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回： 金怀新伤人反害己 小说家采风撰《神木》

其实，同样是乌佑草根的金怀新悟出“别管干什么，一定要趁着年轻发家”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要比钱宏发和姜春生这些后辈们起码早了不只十年。怎么说呢，那台曾经给金怀新捞到第一桶金的录像机，就是文革后走大胆发财路的“元老”王发祥（也即春生重生的表姐夫）和他合股买的。结果王发祥后来改行倒卖各种建材，左捣鼓右算计地成了全村首富，而金怀新却因犯了强奸罪下了大狱。

怀新出狱以后，乌佑的家已经家破人亡，大哥二哥又说他是坏蛋根本不理他，于是他干脆破罐破摔，更加不择手段地捞钱。有了点钱以后最大的爱好，便是到处找小姐搞野鸡。在马路上碰瓷讹钱这件缺德事干不下去以后，他便又琢磨着干起了另外一个更加残忍也更加不见天日的“杀猪仔”勾当。具体的说，就是从车站啊、揽工点啊这些地方物色那些走单帮又容易哄骗的打工人，用他们的“行话”叫做“猪仔”或“点子”的，再把“点子”诱骗到地处偏远的小煤窑里杀掉，然后伪装成矿难事故，并且以死难者家属的身份向矿主讹诈赔偿。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小煤窑很多，而这些私企小煤窑大部分手续不全，安全隐患也多，也就是各地政府所谓的那些可收可放的黑煤窑。这些黑煤窑的私人小老板也害怕上面来停产整顿、调查罚款。因此矿上出了事，也往往选择花钱和出事的矿工家属私了，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所以“杀猪仔”这个“产业”在各地的黑煤窑里一度十分猖獗。不过干这种黑心事，至少得有一个铁哥们当同伙；要不然一个人走单帮，一不小心，自己还有可能反而成了别伙黑心人的“猪仔”。于是，怀新就叫上了以前和他合作干过“生意”的一个中北县狱友。两人干一票换一个地方，再各换一个新化名办一个假身份证。仅去年一年，两人已经轮流着做掉三个“点子”了。

这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姜春生正在前进路边的厂子里和钱宏发商量事情。这时，厂子里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那人头戴一顶鸭舌帽，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皮包，灰色中山装上的小口袋里各别着一只自来水笔，行为举止一板一眼地并不像采购板材的买卖人，倒像一个传统而又老派的知识分子。而春生平生最敬重这些正经八百的文化人了，所以见到以后便热情地往招待室里请。敬烟他不抽，却自称是本省作协的作家，《阳光》杂志原主编。现在为了写小说，一个人在中原各地随便转悠着采风，他已经从陕西山西内蒙辽宁等地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又刚从中北县那边调查访问过来。春生一听便来了兴趣，问他有名片没有，那人说没有；再问他“贵姓”，他说“免贵姓刘”。又问他想打听哪方面的事儿，他却问中平市里有没有迷信老鸹的地方。春生一听笑了，说我们东、西乌佑村民不是迷信老鸹，而是尊敬和感激它们。乌佑、乌佑、乌鸦保佑，传说这里在五胡乱华的时候有过一次神鸦预警，那次预警对整个中华民族有非同小可的伟大意义，至少要比鲁迅小说《药》里的小栓娘上坟时听到的那声老鸹叫更有意义。再说，乌鸦这玩意喜欢吃腐肉，清洁环境，又聪明，羽毛乌黑锃亮的也不难看，所以黑老鸹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东、西乌佑村的保护神。往时髦下说，乌鸦是这乌佑村民心中比喜鹊还要吉祥的吉祥鸟。谁知那姓刘的作家竟然对春生的这些胡拉乱扯也感兴趣，还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拿出个笔记本记要点。然后又接着问春生和宏发，东、西乌佑村民有没有经常出去下煤窑的，最近有没有失踪了的。宏发说前些年这里去西边的山里下矿的挺多的，因为那些活虽然累死累活的，但挣钱挺多。只是前年他哥在乡里开会的时候，听乡长说北边的石墟村里接连三个村民都被外乡人在黑煤窑里打了闷棍，都是走单帮时给弄死的。乡长让大家小心防着点，各村村民出去打工时也要机灵些，最好要成群结队出去互相好有个照应。各村村支书领了命。他哥就是东乌佑的村支书，曾经在村里的大喇叭里提醒过大家。而且，这几年村里像我们这样的当地开民营甚至合资的工厂多了，人们有了其它挣钱的途径，干那玩命行当的也就少了。春生也接着说，可是呢，自从散了生产队，每家每户的单干，经常有些人常年在外的不回来，甚至连过年都不着家了。这么大的村子，谁还能知道谁在外面到底干什么营生呢。

