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家立業那幾年

我曾經給自己暗暗地確定過一個目標，要在30歲之前結婚生子並得到滿意的工作和為之奮鬥的事業，也就是“成家立業”。我1985年研究生畢業留校當助教，並被指定兼任一個大學新生班的班主任，1986年升職講師，同年結婚，1987年考取博士研究生，通過托福考試，太太成功調動到本校工作，獲得了單位分配的住房，1988年被加拿大里賈那大學錄取，女兒出生，1989年出國。那年我29歲，基本上實現了當初的目標。

那短短的四年是我生命中經歷變化最多最快的一段時間，是我的一個難忘而有趣的生活階段，是我唯一的一段在國內的工作經歷。那段時間的生活有快樂幸福，有刻苦攻關，也有成功喜悅。

我的孩子們常常要求我把以前的一些經歷講給他們聽，其中我最喜歡“顯擺”的故事就是那四年期間發生的事。回憶是快樂的，把這段經歷記錄下來，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一．        工作

我的大學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南京農業大學（簡稱南農）就讀的。早在研究生論文答辯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了畢業後將留校工作。那時候學校人才青黃不接，缺少年輕教師，尤其是有碩士以上學歷的年輕教師。1985年6月的那天，論文答辯一結束，我立即辦理了畢業和入職手續，成為了一名農學系植物學教研組的助教，也是導師李揚漢先生的助手。

李先生是全國著名的植物學家，他畢生致力於用植物學為農業科學服務，因此，他於80年代初創立了南農雜草研究室，那是當時全國唯一的研究雜草科學的研究室。雖然他一直是植物教研組的權威負責人，自從建立了雜草研究室以後，他就基本上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室的工作上。當然，研究室跟教研組關係密切，幾乎不分家。作為李先生的弟子，我的主要工作是協助李先生，從事雜草科學研究，同時兼任一些植物學課程的講授。

雜草科學在中國很年輕，它是植物保護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農作物生長離不開對病害，蟲害和草害（俗稱三害）的防治，這三害中的任何一害都會導致減產甚至顆粒無收。全世界幾乎所有大學的農業科學都有植物保護類的學科，而雜草科學的研究和教學則都放在植物保護系科的範圍內，唯獨我們學校的雜草科學研究被設立在農學系，就是因為李先生和他的植物教研組隸屬農學系的原因。

搞雜草研究雖然聽起來沒有太大的重要性，那是因為國內傳統的植保學科只重視病害和蟲害研究。當時全國有植物病理學會和昆蟲學會，但是雜草學只有研究會，從這一點就說明國內植保學界對雜草不夠重視。出國以後，我發現，在國外，這三個學科是同樣被重視的。比如說，美國每年的農藥應用，除草劑占七成以上，殺菌劑和殺蟲劑用量總和還不到三成。

當時我們的雜草研究室規模較小，在我加入之前，專業的人員包括李先生本人在內只有五個人，全職研究人員只有陳夢宜老師一人，她早期從南農畢業後，響應國家號召，支援邊疆建設，去青海工作，在那裡的省農科院從事雜草研究幾十年。 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陳老師剛從青海調來南農，她對本學科研究工作有經驗，有知識，有成果。匡安秀和馬國英二位年輕老師在研究室短期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一個出國，一個考取了別的專業的研究生。還有王佳勝是剛剛分配來的技術員。

雜草科學包括理論和應用兩個方面，雖然雜草的生物學研究很重要，但是防除技術應用方面的研究才是重點，因為這種技術直接影響農業生產。作為植物學研究生，我原來的研究課題是關於雜草的生物學研究，對於雜草防除的理論和技術都沒有接觸過，也沒有很大的興趣，因此，剛參加工作時，我相當於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需要重新學習一個新專業。為了儘快掌握這門科學，我在參加工作的第一年裡，參加了好幾個培訓班，並努力刻苦自學，同時通過跟陳老師一起工作，學習了很多東西。

李先生也認識到應用雜草科學的重要性，為了加強這方面的內容，他要我參加多個應用方面的研究課題，這就需要做田間試驗。雖然學校里有小面積的實驗地，但是根本達不到做完整研究課題的要求，因此，我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到生產一線或科研協作單位進行的。另一方面，當時國家重視發展經濟，各行各業都需要錢，科研經費短缺，作為一個剛畢業的年輕教師，很難申請到經費，藉助生產實踐搞科研就成為了不二選擇，因而，那段時間我到協作單位出差的時間也就比較多。

我所參加的研究課題包括了小麥野燕麥和看麥娘，大豆菟絲子，柳條菟絲子，水稻稗草和草坪雜草等等，研究協作單位包括河南信陽，安徽廣德，江蘇高郵，揚中，江都，建湖和連雲港雲台農場等等。

