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回： 金懷新傷人反害己 小說家採風撰《神木》

其實，同樣是烏佑草根的金懷新悟出“別管幹什麼，一定要趁着年輕發家”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要比錢宏發和姜春生這些後輩們起碼早了不只十年。怎麼說呢，那台曾經給金懷新撈到第一桶金的錄像機，就是文革後走大膽發財路的“元老”王發祥（也即春生重生的表姐夫）和他合股買的。結果王發祥後來改行倒賣各種建材，左搗鼓右算計地成了全村首富，而金懷新卻因犯了強姦罪下了大獄。

懷新出獄以後，烏佑的家已經家破人亡，大哥二哥又說他是壞蛋根本不理他，於是他乾脆破罐破摔，更加不擇手段地撈錢。有了點錢以後最大的愛好，便是到處找小姐搞野雞。在馬路上碰瓷訛錢這件缺德事干不下去以後，他便又琢磨着干起了另外一個更加殘忍也更加不見天日的“殺豬仔”勾當。具體的說，就是從車站啊、攬工點啊這些地方物色那些走單幫又容易哄騙的打工人，用他們的“行話”叫做“豬仔”或“點子”的，再把“點子”誘騙到地處偏遠的小煤窯里殺掉，然後偽裝成礦難事故，並且以死難者家屬的身份向礦主訛詐賠償。那個年代全國各地小煤窯很多，而這些私企小煤窯大部分手續不全，安全隱患也多，也就是各地政府所謂的那些可收可放的黑煤窯。這些黑煤窯的私人小老闆也害怕上面來停產整頓、調查罰款。因此礦上出了事，也往往選擇花錢和出事的礦工家屬私了，這就給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機。所以“殺豬仔”這個“產業”在各地的黑煤窯里一度十分猖獗。不過幹這種黑心事，至少得有一個鐵哥們當同夥；要不然一個人走單幫，一不小心，自己還有可能反而成了別伙黑心人的“豬仔”。於是，懷新就叫上了以前和他合作幹過“生意”的一個中北縣獄友。兩人干一票換一個地方，再各換一個新化名辦一個假身份證。僅去年一年，兩人已經輪流着做掉三個“點子”了。

這年春暖花開的季節，姜春生正在前進路邊的廠子裡和錢宏發商量事情。這時，廠子裡來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那人頭戴一頂鴨舌帽，手裡拎着一個黑色公文皮包，灰色中山裝上的小口袋裡各別着一隻自來水筆，行為舉止一板一眼地並不像採購板材的買賣人，倒像一個傳統而又老派的知識分子。而春生平生最敬重這些正經八百的文化人了，所以見到以後便熱情地往招待室里請。敬煙他不抽，卻自稱是本省作協的作家，《陽光》雜誌原主編。現在為了寫小說，一個人在中原各地隨便轉悠着採風，他已經從陝西山西內蒙遼寧等地轉了一大圈回來了，又剛從中北縣那邊調查訪問過來。春生一聽便來了興趣，問他有名片沒有，那人說沒有；再問他“貴姓”，他說“免貴姓劉”。又問他想打聽哪方面的事兒，他卻問中平市里有沒有迷信老鴰的地方。春生一聽笑了，說我們東、西烏佑村民不是迷信老鴰，而是尊敬和感激它們。烏佑、烏佑、烏鴉保佑，傳說這裡在五胡亂華的時候有過一次神鴉預警，那次預警對整個中華民族有非同小可的偉大意義，至少要比魯迅小說《藥》裡的小栓娘上墳時聽到的那聲老鴰叫更有意義。再說，烏鴉這玩意喜歡吃腐肉，清潔環境，又聰明，羽毛烏黑鋥亮的也不難看，所以黑老鴰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東、西烏佑村的保護神。往時髦下說，烏鴉是這烏佑村民心中比喜鵲還要吉祥的吉祥鳥。誰知那姓劉的作家竟然對春生的這些胡拉亂扯也感興趣，還從自己的公文包里拿出個筆記本記要點。然後又接着問春生和宏發，東、西烏佑村民有沒有經常出去下煤窯的，最近有沒有失蹤了的。宏發說前些年這裡去西邊的山裡下礦的挺多的，因為那些活雖然累死累活的，但掙錢挺多。只是前年他哥在鄉里開會的時候，聽鄉長說北邊的石墟村里接連三個村民都被外鄉人在黑煤窯里打了悶棍，都是走單幫時給弄死的。鄉長讓大家小心防着點，各村村民出去打工時也要機靈些，最好要成群結隊出去互相好有個照應。各村村支書領了命。他哥就是東烏佑的村支書，曾經在村裡的大喇叭里提醒過大家。而且，這幾年村里像我們這樣的當地開民營甚至合資的工廠多了，人們有了其它掙錢的途徑，干那玩命行當的也就少了。春生也接着說，可是呢，自從散了生產隊，每家每戶的單幹，經常有些人常年在外的不回來，甚至連過年都不着家了。這麼大的村子，誰還能知道誰在外面到底幹什麼營生呢。