钱宏发见那人原来不是买板的，又不像有钱或者有权的样子，要不也不会一个人骑着个自行车到处瞎转悠，就找借口出去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春生以前做过校刊主编，虽然他现在早已经不做那当作家的梦了，但今天见识了一个初心未改仍在坚持的老作家、老主编，自然觉得亲切，又想开眼界，就接着给那刘作家沏茶倒水地攀谈，还尊称他为“刘老”。又说他上高中的时候在他的文章“春天的那第一朵花，献给你，亲爱的妈妈”得了全国中学生作文一等奖以后，也当过校刊杂志的主编，也颇有那么几年，梦想着当个作家。然而竟然为此耽误其它学业，结果连大学也没有考上。而现在想写也没有那个心气和客观条件了。那个“刘老”见春生似乎和自己是个文学上的“忘年交”，也就和他套起了近乎。说自己原也是农民出身，那时也没有考上大学。年轻的时候报考了煤矿工人，当过好些年的掏炭工，后来转了正。除了下煤矿之外，他一直坚持着笔耕不缀，后来就成了地方煤矿上的宣传干事。后来又调到煤炭部从事编辑和新闻工作，现在是《中国煤炭报》副刊部主任。虽然本职工作是编辑有关煤矿方面的新闻报道，但他也在业余时间写其它方面的小说，所以想让春生这个厂长领着他到厂子各处转一转，也来开开眼，积累积累写作素材。春生想了一下同意了。刘作家见春生他们的那些厂房虽然简陋，内砖墙上连白灰都没有抹，但里面的空间挺大的，一条条流水线也干得挺红火。又问春生他从哪里找来的这些技术工人，他们每人一个月能挣多少等等。春生说这些所谓的技术工人其实大部分是四川农民，也有少部分是本地农民。四川民工是宏发和他从中平火车站领回来的，这年头从各地火车站下来的民工一波波的到处都是。外地工人来厂子以后包吃包住，头几个月先试工培训，没有工资，试工以后，合格的工人分成生产小组，每组四个人，以小组为单位记最终的合格件发工资，多干多得。小组长多拿一些，但同时得监管质量，哪一个小组次品出的多了，小组长也要认罚的。刘作家又听春生说那些上胶、贴膜、烘干、上漆、再烘干等等工序需要的各种机器大部分是他土造的，于是连连地对他翘拇指，说年轻人你精得很的呐，既懂技术，还懂管理。又自个在那里感叹，怪不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在办公室里坐得久了，还真就想象不来，现在的农村作坊里也有像模像样的机械化生产了。又说他下煤窑那时也是三个或者四个人一小组管一个巷道掌子面，打眼、放炮、栽柱、挂梁、棚顶、攉煤，没有组长指挥肯定是不行的。每茬炮刚放完的时候最关键，组长——那时他们又叫茬长——就得抱起钢梁打冲锋，把上百斤的钢梁迅速地挂在那旧钢茬上；同时，手底下的两个攉煤工就得像伺候主刀医生的护士一样，紧张而又飞快地把绷顶的铁荆芭和搪采棍递给茬长。还要腾出手见缝插针地刨开煤堆，寻找底板，栽起钢柱，升起柱蕊，扣住钢茬，以便让茬长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那钢柱子“喀”的一下用斧头锁牢。棚好顶以后，两个攉煤工操起大铁锨的攉煤那段时间虽然也很累，但竟然是难得的心理放松阶段了。在那破碎的梁架棚顶支好之前，在那连腰都直不起来的昏暗狭窄的掌子面到处乱响的时候，在那头上的岩土还在哗哗跌落的时候，紧张地的确就像抢救垂危病人的手术室一样，千钧一发，不允许有任何犹豫和闪失，要不然轻则塌方耽误生产，重则冒顶要砸伤砸死人的！

