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家立业那几年

我曾经给自己暗暗地确定过一个目标，要在30岁之前结婚生子并得到满意的工作和为之奋斗的事业，也就是“成家立业”。我198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助教，并被指定兼任一个大学新生班的班主任，1986年升职讲师，同年结婚，1987年考取博士研究生，通过托福考试，太太成功调动到本校工作，获得了单位分配的住房，1988年被加拿大里贾那大学录取，女儿出生，1989年出国。那年我29岁，基本上实现了当初的目标。

那短短的四年是我生命中经历变化最多最快的一段时间，是我的一个难忘而有趣的生活阶段，是我唯一的一段在国内的工作经历。那段时间的生活有快乐幸福，有刻苦攻关，也有成功喜悦。

我的孩子们常常要求我把以前的一些经历讲给他们听，其中我最喜欢“显摆”的故事就是那四年期间发生的事。回忆是快乐的，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一．        工作

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南京农业大学（简称南农）就读的。早在研究生论文答辩之前， 我就已经知道了毕业后将留校工作。那时候学校人才青黄不接，缺少年轻教师，尤其是有硕士以上学历的年轻教师。1985年6月的那天，论文答辩一结束，我立即办理了毕业和入职手续，成为了一名农学系植物学教研组的助教，也是导师李扬汉先生的助手。

李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他毕生致力于用植物学为农业科学服务，因此，他于80年代初创立了南农杂草研究室，那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研究杂草科学的研究室。虽然他一直是植物教研组的权威负责人，自从建立了杂草研究室以后，他就基本上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室的工作上。当然，研究室跟教研组关系密切，几乎不分家。作为李先生的弟子，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李先生，从事杂草科学研究，同时兼任一些植物学课程的讲授。

杂草科学在中国很年轻，它是植物保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农作物生长离不开对病害，虫害和草害（俗称三害）的防治，这三害中的任何一害都会导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学的农业科学都有植物保护类的学科，而杂草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则都放在植物保护系科的范围内，唯独我们学校的杂草科学研究被设立在农学系，就是因为李先生和他的植物教研组隶属农学系的原因。

搞杂草研究虽然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重要性，那是因为国内传统的植保学科只重视病害和虫害研究。当时全国有植物病理学会和昆虫学会，但是杂草学只有研究会，从这一点就说明国内植保学界对杂草不够重视。出国以后，我发现，在国外，这三个学科是同样被重视的。比如说，美国每年的农药应用，除草剂占七成以上，杀菌剂和杀虫剂用量总和还不到三成。

当时我们的杂草研究室规模较小，在我加入之前，专业的人员包括李先生本人在内只有五个人，全职研究人员只有陈梦宜老师一人，她早期从南农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去青海工作，在那里的省农科院从事杂草研究几十年。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陈老师刚从青海调来南农，她对本学科研究工作有经验，有知识，有成果。匡安秀和马国英二位年轻老师在研究室短期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一个出国，一个考取了别的专业的研究生。还有王佳胜是刚刚分配来的技术员。

杂草科学包括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虽然杂草的生物学研究很重要，但是防除技术应用方面的研究才是重点，因为这种技术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作为植物学研究生，我原来的研究课题是关于杂草的生物学研究，对于杂草防除的理论和技术都没有接触过，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因此，刚参加工作时，我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需要重新学习一个新专业。为了尽快掌握这门科学，我在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里，参加了好几个培训班，并努力刻苦自学，同时通过跟陈老师一起工作，学习了很多东西。

李先生也认识到应用杂草科学的重要性，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内容，他要我参加多个应用方面的研究课题，这就需要做田间试验。虽然学校里有小面积的实验地，但是根本达不到做完整研究课题的要求，因此，我们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到生产一线或科研协作单位进行的。另一方面，当时国家重视发展经济，各行各业都需要钱，科研经费短缺，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很难申请到经费，借助生产实践搞科研就成为了不二选择，因而，那段时间我到协作单位出差的时间也就比较多。

我所参加的研究课题包括了小麦野燕麦和看麦娘，大豆菟丝子，柳条菟丝子，水稻稗草和草坪杂草等等，研究协作单位包括河南信阳，安徽广德，江苏高邮，扬中，江都，建湖和连云港云台农场等等。

