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陸學人寫文章，強調不能崇拜政治人物。另一位海外學人回應道：

“不崇拜政治人物，要求太低了一點兒。 做為一個學術研究之人，不存在不可批判的學說，不存在不可批判的理念ideology。把話說直白了：不存在不可批判的真理，不存在不可批判的普世價值。更直一點兒：不存在真理，不存在普世價值。”

這激盪我想探討一下，知識人真這麼厲害嗎？

一、反崇拜？還是自我崇拜？

知識人推崇“理性”，骨子裡其實是對“自身”理性的崇拜——他們不信任任何權威，但唯獨信任自己。這種“反崇拜”並非真正的謙遜，而是以反權威之名，行自我崇拜之實。

也因此，人的理性因為人自私自大自義的罪性，早就變成了“浪子”。現實中，每個知識人總是覺得自己很理性，別人不理性，這就是“理性的荒唐”。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對理性無條件的信任實際上是一種“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他認為，知識分子往往高估自己的理性能力，以為憑藉個人的理性推理，就能夠解決社會的一切問題，並藐視那些經由長期歷史演變形成的傳統和價值觀。然而，正是這種自負，導致了無數次社會實驗的失敗和悲劇。

二、被忽視的歷史教訓：知識分子的致命自負

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中詳細分析了知識分子的“理性自負”是如何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的。他指出，知識分子往往醉心於抽象的理論，並以此作為衡量現實的唯一標準，卻忽視了現實社會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這種思維方式往往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歷史上，知識分子因自以為掌握了“絕對理性”而導致的錯誤屢見不鮮。以整個二十世紀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歷史為背景，索維爾對著名知識分子在經濟、社會、法律和外交領域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梳理，最後他發現，知識分子在此階段對社會發展的主要功能就一個：添亂（劉瑜）。

例如，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正是建立在一群自詡為“理性精英”的知識分子的設計之上。然而，結果卻是經濟崩潰和人道主義災難。哈耶克對此早有預見，他批評這種“理性設計”無視市場和社會自發秩序的複雜性，最終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敗。

白左知識人對西方文明價值的破壞，則是最新案例。而在川普等最新事件中，許多知識人的表現也是十分可憐可悲。例如，他們判斷說，川普不可能當選，否則他寧願去跳樓……

我發現，知識人對時局判斷的準確度遠不如資本市場，遠不如企業家。

可悲的是，醫生要為自己的醫療事故負責，工程師要為自己的工程事故負責，唯獨知識人，從來不為自己的“理論”負責。

三、拒絕普世價值：反對的是何種價值？

那些宣稱不迷信任何人，只堅守客觀與中立的知識人，他們所推崇的這些價值觀，真的如他們所宣稱的那樣中立和客觀嗎？其實不然。科學、理性和自由本身並不是價值中立的，它們背後依賴於一整套形而上學的前提假設，例如對真理的追求、對客觀現實的信仰等。

知識分子一方面否定絕對價值，另一方面卻無視自己立場中隱藏的價值前提，這正是一種典型的雙重標準。

更不用說知識人的被收買。近期，馬斯克就揭露了美國白左政府收買了多少個包括中國一些名人在內的所謂“知識人”、“自媒體人”，專門在社交媒體上黑川。

四、反思：回歸謙遜與自省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崇拜與否，而在於如何看待人類理性的局限性。

誠如哈耶克所言，“人類理性並不全知全能”，真正的智慧在於承認自身認知的有限性，最大的理性就是看到了理性的不完全。倘若知識分子能夠謙遜地面對這一事實，那麼他們就不會輕易陷入“反崇拜”的狂熱之中。

因此，與其標榜“反崇拜”，不如反思自身的“理性自負”；與其宣稱不存在真理和普世價值，不如更謙卑地探索並理解那些經過歷史和實踐檢驗的智慧和價值觀。

真正的思想自由，並不在於對一切價值的否定，而在於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對自身局限性的清醒意識，以及對不同觀點的開放態度。

結語：謙遜與敬畏才是真正的智慧

知識分子最大的敵人，其實不是對權威的反抗，而是自我崇拜的迷霧。

正如索維爾所警示的，當知識分子自詡為“知識王”時，他們就已經失去了對真理的謙卑，墮入了“理性的自負”之中。知識人，實在應當警惕這種打着“反崇拜”旗號的自我崇拜，並重新培養對真理的敬畏和對自身認知局限的謙遜。

反崇拜不應成為另一種盲目的崇拜。真正的智慧，並不在於否定一切，而在於對真理的追求和對自身的反思。在這個思想紛亂的時代，謙遜和敬畏，才是我們最需要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