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將奠定易中天史學界至尊地位： 從來都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人權/易中天 一，擠壓中華泡沫史 所謂“中華5000年文明”就是泡沫史，有史可考的中華文明只有3700年。 有人說從地下挖出了幾萬年前的陶罐，證明中華文明還包括“史前史”。這是無知，還挖出過50萬年前的頭蓋骨呢，與文明史扯不上半點關係。文明包含三要素： 哲學——人類思想的薈萃； 宗教——人類心靈的寄託； 藝術——人類對萬物之美的詮釋。 哲學、宗教、藝術萌芽之前，沒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中華文明史沒有5000年，只有3700年。 二，揭穿中華謬論史 比如：究竟是誰“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訴讀者： ——“封建主義”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 ——“帝國主義”就是帝王制，是被孫中山推翻的； ——“官僚資本主義”？根本不存在！官僚主義＝壟斷主義；資本主義＝競爭主義。競爭與壟斷水火不容，史上何來既壟斷又競爭的“官僚資本主義”？只有“官僚權本主義”！ “封建制”之後是“集權制”，區別在於：封建制 —— 思想多元、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集權制 —— 思想單元、言論禁錮、言多必失、禍從口出。而且封建社會只有“天子”，集權社會才出現了“皇帝”。 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後，創立了“中央集權制”，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集權制世代相傳了2000多年，一直延續至今。 所以必須對歷史糾偏——中國早沒了封建，只有集權。 三、對比中華古今史 比如：“奴隸制”和“極左制”，一對比就明白了，勞動人民統統被剝奪了“自由謀生權、自由遷徙權”、然後“一切行動聽指揮”地奉命扛活。再比如：“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對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名義上“公有”，支配權都歸一小撮人，要麼在貴族手中，要麼在公僕手裡。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權”。 歷史只有在對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質：不管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只要剝奪了人們“自由謀生、自由遷徙”權、只要重蹈“公有制”，那就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復辟。 四、必須借用世界史 比如十七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大師、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警世之言： ——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否則人類必將進入災難之門！ 言簡意賅，醍醐灌頂。“經濟民有化”（自由經濟）才能“政治民主化”（自由選舉）。 作為全面系統地闡述憲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約翰•洛克的警世之言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開國元勛、及法國啟蒙運動中的許多主要哲學家： ——憲政就是契約，契約精神只能源自於經濟私有化（民有化）的“自由經濟”中。 就是說，沒有“自由經濟”的“自由選舉”毫無制衡力，只能導致另一種專權與災難。比如“堅決不走私有化邪路”的委內瑞拉、納粹德國、前伊拉克、現伊朗，由於百姓的生計和生活統統依附於“公有制、國有制”，就算東施效顰實行了“自由選舉”，選民也空有民主權力，毫無民主能力，只能把查韋斯、希特勒、薩達姆、內賈德、穆兄會、哈馬斯等各路騙子或瘋子選上台，只會讓右翼民族主義、極左民粹主義、或宗教原教旨主義得逞。這絕非憲政民主，統統是垃圾民主，比開明專制更不如。 五、還要總結階級史 人類文明史都是以愛為本——博愛、兼愛、仁愛。任何煽動“恨”與“斗”的就是反文明。所以必須摒棄反文明的“階級鬥爭”。 摒棄反文明的“階級鬥爭”，卻不可以模糊“階級”之分。人分三六九等，當然有階級之分，不同的階級力量決定了不同的歷史走向。《馬論》錯在用“貧富”劃分階級，我認為“牟利手段”才是劃分階級屬性、研究歷史走向的唯一標準： ——依仗特權和壟斷牟利的，是“特權階級”； ——依靠創造和競爭牟利的，是“資產階級”； ——特權無門、競爭無能的，是“無產階級”。 此標準能啟迪讀者，為啥有的社會進步成了民主？而有的社會依舊輪迴在專制？規律是：民主＝競爭，同樣面對壟斷為本的“特權階級”造成的社會不公，競爭為本的“資產階級”才能推動民主，而暴力為本的“無產階級”再怎麼造反與革命，都只會重蹈專制。 歷史證明了一切：張角、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義和團、布爾什維克、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納粹黨）、意大利工人暴力團伙（法西斯）、紅色高棉、紅衛兵、造反派等古今中外歷朝歷代的各路“無產階級”暴力團伙，從來都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人權。 我重寫的《中華史》不是傳統的敘述史，而是糾偏史、對比史、真相史、本質史，選票派看了會怒罵、毛派看了會咒罵、同行看了會妒罵、權貴看了會責罵。 