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与六四事件

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亦称普利策新闻奖，是于1917年根据美国报业巨头、匈牙利裔美国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遗愿设立的奖项。新闻界的获奖者可以是任何国籍，但是获奖条目必须在美国周报（或日报）中发表的；创作界获得者必须是美国公民，唯一例外是历史奖：只要是关于美国历史的书都可获奖，作者不必是美国人。

普利策曾这样形容过新闻记者:“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按照普利策的遗嘱，由其捐资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于1912年9月30日正式成立，普利策奖也从1917年起开始颁发。七、八十年代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现在，不断完善的评选制度已使普利策奖被视为全球性的一个奖项。

德国鲁尔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海因茨·狄特里希·菲舍尔（Heinz-Dietrich Fischer）说: “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单篇报道作品显示了文体的高度纯熟。而主题和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则具有恒久的意义。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将能够品赏玩味这些经常是令人激奋的和信息量丰富的读物之价值所在。”

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纪思道（Nicholas D.Kristof）在与他的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从1988到1990年代中期长驻中国。

在驻中国期间，纪思道、伍洁芳夫妇因出色地报道1989年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而在1990年而共同获得美国新闻界最富盛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并开创了夫妻同获普利策新闻奖的历史。

多年来，纪思道发表的一些有关当今中国状况的专栏文章也引起了读者和公众的争论、议论或兴趣，其中争论最激烈或认真、兴趣最大的读者无疑是华人或中国人读者。

一些亲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人指责他反华。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对中国的看法可能过于天真，他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前途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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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纪思道接受VOA卫视的专访

在1989年6月4日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的抗议者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纪思道接受VOA卫视的专访，谈他当年在6月3日到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经历枪林弹雨的难忘经历，谈他对当今中国的观察，对未来中国的展望。

他的言谈显示，他对中国或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多少幻想。他表示，中共政权从来都是一心一意要把持权力不放，即使是在1989年之前也是一样；但问题是中国的变革不可阻挡，要求政治参与的中产阶级“不会无限期地被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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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对25年前那个可怕的夜晚记忆最清楚的是什么？

答：回想那天晚上我在天安门，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一些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你想不到的勇气。我记得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学生爬上一辆公共汽车，七拐八拐开向军人那边。那有点疯狂。但看来是他们也是急了。他们周围有人被开枪打死。公共汽车开近的时候，果然军人朝车一阵射击。汽车腾的一下起火了。我记得一个学生从车里出来，跑到安全的地方。其他的人好像是被打死在车里。

我记得那些蹬三轮车的。当时基本情况是，军人向人群开枪，我们就往后跑。然后就会有间歇。在间歇期间，那些蹬三轮的就蹬着三轮向前去，把被打死打伤的学生抬到车上，再把车蹬回来，把他们大部分人送到协和医院。他们看到我这个外国人，就想让我做见证。他们在经过我的时候就慢下来，跟我说，“你好好看看吧”。我当时没带照相机，他们也生气。他们那样向前接近军人，他们的勇气令人难以置信。

我总是认为，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争论，那些抗议者当时是否知道他们到底是要争取什么。那些蹬三轮车的不能用现代的言辞来定义什么是民主，但他们拿出了自己的生命冒险，甘愿为民主而死。他们展示的这种勇气，在我看来是无与伦比，盖世罕匹。

那天夜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流血和残暴，但人们也展示出了巨大的勇气，还有给后来人的启迪。

问：那天晚上，你在天安门广场。当时你害怕吗？

答：我当时是害怕。看看我的记事本就知道。我记得那天夜里，我的记事本的纸张都湿了，因为我的手一个劲地出汗，因为我很害怕。我在人群里四处走动，跟人交谈采访。我总是设法不要站在最外面，在我和军人之间有几层人。但我过了几分钟之后也意识到，我比周围的中国人个头高，高出要命的几寸。我于是就赶紧躬身低头。我绝对是害怕。我周围的人被枪击中。有些军人似乎是朝人的腿开枪，有的则是随便打，打头，打身体。当时的情况非常吓人。

问：跟25年前相比，你看到中国进步在哪里？中国的退步在哪里？

答：从狭义的政治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中国有任何的进步。例如，在1980年代后期，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利用媒体提出一些问题。实际上在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一度甚至还有货真价实的调查性新闻报道。政府最高层可以有一些讨论。比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他敦促要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后来，江泽民在1990年代甚至也好像是要引入选举，先村级选举，然后或许在乡级，或许最后会在县级进行选举。人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种演进。

