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画像！

（一）中国人的民主梦！

关注台湾2024年的换届大选，观看台湾的竞选辩论会后再反观对岸的大陆政府，民主选举与独裁专制由此可见一斑，行文至此忍不住的想骂一句：去他妈的定於一尊，只要习近平不下台，这个国家就不会有未来，现在这厮已经把大陆搞的天怒人怨，整个社会都处在一个临界点，正因为如此所以有海外的民运人士预判：习近平的政权已经是摇摇欲坠，共产党的寿命也已经进入倒计时，所以他们认为在共产党倒台后，他们回到大陆去也能像台湾一样，实现民主选举，为此他们在美国举办了“国是会议“坦率的说返回到大陆搞民主的想法不过是海蜃楼市罢了，真到共产党倒台的那一天大概率出现的只能是军阀割据（或地方政府自治）搞民主根本没戏。

不可能实行民主的原因很简单：在大陆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民主是一种很昂贵的东西，搞民主需要的附属条件有很多，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它就像是在茶话会上品茶与蹲在街头喝大碗茶一样，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民主就像种植名贵的花卉一样（需要好的品种，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还需要有人来剪枝要有人呵护）而目前在盐碱地只适合种韭菜，那种菜给点阳光就灿烂，还可以割了一茬又一茬，要想在大陆搞民主没有土壤的改良，没有N代人的脱胎换骨根本就没戏。要等到（包括笔者在内）的那代喝狼奶长大的，还有喝地沟油长大的乃至几十年来“被洗脑“洗成了傻逼，洗成了战狼的几代人死光后，中国才会出现有民主曙光。

这些话上去会感到很逆耳，很黑暗，很无奈，很伤感，甚至感到很气愤，但是我所说的这些却并不虚伪，当年美国人推翻了独裁的萨达姆，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起民主自由的政府，结果却做成了夹生饭，因为在伊拉克没有民主的土壤，接着美国人又在阿富汗建立起了民主政权，其结果也事与愿违阿富汗变成了塔利班的天下，原因也是那里没有民主的土壤，这个道理放在中国人身上也是一样，在台湾可以搞民主选举，因为台湾的地域狭小（不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而且政党轮替在台湾有反对党，有议会，有新闻自由，这些基础的条件在大陆都不具备。

实事求是评估中国的政治生态，那八个民主党派就是花瓶（也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再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就是国外的国会在台湾相当於议会）不过是象皮图章，而新闻监督那就不要提啦，因为在中国的媒体姓党，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某一天共产党真的倒台了，在没有反对党接盘的情况下，大陆政权也不会由海外的民运组织所接管，原因也很简单：海外民运山头林立已经折腾几十年啦，到现在自己内部还是四分五裂，彼此之间各自为营，即不能相互包容，也缺乏号召力，在海外混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成气侯，混的还不如法轮功，所以海外民运还是息了吧。

有人说台湾是未来中国民主的希望，并希望有朝一日能“三民主义“光复大陆，我可以肯定的说：你这是又想多啦，首先台湾人不会有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再者说台湾人也没有那能力，你想想看台湾一共二千三百万人口，而大陆的中原省份，还有西南省份的人口动辄就过亿（这岂不是蛇吞象吗）其次尽管两岸属於文化共同体，但是彼此却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甚至在情感上也有隔阂（缺乏共同语言）在海外生活超过20年的大陆移民都知道，在海外的社交活动中（私人朋友除外）中港台三方的移民基本上彼此不相往来，那么你指望着台湾去光复大陆，这是不是南柯一梦！再者说了：谁愿意背上这么大的一个包裹，所以光复这就是一厢情愿。

说到要“三民主义“光复大陆，这是前总统蒋先生时代的一句政治术语，如今这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这句话在大陆的语境中叫～振兴，你想想看这些年来大陆喊出了多少个振兴，要振兴京剧，要振兴足球，要振兴传统文化，到后来又提出：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一通振兴的实际效果如何，中国大戏院，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戏院，建设的一个比一个豪华，作品却一个都没有（文革还有八个样板戏）而如今京剧大师们只能翻唱古人的段子戏，如果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恐怕他们连水电费都交不起，振兴足球那就更别提啦，东北振兴也成了投资不过山海关，至於要振兴传统文化最恶心人，托着满清王朝的大辩子去磕头烧香而已。