錢宏發見那人原來不是買板的，又不像有錢或者有權的樣子，要不也不會一個人騎着個自行車到處瞎轉悠，就找藉口出去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春生以前做過校刊主編，雖然他現在早已經不做那當作家的夢了，但今天見識了一個初心未改仍在堅持的老作家、老主編，自然覺得親切，又想開眼界，就接着給那劉作家沏茶倒水地攀談，還尊稱他為“劉老”。又說他上高中的時候在他的文章“春天的那第一朵花，獻給你，親愛的媽媽”得了全國中學生作文一等獎以後，也當過校刊雜誌的主編，也頗有那麼幾年，夢想着當個作家。然而竟然為此耽誤其它學業，結果連大學也沒有考上。而現在想寫也沒有那個心氣和客觀條件了。那個“劉老”見春生似乎和自己是個文學上的“忘年交”，也就和他套起了近乎。說自己原也是農民出身，那時也沒有考上大學。年輕的時候報考了煤礦工人，當過好些年的掏炭工，後來轉了正。除了下煤礦之外，他一直堅持着筆耕不綴，後來就成了地方煤礦上的宣傳幹事。後來又調到煤炭部從事編輯和新聞工作，現在是《中國煤炭報》副刊部主任。雖然本職工作是編輯有關煤礦方面的新聞報道，但他也在業餘時間寫其它方面的小說，所以想讓春生這個廠長領着他到廠子各處轉一轉，也來開開眼，積累積累寫作素材。春生想了一下同意了。劉作家見春生他們的那些廠房雖然簡陋，內磚牆上連白灰都沒有抹，但裡面的空間挺大的，一條條流水線也幹得挺紅火。又問春生他從哪裡找來的這些技術工人，他們每人一個月能掙多少等等。春生說這些所謂的技術工人其實大部分是四川農民，也有少部分是本地農民。四川民工是宏發和他從中平火車站領回來的，這年頭從各地火車站下來的民工一波波的到處都是。外地工人來廠子以後包吃包住，頭幾個月先試工培訓，沒有工資，試工以後，合格的工人分成生產小組，每組四個人，以小組為單位記最終的合格件發工資，多干多得。小組長多拿一些，但同時得監管質量，哪一個小組次品出的多了，小組長也要認罰的。劉作家又聽春生說那些上膠、貼膜、烘乾、上漆、再烘乾等等工序需要的各種機器大部分是他土造的，於是連連地對他翹拇指，說年輕人你精得很的吶，既懂技術，還懂管理。又自個在那裡感嘆，怪不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在辦公室里坐得久了，還真就想象不來，現在的農村作坊里也有像模像樣的機械化生產了。又說他下煤窯那時也是三個或者四個人一小組管一個巷道掌子面，打眼、放炮、栽柱、掛梁、棚頂、攉煤，沒有組長指揮肯定是不行的。每茬炮剛放完的時候最關鍵，組長——那時他們又叫茬長——就得抱起鋼梁打衝鋒，把上百斤的鋼梁迅速地掛在那舊鋼茬上；同時，手底下的兩個攉煤工就得像伺候主刀醫生的護士一樣，緊張而又飛快地把繃頂的鐵荊芭和搪采棍遞給茬長。還要騰出手見縫插針地刨開煤堆，尋找底板，栽起鋼柱，升起柱蕊，扣住鋼茬，以便讓茬長在最短的時間裡把那鋼柱子“喀”的一下用斧頭鎖牢。棚好頂以後，兩個攉煤工操起大鐵杴的攉煤那段時間雖然也很累，但竟然是難得的心理放鬆階段了。在那破碎的梁架棚頂支好之前，在那連腰都直不起來的昏暗狹窄的掌子面到處亂響的時候，在那頭上的岩土還在嘩嘩跌落的時候，緊張地的確就像搶救垂危病人的手術室一樣，千鈞一髮，不允許有任何猶豫和閃失，要不然輕則塌方耽誤生產，重則冒頂要砸傷砸死人的！