在教學方面，我被分配成為老教師的助教，先是被安排跟着黃清淵老師，我以他為師，聽他上課，帶學生實驗課，批改學生實驗報告。第二年職稱升為講師後，我就獨立給大學生上植物學課。我們幾個年輕老師發起舉辦了好多次植物（雜草）分類培訓班，我是主要策劃人之一，但是由於我的分類學比較弱，真正的培訓課是由其他老師擔任的。李先生受農業部委託，於1986年主持舉辦了大型國際雜草學培訓班，邀請了六位北美頂級雜草科學家來培訓來自全國的雜草科學工作者，又於1987年主辦了全國口岸檢疫雜草及種子識別培訓班，我協助李先生參與了這兩個培訓班的組織工作。

記得我在給學生上課時，常常由於普通話不標準而受到影響，尤其是剛開始的幾節課，很多同學聽不懂我的“蘇北普通話”，那時南農是面向全國招生的，來自外省的同學有時更是聽不懂我的口音。不過，往往過一段時間他們就適應了，有時候，由於不標準的普通話，引起課堂哄堂大笑，倒活躍了課堂氣氛。

二．        兼任班主任

剛參加工作時，學校鼓勵年輕教師擔任新生班的班主任。1985年農學系共招收了兩個班，農學專業（農學51班）和育種專業（育種51班）各一個班，系裡決定讓我擔任農學51班的班主任。育種班的班主任由蔡大廣師兄擔任，他後來去德國留學，由宋啟建接手。我這個班主任一當就是四年，差不多涵蓋了同學們從入校到畢業的全程時間。

大學裡的工作有三類，純行政（全職當領導幹部，做行政管理），純業務（全職搞教學和科研）和業務兼行政（教學科研的同時兼職行政管理工作）。我本人當時對業務兼行政的工作更感興趣，擔任班主任無疑對提高自己的行政工作能力有好處。

農學51班是一個素質高，聰明好學，遵規守則和進取向上的班級。由於南農是全國重點高校，同學們的高考分數都很高，很多同學在高中時就表現傑出，三好生和各種得獎者很多，是一個全面發展的班級。

作為班主任，除了上傳下達，將校系兩級的規定精神傳達到班級以外，我更是花很多時間與同學們相處。每當同學們有任何要求，我都是有求必應，盡己所能地幫助他們。不少同學都很願意跟我講心裡話。我參加他們的班會，參與他們期中和期末考試的監考，進行學期末的綜合測評，以及班幹部選舉和任命等等。班上有幾個同學不住在學校宿舍里，而是住在校外的大學生公寓，我專門去他們的宿舍看望，關心他們的生活。我對同學們進行符合實際的思想工作，做推心置腹的建議和疏導。我努力跟他們交朋友，努力成為他們的良師益友。在那四年時間裡，只要不出差或實在忙於其他事情而抽不開身，我總是努力跟同學們交流，關心班級事務，參與他們，時刻不忘我作為班主任的一份責任。

51班的同學們重情重義，他們給予過我很多幫助，我兩次搬家都是同學們幫助我搬的。在科研上，每次在我需要幫手的時候，往往會首先想到51班的同學們。例如，那年我在學校試驗地進行一個草坪試驗，草坪的種植和後來的移栽都是同學們幫助我完成的。

其實我那時候剛剛畢業，思想上還是個學生。 從小學一年級到研究生畢業，當了19年學生，沒有工作經驗，當班主任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鍛煉。我特別幸運有機會擔任班主任工作，通過做班主任，我從領導，同事和同學們身上學到了很多寶貴的行政領導和待人接物的知識和經驗，對我後來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學生工作是大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除班主任以外，每個系有一名專職的學生輔導員，全面負責學生工作，各系還有專門負責學生工作的副主任或副書記，學校一級也有負責學生工作的副校長，學校有團委，各系有團總支，還有校系兩級學生會，每個班級有班委會和團支部，所以，大學裡學生工作方面的力量是很強的。班主任的工作，可多可少，沒有太多固定任務。班主任最重要的任務是從一個專業教師的角度去幫助和引導學生，這往往是純行政的學生工作者不一定能做到的。全校有幾十個班，每個班都有班主任，有一些班主任不怎麼花時間和精力在學生工作上，然而，我對班主任工作很有興趣，對這個工作採取了積極主動的態度，捨得花時間，做更多努力。我本人一貫奉行一個原則，那就是，對任何一件事，要麼不答應，只要答應了，就該竭盡所能，努力做好。

四年時間裡，我跟51班的同學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我出國前，同學們專門為我舉辦了歡送會，讓我很感動。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我常常想念他們，我到現在還能對着照片叫出每個同學的名字。

