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上世紀的抗日戰爭，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重大事件。被日軍占領的淪陷區究竟是啥樣？淪陷區居民如何生活？作為研究歷史的愛好者，筆者試圖回顧這段歷史。

從“色戒”看淪陷區民眾生活

 “色戒”描述一名為國民政府服務的年輕女人，自願充當誘餌，密謀暗殺汪精衛政府裡的一名特務頭目……。儘管李安導演的影片在送審後的版本，刪去了大量的性愛與暴力血腥鏡頭，還是有人就影片是否美化漢奸而出現爭議。筆者在此僅關注影片中沒有爭議的部分, 人們從“色戒”影片中看出：

幾個抗日熱血青年來到上海淪陷區，王佳芝（湯唯飾）等人勿需介紹信（單位證明）就可租住別墅小樓。所居住小區里既無居委會，也無派出所（等基層專政機構）。他們既不找工，也不打工，過着飽食終日，衣食無憂的生活。在日常的油鹽柴米生活中，也沒有看到戶口，購糧證，暫住證等“共和國”生存必需品。王等人進出有私家小車迎來送往。讓人嘆為觀止的是，他們手裡居然有（武器）槍，白天商量如何殺人，晚上則安排誰上床泡妞……。（對上述“鏡頭”，審管人員並無歧見和爭議。）

看到日軍占領淪陷區小青年們充滿浪漫情調的“抗日救國”面貌，如此自由，幸福和舒適的淪陷區生活，讓筆者想起了一篇網文中提到的先皇治下，幾個小青年（張東蓀孫子與郭沫若兒子等）的遭遇，只能哀嘆時代不同，命運不濟，生不逢時：

張鶴慈與郭世英是文革前高乾子弟和高級知識份子子弟雲集的北京一O一中學的同學，兩人和一批有獨立思考不滿專制主義的同學經常在一起聚會，交流思想和讀書 心得，評論時政，後來張鶴慈考進北京師範學院，郭世英考進北大哲學系。一九六三年張鶴慈、郭世英，還有解放軍衛生部部長孫儀之的兒子孫經武等成立了一個地 下文學團體X社。不到三個月，張鶴慈和郭世英相繼被捕。 他們被拘捕罪名4條：1,組織反革命集團，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企圖偷越國境。4, 誣衊黨的領導，發泄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

北平淪陷區

國人幾千年來一直強調以史為鑑， “述往事，思來者” 。筆者發現淪陷區的史料相當匱乏，究其原因，或 年代久遠，許多的年長老人已經對當年發生的事件記憶模糊，或有很多的知情人在黨國政治壓力下，守口如瓶，寧可把真相帶進棺材？筆者有幸得請到一位長輩，談了日軍占領北平後，其印象中最為深刻的事。

長輩回憶道：根據《何梅協定》（筆者註：協定禁止民眾進行抗日活動，同時國家在河北和察哈爾的主權大部喪失），日軍不費一槍一彈，1937年8月6日占領北平。長輩當時在北平求學，北平淪陷後不久即南下踏上流亡路。

日軍占領北平後，立刻組建，成立偽北平政府，同時解散了歸屬國民政府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接着發告示整頓社會次序。其中有兩條印象頗為深刻：

2  2.公共汽車排隊上車，前上後下。

幾天后社會次序頓時改觀。

關於北平淪陷區的資料，筆者還看到的是一篇回憶錄,談了司徒雷登如何抵擋日本占領當局的壓力。某日，一隊日本憲兵開進燕京大學，要搜查學生宿舍。校長司徒雷登強硬拒絕並聲稱：燕大是美國人辦的學校，受治外法權的保護。任何人要進燕 園搜捕學生，必須首先得到美國駐北平領事館的批准。由於司徒雷登寸步不讓，日本占領當局從此不敢再到燕大來找學生麻煩。凡是燕大學生在校外被當局逮捕，司徒雷登仍不坐視，他總要與日本占領當局交涉和周旋，迫其放人。當年刺殺漢奸周作人的某燕大學生，就得益於司徒雷登的保護而成功脫逃。

行文到此，筆者突發奇想，如果司徒是北大（前身燕京大學）校長，可能毛主席的文革就得另擇別處發動，文革中北京大學翦伯贊等師生63人，可能也就不會被害身亡？

淪陷區鄉村情況

雖然“色戒”獲得了 威尼斯影展等9項大獎 。筆者仍然懷疑電影“騙子”。後來終於找到機會請教了有淪陷區生活經歷的老人，請他說說自己的親身感受，這個老人是我的鄰居李先生。

李先生說：他1932年出生，生活在山東濟南200里外的村里。他住的村子距離縣城還有百里路。日本人在1938年後占領山東。

他本人並沒有看到過日本人。為啥？他住的村子離縣城還有百里路，日本鬼子鞭長莫及。

李還說：當年日軍僅能用十多人（一個班）的兵力（和偽軍？）占領縣城。當時縣以下是區。日本人偶爾也會到區（公所）執行公務，如催糧交款等。而區以下的鄉和村，就沒有看見日本人來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游擊隊卻是常常來，他們一般只是在半夜深更時來，怕暴露自己白天不來。為了抗日游擊隊的安全，擔心晚上狗叫，村里家家戶戶都把狗殺掉。

當地的抗日游擊隊是（國民黨）何思源領導的部隊。不知道共產黨的游擊隊是誰的部隊。每次游擊隊來，弄得村里人很緊張。游擊隊來了就是要錢，要糧。抗日嘛，大道理一講，家家戶戶都得盡力而為。