所以说在大陆，要振兴这个，要振兴那个，还有“不忘初心“以及“中国梦“其实这些在社会的实践中它们只是一个贬义词，现在台湾有七成的民众希望维持两岸现状，还有相当一批年轻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提什么“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啦，如今台湾对大陆是退避三舍，这事你也怨不得别人，过去还有一个能下金蛋的香港做诱饵，结果香港被习包子活生生的掐死啦，这血淋淋的前车之鉴台湾人看的清清楚楚，人家就是再缺心眼儿也决不会重倒覆辙。

（二）热爱镰刀的韭菜！

在大陆难以实现民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陆的人口素质，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对民众的洗脑教育很成功，在大陆“党媒姓党～听党指挥“的大环境下，经过温水煮青蛙式的洗脑还真培养出来了一大批傻逼，他们从小被灌溉的就是（仇美仇日仇外）的教育，在这样弱智的群体中搞民主那岂不是天方夜谭，搞不好那就是第二个义和团，客观的说像这种畸形的爱国主义教育与法西斯主义也只有一步之遥，说句连我听着都刺耳的话目前在大陆发动二次文革的条件都已经具备啦。义和团变成红卫兵～红卫兵变成战狼～战狼再变成恐怖分子，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你去大陆的网站看看，支持大陆恢复文革的，赞美香港警察镇压的，还有兴高采烈嘲笑日本地震的，赞美习特勒东升西降的话，形形色色的不一而足，总之就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在爱国主义和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教育下，海外华人也成为了他们渲泄愤怒的目标，网上有这样一段视频，在列车上有一位海外华人抱怨了一句环境之类的牢骚话，结果这句话立即就招来了车厢内一位孙二娘的咆哮，这娘们就仿佛像是听到有人说：这家包子铺卖的是人肉包子一样，只见这位母夜叉掐住了那位海外华人的脖子厉声说道，你再说一遍试试看，快点滚出我们中国去，那动作还真生猛，看着还真有点匪婆子的味道，试想在这样的土壤中搞民主，那不是在对牛弹琴～鸡同鸭讲吗，有这样爱国的韭菜在，搞文革和义和团还差不多。

出现这种状况不难理解（一则）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生活中的弱者，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太多的糟心事，还贷的压力，失业的压力，找不到工作的焦虑，这一肚子的不满又不敢批评政府，於是就要在“政治正确“的幌子下寻找发泄的对象（二来）政府长期以来对他们的洗脑，就像是在电脑程序中植入了“病毒“一样，在他们思想上植入各种境外的敌对势力，这样一旦寻找到落单的“敌对势力“后，他们一则可以渲泄心中的各种不满与焦虑，二来也能忘却眼下的痛苦，三来还可以在“正能量“的招牌下不显山不露水的拍政府的马屁，这些人在公权力面前都是奴才。

过去有一句俗话说：一物降一物，意思是别看这帮孙子虎假虎威的，就像在反日游行中那位敲破了别人脑袋的家伙，这种玩意看似像战狼，可他遇到一个提刀的疯子当场就会怂掉（如昆明恐袭事件）或当他们见到权力也立刻就变成了孙子，诸如在反美大游行中那些牛逼哄哄的愤青，在一分钟前还扬言要砸烂美国驻华大使馆，转瞬间派出所的片警过来说一句：散啦～散啦～都散啦，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啦，都回家吃饭去吧，听到片警的这句话后，那些愤青就像是听到奉天承运一样，立马就会做鸟兽散，一位小片警就能把世界闻名的“战狼“给训练的如此听话，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牛逼，看来恶人还需要由恶人来治，这就叫一物降一物。

现在大陆的左倾趋势已越来越浓厚，不少身处海外的华人都已经感同身受（被大陆亲友拉黑或者彼此不再往来）的比比皆是，回到大陆后也会发现：社会上也越来越有文革的气氛啦。像前面描述过的那些傻逼，如今充斥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位北京的女孩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她从美国回北京在出租车上那位司机来自乡下，从一上车开始他就唧唧咕咕，病毒来自美国，三分钟拿下台湾，在大陆越是从贫穷地方出来的人，像这种弱智的玩意儿就越多，对於这司机女孩也赖得跟他费话，只说了一句：嗯，你就使劲的骂美帝你会过的更好，设想一下若在这种素质的群体中搞民主，他不是选出习特勒这号的混蛋，要不就能选出一位黑道上的大哥。