2005年同學們舉行了入校20周年聚會，我回國參加了他們的聚會，同學們都由當年的青澀單純變成了成熟的社會棟梁，他們都在各行各業做得很好，並為社會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家庭也幸福，我深感欣慰。

我至今跟51班的同學們保持着聯繫，每逢節日我們在班級微信群里互致祝福。有這麼好的學生，讓我感到無比自豪。

三．        結婚

研究生畢業時，我跟女朋友已經戀愛近兩年時間，工作一年後，我們覺得條件已經成熟，決定結婚。我們雙方家庭也都同意我們結婚，那年我26歲，女朋友23歲。

學校住房分配政策是憑結婚證申請，為了申請學校分配住房，我們於1986年6月9日登記領取了結婚證，實際結婚的日子是那年10月1日國慶節。

那年暑假我們一起到了雙方的老家，算是正式見了雙方的父母家人。她家在如東農村，父親在當地一個小鎮的集體所有制工廠當工人，母親務農，跟我家一樣，我們是真正的門當戶對。因為我們那時已經領取了結婚證，算是第一次女婿上門，她家人對我很客氣，她的親戚家人的熱情本分善良樸實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我們沒有舉辦正式婚禮。10月1日那天，我的父親和她的大嫂從上海和如東趕來，分別代表兩家人來見證我們結婚，帶來親人的祝福。那天我們在學校教工食堂里辦了一桌酒席，由我的導師李揚漢先生和師母為主要客人，有我們的良師益友也是媒人江華山丁承英夫婦，我的兩個南京的堂兄弟夫婦，以及我們二人，一共12人。這就是我們的結婚儀式，極其簡單樸素。我們各自買了一套新衣服，作為結婚時穿的服裝，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西裝。我們沒有要家裡一分錢，就是那一桌簡單的酒席，也是我們倆用自己的積蓄支付的。我太太家沒有要一分錢彩禮。我們也沒有買任何家具和電器，比現在的“裸婚”還要簡單拮据得多。

如此簡樸的婚禮，破除了所有俗套的花費和儀式，這在當今的人們來說是不能想像的。是我們那個接受了移風易俗思想洗禮的時代特點，是我們那一代知識青年所倡導的方式，當然，也是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比較窮，經濟條件不允許大操大辦婚禮。人們的婚姻是否幸福，跟有沒有辦婚禮或所辦婚禮的排場大小沒有絲毫關係。

學校分配的房子是在我們婚後一年才拿到的。結婚前，我正好從位於學生區的五舍搬到教工宿舍區的61棟單身教師宿舍樓，該宿舍樓里的標準間由四個人合住，每層樓正對樓梯有一個小房間，只有標準房間的一半大小，只住兩個人，我向學校要求分配到一個這樣的小房間裡，跟我同住的楊森山老師去美國留學，我就相當於單獨住一間房子，它就成了我們的婚房。雖然很小，當時能有這間小房子，對我們來說是很幸運的。

沒有雙人床，我們就在單人床靠牆的一邊加了一塊木板。幾個月後，我的老鄉陸一香送給我們一個雙人床繃，這樣我們才有了第一張雙人床。雖然一窮二白，但是，我們倆都不追求物質，對前途充滿信心，知道困難是暫時的，我們常用《列寧在十月》電影裡的一句台詞調侃說 “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心裡是開心幸福的。

四．        分配住房

上世紀80年代中葉，全國各地各單位住房極其緊張，僧多粥少，我們大學的情況也一樣，中老年教師們的住房還沒有完全解決，我們這批年輕教師又開始進入了成家年齡，需要房子。那時候都是由單位實行福利分房制度，即學校負責分配住房，給使用權，不可私有。分房是當時全校教職員工們最關心的問題，也是學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為了在分房方面儘量做到公平公正，學校制定了一整套分房政策，以學歷，工齡，職稱，職務，婚齡和是否雙職工等等條件，按標準評分，然後再按分數高低分配住房。

記得我曾以年輕教師代表的身份參加過幾次學校組織的分房會議，會議由各類人員代表參加，是比較民主有效的。我在會議上往往積極發言，以公平分房為目的，幫助學校制定有效的分房政策和具體實施方案。

在結婚一年後，我很幸運地分得一間約15平米大的房子，位於37棟宿舍樓的二樓。那棟樓里，本來都是兩房間一套的套間家庭房，由於住房太緊張，只能每間分給一對夫婦。37棟是學校最老的一棟三層宿舍樓，每個樓洞的每層樓里有四套住房， 左右各兩套，每套兩間，所以，我們同一個樓梯同一層樓就住了八家年輕夫婦，八家人合用一個衛生間，每兩家合用一個廚房，好在距離教工食堂近，不需要太經常自己燒飯，廚房用得不多。那時候能分到這間房子，讓我們特別高興，覺得有了自己的家。

