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獎與六四事件

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亦稱普利策新聞獎，是於1917年根據美國報業巨頭、匈牙利裔美國人約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遺願設立的獎項。新聞界的獲獎者可以是任何國籍，但是獲獎條目必須在美國周報（或日報）中發表的；創作界獲得者必須是美國公民，唯一例外是歷史獎：只要是關於美國歷史的書都可獲獎，作者不必是美國人。

普利策曾這樣形容過新聞記者:“倘若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上的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暗礁險灘，及時發出警告。”按照普利策的遺囑，由其捐資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於1912年9月30日正式成立，普利策獎也從1917年起開始頒發。七、八十年代已經發展成為美國新聞界的一項最高榮譽獎，現在，不斷完善的評選制度已使普利策獎被視為全球性的一個獎項。

德國魯爾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教授海因茨·狄特里希·菲舍爾（Heinz-Dietrich Fischer）說: “普利策獎獲獎作品的重要性無論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單篇報道作品顯示了文體的高度純熟。而主題和對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解釋則具有恆久的意義。歷史學家、新聞工作者、政治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和作家將能夠品賞玩味這些經常是令人激奮的和信息量豐富的讀物之價值所在。”

美國主要報紙《紐約時報》專欄撰稿人紀思道（Nicholas D.Kristof）在與他的妻子伍潔芳（Sheryl WuDunn）從1988到1990年代中期長駐中國。

在駐中國期間，紀思道、伍潔芳夫婦因出色地報道1989年以學生為先導的要求民主的抗議活動而在1990年而共同獲得美國新聞界最富盛名的普利策新聞獎，並開創了夫妻同獲普利策新聞獎的歷史。

多年來，紀思道發表的一些有關當今中國狀況的專欄文章也引起了讀者和公眾的爭論、議論或興趣，其中爭論最激烈或認真、興趣最大的讀者無疑是華人或中國人讀者。

一些親中國共產黨政府的人指責他反華。另一些人則認為他對中國的看法可能過於天真，他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前途過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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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紀思道接受VOA衛視的專訪

在1989年6月4日中共出動軍隊鎮壓北京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的抗議者25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紀思道接受VOA衛視的專訪，談他當年在6月3日到4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經歷槍林彈雨的難忘經歷，談他對當今中國的觀察，對未來中國的展望。

他的言談顯示，他對中國或中共領導人並沒有多少幻想。他表示，中共政權從來都是一心一意要把持權力不放，即使是在1989年之前也是一樣；但問題是中國的變革不可阻擋，要求政治參與的中產階級“不會無限期地被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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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非常感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我今天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對25年前那個可怕的夜晚記憶最清楚的是什麼？

答：回想那天晚上我在天安門，我覺得印象深刻的是那裡的一些人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你想不到的勇氣。我記得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學生爬上一輛公共汽車，七拐八拐開向軍人那邊。那有點瘋狂。但看來是他們也是急了。他們周圍有人被開槍打死。公共汽車開近的時候，果然軍人朝車一陣射擊。汽車騰的一下起火了。我記得一個學生從車裡出來，跑到安全的地方。其他的人好像是被打死在車裡。

我記得那些蹬三輪車的。當時基本情況是，軍人向人群開槍，我們就往後跑。然後就會有間歇。在間歇期間，那些蹬三輪的就蹬着三輪向前去，把被打死打傷的學生抬到車上，再把車蹬回來，把他們大部分人送到協和醫院。他們看到我這個外國人，就想讓我做見證。他們在經過我的時候就慢下來，跟我說，“你好好看看吧”。我當時沒帶照相機，他們也生氣。他們那樣向前接近軍人，他們的勇氣令人難以置信。

我總是認為，人們可以合情合理地爭論，那些抗議者當時是否知道他們到底是要爭取什麼。那些蹬三輪車的不能用現代的言辭來定義什麼是民主，但他們拿出了自己的生命冒險，甘願為民主而死。他們展示的這種勇氣，在我看來是無與倫比，蓋世罕匹。

