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李新政是否能帶領中國模式走向成功，尚待時間來證明。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新的領導班子在反腐方面似乎頻繁有大動作，媒體也似乎比以前更大膽了一些。的確，政策的制定執行對反腐敗至關重要， 但反腐只靠自上而下的打擊就能夠根治嗎？筆者認為遠遠不夠。如果只能靠政令領導反腐的話，中國的反腐還沒有跳出歷史上整肅吏治的怪圈。歷史上勵精圖治的統治者官員雖說不多，但也並不鮮見。為什麼反腐成果往往好景不長，奏效甚微，甚至勞而無功呢？

   腐敗的根源究竟在哪裡呢？有人說，是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這話的確有道理。反腐的首要條件是“上梁”首先要正，如果統治者官員腐化，就不能怪民眾仿而效之，因為官員憑藉自己的權勢占據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在先，怎麼能責怪民眾為自己的溫飽貪戀些蠅頭小利？ 大惡不懲，何以罰小惡？ 因此，領導者對根治官員腐敗的決心是根治腐敗的重要條件之一。

   但是，官員腐化的原因又是什麼呢？首先，制約權力和制度的不完善是官員腐化最重要的原因。中國的官員制度仍舊帶有舊吏治的封建專制缺陷，官員仍是對上層統治者負責，而上層統治者假設官員的高尚道德和“先進性”， 並沒有建立監督約束機制。在封建君主制度下的中國吏治，讀“聖賢書”的官吏們已經被假設具有， 或者至少以聖賢的高尚道德情操為榜樣。其權力是由上級賦予，並對上級負責，民間的意見是沒有正常的有力量的機構代表的。民告官通常被認為是犯上作亂，因此可以說只要上級不查辦，其權力是不受任何約束的。因此，當腐敗危及到政權時，很多時候已經是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了。

   盡管信奉共產主義的新中國的吏治儘管有很大改進，比如說對群眾意見的重視和群眾組織的建立。 但從本質上來說，共產黨的“幹部-群眾”制度並沒有脫離歷史的“官-民”巢臼。“幹群關係”和舊有的官民關係事實上是相似的。幹部的道德高尚和先進性也是事先肯定的， 選拔任用也是由上級決定，對上級負責的。 只聽說過對先進的共產黨員進行學習， 沒有聽說過對先進的共產黨員要實行權力約束的。 所以，官員代表的仍舊只是上級，而非人民的意見。只要上級的統治者事先通過“道德的高尚性”獲得了統治的合法權（legitimacy），這種權力基本上是不受到任何有力的約束的。事實上，這和西周的道德統治， 以德配天沒有本質的區別。 無論這種道德信仰是古代聖賢的學說，還是現代的先進的馬列主義毛澤東學說。兩者的共同點是：用意識形態的“先進性”獲得了不受約束的統治的合法權。

   這種 自上而下的“道德統治”模式在其產生之日，就受到了老子的質疑。老莊的思想認為在道德已經衰落，禮崩樂壞的周朝，這種依德或仁義禮等治國的“道德模式”不僅是下策，而且往往被統治者利用，約束的僅僅是沒有權力的人民， 而為大盜竊國提供了方便。依據老莊的思想，這種只針對下層有用的權力不均衡的道德統治好比把珠寶（天下）裝在一個層層上鎖（道德規範約束）的箱籠，並不能約束沒有道德的統治者 （竊國者）， 反之，這種用拔高道德規規範的做法只能更有利於強盜和竊國者。竊國者所需要做的只是更方便地把這個帶鎖的箱籠一起拿走，因為沒有人能阻止強權的破壞性力量。這也會正是老莊批評孔子儒家的要害所在。孔子的儒教的確是能約束人民，但卻未能約束竊國的大盜（統治者），使得本為公器的天下成了盜拓的戰利品。老子給出的答案是建議上層 回到人仁慈而滋生萬物的“道”，避免“德”在人間的墮落。可老子的警示並沒有阻止道德的墮落和人們對強權的嚮往。