我們的七家鄰居包括盛幫躍，周建新，冉偉，高憲平，沈標，魏豐和張爾核。大家年齡相仿，經歷相似，相處得很好，都在那幾年裡生了孩子，我們相互幫助，互相照應，一起度過了一段極其快樂的時光。我到現在都經常回憶那段時間，倍感親切和快樂。

到這個時候，我才感覺到我們是真正地在南京這個大城市安了家。這也標誌着我單身生活的結束，家庭生活的開始，擔當的角色改變了，人生進入到新的階段。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家，我們在這裡住了三年多時間。在我出國一年多以後，學校調整住房，家裡分到了一套一室一廳有單獨廚衛的房子， 條件得到了進一步的改善。

五．        報考博士研究生

從大學到研究生，接受高等教育達七年之久，畢業後當上了大學老師，比小時候的理想好了很多，一度考慮過從此休息一下，安定下來，享受生活，輕鬆愜意，過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日子，然而，再一想，作為年輕有一定理想的人，既然走上了科學的道路，就應該繼續努力，發揮自己的更大潛力。朝周圍看看，一起讀書的同學，很多都猛志常在，因此我又決定把已有的進步當成新的起點，下決心繼續奮鬥，更上一層樓。

1986年我們的農業植物學專業被國家教委批准為博士點，我的導師李先生被批准為博士生導師。1987年李先生動員我和黃建中（我一直叫他老黃）一起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那時候，高校把老師的學位看得越來越重要，我認識到，既然當大學老師，就應該爭取拿最高學位，因此我決心讀博士。本來心裡的第一選擇是出國留學，到國外讀博士。那個時候出國熱已經欣起，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都想出國，另外，讀學位應該儘量避免“近親繁殖”，也就是碩士和博士應該在不同學校不同導師指導下讀。然而，自己的導師親自動員，沒有拒絕的餘地。

那年春，李先生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在會上跟一些國際知名專家建立了聯繫，並跟一個加拿大教授達成了一項送學生出國的聯合培養協議。從美國回來後，李先生跟我和老黃說，我們中有一人的博士學位將採取國際聯合培養的形式，即在國內讀兩年，然後再到國外讀兩年。有了出國機會，我考博士的熱情大大提高。

博士研究生考試，專業課沒有難度，主要難點在英語。李先生本人英語很好，對自己的研究生的英語要求也就很高。 我們除了常規的由學校英語教研組統一出題的英語考試以外，李先生還增加了一項專業英語考試。我和老黃被要求在規定的時間內翻譯一本專業書的一個章節，由李先生親自批改，從翻譯準確性和在規定時間內所翻譯出的篇幅給予評分。

我和老黃都通過了考試，被順利錄取。我們於1987年9月成為李先生的博士研究生。這之後的近兩年時間裡，由於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放在複習英語，考托福和辦理出國上面，我的博士學習受到影響，即使是這樣，我還是選修了好幾門博士課程，博士研究工作一直沒有開始， 只是一心想出國。

六．        學英語，考托福，出國

我於1987年春季開始備考英語，先參加了本校舉辦的英語培訓班，但是，那不是專門針對托福的培訓，效果不好。後來到南京航空學院（南航）的托福班上夜課。到南航大概40分鐘騎車的距離，為了上這個托福班，我專門買了一輛自行車，以便每天晚上去南航聽課。培訓班完全自費，我拿出了家裡幾乎所有的積蓄報名參加。培訓班由一個剛剛從美國進修回來的吳姓老師主講，每次三個小時的培訓課，我們做大量的托福練習題，然後，吳老師根據我們的答題和標準答案進行講解，那是當時全國各地托福強化班的普遍形式。為了練習聽力，我還買了一台二手錄音機。我用幾個月時間，集中精力複習英語，於當年十月參加了托福考試。

備考托福的那幾個月，是我一生中最艱苦最投入的的一段時間，也是最全神貫注的一段經歷。因為自己的工作不能耽誤，我是利用工作以外的時間學習備考的。那年夏天有火爐之稱的南京尤其酷熱，坐着不動都會全身大汗淋漓，為了學習，我就用電風扇對着自己吹，後來落下了一旦吹風就肚子疼的毛病，使我在後來幾十年的生活中變得“弱不禁風”，一吹冷風就難受。為了提高英語聽力，我買了很多英語聽力磁帶，一遍又一遍地反覆聽，到考試前，硬生生地把錄音機用壞了。