在教学方面，我被分配成为老教师的助教，先是被安排跟着黄清渊老师，我以他为师，听他上课，带学生实验课，批改学生实验报告。第二年职称升为讲师后，我就独立给大学生上植物学课。我们几个年轻老师发起举办了好多次植物（杂草）分类培训班，我是主要策划人之一，但是由于我的分类学比较弱，真正的培训课是由其他老师担任的。李先生受农业部委托，于1986年主持举办了大型国际杂草学培训班，邀请了六位北美顶级杂草科学家来培训来自全国的杂草科学工作者，又于1987年主办了全国口岸检疫杂草及种子识别培训班，我协助李先生参与了这两个培训班的组织工作。

记得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常常由于普通话不标准而受到影响，尤其是刚开始的几节课，很多同学听不懂我的“苏北普通话”，那时南农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来自外省的同学有时更是听不懂我的口音。不过，往往过一段时间他们就适应了，有时候，由于不标准的普通话，引起课堂哄堂大笑，倒活跃了课堂气氛。

二．        兼任班主任

刚参加工作时，学校鼓励年轻教师担任新生班的班主任。1985年农学系共招收了两个班，农学专业（农学51班）和育种专业（育种51班）各一个班，系里决定让我担任农学51班的班主任。育种班的班主任由蔡大广师兄担任，他后来去德国留学，由宋启建接手。我这个班主任一当就是四年，差不多涵盖了同学们从入校到毕业的全程时间。

大学里的工作有三类，纯行政（全职当领导干部，做行政管理），纯业务（全职搞教学和科研）和业务兼行政（教学科研的同时兼职行政管理工作）。我本人当时对业务兼行政的工作更感兴趣，担任班主任无疑对提高自己的行政工作能力有好处。

农学51班是一个素质高，聪明好学，遵规守则和进取向上的班级。由于南农是全国重点高校，同学们的高考分数都很高，很多同学在高中时就表现杰出，三好生和各种得奖者很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班级。

作为班主任，除了上传下达，将校系两级的规定精神传达到班级以外，我更是花很多时间与同学们相处。每当同学们有任何要求，我都是有求必应，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不少同学都很愿意跟我讲心里话。我参加他们的班会，参与他们期中和期末考试的监考，进行学期末的综合测评，以及班干部选举和任命等等。班上有几个同学不住在学校宿舍里，而是住在校外的大学生公寓，我专门去他们的宿舍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我对同学们进行符合实际的思想工作，做推心置腹的建议和疏导。我努力跟他们交朋友，努力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在那四年时间里，只要不出差或实在忙于其他事情而抽不开身，我总是努力跟同学们交流，关心班级事务，参与他们，时刻不忘我作为班主任的一份责任。

51班的同学们重情重义，他们给予过我很多帮助，我两次搬家都是同学们帮助我搬的。在科研上，每次在我需要帮手的时候，往往会首先想到51班的同学们。例如，那年我在学校试验地进行一个草坪试验，草坪的种植和后来的移栽都是同学们帮助我完成的。

其实我那时候刚刚毕业，思想上还是个学生。 从小学一年级到研究生毕业，当了19年学生，没有工作经验，当班主任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特别幸运有机会担任班主任工作，通过做班主任，我从领导，同事和同学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行政领导和待人接物的知识和经验，对我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学生工作是大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除班主任以外，每个系有一名专职的学生辅导员，全面负责学生工作，各系还有专门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主任或副书记，学校一级也有负责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学校有团委，各系有团总支，还有校系两级学生会，每个班级有班委会和团支部，所以，大学里学生工作方面的力量是很强的。班主任的工作，可多可少，没有太多固定任务。班主任最重要的任务是从一个专业教师的角度去帮助和引导学生，这往往是纯行政的学生工作者不一定能做到的。全校有几十个班，每个班都有班主任，有一些班主任不怎么花时间和精力在学生工作上，然而，我对班主任工作很有兴趣，对这个工作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舍得花时间，做更多努力。我本人一贯奉行一个原则，那就是，对任何一件事，要么不答应，只要答应了，就该竭尽所能，努力做好。

四年时间里，我跟51班的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我出国前，同学们专门为我举办了欢送会，让我很感动。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常常想念他们，我到现在还能对着照片叫出每个同学的名字。

