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國際列車票來之不易
匈牙利警方再次解除對布達佩斯火車站廣場上難民的圍困，滯留在火車站前的難民潮水般湧進火車站，你推我擠地搶着登上開往德國方向的列車。火車站內擁擠不堪，一片溷亂。
布達佩斯東火車站再次出現擁擠不堪的溷亂場面：在火車站前被圍困了數天的1000多名打算前往西歐國家的 難民瘋狂湧入火車站內。電視畫面中展現了難民湧向站台，你爭我搶擠上火車的溷亂場面。一些難民試圖從窗口和車門口將他們的孩子塞入車廂。
匈牙利鐵路部門宣布，目前沒有從布達佩斯開往維也納的直達列車。奧地利警方證實了這一消息。
8月31日，匈牙利當局曾取消對滯留布達佩斯火車站的數千難民的封鎖，允許他們登上開往奧地利和德國方向的所有列車。但是到了周二上午，當局再次禁止所有沒有有效歐盟簽證的旅客進站。這一決定導致約2000難民滯留站前廣場，許多人對將他們圍困在火車站提出抗議。
二戰以來最大難民潮
這些來自中東和非洲危機國家的難民，試圖經匈牙利前往生活和庇護條件更好的西歐或者北歐國家。他們的 主要目標之一是德國。目前，歐洲正經歷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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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早晨7 點40分從北京站出發，經過內蒙古二連、蒙古烏蘭巴托、西伯利亞、蘇聯莫斯科、波蘭華沙、民主德國東柏林、聯邦德國西柏林，然後到達巴伐利亞的班貝格。整整一個星期。票價北京至東柏林：892.30元(人民幣)。
這
張國際列車票對我來說來之不易，而且非常昂貴。
標價人民幣是假貨幣（外匯券），也是真貨幣。當時，我們中國人治理國家具備非常豐富的想象力，一國兩制，發明一種不是貨幣的貨幣，那時我們稱之外匯券。就
因為有這種外匯券，我們的中國就開始分裂，分裂成國中之國。外國人在中國，其實他們仍然生活在外國，他們先用自己國家的貨幣換成外匯券，在中國使用外匯券
在賓館裡付賬、在友誼商店購物...... 當時，這些企業全是國營，外匯券從中國銀行跑出來，走入友誼商店，再流回中國銀行。
但是，設計師忘記了，外國人在中國也必須乘坐出租車，不懂中國話的外國人也需要我們這些翻譯。所以，外匯券就通過出租車司機或我們翻譯偷偷地熘進流通市場。
外
匯券之所以成為外匯券，它與人民幣的黑市兌換率肯定不是一比一。
最高的時候是一比八。盛友人生第一次做聰明人，發現設計的漏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在上海南京路上倒換外匯券。倒得我神魂顛倒，倒得我老婆
害怕起來。我說：“你不要怕，你只要學習你媽媽當年兒童團長精神，給我站崗放哨就行，萬一工商局的來了，你就用德語給我通風報信，他們聽不懂，聽懂德語
的，肯定是圈內人。真的碰到無賴，打起來，我會功夫。在中山大學讀書時跟南拳王邱建國學武術，還沒派上用場呢，哪怕搏鬥死了，不成烈士，至少也是血染的風
采！”妻子聽我胡說八道，越聽越害怕。
我笨，不懂上海話，每次上戰場都得拖累妻子。也怪上海人壞，專門欺詐我們這些外地鄉巴佬窮光蛋。到後來，妻子真的恐懼了，我也覺得沒勁，也不想讓上海人老欺負，所以倒換外匯券下課。
當年我每月工資才75,60 元。真實情況是必須拼湊赴德的路費。在小貝的幫助下，我被林業部借用，到東北內蒙古當口譯，每日20 元。那是天文數字的收入。開心！
開心沒多久，遇到麻煩，因為出國需要政審材料。調動成功，戶口掛在我同學開的貿易公司里，說好的，他必須給我出具政審材料，以便申請護照。同學很鐵，幫我幫到底，幫到拿護照為止。
拿到護照後到北京申請簽證，遞交上去後，讓我回家等，說大約一個月左右。一周后，突然接到德國大使館的電報，開心得要命，打開一看，原來自己高興過早。
德國新總領事新規定，到德國留學者必須交保押金兩萬人民幣，學成返回中國後歸還。兩萬元，這在那個年代，再笨的人也明白，那是天文數字。
怎麼辦？全家人為我着急，老婆家人為我出急招：借！跟誰借？跟銀行借！問我在中國銀行當科長的姐姐，行否？行！ 要抵押！德國人向我要抵押，你們向我要抵押，到底誰壓誰？
廢
話少說，找舅舅，把他的房子抵押給中國銀行，貸款成功。背着一麻袋錢，前往北京取簽證。在那裡等，度秒如年。當秘書喊我的名字時，驚慌萬分。先交錢！
我知道。66元，有外匯券嗎？若沒有，交人民幣也行。
