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我经常做一种梦，一个无比珍贵的器皿破碎了，那是一个近乎无限透明的琥珀色，或近乎无限透明的蔚蓝的器皿，我被它的清澄所吸引，走近了它，并不慎碰坏了它。它的碎片在阳光之雨中凄然洒落，像我透明的希望。 其实现实中的日本是如此浑圆、完整、一切最易破碎的东西都被最精心地保存着。这里有最好的玻璃罩、最好的浆糊、最好的防腐剂、最好的空调，去保护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中易于破碎的物质。然而为什么我总去做破碎的萝？是不是因为我曾不慎弄坏过一块坡璃？我并不懂萝，只是这样猜想。 那天，我去做一个搬家的工。阳光也像梦里的阳光一样耀眼。卡车上的家俱在阳光下愈发明亮，而坐在卡车上的我却愈发黝黑。没有电梯的楼梯宛如陡峭的金字塔，并不比我们攀登学问的金字塔更轻松。家俱的主人在楼梯上面俯视，也许他只看到了巨大的家俱却没有看到支配家俱前行的四条腿。 从楼梯上不能通过的更大的家俱要从窗户拉上去，我们的手臂，像起重机有力的臂膀。 当汗水浇灌的令人兴奋的凯旋时刻——领钱回家的时刻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不慎用膝盖弄坏了一块客人的玻璃，我没有感到膝盖和玻璃的接触，只听见了玻璃破碎的声音，它的裂痕似乎一直延伸到远方的蓝天。 我开始担心他们会不发给我工钱。一位刚刚结识的日本学生铃木安慰我说：“不会的，因为他们有保险。” 我还是不放心。另一位日本学生中山给我详细地解释说：“搬家公司都入了保险，他们损坏的一切东西，都由保险公司负责包赔。”我仍然忐忑不安地回到这家公司。 日本学生优先领工钱，外国人理所应当要后拿。 发工资的人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工资可以给你，但不能和日本人一样。” “多少？” “日本人是一小时一千二百元，你们一小时七百元。”他根本没有在意我打碎了玻璃。 “为什么？” “因为有规定，留学生一天只能打四个小时的工，你今天干了几个小时？” “如果事先说好，我也许会不干，为什么不事先说好？再说现在放假，是可以打一整天工的。” 他诡谲地笑了笑。 “对了，他还弄坏了一块玻璃。”一个人突然在一边说道。 “对了，他弄坏了一块玻璃，不发给他工资。”整个事务所在欢呼跳跃，像偷袭珍珠港告捷。 “你们不是入了保险了吗？” “我们的保险为什么为你使用啊？” “那我就为你们义务劳动了？” “多谢了。”——一个千娇百媚的小姐说。 “你们到底给不给钱，不给我就走。” “请！请！门在这里。”一个大汉说。我愤然冲出房门，铃木追上我，几乎是哀求地说：“拿着钱吧！求求他们，干一天活多累呀！” “钱啊！钱啊！到底要不要啊？这可是钱啊！”发工资的那个人抖动着几张票子，有如摇响串铃。 我走在外面，来到自动贩卖机前，买了六罐饮料，尽管花了仅有的这几个钱，我要步行五公里回家。我平静地再次走进那家公司，把买来的饮料放到了桌子上。 “你们是给不起工钱的穷苦人，怪可怜的，这几罐饮料算我请客了。” 事务所里顿时乱了营。“把饮料还给他！”人们狂呼。 我再一次冲出房门，狂奔在一尘不染的街道上。铃木和中山拼命在后面追我，他们终于追上了我。 “你……你不要这样做！他们不会理解你。他们……他们是日本的耻辱！” “这些饮料，你给他们拿回去！”我坚决地说。 中山急得满脸通红，不知说甚么好。突然，我看见在旁边一直默不作声的铃木慢慢地蹲到地上，失声痛哭了起来。中山冲着他大吼大骂：“混蛋，不许哭！不许哭！”然而铃木用双手捂住脸，一任泪水流淌。 我惊愕了，突然觉得天地间好静，尽管我头上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汽车震耳欲聋。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只听到铃木的泪水在汩汩流淌。我颤抖的嘴唇似乎要说出甚么，然而语言冻结在夏日的夜暮中，我一动不动地伫立着。我记下的，是那时我丢失的语言。 铃木君，不要哭。我不会去恨，我不会把这看成日本的耻辱。由于我承担了你如此清澄的泪水。我将不会去恨，我将永远会用理解的目光去看这混沌的世界，直到看出它的真正清纯。 铃木君，不要哭，由于我承担了你如此沉重的泪水，我会象爱我的家乡一样爱日本。受她每个善良的微笑，爱她每个无奈的叹息。 铃木君，不要哭，我丢失了我的语言，不能握着你的手，道一声“再见”，但我将永远记住这个夜晚，记住你，记住中山，记住正在升上中天的今晚的月亮。 几年后，我回到了中国，我五岁的女儿突然有一天问我：“爸爸，听说你在日本留学时打工是很苦的，是吗？” 我迟疑了好久，对她说：“日本是个很美的地方，春天来了，满山遍野开满樱花。清晨，露珠从花瓣上颤动着坠落，像是去向大地讲述樱花淡红色的梦。樱花看起来很柔弱，而满山遍野的樱花连成一片，那可是个结实的春天啊！” 女儿象是不太懂我的话，又象是被我的话迷住了，她久久地遥望着遥远的东方，目光迷离而又憧憬。 女儿，你看到美丽的日本了吗？ 我没有讲我那个梦。我发誓我永远不会向她讲那个梦，一个近乎无限透明之蔚蓝的器皿破碎了，它在阳光的雨中凄然洒落，像我蔚蓝的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