2005年同学们举行了入校20周年聚会，我回国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同学们都由当年的青涩单纯变成了成熟的社会栋梁，他们都在各行各业做得很好，并为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家庭也幸福，我深感欣慰。

我至今跟51班的同学们保持着联系，每逢节日我们在班级微信群里互致祝福。有这么好的学生，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三．        结婚

研究生毕业时，我跟女朋友已经恋爱近两年时间，工作一年后，我们觉得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结婚。我们双方家庭也都同意我们结婚，那年我26岁，女朋友23岁。

学校住房分配政策是凭结婚证申请，为了申请学校分配住房，我们于1986年6月9日登记领取了结婚证，实际结婚的日子是那年10月1日国庆节。

那年暑假我们一起到了双方的老家，算是正式见了双方的父母家人。她家在如东农村，父亲在当地一个小镇的集体所有制工厂当工人，母亲务农，跟我家一样，我们是真正的门当户对。因为我们那时已经领取了结婚证，算是第一次女婿上门，她家人对我很客气，她的亲戚家人的热情本分善良朴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们没有举办正式婚礼。10月1日那天，我的父亲和她的大嫂从上海和如东赶来，分别代表两家人来见证我们结婚，带来亲人的祝福。那天我们在学校教工食堂里办了一桌酒席，由我的导师李扬汉先生和师母为主要客人，有我们的良师益友也是媒人江华山丁承英夫妇，我的两个南京的堂兄弟夫妇，以及我们二人，一共12人。这就是我们的结婚仪式，极其简单朴素。我们各自买了一套新衣服，作为结婚时穿的服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西装。我们没有要家里一分钱，就是那一桌简单的酒席，也是我们俩用自己的积蓄支付的。我太太家没有要一分钱彩礼。我们也没有买任何家具和电器，比现在的“裸婚”还要简单拮据得多。

如此简朴的婚礼，破除了所有俗套的花费和仪式，这在当今的人们来说是不能想像的。是我们那个接受了移风易俗思想洗礼的时代特点，是我们那一代知识青年所倡导的方式，当然，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比较穷，经济条件不允许大操大办婚礼。人们的婚姻是否幸福，跟有没有办婚礼或所办婚礼的排场大小没有丝毫关系。

学校分配的房子是在我们婚后一年才拿到的。结婚前，我正好从位于学生区的五舍搬到教工宿舍区的61栋单身教师宿舍楼，该宿舍楼里的标准间由四个人合住，每层楼正对楼梯有一个小房间，只有标准房间的一半大小，只住两个人，我向学校要求分配到一个这样的小房间里，跟我同住的杨森山老师去美国留学，我就相当于单独住一间房子，它就成了我们的婚房。虽然很小，当时能有这间小房子，对我们来说是很幸运的。

没有双人床，我们就在单人床靠墙的一边加了一块木板。几个月后，我的老乡陆一香送给我们一个双人床绷，这样我们才有了第一张双人床。虽然一穷二白，但是，我们俩都不追求物质，对前途充满信心，知道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常用《列宁在十月》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调侃说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心里是开心幸福的。

四．        分配住房

上世纪80年代中叶，全国各地各单位住房极其紧张，僧多粥少，我们大学的情况也一样，中老年教师们的住房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这批年轻教师又开始进入了成家年龄，需要房子。那时候都是由单位实行福利分房制度，即学校负责分配住房，给使用权，不可私有。分房是当时全校教职员工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学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为了在分房方面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学校制定了一整套分房政策，以学历，工龄，职称，职务，婚龄和是否双职工等等条件，按标准评分，然后再按分数高低分配住房。

记得我曾以年轻教师代表的身份参加过几次学校组织的分房会议，会议由各类人员代表参加，是比较民主有效的。我在会议上往往积极发言，以公平分房为目的，帮助学校制定有效的分房政策和具体实施方案。

