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世纪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大事件。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究竟是啥样？淪陷区居民如何生活？作為研究历史的愛好者，笔者试图回顾这段历史。

從“色戒”看淪陷区民众生活

 “色戒”描述一名為國民政府服務的年輕女人，自愿充當誘餌，密谋暗杀汪精衛政府裡的一名特務頭目……。尽管李安导演的影片在送审后的版本，删去了大量的性爱与暴力血腥镜头，还是有人就影片是否美化汉奸而出现争议。笔者在此仅关注影片中没有争议的部分, 人们从“色戒”影片中看出：

几个抗日热血青年来到上海沦陷区，王佳芝（汤唯饰）等人勿需介绍信（单位证明）就可租住别墅小楼。所居住小区里既无居委会，也无派出所（等基层专政机构）。他们既不找工，也不打工，过着饱食终日，衣食无忧的生活。在日常的油盐柴米生活中，也没有看到户口，购粮证，暂住证等“共和国”生存必需品。王等人进出有私家小车迎来送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们手里居然有（武器）枪，白天商量如何杀人，晚上则安排谁上床泡妞……。（对上述“镜头”，审管人员并无歧见和争议。）

看到日军占领淪陷区小青年们充满浪漫情调的“抗日救国”面貌，如此自由，幸福和舒适的沦陷区生活，让笔者想起了一篇网文中提到的先皇治下，几个小青年（张东荪孙子与郭沫若儿子等）的遭遇，只能哀叹时代不同，命运不济，生不逢时：

张鹤慈与郭世英是文革前高干子弟和高级知识份子子弟云集的北京一O一中学的同学，两人和一批有独立思考不满专制主义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思想和读书 心得，评论时政，后来张鹤慈考进北京师范学院，郭世英考进北大哲学系。一九六三年张鹤慈、郭世英，还有解放军卫生部部长孙仪之的儿子孙经武等成立了一个地 下文学团体X社。不到三个月，张鹤慈和郭世英相继被捕。 他们被拘捕罪名4条：1,组织反革命集团，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企图偷越国境。4, 诬蔑党的领导，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北平沦陷区

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强调以史为鉴， “述往事，思来者” 。笔者发现沦陷区的史料相当匮乏，究其原因，或 年代久远，许多的年长老人已经对当年发生的事件记忆模糊，或有很多的知情人在党国政治压力下，守口如瓶，宁可把真相带进棺材？笔者有幸得请到一位长辈，谈了日军占领北平后，其印象中最为深刻的事。

长辈回忆道：根据《何梅协定》（笔者注：协定禁止民众进行抗日活动，同时国家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日军不费一枪一弹，1937年8月6日占领北平。长辈当时在北平求学，北平沦陷后不久即南下踏上流亡路。

日军占领北平后，立刻组建，成立伪北平政府，同时解散了归属国民政府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接着发告示整顿社会次序。其中有两条印象颇为深刻：

2  2.公共汽车排队上车，前上后下。

几天后社会次序顿时改观。

关于北平沦陷区的资料，笔者还看到的是一篇回忆录,谈了司徒雷登如何抵挡日本占领当局的压力。某日，一队日本宪兵开进燕京大学，要搜查学生宿舍。校长司徒雷登强硬拒绝并声称：燕大是美国人办的学校，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任何人要进燕 园搜捕学生，必须首先得到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批准。由于司徒雷登寸步不让，日本占领当局从此不敢再到燕大来找学生麻烦。凡是燕大学生在校外被当局逮捕，司徒雷登仍不坐视，他总要与日本占领当局交涉和周旋，迫其放人。当年刺杀汉奸周作人的某燕大学生，就得益于司徒雷登的保护而成功脱逃。

行文到此，笔者突发奇想，如果司徒是北大（前身燕京大学）校长，可能毛主席的文革就得另择别处发动，文革中北京大学翦伯赞等师生63人，可能也就不会被害身亡？

沦陷区乡村情况

虽然“色戒”获得了 威尼斯影展等9项大奖 。笔者仍然怀疑电影“骗子”。后来终于找到机会请教了有沦陷区生活经历的老人，请他说说自己的亲身感受，这个老人是我的邻居李先生。

李先生说：他1932年出生，生活在山东济南200里外的村里。他住的村子距离县城还有百里路。日本人在1938年后占领山东。

他本人并没有看到过日本人。为啥？他住的村子离县城还有百里路，日本鬼子鞭长莫及。

李还说：当年日军仅能用十多人（一个班）的兵力（和伪军？）占领县城。当时县以下是区。日本人偶尔也会到区（公所）执行公务，如催粮交款等。而区以下的乡和村，就没有看见日本人来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游击队却是常常来，他们一般只是在半夜深更时来，怕暴露自己白天不来。为了抗日游击队的安全，担心晚上狗叫，村里家家户户都把狗杀掉。