返回到厂长办公室以后，那刘作家接着说：“……我原想来你们这里打听的那个人应该是乌佑的，四十大几岁，不是东乌佑的便是西乌佑的。这个人以前应该在监狱里呆过，而他那个中北县的‘合伙人’其实是他以前的一个监狱狱友。你认识他们吗？”

春生听刘作家如此描述，就怀疑他所说的那人可能是金怀新，所以就说：“刘老，您说的其中一个可能是我们过去的邻家。真要是那个坏蛋的话，我爸最清楚这些事儿。这么着吧，时候不早了，咱们一起到马路上吃顿便饭。吃完饭以后我把你带到我家里去，你可以接着问我爸。然后春生就嘱咐宏进好好地看着厂子，不要瞎跑耽误了生产，又给家里老爸打电话，说他一会儿给他带点饭回去，还有这里来了一个作家想和他打听一些事情。

和刘作家吃中饭聊天的时候，春生插空问他对那个南方的郎主编的《追梦》杂志和上面发表的那些小说们是什么评价。“刘老”说那些小说们确实挺吸引眼球的，写作风格也新锐，订阅量也大，尤其是现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很吹捧。但是他学不来。那些小说显然以短期盈利为目的，不在乎能流传多久，只是在打言情小说与色情文学之间的擦边球罢了。而且他也不认为那些写手用下半身指导上半身写出来的东西真正能触及到人的灵魂，读了反而使人萎靡，十分有害。春生表示同意，说他也不待见那些东西，看过几篇以后就看不下去了，然后就笑着说：“你们这些作家采风，就该学古人在中原采风作《诗经》那样，穿上一种全国统一的制服，最好就穿春秋时的古装——当然要记着拿名片、防伪标志和单位介绍信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再带一个仿古制的木铎一路敲打，或者哪怕是铜铃呢，只要是约定俗成的就好——这就好比在我们中平，摇拨浪鼓的是收破烂的，打梆子的是打酱油醋的，敲铜锣的是卖香油的等等，分毫不差——这样采风，效率肯定加倍。要不然你进了我们厂子，我们一开始还以为你是来厂子趸货的买卖人呢，要不就是同行来偷学技术做商业间谍的。前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得殷勤招待；而后者是我们的敌人，总要谨慎防着。这年月骗子们又多，谁还愿意搭理你。你说的那下煤窑情形特像路遥《平凡的世界》小说里描述的那样，真实而又有细节。我才肯完全相信了你的。”刘作家说统一制式采风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作家协会里“自古文人相轻”，很难协调统一的，而且有的时候采风还就真不能明着采，只能暗着来，就像今天的这次一样。然后压低声音说：“据风言风语的风传和分析，你们乌佑的这人和中北县的那个不是被别人打闷棍了，而他俩本身就是打闷棍的。可这次蹊跷，那个‘猪仔’倒活了下来，他们两个‘杀猪的’却自相残杀，一起死在陕北神木市一个非常偏远的黑煤井里了。我想方设法地找到了那个活下来的“点子”，偷偷地问了以后觉得果然不差，他的确被哄骗着认其中的一个人当‘亲’叔叔了。但是令我吃惊的是，那个‘亲叔叔’在临死前竟然真的想救他个假侄儿了，因此才把另一个想杀他和‘点子’的人反杀了，还让受害人‘快跑！’。而更令人唏嘘的是那‘点子’竟然还只是一个十七岁没成年就辍学的高中生。他爸爸也是早年出去打工不知干什么失踪的。我劝那受害人报案，他说早就被叫去当地的派出所登过记了，但也没有了下文。那个小孩子的亲爹恐怕也早已经死了，说不定也是下煤窑被人当“猪仔”杀了。所以他不能回家，还得到处找工打，看着真可怜。我又没有更多的钱资助他返学，因为他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更不能失学。只好劝他干什么也别一个人下黑煤窑了，那些不见天日的地方真不是老实人呆的地儿，太危险了，就别说你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了。临分手时我又问他，知道那两人的老家在哪吗。他就说他认的那个‘亲’叔叔应该是中原省中北县宋家庄的。当时他死后收拾他的遗物时看到过这么个地址写在一个空信封上。我一想我也不是什么公安局抓凶破案的，再说两个原凶已经死了，那个案子也没有什么紧急的了，就仍然走原定的那条采风路线。果然那条路上有更多更大也更轰动的黑煤窑杀‘猪仔’案子，有一大群合伙一下子弄死许多人的，有打死原来是同伴和老乡的，辽西的那帮竟然把自己真正的亲戚都当‘猪’杀，真是太黑心太他妈的残忍了！