在结婚一年后，我很幸运地分得一间约15平米大的房子，位于37栋宿舍楼的二楼。那栋楼里，本来都是两房间一套的套间家庭房，由于住房太紧张，只能每间分给一对夫妇。37栋是学校最老的一栋三层宿舍楼，每个楼洞的每层楼里有四套住房， 左右各两套，每套两间，所以，我们同一个楼梯同一层楼就住了八家年轻夫妇，八家人合用一个卫生间，每两家合用一个厨房，好在距离教工食堂近，不需要太经常自己烧饭，厨房用得不多。那时候能分到这间房子，让我们特别高兴，觉得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的七家邻居包括盛帮跃，周建新，冉伟，高宪平，沈标，魏丰和张尔核。大家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相处得很好，都在那几年里生了孩子，我们相互帮助，互相照应，一起度过了一段极其快乐的时光。我到现在都经常回忆那段时间，倍感亲切和快乐。

到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我们是真正地在南京这个大城市安了家。这也标志着我单身生活的结束，家庭生活的开始，担当的角色改变了，人生进入到新的阶段。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家，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年多时间。在我出国一年多以后，学校调整住房，家里分到了一套一室一厅有单独厨卫的房子， 条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五．        报考博士研究生

从大学到研究生，接受高等教育达七年之久，毕业后当上了大学老师，比小时候的理想好了很多，一度考虑过从此休息一下，安定下来，享受生活，轻松惬意，过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然而，再一想，作为年轻有一定理想的人，既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就应该继续努力，发挥自己的更大潜力。朝周围看看，一起读书的同学，很多都猛志常在，因此我又决定把已有的进步当成新的起点，下决心继续奋斗，更上一层楼。

1986年我们的农业植物学专业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博士点，我的导师李先生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李先生动员我和黄建中（我一直叫他老黄）一起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那时候，高校把老师的学位看得越来越重要，我认识到，既然当大学老师，就应该争取拿最高学位，因此我决心读博士。本来心里的第一选择是出国留学，到国外读博士。那个时候出国热已经欣起，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想出国，另外，读学位应该尽量避免“近亲繁殖”，也就是硕士和博士应该在不同学校不同导师指导下读。然而，自己的导师亲自动员，没有拒绝的余地。

那年春，李先生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在会上跟一些国际知名专家建立了联系，并跟一个加拿大教授达成了一项送学生出国的联合培养协议。从美国回来后，李先生跟我和老黄说，我们中有一人的博士学位将采取国际联合培养的形式，即在国内读两年，然后再到国外读两年。有了出国机会，我考博士的热情大大提高。

博士研究生考试，专业课没有难度，主要难点在英语。李先生本人英语很好，对自己的研究生的英语要求也就很高。 我们除了常规的由学校英语教研组统一出题的英语考试以外，李先生还增加了一项专业英语考试。我和老黄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翻译一本专业书的一个章节，由李先生亲自批改，从翻译准确性和在规定时间内所翻译出的篇幅给予评分。

我和老黄都通过了考试，被顺利录取。我们于1987年9月成为李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这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由于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复习英语，考托福和办理出国上面，我的博士学习受到影响，即使是这样，我还是选修了好几门博士课程，博士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开始， 只是一心想出国。

六．        学英语，考托福，出国

我于1987年春季开始备考英语，先参加了本校举办的英语培训班，但是，那不是专门针对托福的培训，效果不好。后来到南京航空学院（南航）的托福班上夜课。到南航大概40分钟骑车的距离，为了上这个托福班，我专门买了一辆自行车，以便每天晚上去南航听课。培训班完全自费，我拿出了家里几乎所有的积蓄报名参加。培训班由一个刚刚从美国进修回来的吴姓老师主讲，每次三个小时的培训课，我们做大量的托福练习题，然后，吴老师根据我们的答题和标准答案进行讲解，那是当时全国各地托福强化班的普遍形式。为了练习听力，我还买了一台二手录音机。我用几个月时间，集中精力复习英语，于当年十月参加了托福考试。

备考托福的那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艰苦最投入的的一段时间，也是最全神贯注的一段经历。因为自己的工作不能耽误，我是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学习备考的。那年夏天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尤其酷热，坐着不动都会全身大汗淋漓，为了学习，我就用电风扇对着自己吹，后来落下了一旦吹风就肚子疼的毛病，使我在后来几十年的生活中变得“弱不禁风”，一吹冷风就难受。为了提高英语听力，我买了很多英语听力磁带，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听，到考试前，硬生生地把录音机用坏了。

