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有几个朋友喜欢摄影。好摄影作品能赋哲理以形象，跟音乐一样内涵丰富，很多内容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俺打工时，邻座坐了个大胡子马丁。人长得粗鲁，说话更粗鲁，不论对象是男是女，话里话外的都要带着些他妈的。通常他早上一来，全体能听到他的大嗓门，"他妈的，外面真冷，谁他妈的(f--king)偷吃了我的奶油卷？"

马丁是一个不俗的摄影票友，俺最喜欢他的一幅作品，是一粒小小的蒲公英的种子，落在一片有露珠的绿叶上，白色纤细的毛张开，轻轻放在绿色的手掌中。俺将其命名为不可承受之轻。马丁也喜欢这个命名。

当年水三团的知青，就像这粒轻得几乎没有重量的蒲公英种子，被风带过千山万水，聚到橄榄坝曼岭寨的山脚下。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开始凶吉未卜的行程。

新环境客观包括当地水土，气候温度，卫生条件，劳动性质，和住房伙食。主观则包括人文环境。水三团按人文环境，可以分成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知青这三种。俺们可以根据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做法，分析一下水三团这个社会。

军队干部是水三团的贵族阶层，约等于村里的地主和富农。虽然经济收入只是知青收入的两到三倍，但他们政治资本其他阶层望尘莫及。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和巩固他们在村里的绝对控制。在各级单位担任正职的他们执掌几乎无限的权力。他们对军纪的贯彻，为水三团在野蛮和原始施工条件下，完成修建大坝任务提供了强制性的保障。当时每年都有几个月的会战期，其间劳动强度陡增，休息减少为十天一次，即使营养不够，疲劳过度，导致伤亡，也坚定不移。如果没有各级地主的强悍统治，这是很难做到的。

地方干部相当于村里的中农或者富裕中农。经济上小康，有些甚至能超过地主。但政治上权力甚小。他们的政治纲领是维持现状，是主席所说的常给赵公元帅烧香，需要保佑的人。

来自西双版纳州的中农们资历远高于地主。例如二营教导员姜洪琴解放战争参加革命，而常福才副教导员是抗战干部，五零年就是正营级了。无奈在全国范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这个阶层丧失了政治权力，当时正处于被地主领导的地位。明显的例子是警卫局的科长迟群，正在清华大学领导着老革命刘冰。

中农跟地主阶层利益基本一致，发生矛盾时，地主阶级会占到上风。例如二营姜教导员和常副教之间合作不很顺利，令毫无社会经验的俺感到无所适从。一次俺因参加连队劳动而被常副教批评，于是改在营部附近劳动。正在此时姜教导员上任了。来了没两天，就问俺营部的知青为何不到连队去劳动，言下颇有不满之意。俺看到两人管理理念不同，感觉风暴迟早会来临。

果然不久两位就发生了严重的冷战。在会议上经常可以看到姜教导员侃侃而谈，常副教一声不吭，抱着烟筒埋头猛抽的尴尬情形。有一次开会，姜教导员布置完工作，问常副教有何高见，常副教说怎么干你们定吧，我就不参加意见了，说罢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在座者全都目瞪口呆。但是工作还得按照姜正教的意思去做。常副教的板凳越坐越冷，最后他索性不再参加行政管理了。

地方干部张庶副政委和团长合作不愉快，被加上反军乱军的罪名，在全团范围内批判之后，摞去一切职务，下放到连队劳动。经过这个事件，水三团的权力基本全部集中到地主阶级手里。大政方针，思想政治工作，和纪律作风完全由地主一把抓，中农只分管一些杂务，有的甚至沦为劳动力。

知青自然是水三团的无产阶级，是村里扛长活的贫雇农。收入最低，营养最差，干活最苦，作为再教育的对象，政治上也最压抑。他们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都受地主和中农的控制。最近俺听说某连有一位富裕中农，曾经把一个十三岁的女雇农在村公所(连部)拘禁了一天，不交待罪行不得回家。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贫雇农所处的地位。

今年水三团知青下乡四十周年，早就消失在人群中的知青忽然从各地冒了出来，大办网站，发文纪念，在网上勾肩搭背的缅怀青春，大谈特谈战友情谊。一个原因是"亲不亲，阶级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

俺总结不少说法，得出一个结论。全国知青云南苦，云南知青兵团苦，兵团知青水兵苦。按照阶级分析，赤贫人士应当对改变现状有着最强烈的要求。政治纲领即使不是革命，也得是大幅度的社会改良。但是俺记忆所及，当时没有谁提出过任何政治纲领，这跟地主阶级的有效压迫显然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这帮无产阶级的岁数太小，身体和心智都没成熟，还不具备操作政治斗争的软硬件。

俺专门查过世界历史，十五六岁的无产阶级单独组织起义，推翻统治阶级，或者发表改革纲领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主席参加中共一大时岁数是二十五岁。巴黎公社时，巴黎鱼市场那些首先发难的女贩子平均年龄在三十上下。激进的五四运动组织者，平均年龄也是二十出头。

水三团的贫下中农中，也有若干名十八岁至二十岁的高中人士，他们中最有可能出现革命家或者改革家。不幸这些人在北京就已经参加过文革的政治派别，从而过早地暴露了自己。他们的档案比别人厚，还没到水三团就被列为控制对象。这些处于螫伏状态的叛逆，有如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丧失了从事政治活动的基本条件。

水三团的蒲公英种子们，没有落在呵护的绿叶上，而落到了一个缺乏阳光和水分的角落。在军纪的管理之下，衣衫褴缕，十五六岁的雇工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忍受着低劣的伙食，疾病和营养不良，野蛮和原始的施工方法和安全条件，默默地从事着最艰苦的劳动。他们连续扛了五年的长活，以百分之二十的伤残，和百分之百的贫血，创造了中国长工扛活史中，集体扛活时间和艰苦程度的壮烈纪录。

俺受保尔柯查金关于生命的沉思影响太深，老想走进那片埋葬了战友的小树林。终有一天，俺也会走上水库大坝，在那个青春的陵墓上坐坐，让记忆放映车水马龙的施工，也体会一下今天和过去，生命的意义和无意义。体会一下蒲公英，种子，飞翔，和不可承受之轻。。。

(后记：俺对水三团各军队干部的观察，可以证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个错误的论断。地主们不但自己参加劳动，而且多身先士卒。只不过因为政策水平和文化程度有限，管理上有简单粗暴的趋向。例如当时二营某连对知青批斗，曾经导致数位知青精神失常。也有一些地主违反纪律而跟女雇农发展恋爱关系。离开兵团后，听别的知青告诉俺，十连郭指导员就因此类问题被部队追查，用炸药含恨自尽了。军人专权虽有弊病，但俺在那里的几年之中，没有见到二营出过大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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