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国际列车票来之不易
匈牙利警方再次解除对布达佩斯火车站广场上难民的围困，滞留在火车站前的难民潮水般涌进火车站，你推我挤地抢着登上开往德国方向的列车。火车站内拥挤不堪，一片溷乱。
布达佩斯东火车站再次出现拥挤不堪的溷乱场面：在火车站前被围困了数天的1000多名打算前往西欧国家的 难民疯狂涌入火车站内。电视画面中展现了难民涌向站台，你争我抢挤上火车的溷乱场面。一些难民试图从窗口和车门口将他们的孩子塞入车厢。
匈牙利铁路部门宣布，目前没有从布达佩斯开往维也纳的直达列车。奥地利警方证实了这一消息。
8月31日，匈牙利当局曾取消对滞留布达佩斯火车站的数千难民的封锁，允许他们登上开往奥地利和德国方向的所有列车。但是到了周二上午，当局再次禁止所有没有有效欧盟签证的旅客进站。这一决定导致约2000难民滞留站前广场，许多人对将他们围困在火车站提出抗议。
二战以来最大难民潮
这些来自中东和非洲危机国家的难民，试图经匈牙利前往生活和庇护条件更好的西欧或者北欧国家。他们的 主要目标之一是德国。目前，欧洲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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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早晨7 点40分从北京站出发，经过内蒙古二连、蒙古乌兰巴托、西伯利亚、苏联莫斯科、波兰华沙、民主德国东柏林、联邦德国西柏林，然后到达巴伐利亚的班贝格。整整一个星期。票价北京至东柏林：892.30元(人民币)。
这
张国际列车票对我来说来之不易，而且非常昂贵。
标价人民币是假货币（外汇券），也是真货币。当时，我们中国人治理国家具备非常丰富的想象力，一国两制，发明一种不是货币的货币，那时我们称之外汇券。就
因为有这种外汇券，我们的中国就开始分裂，分裂成国中之国。外国人在中国，其实他们仍然生活在外国，他们先用自己国家的货币换成外汇券，在中国使用外汇券
在宾馆里付账、在友谊商店购物...... 当时，这些企业全是国营，外汇券从中国银行跑出来，走入友谊商店，再流回中国银行。
但是，设计师忘记了，外国人在中国也必须乘坐出租车，不懂中国话的外国人也需要我们这些翻译。所以，外汇券就通过出租车司机或我们翻译偷偷地熘进流通市场。
外
汇券之所以成为外汇券，它与人民币的黑市兑换率肯定不是一比一。
最高的时候是一比八。盛友人生第一次做聪明人，发现设计的漏洞，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上海南京路上倒换外汇券。倒得我神魂颠倒，倒得我老婆
害怕起来。我说：“你不要怕，你只要学习你妈妈当年儿童团长精神，给我站岗放哨就行，万一工商局的来了，你就用德语给我通风报信，他们听不懂，听懂德语
的，肯定是圈内人。真的碰到无赖，打起来，我会功夫。在中山大学读书时跟南拳王邱建国学武术，还没派上用场呢，哪怕搏斗死了，不成烈士，至少也是血染的风
采！”妻子听我胡说八道，越听越害怕。
我笨，不懂上海话，每次上战场都得拖累妻子。也怪上海人坏，专门欺诈我们这些外地乡巴佬穷光蛋。到后来，妻子真的恐惧了，我也觉得没劲，也不想让上海人老欺负，所以倒换外汇券下课。
当年我每月工资才75,60 元。真实情况是必须拼凑赴德的路费。在小贝的帮助下，我被林业部借用，到东北内蒙古当口译，每日20 元。那是天文数字的收入。开心！
开心没多久，遇到麻烦，因为出国需要政审材料。调动成功，户口挂在我同学开的贸易公司里，说好的，他必须给我出具政审材料，以便申请护照。同学很铁，帮我帮到底，帮到拿护照为止。
拿到护照后到北京申请签证，递交上去后，让我回家等，说大约一个月左右。一周后，突然接到德国大使馆的电报，开心得要命，打开一看，原来自己高兴过早。
德国新总领事新规定，到德国留学者必须交保押金两万人民币，学成返回中国后归还。两万元，这在那个年代，再笨的人也明白，那是天文数字。
怎么办？全家人为我着急，老婆家人为我出急招：借！跟谁借？跟银行借！问我在中国银行当科长的姐姐，行否？行！ 要抵押！德国人向我要抵押，你们向我要抵押，到底谁压谁？
废
话少说，找舅舅，把他的房子抵押给中国银行，贷款成功。背着一麻袋钱，前往北京取签证。在那里等，度秒如年。当秘书喊我的名字时，惊慌万分。先交钱！
我知道。66元，有外汇券吗？若没有，交人民币也行。
暗喜，不提两万押金。当然我谢盛友不会笨到那种程度，自己先提。我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是六万六，不是66。提心吊胆地把钱递上，他果真只收66。拿到签
