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田園都市厚生病院院長春山茂雄1995出版了一本科普讀物《腦內革命》，立刻成為排名榜首的暢銷書。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人在發生肯定的、樂觀的、積極的正面想法時，人腦就會分泌一種對人體非常有利的激素，勝過任何靈丹妙藥，可以使人健康長壽；而人在發生否定的、憤怒的、緊張的、消極的負面想法時，人腦就會分泌一種對人體非常有害的激素，可以和最猛烈的蛇毒相匹敵，會使人患重病，幾乎所有的成人病都來自這樣的精神因素。因此他提倡人們發揮正面的想法，抑制負面的想法。比如說你被會社的社長訓斥了一通，你也不要發火憂愁，要想社長訓你是為你好，你要懷着一種感謝的心情去挨訓，以便發生正面的想法，從腦中分泌出靈丹妙藥來。

讀了這些文字，我不由地覺得我們中國人是最善於“腦內革命”的了。從遠古講，“腦內革命”的創史人應首推莊子。《莊子·外篇·至樂》寫道：莊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弔喪，看見莊子正蹲坐着，敲着盆唱歌。惠子說：“妻子和你住在一起，為你生兒育女，現在老而身死，你不哭也算了，還要敲着盆子唱歌，這豈不太過份了嗎？”莊子說：“不是這樣，當她剛死的時候，我怎能不哀傷？可是觀察她起初本來是沒有生命的，不僅沒有生命而且沒有形體，不僅沒有形體而且沒有氣息。在若有若無之間，變而成氣，氣變而成形，形變而成生命，現在又變而為死，這樣生來死往的變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運行一樣。人家靜靜地安息在此天地之間，而我還在哭哭啼啼，我以為這是不通達生命的道理，所以才不哭。”

從近代說，魯迅筆下的阿Ｑ也算一個“腦內革命家”。他創造了“精神勝利法”，被人痛毆一頓，疼痛未定，心已由怒變喜，因為他確像春山茂雄所說的那樣，雖在現實中屢屢戰敗，但在精神上卻認為是“兒子打老子”，無論遇到了什麼事都作了“積極的、正面的發想”，令大腦分泌出許許多多有益健康的激素，令阿Ｑ身體健康，意氣飛揚。

豈止阿Ｑ是個“腦內革命家”，阿Ｑ那個時代的人民也都是“腦內革命家”。在阿Ｑ吃了官司，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時，看熱鬧的人們像螞蟻搬家一樣成群結隊，為他的死而喝彩歡呼。把別人的悲劇、慘劇當作自己的喜劇來觀看，在他人的悲慘中獲得一種狂喜，令大腦分泌出快樂無盡，受用無盡的美好激素，這是中國的“腦內革命家”特有的“絕技”。豈止阿Ｑ那個時代，就是現在這樣的“腦內革命家”也大有人在，常常看到，也經常聽說中國人一看到槍斃人就“革命人民拍手稱快”，“鳴放鞭炮表示堅決擁護之心情”，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慶祝正義戰勝邪惡”，而今我卻又可以對他們有了一種新的解釋：他們堪稱“腦內革命家”。

魯迅為了強健中國人的體魄，曾選擇了“醫學救國”的道路，但面對在任何慘劇面前都山呼“萬歲”，令大腦分泌出快樂激素的體魄強健的“看客”，他絕望地說：這樣的人病死多少也不足惜。

我不知道魯迅說得是否過份，但我卻覺得所謂的“腦內革命”只能在民主制度和現代法制保證生命本身得到了至高無上的尊重的國度里才能實現，不然的話就會產生無數興高彩烈、樂此不疲的儈子手和逆來順受、興高彩烈的看客，“腦內革命家”們雖然也會有阿Ｑ般強健的體魄，但卻不能保證不會有阿Ｑ般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