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讀書時，曾看到日本人寫下的這樣一首漢詩：

　　殘民爭采背陽薇，

　　處處閉爐鎖竹扉。

　　詩興吟酸春二月，

　　滿城紅綠為誰肥？

　　我想，讀到這首詩的人，一定會想起中國的詩人杜甫，想起他在《赴奉先詠懷》中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想起他《歲晏行》中的“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我們也會想：這樣的憂國憂民之士會是誰呢？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文士吧？

　　其實寫這首詩的人不僅是個文士，而且是日本形式上的最高統治者——天皇。在日本室町幕府的長祿、寬政年間(1457-1466），第八代將軍足立義政喜歡風雅，大興土木，四處收集名木怪石，造山引泉，揮金如土。長祿三年(1459），義政搬遷新的府邸，但因揮霍過度，連搬家的錢都沒有了，只好和五山的和尚借錢。而從長祿三年到寬政初年(1460），日本各地發生大饑饉，隨之而來的是寬政二年的瘟疫流行，病死和餓死的人的屍體堆滿了京都的賀茂川，而將軍義政對百姓的疾苦全然不顧，仍然沉浸在華美風流的生活中，正是“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正是在如此的狀態下，當時的形式上的最高統治者後花園天皇作下了如此的漢詩交給了足立義政，促其反省。詩的大意是說：那些倖存下來的百姓，沒有糧食吃只好爭搶那些潮濕的地方生長的野菜，到處都是熄滅了的爐火和緊閉的竹門，那裡已經沒有了人煙；而那些沉浸在華美風流生活中吟詩作賦的人，吟到了無聊和膩歪的程度，連那二月的風都讓他們吟酸了。那滿城的花紅柳綠與那些饑寒交迫的人無關，只屬於那些權臣顯貴。

　　和中國的詩人不同，日本的詩中“刺世譏邪”的政治詩和敦促皇帝反省的“諫詩”極少，而這首“諫詩”不是臣子諫天子，而是天子諫臣子，這在中國更是不可想像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日本的皇室和中國的皇室有本質的不同，與其說他們是政治的統治者，不如說是文化的創造者。在鎌倉幕府之前，日本的皇室雖然從表面上看還有些實權，其實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政治的實權也一直掌握在外戚手裡。在鎌倉幕府開府之後持續了800多年幕府時代，皇室在政治上的統治權更是名存實亡，但在文化的創造上卻從來沒有中斷過。日本的最早的詩歌集《萬葉集》中有很大一部分詩歌出自天皇、皇后和皇族之手；平安朝時代的詩集《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新後拾遺和歌集》、《新後撰和歌集》等，都是敕撰和歌集，也就是說，都是在天皇的　導與參與下進行的，日本的一切古來的各種典禮、祭祀活動，以及從中國等傳來的各種古代文化，都在皇居中，也只有在皇居中，才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來。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日本人為什麼對皇室如此地依戀和崇拜，因為她代表著日本的文化的卓絕的創造和堅韌的傳承。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後花園天皇為什麼不像中國的皇帝而更像中國的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