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成都市新都区初三语文考试阅读理解试题中出现了一篇与抗日战争有关的小小说《杜鹃花落》，被民众作为毒教材案例举报，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最终导致该文作者被革职。

其实这篇短小说只不过是从日军前线指挥官的视角和心理来描写那场战争，说侵华日军军官岗田大佐的儿子本是帝国大学高材生，因为到中国来看望父亲，在武装护送的军车上被共军游击队劫走了，所以岗田大佐非常气恼，为了复仇大开杀戒包围了八路军游击队，结果土八路把他儿子绑在树上，用他儿子白衬衫挂在树上当白旗。岗田大佐命令大炮杀无赦轰过去，结果发现轰的是自己儿子，当场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如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落。

这篇作品着重刻画的其实是日军军官荒谬的爱恨情仇，逻辑意涵实际上是反日侵略的。因为是从日军心理和视角来写，当然不会写八路军游击队高大上，这就成了罪名了。

而且涉事作品并不是中学课本的课文，而是语文考试中的一道阅读理解题。教科书课文是要被学生反复学习，考试题只是一杆子买卖，涉及受众很小，二者对内容政治正确的要求也明显不同。课本内容一般要经过教育部门的课纲审查，考试题授课老师就能决定。

写小说跟写议论文不同，它的意涵不能直接说，而是通过人物形象和心理刻画，在人物命运中体现出来。

要知道战争中无论哪国都有平民，平民不应被杀，这是现代战争法则，所以小说中儿子去看老子被抓只能说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不幸。

小说结局并没有写日本平民死于八路军之手，而是死于自己日本老子之手，最后的鲜血如杜鹃花才有悲剧性的含义。

有人说杜鹃花有杜鹃啼血的隐喻也是过度阐释，小说中杀日本平民的不是中国人，杜鹃啼血有啥深层的言外之义？

杜鹃花只是红艳如血才得名，历史上是先有杜鹃鸟和杜鹃啼血的典故，后有杜鹃花名，在这篇小小说中口吐鲜血如杜鹃花落就是一个明喻。

我不相信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写类似的文艺作品会被治罪。第一小说是虚构，第二日本军人视角，不等于作者自己立场，第三日本人视角也是视角，理解一下别人的视角和心理没有什么错。

这篇小小说的作者被免职，只能说是中国人文环境的悲哀，跟文字狱差不多了。这个作品因之能引起强烈民意反弹，也说明中国文化氛围很不健康：中国虽然没有民主，但有暴民政治。

二．

日本也不会把那样的作品叫做毒教材，日本二战战败，没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否定精神不可能重新站起来，美国也不容许。

何况二战日本是被美国二颗原子弹打趴下的，如果把与美国合作都叫做日奸，日本政坛没几个不是。

日本曾经有不少年轻人在中国参演抗日神剧，可以说是丑化日本军人，回国没见有人拿他们怎样。

浩歌（矢野浩二）就是混中国演艺圈中的日本艺人之一，在中国一直演反派日军的角色。娶了中国妻子，生了一儿一女，女儿为中国籍。2021年在中国演了一部与共军正面对决的日军军官形象，被观众认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中国演艺事业受到很大影响。在日本仍然能混得风生水起，不仅参演电影电视剧，还在东京参加多种综艺和访谈节目。甚至2016年还获日本外务大臣奖。 

  浩歌最 新作品是2024上映的日本剧《致光之君》（日语：光る君へ），讲述《源氏物語》作者紫式部的一生。在剧中演的是宋朝的在日华商。

在西方国家也一样，相关内容能不能进入考试题，授课教师就有权决定，而一旦出现这样的事在西方国家一般没有人能够给老师定罪，学校擅自处罚老师可能还会被告。

在德国更是反过来，为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辩护会被治罪。

美国空军现役大兵都能跑以色列大使馆前自焚，你觉得中学老师要是出一道同情加萨人遭遇的考试题很意外？如果出了，就会被革职？

有人提到美国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因以哈战争言论风波辞职，这跟革职也不一样吧，跟治罪更不一样。

一个公众人物或大学管理者，若有三分之一的民众对他不满，可能就难以达到董事会对他的期望。这跟演员犯政治正确问题类似，不是说人人会如此，而且大学董事会也不能违反合同随意决定。一个中学教师，那是他的生计，他凭什么辞职？

当然有些私人企业的劳动合同可以无理由辞退员工，最多给失业补偿，以确保自己裁人时不会被告。

三．

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逻辑来说，就是成王败寇。不管是农民上台、诸侯上台，抑或是外族上台，都要经过一番厮杀，经常死一半以上人口，成功了就是正统。

所以从中国传统以天命和革命为基础的天道逻辑来说，日本罪在时运不济，没有成功。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说，二战期间民族自决理念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从这一角度来说，可以说日本必败。

一些中国民粹所谓是非观其实都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灌输，也就是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划分，领土主权的划分，民族的划分，诸如此类。

中国传统文化原本没有这些概念，只有我是吃皇粮的，你杀了我的主子，我要复仇，老百姓对战争只有恐惧，也没有所谓正义观，最多只是觉得日本人杀我的家人，我与他们不共戴天。 

一些中国民粹分子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民族共同体理念发展到如此极端程度可能连其发明者洛克之流都没有想到，这应当主要是马列教的功劳。列宁和毛泽东时代国家民族政策的相对宽容受此影响很大，今天看来对集权统治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