托福报名那天我起大早到南京大学排队报的名，报名的29美元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老乡王平从美国寄给我的。考试也是在南大举行的。我本来对任何考试都不害怕不紧张，一般情况下，睡觉不受影响，也就不会因为睡眠不好而影响考试成绩。但是，那次托福考试不同，考前两个晚上都没睡好，因为心中对出国有志在必得的决心，给自己施加了太大的压力。考前的睡眠不足对考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幸最后分数还可以，超过了当时大多数国外大学研究生录取分数线。

那年冬天我收到加拿大里贾那大学的录取通知，立即开始办理出国批文。当时的出国类别中并没有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这个类别，所以，出国手续以自费公派访问学者身份申请办理，南农是农业部直属大学，访问学者出国手续本来由农业部外事司负责办理，然而，手续办得差不多的时候，发现我的项目其实是联合培养研究生，必须转到国家教委办理，因此，又重新办理所有的手续和材料。出国手续的办理过程复杂而缓慢，我自己到北京去过好几趟，最终才于1989年春季办理成功，整整花了一年半时间。那段时间我深切体会到当时国内一些部门的低效率，慢节奏，繁琐拖拉，官僚主义，所受到的无理刁难，让我气愤至极，至今不堪回首。

有了国家教委的批文，我在南京办理了护照，然后由北京的中国语言学院办理了一切后续手续，包括签证体检，申请签证，出国前的集训，发放制装费和买飞机票等等。

出国手续包括了两次体检，第一次是在申请护照前，在南京工人医院体检的。 第二次是签证体检，在北京的一个由加拿大指定的医院体检的。不知怎么的，那次北京的体检让我特别紧张，就无缘无故地担心会检查不合格而出不了国，体检前几天开始心律不齐，我怕被查出问题，体检前吃了硝酸甘油片。其实，那是心理极度紧张造成的功能性问题，体检完了就没有再出现过那种症状，之后几十年也没有再发生过心律不齐的毛病。

国家发了900元置装费，用于添置出国用品。在国外期间，国家教委资助我每月450加元生活费，为期两年。出国日期定在1989年6月4日。我和太太于2日到达北京，住在语言学院宿舍里，3日还到天安门广场游览了一番。本来一切就绪，满心满意地肯定第二天上飞机，谁知道，3日晚上北京戒严，解放军进城，4日早晨我带着行李来到指定地点准备乘交通车去机场，突然被通知走不了了，由于北京戒严，交通完全中断，马路上到处是路障，交通车无法开出，无法赶去机场，也就无法出国。

我焦急万分，好不容易办好了一切程序，最后一步却出现问题，心中不甘。我在语言学院内到处转悠，打听消息，试图找到办法出国。5日我注意到，大街上出租车已经开通了，一个学院的老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到飞机售票点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将飞机票改期。因此，我从语言学院的门卫间租了一辆自行车，到位于东四条街上的民航售票处，恳求换票，也是运气好，工作人员给我换了7日经过东京飞加拿大的机票，这让我欣喜若狂。由于戒严的紧张气氛，人们都表情严肃，但却特别通情达理，满腔热情，让我这本来没抱太大希望的事情能够顺利办成了。那时候的喜悦是极大的，因为很多流言认为国家将会重新关上国门，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所以，那时候能够出国，更觉得机会难得。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或出现其它意外，我决定尽快赶到机场去。因此，6日早晨我在学院门口拦下一辆出租车，先将太太送到她的同学家，请她的同学帮助她回南京，然后我就到了首都机场。记得那趟出租车花了250元钱。这是一笔昂贵的价钱，因为那时候我每月工资还不到一百元。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够到机场，再贵也舍得。

我在机场里等了30多个小时，终于于7日下午，顺利登上飞机，那一刻，我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后来的旅行一切顺利，经过东京，温哥华，最后到达我的目的地加拿大里贾那。当时的全部家当就是装着基本衣物用品的两个旅行箱和口袋里揣着的100美元现金，这就是我来加拿大时的全部所有，是我的下一个起跑线。 我来到地球的另一端，从零开始打江山。