那天夜裡，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流血和殘暴，但人們也展示出了巨大的勇氣，還有給後來人的啟迪。

問：那天晚上，你在天安門廣場。當時你害怕嗎？

答：我當時是害怕。看看我的記事本就知道。我記得那天夜裡，我的記事本的紙張都濕了，因為我的手一個勁地出汗，因為我很害怕。我在人群里四處走動，跟人交談採訪。我總是設法不要站在最外面，在我和軍人之間有幾層人。但我過了幾分鐘之後也意識到，我比周圍的中國人個頭高，高出要命的幾寸。我於是就趕緊躬身低頭。我絕對是害怕。我周圍的人被槍擊中。有些軍人似乎是朝人的腿開槍，有的則是隨便打，打頭，打身體。當時的情況非常嚇人。

問：跟25年前相比，你看到中國進步在哪裡？中國的退步在哪裡？

答：從狹義的政治角度來說，我不認為中國有任何的進步。例如，在1980年代後期，人們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利用媒體提出一些問題。實際上在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報》一度甚至還有貨真價實的調查性新聞報道。政府最高層可以有一些討論。比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他敦促要有更多的言論自由。後來，江澤民在1990年代甚至也好像是要引入選舉，先村級選舉，然後或許在鄉級，或許最後會在縣級進行選舉。人們可以想象這樣的一種演進。

然而，這種事情沒有發生。現在中國媒體被壓制，有人僅僅是發微博就被打入牢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沒有任何進步。

但在更廣闊的意義上說，我認為中國確實是有進步。教育水平比以前大大提高，更多的人到國外留學，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更加了解，中產階級更多了，單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把人限製得死死的了。雖然還沒有政治多元化，但可以說有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人們有了更多的獲取信息的渠道。儘管當局可以花極大的人力和物力壓制信息，但這種做法沒有多少成效。

因此，我認為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走的路亞洲地區一些國家一樣。無論是韓國，還是台灣，印度尼西亞，到了一定的時候，在涉及他們的政治決策的時候，中產階級就會要求參與政治。到了一定的時候，這種情況也會在中國發生。

問：中國新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讓你感到出乎意料了嗎？你在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我要這樣預測中國：新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將推動新一輪的經濟改革，或許有也會推動某種程度的政治鬆綁。毛澤東的屍體會在習近平當政的時候被拖出天安門廣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作家劉曉波將被釋放出獄。”你為什麼做這樣的預測？有人認為你是開玩笑，是嗎？

答：我不是開玩笑哪。習近平讓我很失望。我想，就經濟而言，他真的是想看到一些真正的經濟改革。就政治而言，毫無疑問，在中共內部有人對（中國前國家主席、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十分不滿，有些人急不可待，要啟動範圍更廣闊的改革。我認為這種事情都是很不容易預測的。

眾所周知，大變革總是來得很快。在台灣來得很快，在韓國來得很快。我寫文章的時候以為，我們會在習近平掌權的時候看到這種跡象。但現在看來他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現在看來，他的打算是，可以有經濟改革，但政治要收緊。

我認為，雖然最高領導層有很多人希望政治鬆綁，但也有強烈的反論，認為假如中共在政治上鬆綁，中國會出現爆炸性局面。這種論點其實就是自（前總理和鎮壓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主要推手）李鵬以來的中共黨內強硬派子一直主張的。我認為強硬派是錯誤的。但是，現在強硬派占了上風。

問：那麼，是中國讓你感到出乎意料嗎？

答：在習近平治下，中國讓我感到意外，感到失望，因為大家都覺得他的前任胡錦濤浪費了10年，胡統治下中國一切都停滯不前，（前總理）溫家寶希望有一些政治開放。我認為許多人也是這麼想。因此習近平有機會成為一個英雄。結果實際上截至目前，他是反其道而行之。

問：那麼，你認為還會出現天安門殺人事件這樣的事情嗎？畢竟有廣泛的報道說，習近平對蘇聯共產黨政權倒台的時候沒人能力挽狂瀾保住蘇共政權感到痛心疾首。人們一般認為，習近平說這話的意思是，為了挽救中共政府使它免於倒台，他會毫不猶豫地殺人。