证后，赶快背起麻袋，往外跑，生怕秘书想起那两万，又把签证收回去。(为什么不收两万，至今仍然是个迷。)
跑到外边马路时，还边跑边
往回看，是否秘书跟着跑来追我。跑到蒙古领事馆后，放下麻袋，先歇一下，然后再递过境签证申请。我还是提心吊胆，害怕联邦德国给
我的签证是假的。休息好后，我想，如此提心吊胆不是办法，必须找办法壮胆。自己安慰自己，如果德国的签证是假的，蒙古人会发现，我外行，蒙古外交官内
行，行家蒙古，不蒙人。两个小时后，获得蒙古过境签证。再然后是苏联、波兰、民主德国，一关过一关。
一万八邮寄回我在海口的姐姐，让她代替我还给银行。我留下两千。这么多钱，怎么办？买衬衣、买拖鞋、买二锅头、买牛仔裤，放下麻袋，背上二锅头，踏上北京通往柏林的国际列车。
同
车厢里有两个协和医院的老教授，他们也为了省钱，到瑞典开国际学术会议，不坐飞机，坐火车。还在亚洲，老教授就跟我商量，他们需要一些卢布，
需要我帮忙。那年头，人人中意美金，个个抛弃卢布，美元黑市兑换卢布，是官价的数十倍。老教授年龄大资格老，不好意思下车上黑市倒换卢布，觉得丢人。所以
要我帮忙。
我问：“上黑市，丢人。老教授，丢不丢良心？不丢良心，我帮你干！我什么事都干，就不干丢良心的事。”
如数把卢布给老教授，他们对我左一个感谢右一个感谢。我说：“ 不用感谢。您喊我一声倒爷就行，我象不象倒爷？”
“不象！”“那您到莫斯科就会见我功夫！反正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莫
斯科真的到了，必须在火车站过一夜，第二天才有火车开往柏林。我们存放好行李，先游览红场。在红场的感觉真爽。下午到一个集市当倒爷。老教授说我不象倒
爷，我把所有的东西全卖光了，二锅头， 卖！
拖鞋、牛仔裤、衬衣，卖！连我身上穿的衬衣、背心也被苏联老大哥看中，最后光膀子回莫斯科总站。谁敢说，我不是倒爷，我是赤裸裸的倒爷！
老教授看见我光膀子，让我赶快穿上衣服，担心我着凉。惜别， 我往柏林，老教授往瑞典。老教授握我手，拥抱我：“小谢，我们老了，心有体会，看得出，你有读书底气，到德国还是专心读些书！……”
我与老教授惜别。到德国后通过医科院的朋友了解，两位老教授曾是黄家驷先生的助理，对老教授，我非常肃然起敬。
火车到达东柏林火车站时，已经深夜12点45分，根据规定，火车站夜里1点至4点钟要关门，边防警上来：“你必须离开这里！我们要锁门！”
我问他们，我能去哪里？早上6点才有火车开往班贝格（Bamberg），我请求他们让我在火车站站台上等到天亮。他们看到我提着3个大箱子（在莫斯科当倒爷，倒卖了东西，把一个箱子也倒卖了），无家可归，怪可怜的，所以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夜里1点半，火车站的大灯关了，边防警Peter（彼得）上来问我：“北京怎么样？”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是好，干脆引吭高歌，唱童时习惯的京曲《北京有个金太阳》。
彼得：“现在是黑夜，看不见北京的金太阳。”
早上5点45 分，我准备上火车，彼得握我手，拥抱我：“Alles Gute， Genosse Xie！（谢同志，祝您万事如意！）……”
我：“走！我们一起到班贝格！”
彼得：“我没有签证！”
我：“您不是德国人吗？”
彼得：“您是中国人，您能去台湾吗？”
……
我还来不及回答彼得，火车徐徐启动，穿越柏林墙，彼得慢慢地消失。在车厢里，看不见彼得，我反而想起余光中，想起他那首诗。
柏林墙让我第一次切身感觉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实实在在的距离”。与彼得那段对话，我一直铭记心头。
八十年代末那场运动， 使我留而不归，留而不学。
在回家的路上，我需要学会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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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曾用名：谢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德双语专栏作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班贝格民选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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