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中学没什么名气，校址却不一般 - 它曾是清末大臣李鸿章的私人住宅。 在说中堂大人官邸的前世今生以前，先发个感叹：原来一百多年前当官的和今日当官的一样，撸权，敛财，置业，忙得不亦乐乎，然而，结局却是他们料想不到的, 真应着圣经里的一句话：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不是吗？曾经的当朝高官的私产，百年之后成了学娃洗脑受教的地方。 

关于李鸿章，国人似乎早有定论，就是汉奸，卖国贼一个（是否如此，准备另写一篇来说这事）。 写此文时正是他代表清廷向八国联军签署《辛丑条约》满两个甲子，你说他有多招国人恨？  所以，剥夺汉奸卖国贼的产业为“人民”所用，岂不善莫大焉？ 

不过经过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家家户户或许都经历过房产买卖，房产转移的操作，对房产所有权有了新的认识，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疑问： 李鸿章的房子是他的私产，现在成了“公产”，是怎么个过程？ 合理合法吗？他的后人愿意吗？作一类比，现在当官的有几套房产不足为奇，后来犯错了，可以把它们充公吗？像这种情况，房产归国家，但是国家是谁？是人民吗？是政府吗？诸如此类的房产，解放后是一大笔收入，前朝官员的，商人的，资本家的，统统一笔糊涂账，就是不让人搞清楚。

当然，当年在这里读书的毛孩子们是不会想到到这些的，只是有点抱怨。 教室太小，一个班五十几个学生，挤成一团。 记得班里有个“高冷”的女生，嫌坐在旁边的男生靠得太近，说他“真讨厌”，让他把边门打开，侧过身子，把脚伸到教室外面去。

回头来说我记忆中的学校。 学校的教学楼由三栋楼房组成。 它们看似独立，其实楼与楼之间是有房间联成的一体，只是楼与楼的交接处退后不少，前面又有连接大楼的过桥，遮住了后面的房间，所以看起来像是三栋独立的楼房，每层都有过桥链接。 

每栋楼的教室分布是一样的，每层两个教室，共用一面墙，不知道原来就是这样的，还是隔成两半变成这样。我猜想是后者，因为做教室，如果一层一间，太大了，隔成两间正合适。但中堂大人在筹划自己的居所未必会嫌房间太大吧。 当然，改建的教室并不理想，它们紧挨在一起，总有点妨碍，特别是当一个班的学生齐声朗读课文的时候肯定会影响隔壁班级上课。

每层教室的三边有鉄铸的围栏，齐胸高，从造型来看，应该是原配的，已百年有余了。围栏和教室之间是宽宽的走道，大理石面，下课时学生们就在这里嬉闹，也有在大理石地面上“溜冰”的。 教学楼的正面离操场不远，二楼以上就是现成的看台。每每有球赛，大家依着栏杆观看，倒也不用担心栏杆是否会被压塌，也从来没听说有“跳楼”或“被跳楼”的事情发生过。 初中部占了两栋楼，初一在一楼，初二升到二楼，初三再升一层。 高中学生少些，使用最靠里那一栋楼，也是级级高升。

每层教室远离操场的那边，是办公室，隔着过道。不记得别的，但记得二楼有学校党支部办公室，因为有牌子挂在门上，明明白白写着：“党支部”。 如今用什么词来描述党的办公地点呢？当然最好是“伟光正的所在地”。但那时党机关给人的印象是有点神秘，毕竟是一小撮嘛，不比现在有九千多万，一大帮子； 另外，好像党支部办公室的门总是关着的，甚至都没见过有人进出，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什么，所以说“神秘”是准确的。 当然，那时候的党支部虽然也是发号施令的场所，但比不得现在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那种。 

开篇说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在这里既洗脑也受教。 记得初一就有政治课，不记得什么内容，但并不像现在那种穷凶极恶的灌输。政治课老师是个退伍军人，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光这一点就让我们对他敬仰不已。但我实在记不起他教会我们什么东西。 这也许不怪他，他不过是用胳膊撑着讲台 - 这是他惯用的姿势 - 照本宣科。 他也知道政治课有点乏味，一直鼓励我们提问题，还说什么问题都可以。 提问的学生不多，就记得有同学问“为什们还不收回香港？” 我也曾斗胆问过“太阳晒在身上暖烘烘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看不见的东西注进去了吗？” 他都没有回答，这让我们有点失望。

教学楼的边沿种着灌木、花草。 之所以记得这些，是因为开学第一天我和另一位同学一边交朋友一边看花草。不料有位女老师走过来，将近四十来岁，娇小的样子。 她问我们，“初一新生吗？认识这花吗？” 我们不知所措。她告诉我们她是生物老师。果然，上植物科的时候走进我们教室的就是她。这样的事情现在还在学校里发生吗？ 大概不会吧，课外辅导都是要付钱的，哪个老师会吃饱了饭没事干做那种事？

教学楼的边上有幢独立的小房子，房间的正前方放着一台钢琴，我们在那里上音乐课。老师是个男的。每堂课40分钟，他总要花头一刻钟的时间把大家安定下来，然后赶紧教我们唱歌。这是件很难的差事，因为教一群毫无音乐修养的“野孩子们”唱歌无疑像教牛弹琴。大家乱唱一气。 大多时候，老师显得无奈，下课铃一响就放我们出去，好像巴不得的样子。 有时老师也会生气，让我们停下来。 他给我们做示范，唱了一遍，问我们 “和你们唱的有什么不同呀？” 他见大家不吱声，就点名一位坐在前排的同学，该学生回答说，“你唱的有点抖”，于是全班哄堂大笑。 

出音乐房，有一片沙坑，这里是我们上体育课跳远、跳高，和使用单杠、双杠的地方。上完音乐课，男生就顺便在这里练肌肉。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初一的小鬼们个个都是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不过人瘦点也有好处，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比较容易，就看见两根筋拽着身体上去下来。

教我们的老师中至少有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数学老师，另一个是英语老师。不知道这种消息是怎么传到我们班来的。 初一的小鬼知道什么，也不在乎，反而觉得他们和蔼可亲。 也确实，阶级敌人不敢翘尾巴，说话，行事都小心谨慎。学校，社会教导我们痛恨这些人是后来的事，特别是进入文革以后。

文革是我读初二时发生的。 其实一年前，也就是从我进校起，政治气氛就很紧张了。所谓一人发疯，全国上下也跟着一起疯狂。 根据最高统帅的指示，党里藏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要被揪出来打到的。 我们的学校也不列外，在李鸿章的私宅里也发生过革命小将批斗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的革命行动。关于这方面的事，本来也想写点什么，因为我是目击了学校支部书记在操场上被批斗，我的数学老师被我的同班同学在教室里扇耳光，但现在有个说法 - “文革是艰辛的探索”； 既然是探索，总是要付点学费，出点代价的，艰辛一点怕什么。 这不， 疯子后继有人啊。 既然如此，我就不好说什么了，这方面的事留着以后再说吧。

至于我同学打老师的事，请读我的另一篇博文，《我的中学同学 - 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