答：我可以想象還會有一個天安門事件。中國人渴望變革。人們對貪污腐敗感到憤恨。中國的這種局面以及其他國家的類似局面在歷史上一般會導致抗議。這種抗議的導火索或許是新一輪的貪污腐敗，或許是經濟增長放緩導致的失望絕望，或許是某種國際事件，如中國和日本之間出現問題，我認為中國會出現抗議。假如壓力足夠大，我想假如中共當局覺得政權生存成了問題，就有可能再動用軍隊力量。

但這種論點有一個反論，這就是中國是一個進入老齡化的社會。這是一個有利於中國領導層的因素。總起來說，在人口年輕的社會容易出現大規模抗議。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大學生和年輕人扮演那麼大的角色的社會了。

問：比較25年前的中國和現在的中國，哪個中國更好？

答：我要說，今天的中國也好比25年前好。你知道，假如你是一個甘肅的農民，你的生活會比以前好得多，你的孩子也會得到好得多的教育。我想，在中國大部分地區，今天出生的孩子的機會要比以前的孩子好得多。死亡率低得多，今天的孩子夭折的可能性比以前小得多。

當然，讓人們感到惱火的是，在醫療保健、教育，以及在某些領域人們自主掌握自己的命運方面，中國有巨大的進步，但政治鬆綁卻一點也沒有。而沒有政治方面的鬆綁，又時人們難於在環境保護等方面有所作為。

在一段時間裡，你可以有經濟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不配套的局面。但到了一定的階段，缺乏政治自由化就會阻礙經濟和社會發展。

問：就貪污腐敗和環境污染而言，你認為當今中國比25年前還壞嗎？

答：就環境污染而言，中國的境況比25年前壞多了。就貪腐腐敗而言，街頭上的一個警察，以前假如你開車在街上有什麼交通事故，你可以容易地賄賂現地的警察把事情擺平。現在基層的警察貪污腐敗的問題得到了一些清理。但是，假如你是一個高級官員，你的貪污上億上十億的機會要比以前多多了。因此，貪污腐敗問題在中國大大升級了。貪污腐敗的金額也比以前大大升級了，儘管街頭普通警察的貪污腐敗得到了一些清理。

問：現在我要代一個美國高中生問你一個問題。這個高中生對國際事務非常感興趣，要我問你，你是否覺得天安門屠殺事件對中國前最高領導人和中國來說是一種分水嶺，分界線，在線的這一邊，你可以說是中國在改革，在線的另一邊就是政府以改革的名義進行劫掠？

答：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說天安門事件是一種分界線。我們不知道天安門事件當中死了多少人。但按照中國的標準來說，可能可以說死人不多。在北京大概死了500人。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可能死了100萬人。在所謂的“三年災害”當中可能死了3000萬人。

問：我覺得那個問問題的學生的意思可能是，在天安門事件之前，你還可以說是鄧小平在試圖進行改革，是為中國人民或為中國社會多數人謀利益；天安門事件之後，鄧小平所做的事情以及中國政府所作的事情只是為了讓他們自己繼續掌權。

答：我不能確定我也會這麼看。我想，中共政權在骨子裡總是一心一意要永遠把持權力不放。在1989年（中共出動軍隊鎮壓天安門抗議者）之前也是這樣。胡耀邦被免職也是因為這個。我想，這一直是中共政權最關心的事。但我也想，中共也認為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是重要的。結果，中國各地真的是出現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我想，從根本的意義上說，這將給中國帶來變革。我想，將給中國帶來變化的不是對天安門事件的回憶，不是對“文化革命”的回憶，不是對天安門事件的回憶，而是中產階級的出現，是有教育的中產階級，他們不會無限期地被欺騙，他們希望能更多地參與有關他們自己利益的國家政治決策。這樣中產階級會因為不能發手機短信說什麼事情、不能討論什麼話題、沒有自由的媒體而惱火生氣。獨裁統治在韓國、在台灣都沒有行得通，在中國也不會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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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思道對網絡新聞的發展特別感興趣，是《紐約時報》最早的博客寫手。對於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他也一直持樂觀的看法，認為試圖維持共產黨一黨專制的中國當局無論如何努力控制互聯網，互聯網也是控制不住的。