   如此，曾經滋生養育了中華古老文明的道德，並沒有能夠逃避強權下腐敗的滋生， 連綿的自下而上的農民起義都是在權力極度腐敗，民不聊生的情況了起來推翻一個政府，但建立的新的政府往往會重蹈這種道德統治下的權力腐敗的覆轍。這種分分合合的循環延續了千年。 這種命運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避免嗎？

 如果能的話，舊的“道德治國”，榜樣治國的模式必須改變。 但這也並不是說道德治國沒有可取之處， 但只一味尊崇道德模式，學習而成為“先進”的統治者往往成為空談，假話，是虛偽，是允許實際上的道德墮落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允許竊據高位的腐敗官員作威作福而不作為。 因而，打破毫無約束力的道德治國必須對對官員的權力進行約束。

   然而，怎樣約束官員的權力呢？首先制度是必須的，但一個良好的約束機制是建立在公民意識和公民共識上的，而不僅僅是簡單的自上而下的政令。如果每一個公民都能從我做起，建立良好的制度，決不姑息腐敗， 民心所向，貪官恐怕無處可逃。但人們往往看到的現象是，中國的教育制度不是教育人們成為有責任的有創造性的能夠改變社會，解決社會問題的有責任的公民，而是教育人們如何服從權威，聽從教導，做“擁護”黨的政策的順民。這樣的道德政治下的教育模式扼殺了中國人的創造性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如果人民受不到國家的尊重，被當作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來“教導”的話，大多數人民永遠不會對社會有責任感，人們所能做的只是為自己謀私利，因為國家並沒有把人民當成有獨立人格值得尊重，能對社會負責的“成年人”。 事實上， 許多國人並容忍對自己有利的“腐敗”，營建自己的關係網為己謀福利，卻指責別人腐敗。因此，一個貪官倒下了，更多的貪官起來了。是什麼樣的土壤讓中國產生了如此多的貪官？根除這個產生腐敗的土壤，恐怕這才是反腐敗的治根之本。

   筆者認為，根除腐敗的土壤必須從公民教育入手。這種教育不是灌輸道德和知識，唱道德高調讓公民去犧牲奉獻，把人民當成沒有思想的愚眾去欺騙，而是尊重每一個公民，鼓勵公民的創造性去解決社會問題，教育公民從我做起，如何建立更好的社會制度，遵從並改善社會制度。這種公民教育必須要政府給予社會資源支持，在家庭和社會教育的配合下，使每個公民真正認為自己是有尊嚴有能力能夠為改變社會貢獻力量的一分子。 在這一點上，美國的公民教育做得很不錯，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建立了完善的學前和公立教育制度和配套的社會教育設施。美國的公立學校必須保證師資和學生的比例，保證小班教學，使每個學生得到充分的關注，並提供大量的免費圖書資源和社會資源。 美國的小學生學前班就學社會學，懂得自己是社會的一分子，自己怎樣做才能幫助社區。而中國的教育對兒童教育投入關注太少，中國的兒童從小就習慣了被忽略，試想四五十個學生一班，初中畢業絲毫不懂兒童心理學的老師只要求孩子做乖孩子，守紀律，聽話，根本談不上尊重孩子對孩子進行公民教育。即使家庭教育關注到孩子的需求了，社會教育很快使孩子變得服從權威，怕老師的， 習慣被忽略而受不到尊重。這樣的下一代如何成為有創造力有責任心的公民？這樣的下一代如何會使明天的太陽更燦爛？這樣的下一代如何能成為反腐敗的希望和主力？

   因此，筆者建議，反腐敗應當從娃娃抓起，公民教育應學前開始，使下一代成為受到充分尊重，負有社會責任的公民，而非聽黨的話，只會服從的順民。國家應當對基礎教育投入人力物力，建設完善教育制度和設施，改善師資， 這樣，公民群策群力，以身作則，制度才能改善，國家才能發展，腐敗才能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遏制。僅僅靠自上而下的打擊，或許能作用一時，卻遠非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