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暢：人才、智商、基因、個人努力及教育和環境的關係——從“沃森爭議”談起 最近看到一段引發廣泛爭議的視頻，介紹諾著名學者沃森關於非裔智商低、歐洲人智商高的看法，沃森是美國著名的分子生物學家，是美國推動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重要推手，他深度參與塑造了現代生命科學體系,對現代生命科學影響很大。1962年，他與弗朗西斯·克里克共同發現了DNA雙螺旋結構，並因此獲諾獎。 2007年他發表有點帶有種族主義偏見的觀點：認為非裔智商低，不如歐洲人，並表示很擔心非裔就國家整體發展而言，非洲國家未來沒希望。 他的非裔低智言論引起強烈抨擊，他保持沉默但觀點未變。2018年，當記者再次採訪他時，出於科學家的良知，仍堅持他的看法。這導致他失去多個光環耀眼的榮譽頭銜和學術身份。2025年，他離世。 沃森提出的這些觀點到底有沒有依據？我們看看以下的這些事實 諾貝爾獎為例，目前全球得主約950餘人（接近1000人），其中非裔得主只有17人：11人和平獎（最多）4位文學獎、1位經濟學獎，物理化學醫學領域0。 1936年開始的數學最高獎菲爾茲獎獲得者總共60多人，非裔為0。 1966年始，美國計算機協會頒發的計算機諾貝爾獎（也就是圖靈獎）共有80位得主，非裔為0。 美國幾所頂級大學學生人數比較，此處我順便把“Asian（亞裔）列出比較：
過去十年的本科生變化：
MIT：亞裔由約24.7%上升到35.2%，黑人由5.6%上升到7.7%；
斯坦福：亞裔由約20.5%上升到31%，黑人約6%左右基本穩定；
哈佛：亞裔由約19.5%上升到23.5%，黑人由6.5%上升到8.9%。 面對以上這些客觀存在數據，仍然否定沃森觀點的左派輿論認為:造成非裔數據不太靚麗的原因在於社會因素： 教育資源:從小就存在差距，不同家庭背景、經濟條件、成長環境都影響一代人的成長。非裔家庭孩子，從小缺乏穩定的環境和良好的教育，以至於根本就沒有機會接觸高水平的學科訓練，進入頂尖大學、甚至走向科研高端領域的機會很小。 科研體系本身：諾獎、圖靈獎、菲爾茲獎這樣的頂級成果，需要幾十年的積累以及科學家本身參與一流的國際合作。歐美國家在過去一百多年裡，建立了最成熟的科研網絡和資源體系，能夠早進入這個體系，所以容易持續產生高水平成果。非裔科學家沒有這樣的優勢所以也就產生不了諾獎得主。 教育取向、職業選擇和家庭結構:存在差異，更多非裔學生有的更傾向於非學術研究，職專業選擇上傾向於其他領域,如護士、建築等等。 頂級獎項本身的樣本極小，統計上不具有科學性。諾貝爾獎一百多年才不到一千人，菲爾茲獎和圖靈獎人數更少。在如此小的樣本中，任何比例上的差異都可能被放大，因此很難直接用這些極端少數來代表整體情況。
對於這兩種不同的觀點我的看法是： 智商高低是任何個體客生而具有的事實，但用怎樣的法則和算法去測試、衡量不同人的智商缺乏統一考試和標準。我看過一些不同的智商測試法，智商測試不同，都有局限性，以此衡量一個人的智商有時是有失公平的。 重點是智商高低應該不是我們今天繼續爭得面紅耳赤的重點——重點應該是——了解個人成長取決於哪幾個要素，並針對性的總是改進其相關方面，培養下一代人的高水平和能力以便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個人認為，至少三要素是最基本的： DNA，個人天賦（智商)與之密切相關，這些天生的獨有的條件與父母遺傳有密切的關係，不應否認。愛因斯坦是被公認的具極高智商（天賦）的奇才。今天的最新的醫學科學已經在研究人類在造人過程當中最新的技術：胚胎植入前遺傳檢測（PGT / PGD）對胚胎進行DNA檢測然後篩選出更好的胚胎——嘗試選擇精子和卵子——DNA檢測選擇更健康和更有高智商的精子和卵子配對，以誕生具有高智商的一代。 個人努力:愛迪生曾經多次表示,個人的成功 93%是個人的努力而只有7%是屬於個人的天賦。關於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相當之多這裡不多花篇幅 環境和教育: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如果孩子出生在貧困、動盪甚至戰爭環境中，從小缺乏教育與基本保障，那麼其未來發展必然受制；反之，在穩定且資源豐富的社會中成長，則更容易獲得機會。最近看到一個視頻講到中國的今年的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六位最優秀的競賽者其中上海就有三位，2人來自 上海中學，1人來自 華東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北京大概一位。從這個事實的本身就反映出社會環境的不同對學生的影響：我認為華人平均智商是相同的，而上海之所以得天獨厚，是因為上海這兩所重點中學有優秀的老師同時學校重視數學教育。中國有句古話叫”名師出高徒”，學生受到的教育環境老師的師資水平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許也不能排除家庭的影響以及中國上海現在生活水平比較高，學生的營養各方面都比較充分。
重複一下結論：
個人的成就應該是天賦和遺傳（DNA有關）、個人努力和周圍環境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只有三方面有機的配合，社會培養出的一代新人才能對人類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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