托福報名那天我起大早到南京大學排隊報的名，報名的29美元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老鄉王平從美國寄給我的。考試也是在南大舉行的。我本來對任何考試都不害怕不緊張，一般情況下，睡覺不受影響，也就不會因為睡眠不好而影響考試成績。但是，那次托福考試不同，考前兩個晚上都沒睡好，因為心中對出國有志在必得的決心，給自己施加了太大的壓力。考前的睡眠不足對考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所幸最後分數還可以，超過了當時大多數國外大學研究生錄取分數線。

那年冬天我收到加拿大里賈那大學的錄取通知，立即開始辦理出國批文。當時的出國類別中並沒有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這個類別，所以，出國手續以自費公派訪問學者身份申請辦理，南農是農業部直屬大學，訪問學者出國手續本來由農業部外事司負責辦理，然而，手續辦得差不多的時候，發現我的項目其實是聯合培養研究生，必須轉到國家教委辦理，因此，又重新辦理所有的手續和材料。出國手續的辦理過程複雜而緩慢，我自己到北京去過好幾趟，最終才於1989年春季辦理成功，整整花了一年半時間。那段時間我深切體會到當時國內一些部門的低效率，慢節奏，繁瑣拖拉，官僚主義，所受到的無理刁難，讓我氣憤至極，至今不堪回首。

有了國家教委的批文，我在南京辦理了護照，然後由北京的中國語言學院辦理了一切後續手續，包括簽證體檢，申請簽證，出國前的集訓，發放制裝費和買飛機票等等。

出國手續包括了兩次體檢，第一次是在申請護照前，在南京工人醫院體檢的。 第二次是簽證體檢，在北京的一個由加拿大指定的醫院體檢的。不知怎麼的，那次北京的體檢讓我特別緊張，就無緣無故地擔心會檢查不合格而出不了國，體檢前幾天開始心律不齊，我怕被查出問題，體檢前吃了硝酸甘油片。其實，那是心理極度緊張造成的功能性問題，體檢完了就沒有再出現過那種症狀，之後幾十年也沒有再發生過心律不齊的毛病。

國家發了900元置裝費，用於添置出國用品。在國外期間，國家教委資助我每月450加元生活費，為期兩年。出國日期定在1989年6月4日。我和太太於2日到達北京，住在語言學院宿舍里，3日還到天安門廣場遊覽了一番。本來一切就緒，滿心滿意地肯定第二天上飛機，誰知道，3日晚上北京戒嚴，解放軍進城，4日早晨我帶着行李來到指定地點準備乘交通車去機場，突然被通知走不了了，由於北京戒嚴，交通完全中斷，馬路上到處是路障，交通車無法開出，無法趕去機場，也就無法出國。

我焦急萬分，好不容易辦好了一切程序，最後一步卻出現問題，心中不甘。我在語言學院內到處轉悠，打聽消息，試圖找到辦法出國。5日我注意到，大街上出租車已經開通了，一個學院的老師給我出了個主意，讓我到飛機售票點碰碰運氣，看能不能將飛機票改期。因此，我從語言學院的門衛間租了一輛自行車，到位於東四條街上的民航售票處，懇求換票，也是運氣好，工作人員給我換了7日經過東京飛加拿大的機票，這讓我欣喜若狂。由於戒嚴的緊張氣氛，人們都表情嚴肅，但卻特別通情達理，滿腔熱情，讓我這本來沒抱太大希望的事情能夠順利辦成了。那時候的喜悅是極大的，因為很多流言認為國家將會重新關上國門，回到閉關自守的老路上去，所以，那時候能夠出國，更覺得機會難得。

為了防止夜長夢多或出現其它意外，我決定儘快趕到機場去。因此，6日早晨我在學院門口攔下一輛出租車，先將太太送到她的同學家，請她的同學幫助她回南京，然後我就到了首都機場。記得那趟出租車花了250元錢。這是一筆昂貴的價錢，因為那時候我每月工資還不到一百元。當時只有一個念頭，只要能夠到機場，再貴也捨得。

我在機場裡等了30多個小時，終于于7日下午，順利登上飛機，那一刻，我才真正地鬆了一口氣。後來的旅行一切順利，經過東京，溫哥華，最後到達我的目的地加拿大里賈那。當時的全部家當就是裝着基本衣物用品的兩個旅行箱和口袋裡揣着的100美元現金，這就是我來加拿大時的全部所有，是我的下一個起跑線。 我來到地球的另一端，從零開始打江山。

