫心得文章。那時候寫的文章，真心話很少，多數是為了緊跟形勢而寫的假大空內容。

數學是另一門重要的基礎學科，也是我特別重視的課目。小學時這門課叫“算術”，初中開始叫“數學”。我印象較深的初中數學包括了正負數，數軸，代數和平面幾何。俗話說，“幾何難，代數繁”，要想學好既難又繁的幾何和代數就必須下功夫，在學習上沒有捷徑可走。那時候的學習方法就是多做習題多練習，熟能生巧。老師布置很多題目讓我們做，還經常搞小測驗和小考試。我對數學一直很喜歡，記得那時候我最開心的事情就是在一番苦思冥想之後，終於找到在哪裡劃出幾何輔助線，或者是經過長時間思考後終於將一道代數題做對了的時候，那是一種成就感，一種攻克堡壘的滿足和興奮，樂在其中，樂此不疲。

我那時候對英語的興趣不大，覺得沒有用，沒有學習的動力，所以學得不好。當時根本想不到後來上大學，讀研究生，出國，英語成為了最重要的科目。全班同學都差不多，對英語不重視。我們不記單詞，語法也一學就忘，作業不認真，課文讀起來很費勁。記得我那時常常把英語課文按照發音註上中文字，在讀英語課文時實際上是讀的中文字。

上級教育局經常組織教學檢查，由兄弟學校和上級領導組成檢查組或教學觀摩團到我們班來聽課，這首先是對老師教學質量的檢查，也是對學生學習效果的鑑定。這類檢查往往給授課老師和學生都帶來一定的壓力。有時候在檢查團來聽課之前，老師和我們還預演一下，這樣能保證正式課堂上老師的問題肯定有學生回答，不至於出現冷場或“一問三不知”的尷尬情形。當時提倡“啟發式教學”，要求老師在課堂上儘量多地向學生提問題，啟發學生思考，主動學習，而不是一味填鴨式地灌輸。我的膽子大，總是喜歡踴躍回答問題，老師每次提出問題，我總是第一個舉手，把手舉得高高的，本來以為我這樣做，老師會喜歡，後來才知道，正相反，我受到了老師的批評，我一人回答了太多問題，有“搶嘴快”“好表現”的毛病。當時我還挺委屈，後來想想這確實是嚴重的缺點。這件事讓我得到了一個人生經驗，那就是，謙虛低調是美德。

家庭

由於父親在上海當工人，母親一個人在家帶着我和姐姐妹妹，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我們姐弟妹三人很小就幫助家裡做家務，稍大一些就開始做農活掙工分。農村那時用工分結算勞動報酬，年終時根據生產隊總收入再折算出每一個工分值多少錢。我們生產隊一般每10個工分大約值一元錢左右。不同年份有些浮動。我們小的時候，由於只有我媽媽一個勞動力負擔四個人的口糧，每年需要交生產隊大約200元錢（年終需要交錢給生產隊叫“找錢”）。後來我姐姐和我陸續能掙部分工分，年終找錢就少了一些。我很小就學做家務，六七歲時就幫助家裡剝玉米， 就是用手把玉米粒從玉米芯上剝下來，手上總是磨出很多水泡，很疼。撿棉花也是很小的時候就做的農活兒。我11歲時就學會了燒飯，由於個頭不夠高，需要踩在一個小板凳上才能夠得着燒飯洗碗刷鍋。後來14歲就開始在生產隊出工做農活，從最輕最簡單的活開始做起。周末和假期都儘量出勤上工。到我上大學之前，我大部分農活都幹過，包括起秧插秧（水稻苗叫“秧”），挖排水溝，平地做壟，挑擔施肥，灌溉排水，小麥水稻收割脫粒，等等。

家裡經濟不寬裕，我媽媽就想辦法做副業。我家有挺大的一塊自留地，我們種一些瓜豆菜到街上去賣。家裡一直養豬和很多的雞，也養過羊和兔。我10多歲時就跟姐姐一起打草包，那是大約1.5米長0.8米寬的用稻草打編起來的大包，由國家統一收購，裡面裝上泥沙，用於建設水壩和抗洪救災。 我們利用晚上，周末或假期打這種草包，如果打一整天，可以打三個，一共可以賣到一元多錢。那是很好的一筆收入， 因為那個時候物價低，豬肉只賣0.76元一斤。為了鼓勵我和姐姐多打草包，有時媽媽在賣掉草包之後會買一些好吃的零食犒勞我們，比如公社供銷社賣的脆餅，糖果等。那是當時我們最喜歡吃的東西，吃起來感到特別幸福。現在看來那樣的“物質刺激”還真有用。