然而，这种事情没有发生。现在中国媒体被压制，有人仅仅是发微博就被打入牢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任何进步。

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确实是有进步。教育水平比以前大大提高，更多的人到国外留学，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更加了解，中产阶级更多了，单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把人限制得死死的了。虽然还没有政治多元化，但可以说有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尽管当局可以花极大的人力和物力压制信息，但这种做法没有多少成效。

因此，我认为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走的路亚洲地区一些国家一样。无论是韩国，还是台湾，印度尼西亚，到了一定的时候，在涉及他们的政治决策的时候，中产阶级就会要求参与政治。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也会在中国发生。

问：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让你感到出乎意料了吗？你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要这样预测中国：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推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或许有也会推动某种程度的政治松绑。毛泽东的尸体会在习近平当政的时候被拖出天安门广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作家刘晓波将被释放出狱。”你为什么做这样的预测？有人认为你是开玩笑，是吗？

答：我不是开玩笑哪。习近平让我很失望。我想，就经济而言，他真的是想看到一些真正的经济改革。就政治而言，毫无疑问，在中共内部有人对（中国前国家主席、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十分不满，有些人急不可待，要启动范围更广阔的改革。我认为这种事情都是很不容易预测的。

众所周知，大变革总是来得很快。在台湾来得很快，在韩国来得很快。我写文章的时候以为，我们会在习近平掌权的时候看到这种迹象。但现在看来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现在看来，他的打算是，可以有经济改革，但政治要收紧。

我认为，虽然最高领导层有很多人希望政治松绑，但也有强烈的反论，认为假如中共在政治上松绑，中国会出现爆炸性局面。这种论点其实就是自（前总理和镇压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要推手）李鹏以来的中共党内强硬派子一直主张的。我认为强硬派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强硬派占了上风。

问：那么，是中国让你感到出乎意料吗？

答：在习近平治下，中国让我感到意外，感到失望，因为大家都觉得他的前任胡锦涛浪费了10年，胡统治下中国一切都停滞不前，（前总理）温家宝希望有一些政治开放。我认为许多人也是这么想。因此习近平有机会成为一个英雄。结果实际上截至目前，他是反其道而行之。

问：那么，你认为还会出现天安门杀人事件这样的事情吗？毕竟有广泛的报道说，习近平对苏联共产党政权倒台的时候没人能力挽狂澜保住苏共政权感到痛心疾首。人们一般认为，习近平说这话的意思是，为了挽救中共政府使它免于倒台，他会毫不犹豫地杀人。

答：我可以想象还会有一个天安门事件。中国人渴望变革。人们对贪污腐败感到愤恨。中国的这种局面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局面在历史上一般会导致抗议。这种抗议的导火索或许是新一轮的贪污腐败，或许是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的失望绝望，或许是某种国际事件，如中国和日本之间出现问题，我认为中国会出现抗议。假如压力足够大，我想假如中共当局觉得政权生存成了问题，就有可能再动用军队力量。

但这种论点有一个反论，这就是中国是一个进入老龄化的社会。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国领导层的因素。总起来说，在人口年轻的社会容易出现大规模抗议。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大学生和年轻人扮演那么大的角色的社会了。

问：比较25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哪个中国更好？

答：我要说，今天的中国也好比25年前好。你知道，假如你是一个甘肃的农民，你的生活会比以前好得多，你的孩子也会得到好得多的教育。我想，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生的孩子的机会要比以前的孩子好得多。死亡率低得多，今天的孩子夭折的可能性比以前小得多。

当然，让人们感到恼火的是，在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在某些领域人们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方面，中国有巨大的进步，但政治松绑却一点也没有。而没有政治方面的松绑，又时人们难于在环境保护等方面有所作为。

在一段时间里，你可以有经济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不配套的局面。但到了一定的阶段，缺乏政治自由化就会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

问：就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而言，你认为当今中国比25年前还坏吗？

答：就环境污染而言，中国的境况比25年前坏多了。就贪腐腐败而言，街头上的一个警察，以前假如你开车在街上有什么交通事故，你可以容易地贿赂现地的警察把事情摆平。现在基层的警察贪污腐败的问题得到了一些清理。但是，假如你是一个高级官员，你的贪污上亿上十亿的机会要比以前多多了。因此，贪污腐败问题在中国大大升级了。贪污腐败的金额也比以前大大升级了，尽管街头普通警察的贪污腐败得到了一些清理。