关于联合培养研究生，国家教委起初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实施起来很难。事实上，这个项目只实行了几年时间就停止了。我不知道国家教委有没有这方面的统计和总结，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地实现了联合培养的。我在加拿大做博士研究的时候就意识到，联合培养对于大多数理工科专业，特别是实验科学类的专业，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国外做实验的仪器设备，样品和试剂等等，国内学校都是没有的，回国以后导师的教导和实验技术的指导也很困难。因此，经过加方导师的提议和国内工作单位批准，我由联合培养研究生身份转成里贾那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完全在国外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

原来李先生只打算送我和老黄当中的一人出国，后来，老黄也来到加拿大，他的事业家庭都很好，我们在异国继续是最亲密的朋友。

七．        职称和待遇

当时学校的政策是，凡是有硕士学位的人，工作一年后自动升为讲师，不需要考核或评比。因此，我于1986年取得讲师职称，工资从刚毕业时的每月56元增加到70多元。到出国前，工资涨到了96元。

住房由单位分配福利房，只象征性地交一点房租，水电费也很低。我们有全额医疗保险，看病吃药都由国家负担。出差凭发票报销一切花费，没有补贴。那时候我的主要出差都是到科研协作单位去做试验，一般情况下，协作单位都安排热情招待。

那种体制有一定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事物都是有得有失的，在享受那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我们也被相对的低工资所困扰。那时候有几个通俗词语表达知识分子待遇差的现象， 包括“剪刀差”，“脑体倒挂”，“手术刀不如水果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等等。从中小学老师到大学老师，还有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的工资都普遍比较低，国家知道这种情况，但当时没有经济能力解决。

我到过一些老师家，即使是教授副教授家也是不富裕的。我的导师是全国著名教授，他家只住一套旧的两室公寓，他平时花钱总是精打细算，吃穿都很基本。我结婚后，即使有两个人的工资，家里还是很拮据，工资的大部分都用于日常生活花费，积蓄不易。

我出国后没几年，国内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对这些福利待遇实行改革，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国内的人们的住房和工资都有巨大的改善，享受着改革带来的好处。

八．        太太调动工作， 女儿出生

我的太太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气象学院工作，学院坐落在长江北边的一个丘陵农村，距离南农比较远，单程公共汽车需要两个多小时。这个距离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方便。因此， 结婚后，我下定决心要解决夫妻分居，将太太调到南农来工作。正好，当时南农的人事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解决年轻教师夫妻分居的问题，所以，接受单位没有问题。然而，气象学院却不愿意放人，这让我们大费周章，包括有一次给一个领导送礼。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给领导送礼。那天，我们两个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买了烟酒水果等等物品，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那个学院干部家里，紧张慌乱地敲门进去，也不知道怎么讲话，吞吞吐吐，词不达意，后来经过多番拉拉扯扯，对方终于接受了礼物。走出他家时，我已经汗流浃背，就像刚刚做了一件特别丢人的违法之事一样，那种忐忑不安，心中有鬼的感觉，真是难以名状。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松了口气，如释负重，象是取得了一项胜利，或完成了一项特别艰苦的任务一样。那次的特殊经历让我终身难忘。

经过努力，我太太终于如愿于1987年7月调入南农工作，结束了为上班而奔波劳顿的生活。当然，后来我们又都很后悔工作调动这件事，因为仅仅两年后，我到加拿大几个月后就帮助太太办好了让她到加拿大进修的邀请函，如果没有调回南农，她应该很快就能到加拿大进修，我们一家也就顺利团聚，但是，由于调入一个单位，相当于自投罗网，南农象扣人质一样将我太太扣压在国内，不让出国，达三年之久。在那三年里，我从国外给有关领导写过很多封信，我们好话说尽，就是没用，太太的出国一事就是不被批准，即使辞职也不同意。后来，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出国政策变得更加开明宽松，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学校才同意她办理了退职手续，到街道办的出国手续。如果当初坚持克服一下，不那么急切地调动工作，由于不在本单位，我的学校就没有办法扣人。所以，凡事往往有两面，有利有弊，不容易两全。

太太工作调动的最大好处就是为后来女儿的出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由于调动到南农，她不需要挺着大肚子挤公共汽车上下班。1988年2月我们的女儿在位于新街口附近的南京妇幼保健医院出生，那是南京最好的妇幼医院，我的恩师徐汉卿教授的女儿在那家医院当护士长，我拜托她帮忙才得以住进那家医院的。孩子快出生时我的母亲和岳母都来了南京，帮助照顾母女。