（三）红二代的画像！

说起红二代这个群体，有些类似八旗子弟，红二代脱胎於早期的干部子弟，而干部子弟则源於文革时期，指的是父亲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上，职务在司局长（或部队军师首长）以上的干部子女，这个群体也有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早年的时候开国将领的孩子可以在条件优越的学校读书，比如景山学校，八一学校，育英中学，北京四中等，毫无疑问红二代能获得超越普遍人的待遇，完全是因为自己有一位高干的老爹，这就像任何事物都有利也有弊一样，光环为昔日的干部子弟带来过荣誉也带来了磨难，如今随着共产党的声名狼藉，红二代已成为了一个贬义词。

在文革中早期的红卫兵就是由这些干部子弟所创立，父母身上的政治光环就是他们炫耀的资本，即使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被打倒了靠边站了，已经溶入到骨子里面的那种高傲也使他们依然与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不可同日而语，在文革那样的年代里年轻人都喜欢穿军装，干部子弟就穿上父母的将校靴～将校呢，穿上旧军装有着二层含意：一方面这种制服有钱也买不到，同时它暗示了自己红色家庭的背景，另一方面是即表明了自己艰苦朴素，又穿出了那个年代的时尚，到父母官复原职后自己也到谈恋爱的时候，这时依然与众不同，尤其是给女朋友留联系电话的时候对方一看家里有电话，自然就增加了成功的筹码，这些都令普通人可望不可及。

北京的干部子弟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大院文化（地方上有部委大院，部队上有各兵种的大院）这种居住环境在国外很少见，它有些像台湾的眷村，不同的是北京大院能够自给自足（大院就相当於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有点类似今天的高档小区，大门口除了有哨兵站岗外，院内的设置基本上是应有尽有，诸如幼儿园，门诊部，大礼堂，小卖部，食堂，蓝球场，乃至放电影等等，这种生活环境与外部世界有着天渊之别，干部子弟高人一等的感觉就是来自他们所处的环境，其实换一个思路想想看：这种现象就像今天大城市里的人看不起小地方的人一样，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贫富之间的差距在那个年头就已经初现端倪。

在N年前的时候，大陆拍摄了一部反映文革时期的电视剧叫“血色浪漫“在这部剧中就很真实的反映了当年北京的干部子弟群体，剧中一方面是以大院子弟钟越民，张海洋为首的干部子弟，他们就是在上述的那种环境中长大，另一方面是出身贫寒的小混蛋，李葵勇为首的胡同子弟，他们是在不同的世界中长大，他们之间自然就形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剧中的人物在现实中都有真实的原型）多伦多有一位北京移民XXX他家是原七机部的，他曾与老红卫兵王小点在北京一起长大（王小点大名王南生，是占领南京的时候在总统府出生的）小混蛋是68年被红卫兵用乱刀给捅死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干部子弟与“小混蛋“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传说。

钟越民，张海洋VS小混蛋与李葵勇，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二个不同阶层的冲突与对立，小混蛋即没有钟越民，张海洋那样的家庭资源，更没有渠道融入到社会的主流中去，但不服输的性格又促使他要与红卫兵一争高低，於是他就抢劫将校呢，专找大院的干部子弟去叫板，当时双方的对立就像“楚河汉界“一样，而且这种难以融合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越是在地方单位，越是在基层部门也就越可以看出从中的对立，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真实存在的心理对立，所不同的是当年钟越民与小混蛋之间的对立，随着时间的演变到今天已经就变成：我爸是李钢，变成了我爸是李双江，变成了草根阶层与权贵阶层的对立。

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当年陈毅的儿子陈昊苏在北京市当副市长，陈云的儿子陈元当时在北京市西城区当区长，他们在地方执政都受到了抵制，有一年北京市搞差额选举他俩都在选举中落马，这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草根阶层对权贵阶层的抵制，这种针对红二代的抵制也包括习近平，当年在中共十七大中央委员的选举名单上，尽管那时候习近平伪装的憨厚老实，但他依然无缘进入到中央委员会的侯选名单，后来还是靠曾庆红专门为习包子增添了一个候补中委的名额，即使是这样习近平也是名例在候补委员名单中的倒数第一名，由此可见红二代与下层官僚的隔阂。

