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者的管控

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被認為是極權主義政治哲學的開山名著。阿倫特主張極權主義的成長是傳統意義民族國家解體的結果；她認為，極權主義政權，為追求政治權力而不顧物質或功利考量，徹底改變政權下的社會結構。和過去任何專制獨裁相比，極權主義統治形態的殘暴及侵略性，不是為了權力渴望、版圖擴張或利益，而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可以把人民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以集體改造與屠殺進行施暴，以證明其意識形態的意義是永遠正確並連貫一致的。

美國密歇根州加爾文學院傳播學教授蘭德爾·彼特沃克2012年出版《彎曲的脊梁——納粹德國與民主德國時期的宣傳活動》。《彎曲的脊梁》有個副標題：“納粹德國和民主德國時期的宣傳活動”。書名來自前民主德國著名的“國家讚美詩”作者貝希身兼文化部長，這首名為《燒傷的孩子》的詩寫於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之後，但直到2000年——40多年後——貝希爾才將它公開出版。詩很短，我們錄在這裡：“那個脊椎已經受傷的他，別人很難讓他相信，還能筆直地站立。受傷脊椎的記憶，讓他恐懼。縱然治癒後，休息已足夠長，並且不再有任何危險，會再次折斷其脊椎。”接下來，書的作者這樣寫道：“國家社會主義和民主德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都花費了大量精力來彎曲，有時是折斷人們的脊椎，它們都發現宣傳是一個絕對必要的過程”。

為什麼極權主義的宣傳，比如在納粹德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開始時卓有成效，卻最終失敗？外界觀察家在解釋這段時期的宣傳時常常犯兩個致命的錯誤。首先，他們假設因為有警察國家的支持，宣傳機器得以廣泛有效地工作，人們對希特勒和昂納克歡呼雀躍，因為他們擔心不這樣做的後果。其次，他們認為，宣傳確實成功說服了大多數的公民，紐倫堡集會反映了大多數德國人的想法，大多數東德人相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二戰盟國於是擔心，剷除納粹主義將是非常艱巨的任務。西方知名的學者們或政治家們，沒有預計到東德會崩潰得如此迅速。

有效的宣傳取決於一系列有說服力的方法，從最溫和的建議到公開的暴力，二十世紀的獨裁者對此都深有體會。從許多方面來看，現代極權主義運動在本質上是宗教性質的世界觀。納粹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提供對文化，道德，科學，歷史和娛樂的方方面面的解釋；他們也提供人們接受現狀的原因。

斯坦.林根(Stein Ringen)認為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的經濟成就存在根本性誤解，錯誤解讀成一個專制政府的有效管治策略，而忽略了中國體制的黑暗面。

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完美的獨裁政府，用專制(Autocracy)等字眼，去形容中國的體制是太過溫和，所以創建了一個新字──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

＂如果你是一個獨裁者，應該去中國學習，因為沒有國家比中國做得更好。＂他憶述起與朋友聊天時的對話。

在管控專制下，人民不需要被下令去做某些事情，而是由人民自發地自我控制、自我審查，不會去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這令人產生錯覺，以為中國“沒有那麼獨裁”

但事實上一旦有反對聲音，或是認為對政權有所影響，他們都能有效實施管控和鎮壓的措施。

而中國亦有自己一套的管控，去監視近乎所有人民。

中國投放大量資源在實質的監控部門，例如約有200萬人專門監視互聯網。

另一方面，在宣傳(Propaganda)上亦做得十分成功，透過控制歷史、控制輿論，由上而下令人民無時無刻都接受其灌輸的意識形態。

他認為近年中國的意識形態，都傾向鼓吹民族主義、大國主義，在民間產生共鳴來增加自己的認受性。

＂但意識形態是十分危險的。＂斯坦.林根說：＂意識形態可以強大到，連領導人都會成為這種意識形態的俘虜，受到意識形態牽制，推行激進政策。在這種意識形態下，有一個強勢的領導人，對百姓來說，是十分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