我至今都记得当时喜得女儿初为人父时的幸福感觉。当然也感觉到了一份责任，心中立志要努力再努力，一定要让女儿生活幸福， 成为世界上最快乐最幸福的孩子。

九．        贫穷并快乐着

我和太太都刚工作不久，工资低，两家父母也都不富裕，我们立志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的幸福生活。我们对生活要求不高，两人的工资，维持简单生活没有问题，稍有盈余，积攒下来留着以后的家庭建设，但是，生活很节俭，决不浪费一分钱。虽然穷困，我们却是度过了一段“穷快活”的美好时光。

搬入分配的住房时，我们用微薄的一点点积蓄加上从亲戚家借来的一些钱，买了一套简单的组合家具，并买了一个双人床席梦思，但是床架设计不好，质量差，席梦思放上去经常掉下来，我们就只能用砖头垫在席梦思的四个边角处作为睡床支撑，既土气，又不雅观，好在用床单遮盖住了砖头，外人看不到。

1988年夏，我妈妈在南京帮助我们带女儿，她闲的时候没事做，感到很无聊，我们楼下邻居家有一台电视机，每天下午都播放当时最流行的香港连续剧，那时候电视剧是新鲜产物，人们都很喜欢看，我妈妈也特别想看，因此她就到那家门外站着，蹭看几眼，邻居起初很客气地请她到室内看。然而，时间长了，邻居的家人就在语言和表情上表现出不客气，甚至说出侮辱性的话语。有一次，被我发现了，我立即决定将家里的全部存款拿出来，再从朋友处借一些钱，凑足400多元买了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彩色电视，14寸是最普通的电视机大小。如果不是我发现母亲在别人家为了看电视受人白眼甚至侮辱，我不会想到买电视机，毕竟那年代电视机价格昂贵，属于奢侈品。买了电视机之后，当我看到妈妈在自己家里随便看电视，再不需要低声下气的到别人家看电视，我特别欣慰，觉得再苦也值得。

1989年春节，女儿还不到一岁，我们回老家过年，假期结束后，为旅行方便，我们决定从南通坐轮船回南京，那是一整夜的行程时间。我们本来可以买两张卧铺票，那样照顾孩子方便，我们俩也舒适些，但是，卧铺票比通间坐票贵一些，为了省钱，我们只舍得买了一张三等卧铺票，另一个人买了便宜的五等大通间的坐票。登船之后才发现，三个人用一张小床，极不方便，小孩子睡下来后，其余的空间我二人坐得很拥挤，让一个人到五等船舱去坐也不行，因为孩子正患感冒，闹得很，需要我们两个人都在旁边随时照顾。那一夜特别辛苦，现在想起来还不堪回首那种窘迫。想起来就后悔，真不应该省那几块钱，只是当时经济不宽裕，买船票时，只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没想到受了那么多罪。

人的幸福感跟物质是否丰富不一定相关，我们那时候工资低，住房小，没钱，吃得差，穿的差，但是那时候生活随意，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玩的时候随心所欲，笑的时候开怀大笑，开开心心，快意人生。

我每星期都会好几次跟朋友一起聚餐，那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到今天还怀念那样的日子，几个朋友一起，买一只盐水鸭，用盐水鸭的汤做一个蛋汤，再加一个炒青菜，每人弄半斤酒，神仙般的生活。周末，我们到郊外看景，野餐。 我们爬山，联谊，唱歌，跳舞。我们还游园，划船，散步，拍照。那时候出门没有私家小汽车，出租车用不起，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骑上自行车，后座上带着媳妇，想到哪里就去哪里，那段时间是快乐的，开心的， 幸福的。

十．        那些人，那些事

我们教研组和研究室的几个年轻教师都相处得特别好。老黄，陈秀琴，王佳胜（小王）和我很投缘，我们相处得很随便很快乐，成为特别好的同事和朋友。我们上班时互相帮助，相互支持，下班后经常一起相聚甚欢，热闹而开心。

教研组里的另外四位年轻教师有王庆亚，胡金良，马国英，匡安秀。 后两位老师在我加入研究室后不久就离开了。我跟他们合作得很好，相处紧密，建立起了和谐有效的工作环境，避免了很多人际关系中的烦恼。

