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田园都市厚生病院院长春山茂雄1995出版了一本科普读物《脑内革命》，立刻成为排名榜首的畅销书。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在发生肯定的、乐观的、积极的正面想法时，人脑就会分泌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利的激素，胜过任何灵丹妙药，可以使人健康长寿；而人在发生否定的、愤怒的、紧张的、消极的负面想法时，人脑就会分泌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害的激素，可以和最猛烈的蛇毒相匹敌，会使人患重病，几乎所有的成人病都来自这样的精神因素。因此他提倡人们发挥正面的想法，抑制负面的想法。比如说你被会社的社长训斥了一通，你也不要发火忧愁，要想社长训你是为你好，你要怀着一种感谢的心情去挨训，以便发生正面的想法，从脑中分泌出灵丹妙药来。

读了这些文字，我不由地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最善于“脑内革命”的了。从远古讲，“脑内革命”的创史人应首推庄子。《庄子·外篇·至乐》写道：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丧，看见庄子正蹲坐着，敲着盆唱歌。惠子说：“妻子和你住在一起，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而身死，你不哭也算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太过份了吗？”庄子说：“不是这样，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哀伤？可是观察她起初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人家静静地安息在此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所以才不哭。”

从近代说，鲁迅笔下的阿Ｑ也算一个“脑内革命家”。他创造了“精神胜利法”，被人痛殴一顿，疼痛未定，心已由怒变喜，因为他确像春山茂雄所说的那样，虽在现实中屡屡战败，但在精神上却认为是“儿子打老子”，无论遇到了什么事都作了“积极的、正面的发想”，令大脑分泌出许许多多有益健康的激素，令阿Ｑ身体健康，意气飞扬。

岂止阿Ｑ是个“脑内革命家”，阿Ｑ那个时代的人民也都是“脑内革命家”。在阿Ｑ吃了官司，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看热闹的人们像蚂蚁搬家一样成群结队，为他的死而喝彩欢呼。把别人的悲剧、惨剧当作自己的喜剧来观看，在他人的悲惨中获得一种狂喜，令大脑分泌出快乐无尽，受用无尽的美好激素，这是中国的“脑内革命家”特有的“绝技”。岂止阿Ｑ那个时代，就是现在这样的“脑内革命家”也大有人在，常常看到，也经常听说中国人一看到枪毙人就“革命人民拍手称快”，“鸣放鞭炮表示坚决拥护之心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庆祝正义战胜邪恶”，而今我却又可以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解释：他们堪称“脑内革命家”。

鲁迅为了强健中国人的体魄，曾选择了“医学救国”的道路，但面对在任何惨剧面前都山呼“万岁”，令大脑分泌出快乐激素的体魄强健的“看客”，他绝望地说：这样的人病死多少也不足惜。

我不知道鲁迅说得是否过份，但我却觉得所谓的“脑内革命”只能在民主制度和现代法制保证生命本身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尊重的国度里才能实现，不然的话就会产生无数兴高彩烈、乐此不疲的侩子手和逆来顺受、兴高彩烈的看客，“脑内革命家”们虽然也会有阿Ｑ般强健的体魄，但却不能保证不会有阿Ｑ般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