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泄露事故已经持续三个月了，目前仍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准确的途径。这场影响全世界的灾难的起因虽是地震，但是它所暴露出的日本原子能发电在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缺陷，却可以说明这场灾难中有很大的人为因素，特别是推进原子能发电计划的资源能源厅和负责安全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及核发电现场的东电形成了一个“原子能村”，沆瀣一气，构成没有任何监察功能的原子能推进体制，这也许是这次灾难的最根本原因。

一、原子能发电“守卫者”的愤怒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的)原副事务局长、瑞士人的博尔诺·贝扬先生最近说，过去就指出过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缺陷，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进行改进，他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他说:在瑞士，与福岛第一核电站同样类型的Muhleberg 核电站采取从地下深处汲取地下水，或者在核电站附近设置贮水池等双重的冷却设备。预备电线也有很多条。收纳原子炉的工房在开始时就安装上了强韧的第二屋顶，还有防御氢爆炸的Hydrogen re-combiners 设置，这是基本常识，而这样基本的安全对策福岛第一核电站完全没有采用。

这些是只需要一点点钱就能做到事，不仅瑞士，其他国家也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贝扬先生说∶我们2008年就对东电指出，福岛核电站的海啸对策不充分，可是东电仍然什么都没有做。(见swissinfo.ch)

另据《产经新闻》报道，早在2007年的IAEA会议上，就指出福岛县核电站的地震与海啸受害预防措施不充分，而东电方面也做出了“强化自然灾害对策”的保证。

但是，在东日本大震中，可以发现东电在设置供电线沟等基本的海啸对策上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而负责安全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对上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多次警告也都置若罔闻。

二、无视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原子能村”的警告

5月下旬，国际原子能机构(IEIA)一行20人来到日本，对包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内的核设施进行了视察，并在视察后提出了报告书草案。值得关注的是，报告书草案指出∶日本政府担任原子能安全的部门作为监督部门应该“保持监督部门的独立性，使自己的作用清晰化”。指出了日本原子能行政结构的不合理性。

　在日本，负责监督原子能安全的安全保安院是经济产业省的直属局，推进原子能发电的组织和监督安全的组织没有明确地相互独立。这些组织和东京电力等电力各公司及核电站推进派的政治家、学者们形成专一个利益共享的“原子能村”。

从这次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中也可以看出，这个“原子能村”是一种互相包庇、互相掩盖、有福同享、有难共逃的合谋体制。

东电从原通产省时代就开始接受该省的退休、退职人员再就业，有的人甚至担任副社长。今年1月1日，经济产业省原资源能源厅长官石田彻还就任东电顾问。

据日本共产党众议院议员盐川铁也的调查，东京电力的副社长席位成了监督官署经济产业省退休、退职干部的“指定席”。

　根据盐川铁也的调查，到目前为止经济产业省退休、退职干部到电力公司再就职者在东北电力、九州电力各6人；北海道电力、东京电力、北陆电力、关西电力各5人；冲绳电力4人；中部电力、中国电力、四国电力各3人。在10个电力公司共计45人，而这些电力公司都与核能源发电有关。

　　如经济产业省官僚在关西电力再就职的升官图如下:原通商产业省公益事业局长原井上保（顾问→董事→常务→副社长）；原资源能源厅长官柴田益男（顾问→专务→副社长；原中小企业厅长官长田英机（顾问→董事→常务→副社长）；原中小企业厅长官岩田满泰（顾问→常务→副社长）；原经产省商务流通审议官迎阳一经（顾问→常务）。

　在45人里面，现在还在电力公司在职的原经济产业省官僚，除了前面提到的原资源能源厅长官石田彻任东电顾问、关西电力迎阳一经任常务以外，还有北海道电力的山田范保常务、北陆电力的荒井行雄常务、四国电力的中村进董事、冲绳电力的远藤正利董事共6人。

在这种官商勾结的结构下，经济产业省对核电力公司的安全监督必然会松懈而暧昧，因为东电这样的电力企业并不愿意在没有利润，只有成本的安全设施上投资，而作为利益共享的经济产业省和一些核电站推进派的政治家，自然对东电言听计从。