父母對我不光是在學習方面很嚴格，在“德育”方面也是如此。這有一個原因，也是我們家的一個小秘密。原來，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有點兒相信算命。我出生後不久他們請人給我算了一次命，那人說我命中注定有驕傲的缺點，並警告我的父母要對我加強教育，因為我“走正路就是個好人，走歪路就是個壞人”。由於這次算命，決定了我少年和青年時期多挨了更多的打罵。記得小時候我多次聽人對我媽媽說，你就這麼一個兒子，是家裡的“慣寶兒”，肯定捨不得打。其實，我在家是挨打最多的。我爸爸從上海寫信回家，經常在信里提醒我媽媽不能放縱我。他總是說，正因為家裡只有我一個男孩，對我尤其要特別嚴格，因為如果我不學好，家裡就沒有指望了。現在看來我父親的辯證法倒是學得很好的。我小時候不管取得什麼成績，比如考100分，拿獎狀，被評為三好學生等等，儘管在學校里可能挺風光，到家裡一般都得不到表揚，往往是一句“不能驕傲”就把我打發了。不過，我現在很感謝父母那時對我的嚴格要求和教育，這使我少犯錯誤，少走彎路。俗話說，“不怕不識字，就怕不識事”， 雖然他們的文化不高，我父親只上過三年學，母親沒上過學，但是他們對事物的認識和判斷能力很強，情商很高，他們在“識事”方面無疑是很優秀的，他們是我的社會人文知識的啟蒙老師。

課外活動

在班上我負責收集作業本，領讀課文，在自學時間負責督促學習，有時幫助缺課同學補課，還幫助老師填寫過成績單，也就是老師寫好成績評語，由我幫助填寫到每個同學的成績單上。那時我經常放學後較晚才回家，周末甚至寒暑假有時還到學校幫忙。除學習外，我參加很多其他方面的活動。由於我在小學時學過二胡，學校曾組織幾個低年級的學生跟我學拉二胡。我把自己的一點點膚淺的二胡知識全部教給了他們。這幾個學生後來在文藝宣傳隊都成為樂隊的骨幹，有的人後來見到我還開玩笑地叫我師傅。

學校經常需要印刷一些宣傳或教學材料，那時候都是用油印機印刷這些材料，這需要將文字刻在蠟紙上，這個過程叫“刻鋼板”，刻好字的蠟紙放在油印機上印出文件。由於我寫字工整，做事認真，曾多次幫助刻鋼板字做印刷。這一工作花過我很多時間，包括一些放學後或周末的時間。那時候，我把這種無償的工作當成一種信任，一種鍛煉，感到自豪和興奮。

那個年代裡最喜歡的事就是晚上看露天電影。 我們公社有一個電影放映隊，有兩個放映機，只要有電影膠片，就會在全公社的十多個大隊輪流放映。因此，我們大概平均每個月能看上一兩次電影，夏天多一些。雖然是露天的，但是，我們都熱情很高，哪怕是冬季冷天也是一樣。我們可以走好幾公里路去看。多數時候放映中國電影，有時也放一些外國電影，主要是幾個跟我國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一般每次放映正式影片之前都先放幾個新聞簡報。那時候有一個順口溜叫“越南電影飛機大炮，朝鮮電影哭哭笑笑， 南斯拉夫電影摟摟抱抱， 阿爾巴利亞電影莫名其妙， 中國電影新聞簡報”。其實放什麼電影並不重要，只要有電影看，就一定去。那時候我最喜歡戰爭片，比如地道戰，地雷戰和南征北戰這些經典戰爭片都看了十幾次，真是百看不厭，只要有電影看，一站三個多小時根本不覺得累。

初中里我們的語文水平已經可以看小說了。我記得我是初中一年級開始看小說的。我看的第一本小說是“閃閃的紅星”，之後看了“金光大道”“紅岩”等等革命小說。剛開始看小說時， 有些字不認識，我學會了查字典，家裡給我買了一本新華字典。媽媽不支持我看太多小說， 因為可能影響學習，對眼睛也不好，因此我經常夜裡偷着看。為了不讓媽媽發現， 我把燈光遮擋起來， 讓她看不到我房間裡的燈還是亮着的。其實看小說也有很多好處，對提高寫作水平和增長認識和分析事物的能力有好處。