问：现在我要代一个美国高中生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高中生对国际事务非常感兴趣，要我问你，你是否觉得天安门屠杀事件对中国前最高领导人和中国来说是一种分水岭，分界线，在线的这一边，你可以说是中国在改革，在线的另一边就是政府以改革的名义进行劫掠？

答：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天安门事件是一种分界线。我们不知道天安门事件当中死了多少人。但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说，可能可以说死人不多。在北京大概死了500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可能死了100万人。在所谓的“三年灾害”当中可能死了3000万人。

问：我觉得那个问问题的学生的意思可能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前，你还可以说是邓小平在试图进行改革，是为中国人民或为中国社会多数人谋利益；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所做的事情以及中国政府所作的事情只是为了让他们自己继续掌权。

答：我不能确定我也会这么看。我想，中共政权在骨子里总是一心一意要永远把持权力不放。在1989年（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抗议者）之前也是这样。胡耀邦被免职也是因为这个。我想，这一直是中共政权最关心的事。但我也想，中共也认为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是重要的。结果，中国各地真的是出现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我想，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这将给中国带来变革。我想，将给中国带来变化的不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回忆，不是对“文化革命”的回忆，不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回忆，而是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有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会无限期地被欺骗，他们希望能更多地参与有关他们自己利益的国家政治决策。这样中产阶级会因为不能发手机短信说什么事情、不能讨论什么话题、没有自由的媒体而恼火生气。独裁统治在韩国、在台湾都没有行得通，在中国也不会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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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思道对网络新闻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是《纽约时报》最早的博客写手。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也一直持乐观的看法，认为试图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中国当局无论如何努力控制互联网，互联网也是控制不住的。

他2006年在中国的两个大网站以自己的名字用中文在中国的新浪网等两大网站开设了自己的博客网页，并在上面发表了很多中国当局所不喜欢的有关法轮功、台湾、宗教自由、1989年六四镇压的信息。然而，几天之后，他的网页被中国当局封杀。

在今天的中国，他那样的网页会在几个小时或几分钟之内就被封杀。

纪思道承认中国政府在网络信息封锁方面不遗余力，不惜工本，卓有成效，但他仍认为这种成效是有限的，因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或许可以减缓中国变革的速度，但却不能阻挡变革。

天安门事件是一个未发生的历史转折点

纪思道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4年6月5日

编辑助理纳塔莉·基特罗艾弗(Natalie Kitroeff)请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回忆自己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报道经历（25年前那里曾是中国民主抗议活动的现场）并思考他现在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中国及他自己的世界观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抑或没有变化。

问：我们刚刚度过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及屠杀事件的25周年纪念日。在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你回忆了自己与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一起报道天安门事件的经历，你们凭借相关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现在的中国已经截然不同，你觉得那个时刻是造就当今中国的转折点吗？

答：它是一个未能实现的转折点。赵紫阳、鲍彤、胡启立、朱厚泽等改革派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设想，推动中国进行政治及经济改革，以此回应民主抗议活动。他们认为，中国会朝着台湾、韩国的方向发展，享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他们遭到罢黜，强硬派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获胜。因此，中国在经济上繁荣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1978年邓小平给它设定的轨道上。

问：你在天安门广场对屠杀惨剧进行报道，当时没有借助我们现在使用的技术，比如阿拉伯之春起义活动期间使用的技术。鉴于你现在对博客和社交媒体的运用，如今你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会有所不同吗？

答：如果当时在中国能够使用Twitter、Facebook、Google Plus和Instagram，那会非常棒。当然，如果现在能在中国使用这些社交媒体也很不错。在本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曾逐步放松对网络的控制，但如今，新皇习近平正在加紧管控。因此，中国读者无法看到这篇文章。

问：你指出，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天安门事件。中国是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失忆了吗？如果是的话，原因是什么呢？

答：要控制民众，就要控制他们的表述方式。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做得非常成功。在汉语中，提到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时，除了解放一词，几乎没有其他说法。毛泽东时代的饥荒——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被称为三年灾害，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产党造成的灾难。1989年六四屠杀事件已经被从历史记载中删除。但这种做法也只能到这一步：真相在不断扩散。共产党已经无法隐瞒令人震惊的腐败行为，人们普遍对腐败现象感到愤怒。

