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大批中國留學生湧入日本，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留學高潮。二十幾年過去後，大批留學生學成歸國，成為中國科學、文化、政治、貿易等各個領域的中流砥柱，還有一批留學生留在了日本，活躍在日本的各個領域，為日本和中國這兩個“一衣帶水”的民族的相互理解，相互溝通做出了貢獻。他們有的成為大學教授，有的成為科研人員，有的成為日本上市企業的經營者，還有一些人活躍在日本的主流傳媒，用純熟的日語、豐富的知識和獨特的視角，觸摸日本社會最敏感的神經，捕捉瞬息萬變的世界脈動。與日本社會水乳交融的感覺，使他們的採訪技巧老練嫻熟，而中國文化的深沉內涵，更使他們報道的視點犀角獨探。
　　下面，我就想講述幾個活躍在日本主流傳媒的華人姑娘的故事，也許她們像所有的留學生一樣，都在漫長的留學路上走過許多無奈，但是現在她們躍動於電波與熒屏中，生命的確很精彩，過去，她們也許曾為理想的遙遠和渺茫“消得人憔悴”，但是今天，她們走過艱難，笑在光影輝映的“燈火闌珊處”……

一、蔣崢——從“總理記者”走向“朝鮮問題專家”

　　2000年10月13日，正值中國總理朱熔基訪問日本，在首相官邸與當時的日本首相森喜朗舉行會談。當兩國總理熱烈握手後坐下來正式會談時，森喜朗沒有像以往進行雙邊首腦會談時那樣，先說一些寒喧與歡迎的話，而是高興地對朱熔基總理說：“您知道嗎？在我的隨行記者團中，有一個中國出身的記者。”於是，森喜朗首相招手把一個20多歲的年輕姑娘叫過來，當這位姑娘走到朱熔基總理身邊時，朱總理高興地握住了這個姑娘的手，笑著大聲說：“我們的握手就是一條新聞啊！”朱總理還鼓勵她要努力工作，在場的人一下子都笑著拍起手來。由於這位姑娘原來是中國留學生，因此中日首腦會談一開始就從留學生談起，充滿了融洽和友好的氣氛。
　　這位姑娘就是日本電視的華人記者蔣崢，作為森喜朗首相的隨行記者，她在森喜朗首相身邊工作，森首相經常誇獎她，但有時也“怕她三分”。
　　森喜朗對留學生事業一直很熱心，1983年森喜朗第一次入閣時任文部大臣，他認為，培養人是建立所有相互信賴關係的基礎，因此毅然決定把從中國來日留學的日本國費留學生的人數增加一倍，達每年500名。
　　2000年10月10日，森喜朗在首相官邸接見中國留學生代表，他熱情地向中國留學生們介紹了蔣崢，他說：這個記者原來是在日本的留學體制下來學習的，她可以說是我創造出來的，但是現在對我很嚴厲。蔣崢對本報記者說，她確實經常問森喜朗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有時森喜朗會避而不答。
　　蔣崢14歲來日本，和所有的留學生一樣，也經歷了一段文化的衝突與適應的過程。蔣崢說：我在上海的時候，學習成績也不錯，還喜歡演戲，跳舞。但是來到日本以後，性格一下子變了，變成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在17年前的日本，人們提起中國，就有一個印象：“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我那時穿著打扮又土氣又寒酸，就像一個農村的傻丫頭。日語也一句都不會，在學校里總被人欺負、笑話。班裡的男孩子經常在我面前大聲地叫罵，可是我不懂日語，不知道他們究竟在罵我什麼。白天，我把同學們對我說的話都暗暗地背下來，晚上回到家裡按著發音去查字典，才知道原來是“傻瓜”“蠢豬”的意思。我就這樣每天自學日語。那個時候，我在學校幾個月都不開口，像一個失語症的孩子。課間休息的時候，我總是偷偷地溜進廁所，等到上課鈴響之前，一個人在廁所里消磨時間。中午，同學們都在教室里吃自己帶來的便當，我的便當是母親給我做的，中國菜特別多，周圍的同學們總說我的飯盒發臭，於是把我趕出教室。後來，我總是習慣在後操場一個人吃中飯。
　　後來蔣崢以普通的日本高中生的身份參加了大學會考，考上了日本私立名校慶應大學。大學畢業那年，正值日本處於“就職冰河期”，找工作非常難，但是蔣崢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日本電視，當時有幾萬人去考，最後只錄取了2、30人。
　　蔣崢最初被分配到了社長室國際部，但是她很喜歡第一線的記者生活，在她的多次要求下，電視台分配她去新聞部黨政組，開始了政治記者的生涯。後來進入了首相官邸的記者團，擔任當年森喜朗首相的隨行記者。不久，又從黨政組轉到了社會組，從事調查報道政治家的腐敗，採訪各種刑事案件，最近主要負責朝鮮人質綁架問題的採訪。
　　蔣崢對記者說：她很喜歡自己的工作，所做的工作同時又是自己喜歡的事，這是人生中的幸運。在政治部時很有意思，在社會部也是如此，能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在社會部工作，給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採訪，就是對發生在2003年6月福岡一家四口被殺的滅門血案的採訪。當時兩個涉嫌犯案的中國留學生在逃，蔣崢和日本電視攝製組的同事一起來到了中國長春，當時他們僅僅得到一點兒線索，知道楊寧家在長春的某一小區居住，但是那個小區中住著兩千多人，要找到楊寧的家，如同大海撈針。蔣崢利用自己在日本學得的細緻調查、層層逼近的採訪方法，並抓住了每個樓門口的煤氣表上都寫著住戶名字這一線索，挨家挨戶查訪，終於找到了楊寧的家。蔣崢以真摯和尊重的態度對待採訪的對象，最後得到了採訪對象的配合。楊寧的媽媽哭著對蔣崢說：楊寧這孩子沒有回來，（事件發生前）王亮有時來我家玩。這次採訪，為日本電視採得了獨家新聞，使他們對此事件做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報道。
　　蔣崢對記者說：能不能拿到獨家和有深度的消息，主要要看你對採訪對象的尊重與真摯的程度。
　　蔣崢現在擔任朝鮮人質綁架問題的採訪，為了能夠進行更有深度的採訪，她在在職期間，又重返母校——慶應大學，以朝鮮問題為研究課題，攻讀碩士學位。她希望既能成為一個活躍在採訪第一線的敏銳的記者，同時又成為自己所採訪的課題的專家，她相信兩者一定會是相得益彰。