關於聯合培養研究生，國家教委起初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實施起來很難。事實上，這個項目只實行了幾年時間就停止了。我不知道國家教委有沒有這方面的統計和總結，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地實現了聯合培養的。我在加拿大做博士研究的時候就意識到，聯合培養對於大多數理工科專業，特別是實驗科學類的專業，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國外做實驗的儀器設備，樣品和試劑等等，國內學校都是沒有的，回國以後導師的教導和實驗技術的指導也很困難。因此，經過加方導師的提議和國內工作單位批准，我由聯合培養研究生身份轉成里賈那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完全在國外完成了博士學位的學習。

原來李先生只打算送我和老黃當中的一人出國，後來，老黃也來到加拿大，他的事業家庭都很好，我們在異國繼續是最親密的朋友。

七．        職稱和待遇

當時學校的政策是，凡是有碩士學位的人，工作一年後自動升為講師，不需要考核或評比。因此，我於1986年取得講師職稱，工資從剛畢業時的每月56元增加到70多元。到出國前，工資漲到了96元。

住房由單位分配福利房，只象徵性地交一點房租，水電費也很低。我們有全額醫療保險，看病吃藥都由國家負擔。出差憑發票報銷一切花費，沒有補貼。那時候我的主要出差都是到科研協作單位去做試驗，一般情況下，協作單位都安排熱情招待。

那種體制有一定的優越性，是社會主義的性質。但是，事物都是有得有失的，在享受那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同時，我們也被相對的低工資所困擾。那時候有幾個通俗詞語表達知識分子待遇差的現象， 包括“剪刀差”，“腦體倒掛”，“手術刀不如水果刀”，“搞導彈不如賣茶葉蛋”等等。從中小學老師到大學老師，還有科研單位的科學家們的工資都普遍比較低，國家知道這種情況，但當時沒有經濟能力解決。

我到過一些老師家，即使是教授副教授家也是不富裕的。我的導師是全國著名教授，他家只住一套舊的兩室公寓，他平時花錢總是精打細算，吃穿都很基本。我結婚後，即使有兩個人的工資，家裡還是很拮据，工資的大部分都用於日常生活花費，積蓄不易。

我出國後沒幾年，國內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對這些福利待遇實行改革，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現在國內的人們的住房和工資都有巨大的改善，享受着改革帶來的好處。

八．        太太調動工作， 女兒出生

我的太太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南京氣象學院工作，學院坐落在長江北邊的一個丘陵農村，距離南農比較遠，單程公共汽車需要兩個多小時。這個距離給生活帶來了很多不方便。因此， 結婚後，我下定決心要解決夫妻分居，將太太調到南農來工作。正好，當時南農的人事工作重點之一就是解決年輕教師夫妻分居的問題，所以，接受單位沒有問題。然而，氣象學院卻不願意放人，這讓我們大費周章，包括有一次給一個領導送禮。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給領導送禮。那天，我們兩個缺乏社會經驗的年輕人，買了煙酒水果等等物品，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來到那個學院幹部家裡，緊張慌亂地敲門進去，也不知道怎麼講話，吞吞吐吐，詞不達意，後來經過多番拉拉扯扯，對方終於接受了禮物。走出他家時，我已經汗流浹背，就像剛剛做了一件特別丟人的違法之事一樣，那種忐忑不安，心中有鬼的感覺，真是難以名狀。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鬆了口氣，如釋負重，象是取得了一項勝利，或完成了一項特別艱苦的任務一樣。那次的特殊經歷讓我終身難忘。

經過努力，我太太終於如願於1987年7月調入南農工作，結束了為上班而奔波勞頓的生活。當然，後來我們又都很後悔工作調動這件事，因為僅僅兩年後，我到加拿大幾個月後就幫助太太辦好了讓她到加拿大進修的邀請函，如果沒有調回南農，她應該很快就能到加拿大進修，我們一家也就順利團聚，但是，由於調入一個單位，相當於自投羅網，南農象扣人質一樣將我太太扣壓在國內，不讓出國，達三年之久。在那三年裡，我從國外給有關領導寫過很多封信，我們好話說盡，就是沒用，太太的出國一事就是不被批准，即使辭職也不同意。後來，等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出國政策變得更加開明寬鬆，在這樣的大形勢下，學校才同意她辦理了退職手續，到街道辦的出國手續。如果當初堅持克服一下，不那麼急切地調動工作，由於不在本單位，我的學校就沒有辦法扣人。所以，凡事往往有兩面，有利有弊，不容易兩全。

太太工作調動的最大好處就是為後來女兒的出生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由於調動到南農，她不需要挺着大肚子擠公共汽車上下班。1988年2月我們的女兒在位於新街口附近的南京婦幼保健醫院出生，那是南京最好的婦幼醫院，我的恩師徐漢卿教授的女兒在那家醫院當護士長，我拜託她幫忙才得以住進那家醫院的。孩子快出生時我的母親和岳母都來了南京，幫助照顧母女。

