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书时，曾看到日本人写下的这样一首汉诗：

　　残民争采背阳薇，

　　处处闭炉锁竹扉。

　　诗兴吟酸春二月，

　　满城红绿为谁肥？

　　我想，读到这首诗的人，一定会想起中国的诗人杜甫，想起他在《赴奉先咏怀》中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想起他《岁晏行》中的“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我们也会想：这样的忧国忧民之士会是谁呢？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士吧？

　　其实写这首诗的人不仅是个文士，而且是日本形式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在日本室町幕府的长禄、宽政年间(1457-1466），第八代将军足立义政喜欢风雅，大兴土木，四处收集名木怪石，造山引泉，挥金如土。长禄三年(1459），义政搬迁新的府邸，但因挥霍过度，连搬家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和五山的和尚借钱。而从长禄三年到宽政初年(1460），日本各地发生大饥馑，随之而来的是宽政二年的瘟疫流行，病死和饿死的人的尸体堆满了京都的贺茂川，而将军义政对百姓的疾苦全然不顾，仍然沉浸在华美风流的生活中，正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正是在如此的状态下，当时的形式上的最高统治者後花园天皇作下了如此的汉诗交给了足立义政，促其反省。诗的大意是说：那些幸存下来的百姓，没有粮食吃只好争抢那些潮湿的地方生长的野菜，到处都是熄灭了的炉火和紧闭的竹门，那里已经没有了人烟；而那些沉浸在华美风流生活中吟诗作赋的人，吟到了无聊和腻歪的程度，连那二月的风都让他们吟酸了。那满城的花红柳绿与那些饥寒交迫的人无关，只属於那些权臣显贵。

　　和中国的诗人不同，日本的诗中“刺世讥邪”的政治诗和敦促皇帝反省的“谏诗”极少，而这首“谏诗”不是臣子谏天子，而是天子谏臣子，这在中国更是不可想像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的皇室和中国的皇室有本质的不同，与其说他们是政治的统治者，不如说是文化的创造者。在镰仓幕府之前，日本的皇室虽然从表面上看还有些实权，其实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的实权也一直掌握在外戚手里。在镰仓幕府开府之後持续了800多年幕府时代，皇室在政治上的统治权更是名存实亡，但在文化的创造上却从来没有中断过。日本的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中有很大一部分诗歌出自天皇、皇后和皇族之手；平安朝时代的诗集《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新後拾遗和歌集》、《新後撰和歌集》等，都是敕撰和歌集，也就是说，都是在天皇的　导与参与下进行的，日本的一切古来的各种典礼、祭祀活动，以及从中国等传来的各种古代文化，都在皇居中，也只有在皇居中，才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对皇室如此地依恋和崇拜，因为她代表著日本的文化的卓绝的创造和坚韧的传承。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後花园天皇为什么不像中国的皇帝而更像中国的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