暗喜，不提兩萬押金。當然我謝盛友不會笨到那種程度，自己先提。我以為自己耳朵聽錯了，是六萬六，不是66。提心弔膽地把錢遞上，他果真只收66。拿到簽
證後，趕快背起麻袋，往外跑，生怕秘書想起那兩萬，又把簽證收回去。(為什麼不收兩萬，至今仍然是個迷。)
跑到外邊馬路時，還邊跑邊
往回看，是否秘書跟着跑來追我。跑到蒙古領事館後，放下麻袋，先歇一下，然後再遞過境簽證申請。我還是提心弔膽，害怕聯邦德國給
我的簽證是假的。休息好後，我想，如此提心弔膽不是辦法，必須找辦法壯膽。自己安慰自己，如果德國的簽證是假的，蒙古人會發現，我外行，蒙古外交官內
行，行家蒙古，不蒙人。兩個小時後，獲得蒙古過境簽證。再然後是蘇聯、波蘭、民主德國，一關過一關。
一萬八郵寄回我在海口的姐姐，讓她代替我還給銀行。我留下兩千。這麼多錢，怎麼辦？買襯衣、買拖鞋、買二鍋頭、買牛仔褲，放下麻袋，背上二鍋頭，踏上北京通往柏林的國際列車。
同
車廂里有兩個協和醫院的老教授，他們也為了省錢，到瑞典開國際學術會議，不坐飛機，坐火車。還在亞洲，老教授就跟我商量，他們需要一些盧布，
需要我幫忙。那年頭，人人中意美金，個個拋棄盧布，美元黑市兌換盧布，是官價的數十倍。老教授年齡大資格老，不好意思下車上黑市倒換盧布，覺得丟人。所以
要我幫忙。
我問：“上黑市，丟人。老教授，丟不丟良心？不丟良心，我幫你干！我什麼事都干，就不干丟良心的事。”
如數把盧布給老教授，他們對我左一個感謝右一個感謝。我說：“ 不用感謝。您喊我一聲倒爺就行，我象不象倒爺？”
“不象！”“那您到莫斯科就會見我功夫！反正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莫
斯科真的到了，必須在火車站過一夜，第二天才有火車開往柏林。我們存放好行李，先遊覽紅場。在紅場的感覺真爽。下午到一個集市當倒爺。老教授說我不象倒
爺，我把所有的東西全賣光了，二鍋頭， 賣！
拖鞋、牛仔褲、襯衣，賣！連我身上穿的襯衣、背心也被蘇聯老大哥看中，最後光膀子回莫斯科總站。誰敢說，我不是倒爺，我是赤裸裸的倒爺！
老教授看見我光膀子，讓我趕快穿上衣服，擔心我着涼。惜別， 我往柏林，老教授往瑞典。老教授握我手，擁抱我：“小謝，我們老了，心有體會，看得出，你有讀書底氣，到德國還是專心讀些書！……”
我與老教授惜別。到德國後通過醫科院的朋友了解，兩位老教授曾是黃家駟先生的助理，對老教授，我非常肅然起敬。
火車到達東柏林火車站時，已經深夜12點45分，根據規定，火車站夜裡1點至4點鐘要關門，邊防警上來：“你必須離開這裡！我們要鎖門！”
我問他們，我能去哪裡？早上6點才有火車開往班貝格（Bamberg），我請求他們讓我在火車站站台上等到天亮。他們看到我提着3個大箱子（在莫斯科當倒爺，倒賣了東西，把一個箱子也倒賣了），無家可歸，怪可憐的，所以就同意了我的請求。
夜裡1點半，火車站的大燈關了，邊防警Peter（彼得）上來問我：“北京怎麼樣？”
我一時語塞，不知道如何是好，乾脆引吭高歌，唱童時習慣的京曲《北京有個金太陽》。
彼得：“現在是黑夜，看不見北京的金太陽。”
早上5點45 分，我準備上火車，彼得握我手，擁抱我：“Alles Gute， Genosse Xie！（謝同志，祝您萬事如意！）……”
我：“走！我們一起到班貝格！”
彼得：“我沒有簽證！”
我：“您不是德國人嗎？”
彼得：“您是中國人，您能去台灣嗎？”
……
我還來不及回答彼得，火車徐徐啟動，穿越柏林牆，彼得慢慢地消失。在車廂里，看不見彼得，我反而想起余光中，想起他那首詩。
柏林牆讓我第一次切身感覺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實實在在的距離”。與彼得那段對話，我一直銘記心頭。
八十年代末那場運動， 使我留而不歸，留而不學。
在回家的路上，我需要學會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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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曾用名：謝友），1958年出生於海南島文昌縣，中德雙語專欄作家，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班貝格民選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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