返回到廠長辦公室以後，那劉作家接着說：“……我原想來你們這裡打聽的那個人應該是烏佑的，四十大幾歲，不是東烏佑的便是西烏佑的。這個人以前應該在監獄裡呆過，而他那個中北縣的‘合伙人’其實是他以前的一個監獄獄友。你認識他們嗎？”

春生聽劉作家如此描述，就懷疑他所說的那人可能是金懷新，所以就說：“劉老，您說的其中一個可能是我們過去的鄰家。真要是那個壞蛋的話，我爸最清楚這些事兒。這麼着吧，時候不早了，咱們一起到馬路上吃頓便飯。吃完飯以後我把你帶到我家裡去，你可以接着問我爸。然後春生就囑咐宏進好好地看着廠子，不要瞎跑耽誤了生產，又給家裡老爸打電話，說他一會兒給他帶點飯回去，還有這裡來了一個作家想和他打聽一些事情。

和劉作家吃中飯聊天的時候，春生插空問他對那個南方的郎主編的《追夢》雜誌和上面發表的那些小說們是什麼評價。“劉老”說那些小說們確實挺吸引眼球的，寫作風格也新銳，訂閱量也大，尤其是現在大城市裡的年輕人很吹捧。但是他學不來。那些小說顯然以短期盈利為目的，不在乎能流傳多久，只是在打言情小說與色情文學之間的擦邊球罷了。而且他也不認為那些寫手用下半身指導上半身寫出來的東西真正能觸及到人的靈魂，讀了反而使人萎靡，十分有害。春生表示同意，說他也不待見那些東西，看過幾篇以後就看不下去了，然後就笑着說：“你們這些作家採風，就該學古人在中原採風作《詩經》那樣，穿上一種全國統一的制服，最好就穿春秋時的古裝——當然要記着拿名片、防偽標誌和單位介紹信證明自己的真實身份——再帶一個仿古制的木鐸一路敲打，或者哪怕是銅鈴呢，只要是約定俗成的就好——這就好比在我們中平，搖撥浪鼓的是收破爛的，打梆子的是打醬油醋的，敲銅鑼的是賣香油的等等，分毫不差——這樣採風，效率肯定加倍。要不然你進了我們廠子，我們一開始還以為你是來廠子躉貨的買賣人呢，要不就是同行來偷學技術做商業間諜的。前者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得殷勤招待；而後者是我們的敵人，總要謹慎防着。這年月騙子們又多，誰還願意搭理你。你說的那下煤窯情形特像路遙《平凡的世界》小說里描述的那樣，真實而又有細節。我才肯完全相信了你的。”劉作家說統一制式採風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作家協會裡“自古文人相輕”，很難協調統一的，而且有的時候採風還就真不能明着采，只能暗着來，就像今天的這次一樣。然後壓低聲音說：“據風言風語的風傳和分析，你們烏佑的這人和中北縣的那個不是被別人打悶棍了，而他倆本身就是打悶棍的。可這次蹊蹺，那個‘豬仔’倒活了下來，他們兩個‘殺豬的’卻自相殘殺，一起死在陝北神木市一個非常偏遠的黑煤井裡了。我想方設法地找到了那個活下來的“點子”，偷偷地問了以後覺得果然不差，他的確被哄騙着認其中的一個人當‘親’叔叔了。但是令我吃驚的是，那個‘親叔叔’在臨死前竟然真的想救他個假侄兒了，因此才把另一個想殺他和‘點子’的人反殺了，還讓受害人‘快跑！’。而更令人唏噓的是那‘點子’竟然還只是一個十七歲沒成年就輟學的高中生。他爸爸也是早年出去打工不知幹什麼失蹤的。我勸那受害人報案，他說早就被叫去當地的派出所登過記了，但也沒有了下文。那個小孩子的親爹恐怕也早已經死了，說不定也是下煤窯被人當“豬仔”殺了。所以他不能回家，還得到處找工打，看着真可憐。我又沒有更多的錢資助他返學，因為他還有一個更小的妹妹更不能失學。只好勸他幹什麼也別一個人下黑煤窯了，那些不見天日的地方真不是老實人呆的地兒，太危險了，就別說你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了。臨分手時我又問他，知道那兩人的老家在哪嗎。他就說他認的那個‘親’叔叔應該是中原省中北縣宋家莊的。當時他死後收拾他的遺物時看到過這麼個地址寫在一個空信封上。我一想我也不是什麼公安局抓凶破案的，再說兩個原凶已經死了，那個案子也沒有什麼緊急的了，就仍然走原定的那條採風路線。果然那條路上有更多更大也更轟動的黑煤窯殺‘豬仔’案子，有一大群合夥一下子弄死許多人的，有打死原來是同伴和老鄉的，遼西的那幫竟然把自己真正的親戚都當‘豬’殺，真是太黑心太他媽的殘忍了！