问：你还提到，参加八九运动的中国抗议者坚称，他们不只要填饱肚子，还要享有权利。你觉得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是否带来了太多“粮食”，以致于他们已经忘记权利？

答：一直以来，双方达成了一个未被言明的交易：我们提高你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交换，你们不要抱怨缺乏政治权力。问题是，在提高生活水平，创建中产阶级，使人们接受教育，建立国际交往时，你还创造了人们对政治参与的需求。这正是弗朗哥(Franco)时期的西班牙、皮诺切特(Pinochet)时期的智利、全斗焕(Chun Doo-hwan)时期的韩国经历的过程，这也是它们如今成为民主国家的原因。

问：自2001年，也就是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以来，你一直担任专栏作家。你觉得自己是独特历史阶段的见证者吗？

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独特阶段，但这是一个如此动荡的时期。在此期间，能够发挥记者的作用，进行报道，是一种荣幸。”

问：你经常到一些危险的地方进行报道。你曾有过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的时候吗？

答：很多时候会担心。在一些旅途中，我大部分时间都非常紧张，有种揪心的感觉。最令我痛苦的经历是去刚果报道内战。首先飞机坠毁了。然后，我妨碍到某个军阀的士兵杀害胡图人，被他们在丛林中追了一路。在这个过程中，我感染了一种最致命的疟疾病。在那以后，我妻子几乎给我拴上了脚镣。

问：当你报道最紧要的问题——战争、人权灾难、全球健康危机或任何不公正现象时，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答：我认为自己在提供照明，而不是在供热。所以，我希望能使人注意到世界上的问题或不公正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想把紧急事件提上议事日程，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问：在你看来，你的哪篇专栏影响最大？

答：我关于热点问题的文章没有太大影响。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六个月，我一直（包括从伊拉克）撰文解释入侵伊拉克的愚蠢之处，但没有说服任何人，其中包括其他自由派人士，乃至我所在报纸的社论版。我还写了大量关于枪支暴力的文章，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改变了任何人的想法，使他们支持枪支管制。但是可能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是指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然后让人们对它进行思考——包括白宫人士。所以，我认为我关于达尔富尔(Darfur)的专栏，在引起人们对那里的危机的关注以及支持提供援助的举措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认为我关于产科瘘管病的文章使这个问题的被关注度大大提高，而且还为它筹措了更多的资金。我还认为我关于国内外为了性交易进行的妇女拐卖的文章使人们对这种现代形式的奴役（极端情况下）有了更多了解。

问：你在当专栏作家期间，有没有犯过什么错？有没有什么专栏是让你后悔的？

答：我在许多问题上都犯过错。我后悔写了关于史蒂夫·哈特菲尔(Steve Hatfill)的文章，他是炭疽热一案中的“嫌疑人”。近日，有人对反对人口贩卖的柬埔寨活动人士索马里·玛姆(Somaly Mam)的背景故事提出了质疑。我并不了解真相，如果我知道这些疑问的存在，我就不会去写关于她的文章。我写了一些关于伊战的文章，有些针对它的批评是对的；我曾警告人们，这种战争会促使阿拉伯人奋起反抗，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在那个时候！我曾写过很多文章说布什总统的伊拉克“增兵”行动没用，而事实上它起了很大作用。我还写文章说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也没用，但这些制裁确实起了作用。

有时，我在提到一些自己强烈反对的人时，语气会不自觉地带有恶意，我也对此感到懊悔。在专栏中抨击和嘲笑当权者（尤其是布什执政时期的共和党）是件很容易的事。我对有时控制了自己的刻薄想法也感到后悔。

问：长期对人类苦难进行报道会令你沮丧吗？它是否会影响你的乐观情绪？

答：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不过报道悲惨的事情其实能让你对人类更加乐观。事实上，当你与最邪恶的罪恶力量肩并肩时，你也会发现最伟大的利他主义和高贵品质。我记得曾经在刚果采访过一名应该对大规模强奸及谋杀负责的军阀，他突显了人类作恶的能量。但是，我还遇到了一名小小的波兰修女，她靠着自己给饥饿的人们提供食物、养育孤儿，并通过协商来让那名军阀不去胡作非为。她用勇气、正义和高尚来回应邪恶，表现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那个军阀相比，她的行为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从饱受战争折磨的刚果回来后，我对人类的能力有了更好的感觉，当面临考验时，很多人会做正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