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學校安排過男女同學同桌。那時候男女同學是不說話的，剛開始跟女同學坐同桌時覺得很彆扭。你推我搡，在課桌中間劃線和因為另一方的“侵略”而拌嘴等等都經歷過。到現在每當聽到“同桌的你”那首歌的時候，還不時想起那段跟女同學同桌的時間。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跟女同學同桌的經歷。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學校一般都採取一定的方法在初中的時候讓男女同學多接觸。加拿大的初中往往組織學生舞會，男女同學的健康接觸對身心發展有好處，這是青春期心理學的規律。

政治運動

1974年初中央發起批林批孔運動，全國的學校都緊跟形勢。這之前我對孔子幾乎一無所知。批判他的時候叫他“孔老二”或孔丘。我們被要求寫很多批判文章。由於年齡小，不懂政治，只是跟着廣播報紙抄抄寫寫。倒是由於那次運動， 我有機會了解了孔子的很多事情和理論，對這位聖人和以他為代表的孔孟之道以及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孔孟文化有了一些啟蒙式的知識。

學校欣起過批判“師道尊嚴”的運動，同學們寫了很多大字報，由於買不起紙，大字報都是用毛筆寫在舊報紙上的。有一段時候大字報貼滿了教室和走廊的牆壁。記得最多的大字報題目是“放屁也要寫檢查嗎？”。事情的原委是，有一次一個男同學在課堂上放了兩個聲音較大的屁，被任課老師認為他是故意放屁，擾亂了課堂秩序，那個同學當時的紅臉正好被老師認為是有意為之的證據。因此老師要求那位同學寫了一份檢查。同學們認為這是師道尊嚴的表現。很多同學把這個事情拿出來作為批判材料。因為事情太小，後來也沒有任何處理，感覺有點像鬧着玩的。

學校組織過多次憶苦思甜活動，有一次我們學校請本大隊的老支書徐愛金先生給我們講他在解放前受剝削壓迫的故事。他在講演中提起了他在一個叫劉長林的地主家打短工時受到不公待遇的經歷。他在描述這段經歷的時候，沒有提起太多受苦的例子，只是提到有一次他看到那個地主的老婆把幾個白米餅從他眼前拿走而沒有給他吃。他所提到的地主是我的爺爺。我當時本來想解釋一下， 我家的家庭成分並不是地主，而是中農，後來考慮再三還是沒有做解釋。由於受黨的教育，階級感情使我對地主總是懷着恨意，所以在聽完這個憶苦報告時，對爺爺奶奶很氣憤。那天放學後，我專門詢問了我媽媽 （我爺爺奶奶那時已經逝世了），了解了那件事的原委。原來，當時我爺爺家裡有小孩（我的姑媽）生病，奶奶的娘家親戚送來了幾個米餅給生病的孩子吃的，不料被做短工的徐支書看到了，繼而就發生了誤會。徐支書只在我爺爺家做了幾個月的短工就離開了，事實上我的爺爺奶奶對家裡幫忙做農活的工人都很客氣，有稍微好食物，寧願自己不吃也是先給在田裡辛苦勞作的工人吃的。很可惜徐支書不知內情，耿耿於懷了幾十年。自從這件事情以後，我開始認識到，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經過細緻的了解才能得出真實而公正的結論。

同學

我初中時最好的朋友是同根。我跟他從初一成為朋友之後，到現在都像親兄弟一樣地相處着。初中時，同根是我們的班長，我們兩人幾乎形影不離。我們在放學，周末和假期中都常常在一起玩。我們在一起從不吵架。高中畢業後他在南京當兵，我正好在那裡上大學，我們經常互相訪問。後來他退伍回鄉， 我每次回老家，我們倆都會見面聊聊家常，親切而友好。另外還有幾個相處得很好的初中同學如趙海和周申等等，都成了永久的好朋友。

我的初中時光距離今天已經48年之久了，光陰如梭，很多事情都已經記不起來了。我們當年的初中學習生活不緊張，學習壓力小，同學們學中有樂，樂中有學， 倒是快樂的。同學們畢業後，多數回家務農，只有少數同學升入高中學習。幾十年裡，同學中有聯繫的不多，絕大多數同學都沒有聯繫過。三年前我回國探親，有10多個初中同學在一起聚會了一次，大家心情都特別激動。作為喜歡熱鬧重視情誼的我，現在最想做的事就是能跟老同學們見見面，聚聚餐，一起喝幾杯酒，一起回憶回憶我們兒時的經歷，那是一段非常簡單純潔和自由自在的美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