而这正是日本这次核危机在组织构造上的原因，东电之所以敢无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多次劝告和警告，就是因为政府中有后台，有靠山。

其实在早在2009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对日本“原子能村”的体制提出了疑问，并促进其改善，但是同样遭到日本政府的无视。

三、福岛人的抗争与失败

能源产业历来是福岛的传统产业，福岛的磐城市一带在安政年间(1854-1859)就发现常磐煤矿，商人们进行采掘作为煤焦油的原料和供应外国船只的燃料送往江户和神奈川。西南战争(1877)时，送往日本本州的九州煤炭断绝，福岛的常磐煤矿的地位陡然上升，而明治20年(1887)，从东京至滨通铁路的开通，促进了滨通煤矿业的发展。磐城市常磐煤田设备的使用使煤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东京地区使用的煤炭几乎都是出自常磐煤田。产品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引导性的作用，直至被外国进口产品所取代。福岛现在也是发电大县，是拥有95座发电厂的日本最大发电县，东京、埼玉、千叶、神奈川所需电力约1/3由福岛负责供应。

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的双叶町和大熊町，属于太平洋沿岸的滨通地区，滨通地区的富冈町还有福岛第二核电站。

为了促进地方经济，1960年（昭和35年）11月29日，福岛县对东京电力表明提供双叶郡土地为核能发电厂建厂；1961年（昭和36年）9月19日，大熊町议会议决通过促使核能发电厂建厂议案，1970年11月17日，核能发电1号机开始试运转。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福岛核电站事故频发，并加以隐瞒，引起福岛人的不满。

1989年1月6日，福岛第二核电站3号机的零部件脱落事故被发现。该电站核反应堆冷却水再循环泵内落入脱落的螺丝和垫圈，从1988年末就开始响起警报声，共响了3次，而东京电力一直隐瞒事故事实，直到1989年1月6日，异常警报再次响起，才向县福岛县政府报告。

当时的福岛县知事佐藤荣久佐激怒，对东电的隐蔽体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2000年，有东电的职员进行内部告发，说东电长年隐瞒设备点检纪录，连支撑核反应堆炉心的重要零件的损伤都进行隐瞒，但是经济产业省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没有进入现场调查，只是把有内部告发的事情告诉东电，让东电调查，但是东电后来回答说∶调查过了，没有这样一回事。直到2002年8月29日，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才用电传将此事通知福岛县。

佐藤荣久佐对政府在两年之后才将如此重大的事情通知福岛县感到震怒，认为“国家和东电是一丘之貉”。他对将使用过的核燃料进行再处理的核燃料再生计划提出异议和批判，他认为:推进这个计划的资源能源厅和负责安全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及核发电现场的东电形成了一个“原子能村”，沆瀣一气，构成没有任何监察功能的原子能推进体制，很难保证核发电的安全。

后来因为事故被发现，福岛县两个核电站的17座反应堆停机检点，到了2005年，佐藤荣久佐仍不准开机发电，由此他遭到日本某媒体的点名批判，不得不在2005年7月10日允许核电再发电。但是佐藤知事仍强烈要求国家和东电方面“确保包括事故信息在内的信息的透明性”、 “确保地方对与安全具有直接关系的原子能行政的权限”。

而在2006年10月23日，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下令逮捕佐藤荣佐久，理由是他通过家族成员收受贿赂。

根据检方的指控，从2004年开始，佐藤荣佐久利用其弟弟佐藤佑二开设的公司收贿，在一系列地方土地拍卖活动中通过内线交易的方式帮助行贿方水谷建设公司中标，已经构成渎职罪。

2006年9月25日，佐藤佑二首先被捕，27日，佐藤荣佐久被迫辞职，2008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佐藤荣佐久有期徒刑3年、缓期执行5年；2009年10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佐藤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4年。佐藤在判决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是检察捏造的事件，有罪判决难以理解，将上诉。”

自从这位为地区安全鼓与呼的地方首长被判有罪后，对日本政府以及东电的原子能政策的批判也偃旗息鼓，一直到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