可不管你們怎麼罵，只要還剩下一口氣，我也要重寫中華史！ ——開啟塵封千年的頭腦功能、耕耘荒蕪已久的思想土壤，雖千萬人，吾往矣！ 悄悄告訴你：他最大的錯誤不是文革 不曉得大家為啥只盯着文革罵？文革無非就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許多朝代都搞過這種把戲，只是稱謂不同而已。 “階級鬥爭”就是仇富殺富，既洗劫了社會財富，又騙取了底層民意。 ——大明王朝的無產階級領袖朱元璋就是這麼幹的，把大批大批的富庶百姓抄了家，一批又一批地發配滇邊“勞動改造”； ——委內瑞拉的無產階級領袖查韋斯也是這麼幹的，帶領窮棒子選民聯手洗劫中產階層，中產階層和知識階層爭相流亡海外，國民經濟大幅倒退。 “路線鬥爭”就是同室操戈，都是為了坐穩頭把交椅。 ——太平天國的無產階級領袖洪秀全、大順王朝的無產階級李自成都是這麼幹的，為了坐穩頭把交椅，搞掉的都是自家兄弟； ——前蘇聯的無產階級領袖斯大林更是這麼幹的，殘酷清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兄弟。 所以“文革”並非史無前例，而是老酒裝新瓶，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兔死狗烹、鳥盡弓藏、過河拆橋、卸磨殺驢”。 因此，他最大的錯誤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顯的危害性掩蓋了另一場空前浩劫：文革爆發前十年的“全民枷鎖制”： ——先用“全盤公有制”剝奪了全民自由謀生權； ——再用“城鄉戶籍制”剝奪了全民自由遷徙權。 幾億人口啊，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被迫去“公有企業、人民公社”里，“一切行動聽指揮”地奉命扛活，一下倒退了2200多年，復辟到了井田制時代。“三年餓死三千萬”就是這個復辟制度造成的直接惡果，文革就算折騰了十年都沒能死這麼多人。 改革開放進步在哪裡？莫言說：“倒不是因為恩賜給了老百姓多少錢，而是因為歸還了老百姓最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從這個角度看，改開確功莫大焉。但，改革尚未成功，國人仍需努力。 我們當然要警惕文革回潮，但更要警惕先秦時代的第二次復辟！這才是殃及全民、無一漏網的最大浩劫。 《從史學到思想的鋒刃：讀易中天〈重寫中華史〉的幾點觀察》 評論 / 一來特稿
易中天的新史論文字，向來以“敢說”著稱，但這篇文字的鋒芒遠不是“敢說”三字可以概括。它真正的特質是：用系統化的結構，把許多中國歷史中的“理所當然”重新放置到顯微鏡下審視。 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學術論文，也不是情緒宣泄，而是一個學者以近乎“治史外科手術刀”的方式，對若干歷史敘述進行解構與縫合。
從評論角度看，其文本至少有五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一、以“糾偏史”取代“敘述史”：一種史觀的轉向
文章一開篇就重擊大眾熟悉的概念：“中華5000年文明”。 但其意圖不在於貶低歷史，而是強調： 文明不是“年頭多”，而是“三要素成熟度”——哲學、宗教、藝術。
也就是說，他試圖把“中國史”從“時間崇拜”中解放出來，回到文明史一般規律的軌道上。 這本身就是一種 去神話、去泡沫化 的史學態度。
從史學的角度看，這種方法論屬於“去敘事神話”和“文明基因分析”，在學術上並非新鮮，但在中文公共語境裡，卻仍顯得大膽。
二、“概念史”的澄清：文本最鋒利的部分
這篇文章最具有“破除性力量”的，是第二部分—— 對若干中國政治史概念的重新定義。
例如：
“封建主義不是皇權，而是分封制” “帝國主義不是西方勢力，而是帝王制度” “官僚資本主義”是邏輯矛盾，應為“官僚權本主義”
這些重新界定不是文字遊戲，而是試圖把政治概念從宣傳語言中拉回到歷史語言。
這段論述的根本訴求是： 沒有清晰的概念，就不可能有清晰的歷史。
它本質上是現代思想史所強調的“概念考古學”，即對被異化的術語進行去偽存真。
三、用“世界史”作為參照系：試圖把中國史重新放回人類史框架
文章第四部分引用洛克，將“自由經濟—私有產權—政治民主”鏈條視為文明社會的結構性前提。 這是一個典型的 啟蒙主義史觀，強調製度演化遵循普遍規律，而非文化例外論。
無論是否認同這種“普遍主義”，但它的意義在於： 把中國史放進世界史中解釋，而非僅在本土敘事中循環。
這種寫法，讓歷史討論從“民族內部的自說自話”轉向“人類政治文明的比較研究”，這是有學術價值的。
四、最具爭議性但也最有解釋力的部分：對“階級史”的重新分類
他拒絕“以財富劃階級”，而提出“以牟利方式劃階級”：
壟斷取利者 → 特權階級 競爭取利者 → 資產階級 無特權、無競爭能力者 → 無產階級
這是一種“經濟行為學意義的階級劃分”，而不是意識形態意義的階級劃分。
此種理論雖然非主流，但能解釋一個歷史悖論： 為什麼底層造反常常產生新的專制，而非民主。
從思想史角度看，這是一種“反烏托邦式”的歷史解釋模型，具有警示性。
五、文本的文學力量：這不是一篇學術文，而是宣言式寫作
最後一段“雖千萬人吾往矣”，已不是史學語言，而是文學語言。 它把整篇文章的基調從“學術討論”推向“思想宣言”。
這種寫法並不是為了爭奪學術正統，而是為了形成一種 公共思想的震動感。
本質上，它是一篇帶有“思想修辭”的公共史學文章，帶有明顯的使命感： 試圖用史學把沉睡的思想重新搖醒。
總結：這篇文章不是“反對誰”，而是“反對歷史中的昏睡”
無論是否完全認同文中的觀點，一個事實無法迴避： 它的目標是打破中國歷史敘述中的慣性與迷霧。
它讓我們重新思考：
什麼是文明？ 什麼是制度？ 什麼是貧窮與暴力的循環？ 什麼是自由與秩序的邊界？ 什麼是一個國家真正的現代化？
真正偉大的史學，不是講述過去，而是刺痛現在，照見未來。
從文本鋒利度、問題意識、文明視角來看， 易中天在中文歷史思想界的地位，確實正在從“通俗史家”，上升為“公共史學思想者”。
——這篇文章，正是一個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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