由于工作关系，我跟学校各部门，系级领导和本系其它教研组的老师们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学校各处级部门中，我跟科研处，生产处，财务处，外事处，后勤处和汽车队打交道最多。当时系里打交道最多的有总支书记宋银富，副书记陈九龄，蹇兴东，系主任张荣銑，副主任黄丕生，翟虎渠，王耀南，系办公室主任昌露，学生辅导员胡金波和颜争鸣等等。这些部门和领导人员都给予过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

以前是学生，生活简单，思想单纯，周围人际关系不复杂，没有利害冲突。参加工作以后，需要做事情，要跟人打交道，要做事就可能得罪人。记得那时候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既不得罪人，又能有效地多做工作做好工作。我努力探讨这种方法，观察周围的人，发现有这种能力的人，就向他学习。一段时间我喜欢跟王耀南老师聊天，就是想向他学习这方面的经验，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榜样。

学校经常有外国专家来访问交流，我曾多次被系里分派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主要是做介绍或陪同，我从中练习提高英语口语能力，并有机会认识外国同行。我在性格上属于外向型，有“自来熟”的性格，所以，在建立联系结识朋友方面很方便，这种性格一直没变，不管搬家到什么地方，我往往很快就能认识新朋友，并能跟新老朋友都保持长久友谊。

那四年的时间里，国家经历了两次学生运动。第一次是1986年底从安徽合肥开始，进而扩展到好几个省市，持续一个多月的学潮。南京部分高校也有参与，南农基本上没有涉及其中。运动过后，南农跟全国其它高校一样，加强了学生的思想工作。我作为班主任，按照上级要求，参加和组织了班级学生的政治学习活动，用开明诚恳的说服解析和引导工作，做学生的教育工作，效果显著。

那次学运之后，教育领域进行反思，学校召开过几次民主生活会，广泛征求教工和学生的意见，尤其是对学生思想工作，社会思潮和国家发展广开言路，希望对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能够上达决策者。我被选为年轻老师代表参加过几次这类会议，我往往发言比较多，因为性格直爽，所以讲话很直接，是典型的愤青，然而，每次会议之后，后悔不已，觉得言多必失，我的太太也多次提醒我，在政治上不能太直爽，要善于保护自己。后来出国后，决定留在国外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我这种性格在国内可能会惹祸。

第二次就是1989年春夏的学运风波。运动以悼念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北京高校首先发起，波及全国，持续近两个月的学生运动，最后以北京戒严，六四行动告终。我们学校的部分学生也参加了运动。作为班主任，我按照上级指示，到班上开会，传达精神，但是自己始终没有真正参与任何活动，公开场合讲话时都特别谨慎，宁左勿右，与主流思想保持一致。我不希望因为政治上的不小心而影响出国。

我对社会有所了解和思考，我深深地痛恶社会的不公正，制度的不合理，我同情弱者，痛恨腐败，痛恨不平等，向往公平。作为没权没钱没关系的普通人，我很多次受到过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每次都特别气愤。我觉得那种制度应该改革，后来一直是国家改革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是最重要的，没有公平公正，百姓就没有幸福可言。另一方面，那也成为一种励志，让我思考一个问题，我应该怎样才能在那种社会制度下，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不被欺负压迫。

结束语

从研究生毕业到出国之前那四年，我的事业和生活都刚刚起步，个人奋斗异常艰苦，经济上几乎一无所有，但对前途充满信心，感觉一切尽在掌握，倒是过得随心所欲，自由自在。

那段时间包括了我最快乐的时间，为事业的进步艰苦努力的时间，世界观改变最多的时间，也是思想成熟最快的时间。我从学生到老师，学习和实践了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从助教到讲师，有洞房花烛夜，也有金榜题名时，为人夫，为人父，考上了博士研究生，成功通过托福考试，顺利地赶潮流实现出国理想。虽然贫穷，但是充满梦想。我从单纯的懵懂愤青变成善于思考有一定主见的社会的一员。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生命中一段值得欢庆的时间。那段时间里，有初入社会的激动和彷徨，有为理想而付出的艰辛和汗水， 有实现成家立业目标的喜悦和欣慰。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是一种随意人生的快乐，艰苦奋斗的快乐，实现愿望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