“往回走時我又想，這些震撼人心的大案要案紀實素材，對記者寫報導或者報告文學很有用。但要想寫有思想有深度的小說，就必須要深挖調查和體會分析這些草根亡命徒們的作案背景和動機才行。尤其是中北縣的那個，怎麼他就十分罕見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這個世上人性本就黑暗，尤其是在那些十分艱苦、十分原始、暗無天日、無法無天的黑煤窯里。可我的小說如果也只是冷漠而又超然地暴露和描寫這些人性的陰暗面，像記者寫新聞稿一樣，這就好像魯迅的《藥》中真的去掉了那個畫龍點睛的花環，也許那樣更接近事請的真相罷，但是文學作品卻因此沒有了靈魂。因為我們的小說畢竟還是要給人以希望、勸人向善的——‘黑暗給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是我要用它尋找光明’——對不對？所以，這次從遼西調查回來以後，我就想着可以去中北縣的宋家莊那裡去碰碰運氣。誰知到了那村以後，人家早已經對我們這些記者報導啦作家採風啦諱之莫深。一開始根本就問不出什麼所以然來。那村的村支書一口咬定他村的那個如果真的已經死了，也是被別人當‘豬仔’殺的，因為他絕對是一個好人。我就只好又去偷偷地詢問那當事人的媳婦。在確定我不是公安局的要調查和抓她以後，她就哭了，說是她害了他。再經過仔細地一番寬慰和詢問以後，她才肯說出她老公是多年前因為她信了一種教被抓，他救她時犯了‘襲警罪’才被判刑入獄的。而他老公也肯定是進了監獄裡才被別個真正的壞人帶壞的。我就又問她當時信了什麼教，是不是‘法輪功’。她說不是，她加入的是基督新教家庭教會，她村的老支書都在偷偷地信那教。他教我千萬千萬不要跟任何人說，更不要寫進文章或者什麼小說，因為政府說他們是信了邪教了。我只好答應絕對不寫這些事情。但她又說耶穌勸人向善，而且人世間的一切善惡最後都會在天堂地獄裡獎罰分明、因果終報，當然不是邪教。但是她們當時非法聚會，所以被抓。政府要求每個教友寫悔過書才放人，或者交錢私了也行。我們不想寫悔過書，因為教主說我們信教的寫了悔過書就真有罪了，是誰也赦免不了的大罪；可是我們又沒有錢交那罰款。小兒子還在吃奶，所以他們抓我的時候我當家的就急了，打傷了其中的一個。後來他幹壞事，在馬路上開車碰瓷訛人家錢，肯定是中平市的那個獄友教他的。那個壞蛋是中平哪個村子的我們也不知道。但我當家的曾經對我說過，那村的村民崇拜和迷信黑老鴰，所以他心特別黑。——就這樣，我才又輾轉地詢訪到了你們烏佑這裡。”

等劉作家和春生一起到了姜家，他見姜家的中堂屋裡竟赫然地掛着很大的耶穌聖心像，神子的一顆紅心被畫得光芒萬丈。又嚇了一跳。好心地提醒姜家父子，小心公安局為他們信了邪教也來抓他們。姜還山聽到後吃了一大驚，心裡說這黨和國家的政策又變了？但春生卻依舊輕鬆地開着玩笑說：“我們姜家信教沒事，因為我爺爺是國家承認的正經八百的革命烈士，我奶奶有她烈屬證呢。——再說了，我們上面有神人罩着呢。”然後又仔細地和劉作家解釋，姜家信的是天主教愛國會那一個老教派，所有的印刷品和念經冊子都是由政府下轄的正規宗教機構派發的。教區裡的主教、神甫、教友、和禮拜堂等等也都是光明合法的。當然除非中國再來一次文革，除了共產主義以外，其它的信仰一概又不允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