直到抗日戰爭結束，當地的學校並沒有開設過日語課（皇民教育）。沒有日本人，誰來教日語？

李先生的回憶使筆者想到：中國傳統社會自從廢封建，建立郡縣制以來，國家行政權力一般只到縣一級，皇權止於縣政。中國太大，皇帝也有管不到的地方。與此類似，日本軍隊只能征伐和統治縣政級的城鎮。日本占領的城鎮和鄉村，雖然同為淪陷區，其實民眾的生活差異頗大。城鎮淪陷區有日本駐軍，而農村則相對太平，並無多大的變化。農村淪陷區有三股力量： 即皇協軍(汪偽軍).，忠救軍(國軍在江浙一帶的游擊隊)和新四軍。

有關淪陷區鄉村的情況， 受人矚目的是Peter J Seybolt，有關河南省內黃縣的一系列論著：內黃縣在抗戰爆發時人口不過20余萬，地瘠民貧；戰事初起，當地的國民黨軍政當局望風潰逃。牢中囚犯出獄後大肆劫掠，民眾則將縣裡的義倉搶奪一空。縣郊四股土匪趁亂合力攻城，與守城的鄉紳民團血戰不休。時逢日軍路過，以為遭遇抵抗，便進入縣郊的村落屠殺報復。因此這個縣在幾個月裡有800多人喪生，其中200多人死於日軍之手，但600 多人竟死於自相殘殺。此後數年，這種混亂局面從未停止。縣裡的鄉紳很快就和日軍勾結，組織傀儡政權，附近的紅槍會（當地稱為“聖道會”）則和河南境內殘留的國民黨軍隊聯手，進攻鄉紳領導的民團。但不久紅槍會也投降了日軍，國民黨軍隊則撐到1940年初才降日，改編為偽軍。此後內黃縣一帶僅存的抗日武裝是共產黨的游擊隊，繼續和各種親日勢力進行周旋。而日軍真正派往當地的兵力，不過一個小隊而已。抗戰八年，內黃縣始終處於各派勢力互相殘酷鬥爭的拉鋸戰中，各派勢力主要考慮如何保護和壯大自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往往不惜與日軍合作，甚至壓迫和剝削本國同胞。

Seybolt 所描繪的淪陷區， 與“黨史”里軍民“同仇敵愾、一致抗日”的情景頗不相同，像內黃縣這樣的“灰色地帶”，淪陷區農村里普遍存在，在筆者鄰居老人李先生的回憶中也可部分證實。

David S. G. Goodman 的另一篇研究抗戰時山西省黎城縣關於“離卦道”的論文，則證明了即使在中共勢力強盛的淪陷區農村里，民眾敵我不分的政治意識。黎城縣抗戰時隸屬晉冀魯豫邊區。縣政府已在中共掌握之下，1941年當地發生“離卦道”（類似FLG，筆者注）農民反抗縣政府的暴動。暴動的農民被縣政府擊潰以後，立刻投靠日軍。

在類似的文中，談到淪陷區的城市和鄉村的情況時，多半強調“灰色地帶”的存在。 這裡的所謂“灰色地帶”不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在鄉村或小鎮裡，日軍的占領往往徒有虛名。事實上，淪陷區農村造成了政治真空和社會失序，使（中國）各派勢力趁機進行權力角逐；角逐中的各派都以本身的生存和擴張為優先目標，民族主義或國家觀念成為次要的考慮。一般民眾只求能在內亂和外患的熬煎下苟延殘喘。在主要城市裡，日軍的占領比較徹底，控制自然也比較嚴密，當地民眾無論資本家、知識分子或小市民，都得經常面對非犧牲即妥協的抉擇，他們之中選擇妥協以圖自保（甚至自肥）。雖然城市居民所受的愛國，民族主義薰陶較深，但其抗爭表現如何，可從“色戒”影片中看出端倪。

毛主席談日本侵華戰爭

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這些詩句都表白了淪陷區民眾的痛苦，無奈和悲哀。可是領袖的眼裡怎樣看待日本侵華戰爭呢？

1972年，中日建交的時候，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見毛後，張口第一句話就向毛道歉：“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
毛答：“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

作為一個有良心的政治家，毛對日本的侵華戰爭投桃報李，知恩圖報，主動放棄了日本的戰爭賠償。毛在和外國政要會見時，常常能夠廖廖幾句表露真情，坦白交代（淪陷區）歷史的真相，讓人感動之餘，也嘆為觀止。

台胞說淪陷區

抗戰八年，位於日軍侵略線後面的廣袤國土，都已宣告“淪陷”。生活在那片土地的民眾，不得不面對着前所未有的混亂、屈辱和危險。這些人的經驗，理應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可惜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和研究太少。

筆者曾和來自台灣的同胞交流思想，發現他們的語言中，常常把中國大陸統稱之為淪陷區。熟悉後問台胞，憑啥把大陸統稱之為淪陷區？台胞理直氣壯答：抗戰時期，中國傷亡了千萬人。和平時期，大陸卻餓死了千萬人。為啥不可以都叫淪陷區？

筆者是毛時期饑寒交迫的過來人，雖然不曾餓死，卻已經“餓傷”（餓鬼的前期）,那個年代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飢餓和恐懼，一輩子也揮之不去。

淪陷區究竟啥樣？還需要更多的討論嗎？

往事並不如煙，歷史看似虛無飄渺，其實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