二、崔雋——躍動在報道最前沿的光和影中

　　1月中旬，一個將整個日本政治和經濟攪了個天翻地覆的經濟事件——“活力門”事件爆發了，一時曾被媒體炒作為“時代驕子”的“活力門”社長堀江貴文因涉嫌製造收買企業假象，做假賬，散布謠言欺騙市場等被捕，“活力門”遭強制搜查，一時間，股市暴落，東證一部時價總值兩天內減少了30兆日元，而在去年眾議院大選中追捧堀江貴文參加大選，讓他去做“刺客”的小泉總理和自民黨幹事長武部勤受到來自在野黨的嚴厲指責，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
　　在日本收視率排名榜首的富士電視台也和其他媒體一樣，緊張地穿梭在兜町的東京證券市場和“活力門”總部所在的“六本木黑魯滋”之間，記錄下每一個將寫進日本歷史的鏡頭。而活躍在報道最前沿的記者，是華人姑娘崔雋（日本名高見詩由）。
　　崔雋18歲來日本留學，後來考入日本國立大學名校一橋大學商學部。2000年大學畢業後，她沒有選擇“專業對口”的公司，而是想成為一名記者，這是她少年時代的夢，於是她報考了日本富士電視台。當時有1萬多人報名，而招聘人數僅20名，也就是說在500多人中才能有一個人脫穎而出。
　　崔雋說，在面試的時候，主考官問我日語為什麼這麼好，我沒有完全從正面回答他的問題，而是講了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美麗的愛情故事。
　　崔雋說：我的外祖父是一個日本人，他18歲就去中國，在中國一住就是18年，當時他的中文講得很流利。他是一個建築師，由於工作的緣故他走遍了中國各地。在杭州，他見到了我的外祖母——一個普通的，沒上過學的中國姑娘。可能他們是一見鍾情吧？很快就在杭州結了婚，後來生了我舅舅。在外公36歲那年，日本戰敗，外公無奈不得不隻身回國，當時外婆正懷著我母親。外公對外婆說：我一定會回來找你們的，一定等著我啊。那時外婆只有24歲。
　　但從此之後，戰火連天，中日斷交，一水天涯，雙方都無法覓到對方的音信與蹤影，正是“欲寄彩箋與尺素，天長水闊知何處？”
　　42年過去了，外婆還在等待，儘管她已兩鬢如霜，成了表兄弟和我的祖母和外祖母，而她終於等到了在夢中苦苦纏繞的和外公相見的一天。1987年的一天，外公隨著旅行團來到杭州，他拿著一張寫著42年前地址的小紙片，一條街一條街地找著，找到了42年前的農業銀行，那時這家銀行就離我家很近，他“按圖索驥”，終於找到了我家，他和外婆分別了42年終於重逢。當時我家還沒有電話，外婆跑到鄰居家，給媽媽和舅舅打電話，告訴他們：你爸爸回來了……
　　崔雋說，我的故事完全吸引了電視台的主考官們，他們似乎忘記準備好的考題，而是開始問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事。
　　崔雋順利地通過了考試，成了富士電視台的一名記者，一開始在外信部工作，後來轉到經濟部。台里對她的工作評價很高，據她說對她的評價都是“A”，而她感到最開心，最能體現自己獨特價值的是去年6月去台灣的一次採訪。台灣的“牛肉蓋澆飯”連鎖店“吉野家”和日本一樣，也是從美國進口牛肉，但是在出現“狂牛病”以後，台灣再次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的時間比日本早，“牛肉蓋澆飯”的解禁也比日本早，在去年6月1日就已開放了。牛肉問題是日美關係的一個“徵結”所在，採訪台灣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對日本來說有借鑑意義。整個採訪計劃都是我一個人企劃、編制的，到了台灣，聯繫衛生署和“吉野家”等，也由我一個人承擔，這個採訪非常成功，我自己也覺得很來勁兒。在台灣，我們又發現了另一個新的素材，那就是台灣引進日本中高年技工的事情，台灣當局積極引進日本中高年技工，政府還給予補助。這個節目回來播出後反響很大，剛剛播出馬上就有人打電話來，詢問怎樣才能去台灣工作，這些消息後來反饋到台灣科技署，他們也感到很高興。
　　我見到崔雋時，她正在“六本木黑魯滋”追蹤“活力門”事件，在我們談話的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裡， 各種情報從四面八方打進她的手機，她苦笑著說：每天都不知要更換多少次電池……