高文谦先生曾经以“少爷～姑爷～师爷“来概括红二代与平民官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评价很准确也很形象，毫无疑问“师爷“指的就是江泽民与胡锦涛，他们的地位自然是在少爷之下，少爷是少东家～师爷则属於是管家，在少爷还没有成年之前，这个家是由管家说了算（相当晚清的顾命八大臣）如今少爷们的羽翼已经丰满，管家也就该向少爷移交帐本啦，在文革初期老兵谭立夫喊出：干部子弟要接班，到陈云发话：政权还是交给自己的孩子放心，这种意愿在少爷成年后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中组部培养第三梯队的大旗下已经逐渐成长起来的干部子弟（此时已改叫红二代）便开始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标志性的人物就是薄熙来与习近平。

（四）执政的红二代速描！

先说政治上失败的薄熙来，这是一个有能力～有争议～有政绩的红二代，尤其是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这是他最具有争议的政绩，当年他从商务部调到重庆的时候各地诸侯攀比的是“鸡的屁“而薄熙来却别出新裁，偏在意识形态上作文章，他以传承红色基因为己任邀请北京的“开国将领后代合唱团“到重庆，这些红二代要么是权力游戏中的失败者，要么是落寞的边缘人，甚至有的从未登上过政治舞台，但这些不服输的老人却都有政治光环，到重庆去唱红歌一则可以显示他们的存在感，二来薄熙来也很够意思好吃好喝的招待，公款旅游那又何乐而不为。

同时薄熙来又强调发扬“红岩精神“为号召，组织工矿企业人员参与唱红歌，唱歌不仅不用上班，而且还有演出补助，并且还可以去北京搞汇报演出，用公款进京旅游大家的干劲都很足，紧接着薄书记又从美国请来了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到重庆来为唱红站台，再加上红二代的摇旗呐喊，这样唱红活动搞的风风火火，在这唱红打黑的背后则是少东家的政治抱负，这一方面体现出来的是对社会堕落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为自己的父辈歌功颂德，以此为进入（中南海常委会）打基础，虽然这个活动搞的声势浩大，但却并无其他省份的效仿，不仅进京汇演受到了冷遇，还受到了“警惕二次文革“的警告，相当於偷鸡不成还丢了一把米。

同时在民生方面薄熙来做的也与众不同（比如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蔡是半夜三更的时候驱逐北京的低端人口，薄则是在重庆为低端人口建筑廉租房，还曾有报道说：对於工头拖欠工人工资的问题，这位薄书记还派出特警去帮助民工索要，另外薄熙来还在全市的大街小巷建立起了有人值守的治安岗亭，这些都受到重庆人的好评，后来在审判薄熙来的时候法庭的判决认定：薄熙来犯有贪污受贿罪，金额是人民币三千一百万，当时重庆有人举着大横幅说，三千万山城人民每人出十元钱替他还上，换回我们的薄书记，这个举动让中央很是尴尬，老实讲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能有民众为执政官员鸣冤呐喊的例子并不是很多，这若是换做蔡奇～你再想想看！

接下来：这位少东家又展现出他凶残的一面，为了在重庆展开“打黑“运动，薄熙来从辽宁调来了酷吏王立军，打手有了加上这位主子与习包子一样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所以下起手来心狠手辣，於是重庆有许多私营企业家都被王立军打的皮开肉绽，其惨绝人寰的程度远远的超过了“红岩“中所说的中美合作所，超过了“红岩“中描述的白宫馆和渣子洞，私人财产也全部予以没收，像这种仇富（打土豪分浮财）的心态在百姓中很有市场，薄熙来在重庆演绎的“唱红打黑“的模式，震惊了中南海的高层，如果中共认同重庆模式的话，那就等於否定了改革开放。