我至今都記得當時喜得女兒初為人父時的幸福感覺。當然也感覺到了一份責任，心中立志要努力再努力，一定要讓女兒生活幸福， 成為世界上最快樂最幸福的孩子。

九．        貧窮並快樂着

我和太太都剛工作不久，工資低，兩家父母也都不富裕，我們立志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雙手創造未來的幸福生活。我們對生活要求不高，兩人的工資，維持簡單生活沒有問題，稍有盈餘，積攢下來留着以後的家庭建設，但是，生活很節儉，決不浪費一分錢。雖然窮困，我們卻是度過了一段“窮快活”的美好時光。

搬入分配的住房時，我們用微薄的一點點積蓄加上從親戚家借來的一些錢，買了一套簡單的組合家具，並買了一個雙人床蓆夢思，但是床架設計不好，質量差，席夢思放上去經常掉下來，我們就只能用磚頭墊在席夢思的四個邊角處作為睡床支撐，既土氣，又不雅觀，好在用床單遮蓋住了磚頭，外人看不到。

1988年夏，我媽媽在南京幫助我們帶女兒，她閒的時候沒事做，感到很無聊，我們樓下鄰居家有一台電視機，每天下午都播放當時最流行的香港連續劇，那時候電視劇是新鮮產物，人們都很喜歡看，我媽媽也特別想看，因此她就到那家門外站着，蹭看幾眼，鄰居起初很客氣地請她到室內看。然而，時間長了，鄰居的家人就在語言和表情上表現出不客氣，甚至說出侮辱性的話語。有一次，被我發現了，我立即決定將家裡的全部存款拿出來，再從朋友處借一些錢，湊足400多元買了一台14寸黑白電視機，那時候，國內還沒有彩色電視，14寸是最普通的電視機大小。如果不是我發現母親在別人家為了看電視受人白眼甚至侮辱，我不會想到買電視機，畢竟那年代電視機價格昂貴，屬於奢侈品。買了電視機之後，當我看到媽媽在自己家裡隨便看電視，再不需要低聲下氣的到別人家看電視，我特別欣慰，覺得再苦也值得。

1989年春節，女兒還不到一歲，我們回老家過年，假期結束後，為旅行方便，我們決定從南通坐輪船回南京，那是一整夜的行程時間。我們本來可以買兩張臥鋪票，那樣照顧孩子方便，我們倆也舒適些，但是，臥鋪票比通間坐票貴一些，為了省錢，我們只捨得買了一張三等臥鋪票，另一個人買了便宜的五等大通間的坐票。登船之後才發現，三個人用一張小床，極不方便，小孩子睡下來後，其餘的空間我二人坐得很擁擠，讓一個人到五等船艙去坐也不行，因為孩子正患感冒，鬧得很，需要我們兩個人都在旁邊隨時照顧。那一夜特別辛苦，現在想起來還不堪回首那種窘迫。想起來就後悔，真不應該省那幾塊錢，只是當時經濟不寬裕，買船票時，只想着能省一點是一點，沒想到受了那麼多罪。

人的幸福感跟物質是否豐富不一定相關，我們那時候工資低，住房小，沒錢，吃得差，穿的差，但是那時候生活隨意，無憂無慮，對未來充滿希望，所以，玩的時候隨心所欲，笑的時候開懷大笑，開開心心，快意人生。

我每星期都會好幾次跟朋友一起聚餐，那是我最喜歡的事情，到今天還懷念那樣的日子，幾個朋友一起，買一隻鹽水鴨，用鹽水鴨的湯做一個蛋湯，再加一個炒青菜，每人弄半斤酒，神仙般的生活。周末，我們到郊外看景，野餐。 我們爬山，聯誼，唱歌，跳舞。我們還遊園，划船，散步，拍照。那時候出門沒有私家小汽車，出租車用不起，家裡只有一輛自行車，騎上自行車，後座上帶着媳婦，想到哪裡就去哪裡，那段時間是快樂的，開心的， 幸福的。

十．        那些人，那些事

我們教研組和研究室的幾個年輕教師都相處得特別好。老黃，陳秀琴，王佳勝（小王）和我很投緣，我們相處得很隨便很快樂，成為特別好的同事和朋友。我們上班時互相幫助，相互支持，下班後經常一起相聚甚歡，熱鬧而開心。

教研組裡的另外四位年輕教師有王慶亞，胡金良，馬國英，匡安秀。 後兩位老師在我加入研究室後不久就離開了。我跟他們合作得很好，相處緊密，建立起了和諧有效的工作環境，避免了很多人際關係中的煩惱。