三、張佑如——來自台灣的NHK播音員

　　張佑如來自台灣，她雖然還很年輕，但已擁有多個國家的多種學歷。她在美國獲得學士學位，在英國獲得碩士學位，在日本“政治家的搖籃”——松下政經塾學習3年，而且還在北京大學獲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
　　她從去年6月進入NHK日本國際廣播電台中國語班工作，具體的工作就是把日本的新聞翻譯成中文，然後向全世界用中文播出。
　　張佑如說：以前NHK中文廣播的主要聽眾是台灣人，台灣有許多從日治時代過來的人，而在國民黨統治時代，有一個階段禁止收聽日文廣播，但是日治時代過來的人對日本的事情很感興趣，因此對NHK的中文廣播情有獨鍾，當時NHK日本國際廣播電台所接到的聽眾來信屬台灣最多。在90年代以後，台灣受過日語教育的人漸漸凋零，同時也開放了傳媒，日本的電視節目也可以通過有線電視看到，因此台灣聽眾明顯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陸聽眾明顯增多，成了NHK日本國際廣播電台的主要聽眾。
　　張佑如說：我所做的節目是“當代視點”，主要介紹日本科技、社會現象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我們在做節目時一般採用對談的方式，如前些日子做了有關日本人吸煙和戒煙的事情，還介紹了日本的海中最近出現的巨大的海蟄，在過年的時候我們會介紹日本人過年的習慣，要到日本人家做客應該了解日本的什麼習慣，和中國人有什麼不同等。
　　我們播放的新聞大部分在日本國內聽不到，一般在收音機里只能收聽到午間新聞，但是在網上可以聽到我們全部的廣播。NHK的廣播節目一般立場很中立，除了新聞以外，一般不太涉及政治話題。
　　我們的工作中有時也會有一些採訪，如採訪中國來日本的藝能人等。
　　張佑如說：在NHK日本國際廣播電台中國語班中，有十多個華人，只有我一個來自台灣，其他都來自中國大陸。
　　除了我們上面介紹的三位姑娘外，還有許多華人活躍在日本主流媒體，據記者不完全統計，約有幾十人，他們大都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來到日本留學，和其他留學生一樣經歷了一段勤工儉學，熒雪苦讀的艱難過程，然而他們跨越障礙，迅速成長，有的成了日本主流傳媒的骨幹，對於日本來說，他們是“知中派”，對於中國來說，他們是“知日派”，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奮，給日本主流媒體注入一股新鮮而獨特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