他2006年在中國的兩個大網站以自己的名字用中文在中國的新浪網等兩大網站開設了自己的博客網頁，並在上面發表了很多中國當局所不喜歡的有關法輪功、台灣、宗教自由、1989年六四鎮壓的信息。然而，幾天之後，他的網頁被中國當局封殺。

在今天的中國，他那樣的網頁會在幾個小時或幾分鐘之內就被封殺。

紀思道承認中國政府在網絡信息封鎖方面不遺餘力，不惜工本，卓有成效，但他仍認為這種成效是有限的，因為中國政府的這種做法或許可以減緩中國變革的速度，但卻不能阻擋變革。

天安門事件是一個未發生的歷史轉折點

紀思道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4年6月5日

編輯助理納塔莉·基特羅艾弗(Natalie Kitroeff)請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回憶自己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報道經歷（25年前那裡曾是中國民主抗議活動的現場）並思考他現在會有什麼不同的做法，中國及他自己的世界觀在多大程度上發生了改變，抑或沒有變化。

問：我們剛剛度過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及屠殺事件的25周年紀念日。在最近的一篇專欄文章中，你回憶了自己與妻子伍潔芳(Sheryl WuDunn)一起報道天安門事件的經歷，你們憑藉相關報道獲得了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現在的中國已經截然不同，你覺得那個時刻是造就當今中國的轉折點嗎？

答：它是一個未能實現的轉折點。趙紫陽、鮑彤、胡啟立、朱厚澤等改革派的共產黨領導人曾設想，推動中國進行政治及經濟改革，以此回應民主抗議活動。他們認為，中國會朝着台灣、韓國的方向發展，享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他們遭到罷黜，強硬派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獲勝。因此，中國在經濟上繁榮發展，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處在1978年鄧小平給它設定的軌道上。

問：你在天安門廣場對屠殺慘劇進行報道，當時沒有藉助我們現在使用的技術，比如阿拉伯之春起義活動期間使用的技術。鑑於你現在對博客和社交媒體的運用，如今你對這一事件的報道會有所不同嗎？

答：如果當時在中國能夠使用Twitter、Facebook、Google Plus和Instagram，那會非常棒。當然，如果現在能在中國使用這些社交媒體也很不錯。在本世紀的頭一個十年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曾逐步放鬆對網絡的控制，但如今，新皇習近平正在加緊管控。因此，中國讀者無法看到這篇文章。

問：你指出，中國的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天安門事件。中國是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文化失憶了嗎？如果是的話，原因是什麼呢？

答：要控制民眾，就要控制他們的表述方式。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做得非常成功。在漢語中，提到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時，除了解放一詞，幾乎沒有其他說法。毛澤東時代的饑荒——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被稱為三年災害，儘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產黨造成的災難。1989年六四屠殺事件已經被從歷史記載中刪除。但這種做法也只能到這一步：真相在不斷擴散。共產黨已經無法隱瞞令人震驚的腐敗行為，人們普遍對腐敗現象感到憤怒。

問：你還提到，參加八九運動的中國抗議者堅稱，他們不只要填飽肚子，還要享有權利。你覺得中國資本主義的繁榮是否帶來了太多“糧食”，以致於他們已經忘記權利？

答：一直以來，雙方達成了一個未被言明的交易：我們提高你們的生活水平，作為交換，你們不要抱怨缺乏政治權力。問題是，在提高生活水平，創建中產階級，使人們接受教育，建立國際交往時，你還創造了人們對政治參與的需求。這正是弗朗哥(Franco)時期的西班牙、皮諾切特(Pinochet)時期的智利、全斗煥(Chun Doo-hwan)時期的韓國經歷的過程，這也是它們如今成為民主國家的原因。