由於工作關係，我跟學校各部門，系級領導和本系其它教研組的老師們打交道的機會越來越多。學校各處級部門中，我跟科研處，生產處，財務處，外事處，後勤處和汽車隊打交道最多。當時系裡打交道最多的有總支書記宋銀富，副書記陳九齡，蹇興東，系主任張榮銑，副主任黃丕生，翟虎渠，王耀南，系辦公室主任昌露，學生輔導員胡金波和顏爭鳴等等。這些部門和領導人員都給予過我很多的幫助和支持。

以前是學生，生活簡單，思想單純，周圍人際關係不複雜，沒有利害衝突。參加工作以後，需要做事情，要跟人打交道，要做事就可能得罪人。記得那時候我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我怎樣才能既不得罪人，又能有效地多做工作做好工作。我努力探討這種方法，觀察周圍的人，發現有這種能力的人，就向他學習。一段時間我喜歡跟王耀南老師聊天，就是想向他學習這方面的經驗，他是一個很有能力，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榜樣。

學校經常有外國專家來訪問交流，我曾多次被系裡分派參加接待外賓的工作，主要是做介紹或陪同，我從中練習提高英語口語能力，並有機會認識外國同行。我在性格上屬於外向型，有“自來熟”的性格，所以，在建立聯繫結識朋友方面很方便，這種性格一直沒變，不管搬家到什麼地方，我往往很快就能認識新朋友，並能跟新老朋友都保持長久友誼。

那四年的時間裡，國家經歷了兩次學生運動。第一次是1986年底從安徽合肥開始，進而擴展到好幾個省市，持續一個多月的學潮。南京部分高校也有參與，南農基本上沒有涉及其中。運動過後，南農跟全國其它高校一樣，加強了學生的思想工作。我作為班主任，按照上級要求，參加和組織了班級學生的政治學習活動，用開明誠懇的說服解析和引導工作，做學生的教育工作，效果顯著。

那次學運之後，教育領域進行反思，學校召開過幾次民主生活會，廣泛徵求教工和學生的意見，尤其是對學生思想工作，社會思潮和國家發展廣開言路，希望對群眾最關心的問題能夠上達決策者。我被選為年輕老師代表參加過幾次這類會議，我往往發言比較多，因為性格直爽，所以講話很直接，是典型的憤青，然而，每次會議之後，後悔不已，覺得言多必失，我的太太也多次提醒我，在政治上不能太直爽，要善於保護自己。後來出國後，決定留在國外發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怕我這種性格在國內可能會惹禍。

第二次就是1989年春夏的學運風波。運動以悼念胡耀邦逝世為導火索，北京高校首先發起，波及全國，持續近兩個月的學生運動，最後以北京戒嚴，六四行動告終。我們學校的部分學生也參加了運動。作為班主任，我按照上級指示，到班上開會，傳達精神，但是自己始終沒有真正參與任何活動，公開場合講話時都特別謹慎，寧左勿右，與主流思想保持一致。我不希望因為政治上的不小心而影響出國。

我對社會有所了解和思考，我深深地痛惡社會的不公正，制度的不合理，我同情弱者，痛恨腐敗，痛恨不平等，嚮往公平。作為沒權沒錢沒關係的普通人，我很多次受到過歧視和不公平對待，每次都特彆氣憤。我覺得那種制度應該改革，後來一直是國家改革的最堅定的支持者。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是最重要的，沒有公平公正，百姓就沒有幸福可言。另一方面，那也成為一種勵志，讓我思考一個問題，我應該怎樣才能在那種社會制度下，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處境，不被欺負壓迫。

結束語

從研究生畢業到出國之前那四年，我的事業和生活都剛剛起步，個人奮鬥異常艱苦，經濟上幾乎一無所有，但對前途充滿信心，感覺一切盡在掌握，倒是過得隨心所欲，自由自在。

那段時間包括了我最快樂的時間，為事業的進步艱苦努力的時間，世界觀改變最多的時間，也是思想成熟最快的時間。我從學生到老師，學習和實踐了從事應用科學研究，從助教到講師，有洞房花燭夜，也有金榜題名時，為人夫，為人父，考上了博士研究生，成功通過托福考試，順利地趕潮流實現出國理想。雖然貧窮，但是充滿夢想。我從單純的懵懂憤青變成善於思考有一定主見的社會的一員。那是一段難忘的歲月，生命中一段值得歡慶的時間。那段時間裡，有初入社會的激動和彷徨，有為理想而付出的艱辛和汗水， 有實現成家立業目標的喜悅和欣慰。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那是一種隨意人生的快樂，艱苦奮鬥的快樂，實現願望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