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成都市新都區初三語文考試閱讀理解試題中出現了一篇與抗日戰爭有關的小小說《杜鵑花落》，被民眾作為毒教材案例舉報，多家媒體發表評論，最終導致該文作者被革職。

其實這篇短小說只不過是從日軍前線指揮官的視角和心理來描寫那場戰爭，說侵華日軍軍官崗田大佐的兒子本是帝國大學高材生，因為到中國來看望父親，在武裝護送的軍車上被共軍游擊隊劫走了，所以崗田大佐非常氣惱，為了復仇大開殺戒包圍了八路軍游擊隊，結果土八路把他兒子綁在樹上，用他兒子白襯衫掛在樹上當白旗。崗田大佐命令大炮殺無赦轟過去，結果發現轟的是自己兒子，當場一口鮮血吐了出來，如漫山遍野的杜鵑花落。

這篇作品着重刻畫的其實是日軍軍官荒謬的愛恨情仇，邏輯意涵實際上是反日侵略的。因為是從日軍心理和視角來寫，當然不會寫八路軍游擊隊高大上，這就成了罪名了。

而且涉事作品並不是中學課本的課文，而是語文考試中的一道閱讀理解題。教科書課文是要被學生反覆學習，考試題只是一杆子買賣，涉及受眾很小，二者對內容政治正確的要求也明顯不同。課本內容一般要經過教育部門的課綱審查，考試題授課老師就能決定。

寫小說跟寫議論文不同，它的意涵不能直接說，而是通過人物形象和心理刻畫，在人物命運中體現出來。

要知道戰爭中無論哪國都有平民，平民不應被殺，這是現代戰爭法則，所以小說中兒子去看老子被抓只能說是戰爭中不可避免的不幸。

小說結局並沒有寫日本平民死於八路軍之手，而是死於自己日本老子之手，最後的鮮血如杜鵑花才有悲劇性的含義。

有人說杜鵑花有杜鵑啼血的隱喻也是過度闡釋，小說中殺日本平民的不是中國人，杜鵑啼血有啥深層的言外之義？

杜鵑花只是紅艷如血才得名，歷史上是先有杜鵑鳥和杜鵑啼血的典故，後有杜鵑花名，在這篇小小說中口吐鮮血如杜鵑花落就是一個明喻。

我不相信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寫類似的文藝作品會被治罪。第一小說是虛構，第二日本軍人視角，不等於作者自己立場，第三日本人視角也是視角，理解一下別人的視角和心理沒有什麼錯。

這篇小小說的作者被免職，只能說是中國人文環境的悲哀，跟文字獄差不多了。這個作品因之能引起強烈民意反彈，也說明中國文化氛圍很不健康：中國雖然沒有民主，但有暴民政治。

二．

日本也不會把那樣的作品叫做毒教材，日本二戰戰敗，沒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否定精神不可能重新站起來，美國也不容許。

何況二戰日本是被美國二顆原子彈打趴下的，如果把與美國合作都叫做日奸，日本政壇沒幾個不是。

日本曾經有不少年輕人在中國參演抗日神劇，可以說是醜化日本軍人，回國沒見有人拿他們怎樣。

浩歌（矢野浩二）就是混中國演藝圈中的日本藝人之一，在中國一直演反派日軍的角色。娶了中國妻子，生了一兒一女，女兒為中國籍。2021年在中國演了一部與共軍正面對決的日軍軍官形象，被觀眾認為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在中國演藝事業受到很大影響。在日本仍然能混得風生水起，不僅參演電影電視劇，還在東京參加多種綜藝和訪談節目。甚至2016年還獲日本外務大臣獎。 

  浩歌最 新作品是2024上映的日本劇《致光之君》（日語：光る君へ），講述《源氏物語》作者紫式部的一生。在劇中演的是宋朝的在日華商。

在西方國家也一樣，相關內容能不能進入考試題，授課教師就有權決定，而一旦出現這樣的事在西方國家一般沒有人能夠給老師定罪，學校擅自處罰老師可能還會被告。

在德國更是反過來，為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辯護會被治罪。

美國空軍現役大兵都能跑以色列大使館前自焚，你覺得中學老師要是出一道同情加薩人遭遇的考試題很意外？如果出了，就會被革職？

有人提到美國哈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因以哈戰爭言論風波辭職，這跟革職也不一樣吧，跟治罪更不一樣。

一個公眾人物或大學管理者，若有三分之一的民眾對他不滿，可能就難以達到董事會對他的期望。這跟演員犯政治正確問題類似，不是說人人會如此，而且大學董事會也不能違反合同隨意決定。一個中學教師，那是他的生計，他憑什麼辭職？

當然有些私人企業的勞動合同可以無理由辭退員工，最多給失業補償，以確保自己裁人時不會被告。

三．

從中國傳統文化歷史邏輯來說，就是成王敗寇。不管是農民上台、諸侯上台，抑或是外族上台，都要經過一番廝殺，經常死一半以上人口，成功了就是正統。

所以從中國傳統以天命和革命為基礎的天道邏輯來說，日本罪在時運不濟，沒有成功。

從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來說，二戰期間民族自決理念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的主流，從這一角度來說，可以說日本必敗。

一些中國民粹所謂是非觀其實都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灌輸，也就是正義和非正義戰爭的劃分，領土主權的劃分，民族的劃分，諸如此類。

中國傳統文化原本沒有這些概念，只有我是吃皇糧的，你殺了我的主子，我要復仇，老百姓對戰爭只有恐懼，也沒有所謂正義觀，最多只是覺得日本人殺我的家人，我與他們不共戴天。 

一些中國民粹分子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民族共同體理念發展到如此極端程度可能連其發明者洛克之流都沒有想到，這應當主要是馬列教的功勞。列寧和毛澤東時代國家民族政策的相對寬容受此影響很大，今天看來對集權統治極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