“往回走时我又想，这些震撼人心的大案要案纪实素材，对记者写报导或者报告文学很有用。但要想写有思想有深度的小说，就必须要深挖调查和体会分析这些草根亡命徒们的作案背景和动机才行。尤其是中北县的那个，怎么他就十分罕见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个世上人性本就黑暗，尤其是在那些十分艰苦、十分原始、暗无天日、无法无天的黑煤窑里。可我的小说如果也只是冷漠而又超然地暴露和描写这些人性的阴暗面，像记者写新闻稿一样，这就好像鲁迅的《药》中真的去掉了那个画龙点睛的花环，也许那样更接近事请的真相罢，但是文学作品却因此没有了灵魂。因为我们的小说毕竟还是要给人以希望、劝人向善的——‘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是我要用它寻找光明’——对不对？所以，这次从辽西调查回来以后，我就想着可以去中北县的宋家庄那里去碰碰运气。谁知到了那村以后，人家早已经对我们这些记者报导啦作家采风啦讳之莫深。一开始根本就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那村的村支书一口咬定他村的那个如果真的已经死了，也是被别人当‘猪仔’杀的，因为他绝对是一个好人。我就只好又去偷偷地询问那当事人的媳妇。在确定我不是公安局的要调查和抓她以后，她就哭了，说是她害了他。再经过仔细地一番宽慰和询问以后，她才肯说出她老公是多年前因为她信了一种教被抓，他救她时犯了‘袭警罪’才被判刑入狱的。而他老公也肯定是进了监狱里才被别个真正的坏人带坏的。我就又问她当时信了什么教，是不是‘法轮功’。她说不是，她加入的是基督新教家庭教会，她村的老支书都在偷偷地信那教。他教我千万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更不要写进文章或者什么小说，因为政府说他们是信了邪教了。我只好答应绝对不写这些事情。但她又说耶稣劝人向善，而且人世间的一切善恶最后都会在天堂地狱里奖罚分明、因果终报，当然不是邪教。但是她们当时非法聚会，所以被抓。政府要求每个教友写悔过书才放人，或者交钱私了也行。我们不想写悔过书，因为教主说我们信教的写了悔过书就真有罪了，是谁也赦免不了的大罪；可是我们又没有钱交那罚款。小儿子还在吃奶，所以他们抓我的时候我当家的就急了，打伤了其中的一个。后来他干坏事，在马路上开车碰瓷讹人家钱，肯定是中平市的那个狱友教他的。那个坏蛋是中平哪个村子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我当家的曾经对我说过，那村的村民崇拜和迷信黑老鸹，所以他心特别黑。——就这样，我才又辗转地询访到了你们乌佑这里。”

等刘作家和春生一起到了姜家，他见姜家的中堂屋里竟赫然地挂着很大的耶稣圣心像，神子的一颗红心被画得光芒万丈。又吓了一跳。好心地提醒姜家父子，小心公安局为他们信了邪教也来抓他们。姜还山听到后吃了一大惊，心里说这党和国家的政策又变了？但春生却依旧轻松地开着玩笑说：“我们姜家信教没事，因为我爷爷是国家承认的正经八百的革命烈士，我奶奶有她烈属证呢。——再说了，我们上面有神人罩着呢。”然后又仔细地和刘作家解释，姜家信的是天主教爱国会那一个老教派，所有的印刷品和念经册子都是由政府下辖的正规宗教机构派发的。教区里的主教、神甫、教友、和礼拜堂等等也都是光明合法的。当然除非中国再来一次文革，除了共产主义以外，其它的信仰一概又不允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