当地的抗日游击队是（国民党）何思源领导的部队。不知道共产党的游击队是谁的部队。每次游击队来，弄得村里人很紧张。游击队来了就是要钱，要粮。抗日嘛，大道理一讲，家家户户都得尽力而为。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当地的学校并没有开设过日语课（皇民教育）。没有日本人，谁来教日语？

李先生的回忆使笔者想到：中国传统社会自从废封建，建立郡县制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一般只到县一级，皇权止于县政。中国太大，皇帝也有管不到的地方。与此类似，日本军队只能征伐和统治县政级的城镇。日本占领的城镇和乡村，虽然同为沦陷区，其实民众的生活差异颇大。城镇沦陷区有日本驻军，而农村则相对太平，并无多大的变化。农村沦陷区有三股力量： 即皇协军(汪伪军).，忠救军(国军在江浙一带的游击队)和新四军。

有关沦陷区乡村的情况， 受人瞩目的是Peter J Seybolt，有关河南省内黄县的一系列论著：内黄县在抗战爆发时人口不过20余万，地瘠民贫；战事初起，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望风溃逃。牢中囚犯出狱后大肆劫掠，民众则将县里的义仓抢夺一空。县郊四股土匪趁乱合力攻城，与守城的乡绅民团血战不休。时逢日军路过，以为遭遇抵抗，便进入县郊的村落屠杀报复。因此这个县在几个月里有800多人丧生，其中200多人死于日军之手，但600 多人竟死于自相残杀。此后数年，这种混乱局面从未停止。县里的乡绅很快就和日军勾结，组织傀儡政权，附近的红枪会（当地称为“圣道会”）则和河南境内残留的国民党军队联手，进攻乡绅领导的民团。但不久红枪会也投降了日军，国民党军队则撑到1940年初才降日，改编为伪军。此后内黄县一带仅存的抗日武装是共产党的游击队，继续和各种亲日势力进行周旋。而日军真正派往当地的兵力，不过一个小队而已。抗战八年，内黄县始终处于各派势力互相残酷斗争的拉锯战中，各派势力主要考虑如何保护和壮大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往往不惜与日军合作，甚至压迫和剥削本国同胞。

Seybolt 所描绘的沦陷区， 与“党史”里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情景颇不相同，像内黄县这样的“灰色地带”，沦陷区农村里普遍存在，在笔者邻居老人李先生的回忆中也可部分证实。

David S. G. Goodman 的另一篇研究抗战时山西省黎城县关于“离卦道”的论文，则证明了即使在中共势力强盛的沦陷区农村里，民众敌我不分的政治意识。黎城县抗战时隶属晋冀鲁豫边区。县政府已在中共掌握之下，1941年当地发生“离卦道”（类似FLG，笔者注）农民反抗县政府的暴动。暴动的农民被县政府击溃以后，立刻投靠日军。

在类似的文中，谈到沦陷区的城市和乡村的情况时，多半强调“灰色地带”的存在。 这里的所谓“灰色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在乡村或小镇里，日军的占领往往徒有虚名。事实上，沦陷区农村造成了政治真空和社会失序，使（中国）各派势力趁机进行权力角逐；角逐中的各派都以本身的生存和扩张为优先目标，民族主义或国家观念成为次要的考虑。一般民众只求能在内乱和外患的熬煎下苟延残喘。在主要城市里，日军的占领比较彻底，控制自然也比较严密，当地民众无论资本家、知识分子或小市民，都得经常面对非牺牲即妥协的抉择，他们之中选择妥协以图自保（甚至自肥）。虽然城市居民所受的爱国，民族主义熏陶较深，但其抗争表现如何，可从“色戒”影片中看出端倪。

毛主席谈日本侵华战争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些诗句都表白了沦陷区民众的痛苦，无奈和悲哀。可是领袖的眼里怎样看待日本侵华战争呢？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见毛后，张口第一句话就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答：“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毛对日本的侵华战争投桃报李，知恩图报，主动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毛在和外国政要会见时，常常能够廖廖几句表露真情，坦白交代（沦陷区）历史的真相，让人感动之余，也叹为观止。

台胞说沦陷区

抗战八年，位于日军侵略线后面的广袤国土，都已宣告“沦陷”。生活在那片土地的民众，不得不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混乱、屈辱和危险。这些人的经验，理应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可惜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太少。

笔者曾和来自台湾的同胞交流思想，发现他们的语言中，常常把中国大陆统称之为沦陷区。熟悉后问台胞，凭啥把大陆统称之为沦陷区？台胞理直气壮答：抗战时期，中国伤亡了千万人。和平时期，大陆却饿死了千万人。为啥不可以都叫沦陷区？

笔者是毛时期饥寒交迫的过来人，虽然不曾饿死，却已经“饿伤”（饿鬼的前期）,那个年代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饥饿和恐惧，一辈子也挥之不去。

沦陷区究竟啥样？还需要更多的讨论吗？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看似虚无飘渺，其实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