問：自2001年，也就是9·11事件發生的那一年以來，你一直擔任專欄作家。你覺得自己是獨特歷史階段的見證者嗎？

答：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獨特階段，但這是一個如此動盪的時期。在此期間，能夠發揮記者的作用，進行報道，是一種榮幸。”

問：你經常到一些危險的地方進行報道。你曾有過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的時候嗎？

答：很多時候會擔心。在一些旅途中，我大部分時間都非常緊張，有種揪心的感覺。最令我痛苦的經歷是去剛果報道內戰。首先飛機墜毀了。然後，我妨礙到某個軍閥的士兵殺害胡圖人，被他們在叢林中追了一路。在這個過程中，我感染了一種最致命的瘧疾病。在那以後，我妻子幾乎給我拴上了腳鐐。

問：當你報道最緊要的問題——戰爭、人權災難、全球健康危機或任何不公正現象時，你想達到什麼目的？

 答：我認為自己在提供照明，而不是在供熱。所以，我希望能使人注意到世界上的問題或不公正現象，引起人們的關注。我想把緊急事件提上議事日程，這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問：在你看來，你的哪篇專欄影響最大？

答：我關於熱點問題的文章沒有太大影響。在伊拉克戰爭開始之前六個月，我一直（包括從伊拉克）撰文解釋入侵伊拉克的愚蠢之處，但沒有說服任何人，其中包括其他自由派人士，乃至我所在報紙的社論版。我還寫了大量關於槍支暴力的文章，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改變了任何人的想法，使他們支持槍支管制。但是可能會產生更大影響的是指出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然後讓人們對它進行思考——包括白宮人士。所以，我認為我關於達爾富爾(Darfur)的專欄，在引起人們對那裡的危機的關注以及支持提供援助的舉措方面產生了一定影響。我認為我關於產科瘺管病的文章使這個問題的被關注度大大提高，而且還為它籌措了更多的資金。我還認為我關於國內外為了性交易進行的婦女拐賣的文章使人們對這種現代形式的奴役（極端情況下）有了更多了解。

問：你在當專欄作家期間，有沒有犯過什麼錯？有沒有什麼專欄是讓你後悔的？

答：我在許多問題上都犯過錯。我後悔寫了關於史蒂夫·哈特菲爾(Steve Hatfill)的文章，他是炭疽熱一案中的“嫌疑人”。近日，有人對反對人口販賣的柬埔寨活動人士索馬里·瑪姆(Somaly Mam)的背景故事提出了質疑。我並不了解真相，如果我知道這些疑問的存在，我就不會去寫關於她的文章。我寫了一些關於伊戰的文章，有些針對它的批評是對的；我曾警告人們，這種戰爭會促使阿拉伯人奮起反抗，但事實證明這個想法完全錯誤——在那個時候！我曾寫過很多文章說布什總統的伊拉克“增兵”行動沒用，而事實上它起了很大作用。我還寫文章說對緬甸實施經濟制裁也沒用，但這些制裁確實起了作用。

有時，我在提到一些自己強烈反對的人時，語氣會不自覺地帶有惡意，我也對此感到懊悔。在專欄中抨擊和嘲笑當權者（尤其是布什執政時期的共和黨）是件很容易的事。我對有時控制了自己的刻薄想法也感到後悔。

問：長期對人類苦難進行報道會令你沮喪嗎？它是否會影響你的樂觀情緒？

答：這是很奇怪的事情。不過報道悲慘的事情其實能讓你對人類更加樂觀。事實上，當你與最邪惡的罪惡力量肩並肩時，你也會發現最偉大的利他主義和高貴品質。我記得曾經在剛果採訪過一名應該對大規模強姦及謀殺負責的軍閥，他突顯了人類作惡的能量。但是，我還遇到了一名小小的波蘭修女，她靠着自己給飢餓的人們提供食物、養育孤兒，並通過協商來讓那名軍閥不去胡作非為。她用勇氣、正義和高尚來回應邪惡，表現了自己的人道主義精神。與那個軍閥相比，她的行為給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事實上，從飽受戰爭折磨的剛果回來後，我對人類的能力有了更好的感覺，當面臨考驗時，很多人會做正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