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現代政治制度都可以在古希臘找到對應：英美是雅典傳統，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接近斯巴達傳統，中國當代體制接近馬其頓傳統。雅典傳統可以視為海上霸權主義傳統，斯巴達和馬其頓傳統可以視為陸上極權主義傳統。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本質就是海上霸權傳統和陸上極權傳統之間的對立，或熱戰或冷戰。

羅馬帝國在分裂成東西羅馬帝國之後，西羅馬帝國沿襲古羅馬傳統接近雅典傳統，東羅馬帝國也就是拜占庭帝國因地處東方所以更接近馬其頓傳統。

拜占庭帝國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仍然能夠延續一千多年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因：一是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地處要塞三面環水易守難攻；二是地處東方，深受亞歷山大帝國及其後希臘化王國統治傳統的影響；三是經濟上有君士坦丁堡，安條克和亞歷山大等海上貿易重鎮，以及地處埃及，西亞和小亞細亞等土地肥沃的廣大農耕地區。

西方偽史論者總是說雅典四周土地貧瘠不能支撐強權，實際上地中海四周很早就是一個商貿統一體，不能單獨用一個地方的農業能否自足說事。雅典有銀礦，有海上霸權，屬於外向型經濟，有足夠資金過上富足生活。

西羅馬帝國是羅馬帝國大本營，其政治傳統採用的是雅典式的民主共和與霸權。鼎盛時期從各地吸收了大量奴隸和工商業人士，人口可達數千萬之多。

羅馬帝國的擴張靠征服土地，掠奪財富補充龐大開支，靠大量戰爭奴隸從事農耕，靠分配土地給公民兵以鼓舞士氣。這也是一種外向型經濟模式，一旦把地中海四周都拿下，對外擴張走向停滯，經濟就難免會出現問題。沒有新的奴隸來源，沒有新的財富維持軍費開支，沒有新的土地分配給士兵。國家就會面臨內亂，經濟就會走向崩潰。

入侵西羅馬的日耳曼人，主要是被匈奴不斷趕到羅馬帝國北部邊境的游牧民族。他們一開始充當羅馬帝國僱傭兵，因為地位低下所以便宜。後來大多數羅馬軍隊都變成日耳曼人掌控，就成了禍患。

這些日耳曼人因各種原因開始搶劫城市，劫掠商道，使得富人都躲到鄉下建城堡，城市人口大幅減少，只有少數教堂和窮人。軍閥和富人搶奪土地分封地盤，摒棄商業與貨幣。最終使得原來的西羅馬帝國從原來的外向型經濟退縮到完全封閉自足根基之上，從而也為後來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後備力量。

當西羅馬貴族不再搞外向型擴張，革新農業就成了主要方向，於是農業增產，人口增長，糧食富餘，工商業興起，城市再次崛起。

這個時候，自由競爭的環境和希臘文化的復興成了歐洲引領全球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唯二法寶。

二．

中國歷史上屬於封閉型農業體系，只要有足夠的農業稅收，就可以維持足夠龐大的官僚體系和足夠奢侈的皇家生活，所以中國歷史傳統是內向型政經體系。唯一需要考慮的是內憂和外患造成的政局動盪，解決辦法是對外儘量做大做強，對內防範民變或尾大不掉。

內向型體系對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不僅中世紀早期的西歐封建莊園是如此，中國自秦漢以降的歷朝歷代也是如此。所以西方近代的崛起主要是源自自身的希臘和羅馬文化傳統，而非西方偽史論者鼓吹的是受中國文明影響的結果。

日耳曼人從最早攻破羅馬城到最終導致西羅馬帝國滅亡的100年間，總共移入西羅馬地界的不足100萬人，當時西羅馬總人口至少有一千多萬。

這些日耳曼人雖然是蠻族，但人數很少，且最終被羅馬人同化，類似於清朝滿族之於漢族。他們所承襲的文化完全是古羅馬文化，特別是天主教掌管的基督教文化，而中世紀天主教教父神學則主要源自希臘文化。

伊斯蘭帝國的文化和宗教主要源自亞歷山大帝國之後的希臘化遺產和源自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伊斯蘭教文化。

伊斯蘭帝國有百年翻譯運動，翻譯的主要是希臘化時代流傳下來的典籍，王朝建制受拜占庭帝國影響很大。在十二世紀其文明程度不亞於中國和東羅馬帝國。中國與伊斯蘭帝國之間如果有某種影響也是彼此彼此，伊斯蘭對中國新疆一帶的影響反而更大。

蒙古人西侵，四個汗國總共人口不超過幾十萬，跟大元進入中國人數差不多，統治時間最長120年，另外幾十萬在蒙古高原本土。

蒙古人在西亞和東歐的統治，自己是軍隊和警察，管事的都是本地系統。最後蒙古人改信伊斯蘭教和東正教，自己被同化。

蒙古人既然沒有給中國人帶來多少西方伊斯蘭教和東正教流傳地帶的文化和技術，也不可能給西方帶去多少中國文化。

近代西方殖民主義者倒有可能竊取世界各地技術和文化，但是那時西方人自己已經崛起，其崛起原因主要來自於其自身傳統而不是受外界其他文化影響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