通过重庆“唱红打黑“事件，还反映出了两个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其中之一是通过辩护律师李庄被逮捕，被判刑，再到被加刑，以至最后惹翻了整个中国律师界，当年曾经有超过500名律师连暑要跟薄熙来死磕，另一个群体就是红二代，尤其是那些无权无势已退休的红二代，他们成立了许多红二代组织，诸如：延安儿女联谊会，开国将领后代合唱团，红二代联谊会，西花厅联谊会、、、等等组织令人眼花缭乱，尽管人们已经对红色故事失去了兴趣，但胡木英会长却仍能慷慨激昂并誓将红色大旗传承下去，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力以及效果，都远远不及设想的预期，

回顾重庆事件：无论你是为薄熙来鸣冤叫屈，还是觉得他是罪有应得，他都是红二代在权力角逐中的一位失败者，薄熙来虽然倒下去了～但获胜者习近平则继承了（重庆打黑运动那无法无天）的衣钵，当年薄熙来赏给王立军一记耳瓜子，到后来习近平把胡锦涛架出会场，体现出的都是红二代的狂妄与对师爷的不屑一顾，如今习特勒在中国政坛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易经）中说的“相生相克“什么叫相生相克，中国有一位（易经大师）张延生曾这样说过：单位里的党委书记一言九鼎大家都怕他，但这位书记却怕传达室看门的老头，这就叫相生相克，如果说习近平是那位党委书记，那么薄熙来就是能克他的传达室老头。

（五）突破“大一统“的迷思！

只要你不是故意的视而不见，那你就一定会看到：中国大陆云云众生的天下已经是苦秦久已，习近平政府已经将这个国家搞的是天怒人怨，在这种情况下习特勒不亡那就没有天理，正如上述所说的那样：当这个政府土崩瓦解后，当政权动荡出现权力真空的时候，各地会由地方的诸侯或军头接管，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实力掌控地方局面，这个时候各地的最佳选择，就是搞联邦制政府（或像欧盟那样）几十年的磨难过去了马列主义的那套政治斗争说教早已经令人不胜其烦，没有人愿意再穿共产党的那件小花袄，这样新诞生的国家自然会与马列的垃圾一刀两断。

下面我们不妨就这条路的利弊进行一番探讨，这个话题就又回到了本文前面提到的台湾大选，我相信台湾搞的民主搬到江南去搞过渡也能成功，但在江北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地域太大，各地发展又不均衡，再加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这使我想起上海曾经有一位狂妄的脱口秀演员名叫周立波，他曾说过一句很招人恨的话（形容江南与江北）是喝咖啡与吃大蒜的区别，其实他这句话你去粗取精还是有几分的道理，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也造成了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当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对“春节晚会“搞过一项全国性的调查，结果在东北地区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九十五，然而到了海南广东的收视率却是寥寥无几，这种区域性的落差实际上在北京也曾出现过，赵本山（将土的掉渣子的二人转）搬到了京城，还搞了一个刘老根大剧院，北京是文人会莘的地方刘老根这种“鸠占鹊巢“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赵本山在东北地区走红说明一方水土养一方的人，同样的道理：周立波到江北也不会有太高的收视率，这就是江南地区与江北地区的差异，将这种区域性差异放大的看：它体现在政治领域里也是一样。

一般的来说：越是在传统文化浓郁的地区，越是接近权力核心的地区，保守势力也就会越加强大，对於外来文化也就会越排斥，出现的战狼也就会越多。坦率的讲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仅没有实现民主的可能性，相反会伴随着中共的倒台，中国到有可能像俄罗斯一样分裂解体，中国人已经被“大一统“的概念灌溉了很多年，往往将解体视为是亡党亡国，在这里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

比如一个大家族的当家人死啦（中共）而这个家族里的兄弟姐妹众多，这时候兄弟之间另立门户分家单过，就远比凑在一起勾心斗角要强的多，分家之后彼此各自努力，遇到事情之后还能相互帮衬，因为大家还是亲戚，这个道理放到国家的层面也是一样，分裂对於普通民众来说是利大於弊（就像欧盟国家）一样，分成小而富又有什么不好，想起在二十多年前香港回归的时候，许多人敲锣打鼓的庆祝游行，这与你有关系吗，你能去香港吗，你办得下来港澳通行证吗，况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三分之一的港人逃离了那个特区，原因也简单：因为良禽择木而栖。

说到分家单过：在中国可不仅新疆和西藏有分裂的意愿，其实在上海，在浙江，在广东的深圳，广州，在这些地区也早就有分家单过的念想（在边陲地区那是因为民族矛盾的问题）在内地则是因为区域经济不公的问题，中央制定了一个（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这个政策要求那些富裕地区要从自己的财政盈余中，每年都拿出相当一部分支付给贫穷的省份（这就仿佛像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一样，这种做法对於那些富裕的地区来说很不公平，南水北调就是一项以牺牲南方几个省份的利益为代价的工程，这样就又造成沪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不满，实事求是的讲：因为经济上的不公平江南的一些发达省份想另立门户～分家单过的已经是越来越多。

而对於那些贫困的省份来说：同样也是憋着一肚子的怨气，在现有条件下各种优质资源都倾斜到了发达省份，像医疗与教育资源都集中在了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诸如医疗资源方面，全国最牛逼的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305医院，上海的华东医院，广州的华南医院，在教育资源方面也是如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还有那些艺术类的院校，这些名校也都集中在大都市里，而贫穷地区就像“后娘的孩子“一样，这样就又人为的造成了区域不公，中国这样的发展模式站在西北的位置上看起来就像非洲，站在长江以南的位置看起来就像欧洲，更令人沮丧的是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

造成这种局面的：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它是导致国强民弱的主要原因，对於专制的政权来说，它掌握的资源越多权力也就越大，贪官也就越是层出不穷，越是这样对於民众也就越不利，独裁政府掌握着这个国家所有的资源，没有制约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像边陲地区比如在新疆“维持统一“的方法，就是靠调动大批的军警强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维稳）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维稳费用的开支每年都上升现已超过了军费的，这每年上升的维稳费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得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二）这样的统一模式难以长久持续，靠军警镇压已经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从经济制裁漫延到对官员的制裁。

看看香港的前车之鉴，那就是“大一统“的结局，在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多年在马列垃圾的熏陶下，许多人都滋生出了一种盲目自大的心理，这样的国家越强大～民众也就会越狭隘，这样的国家与国民就难免会与世界为敌，看看中国的周边国家，除了北朝鲜又有那个不是与中国为敌，在相互仇视下自己成为了孤家寡人～成为了四面楚歌，就这样还在群体的虚妄中产生出一种排外的心理，这样的“厉害国“只会在民众通往世界的途经中起一种阻隔的作用，比如那个网络防火墙。

这种勉强维持的“大一统“结构，就像人民公社的“大而全“一样，相对於分田到户的小而富，孰是孰非已经是一目了然，万恶的习特勒毁掉了香港还不过瘾，现在又动辄就要武统三天二头的警告台湾，有没有那个能力在这先不说，就说一个连老农民都明白的道理：捆绑成不了夫妻～强扭的瓜不甜，退一步说：就算是“统一“那也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这么说吧：北朝鲜的金三胖誓言说要“武统“南朝鲜，你觉得三胖这是痴人说梦，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习包子也是一样，再退一步说：像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模式，像这种“大家族“模式如今早不存在了，过去婚姻讲究的是父母包办，如今还有谁听这一套呢，早就实行双方自愿啦。

中共解体后成立的各省联邦政府，都会放弃中共与美国掰手腕的政策，放弃为世界把脉开药方和为世界人民指方向的念想（一）是没那个能力（二）是也不会走中共臭名昭著的老路，新政权会放弃所谓的战狼外交，会与王毅，花春淫这些祸害划清界线，这将是世界之幸，也是中国人民之幸，大陆的这些省份独立后，他们选出的新政府肯定会优先考虑本辖区人民的利益（这也是他们执政的基础）过好自己的日子，而不是像过去听从中央的调拨，将本省的利益像大撒币一样给扔出去，况且天下苦秦久已，共产党的军备竞赛，全面监控人民的那套玩意儿，独立之后的新国家必定会与这些马列主义垃圾一刀两断，没有人愿意走那“不忘初心“的邪路。

自从秦始皇灭掉六国实行“大一统“已经过去二千多年了，事实已经证明：这就是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独裁路，希望未来的中国抛弃掉秦始皇的大一统，要小民的幸福与尊严，不要秦制的威武与强大，也希望未来的中国抛弃共产马列的道路，在科技与富裕方面成为像日本，韩国，或者像欧盟的那些国家一样，这样逐渐的学会和适应世界潮流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