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经验，看德国和台湾 德国16个联邦州均发现确诊病例。联邦内政部长同新冠病毒疑似感染者曾有接触，虽然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但仍需实施隔离。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建议德国医院设置特殊门诊专门收治新冠病毒疑似病例。 3月9日由联邦卫生部牵头的新闻会上，人们获知，来自美国医学科研小组的一项详细模型得出结论，气温升高可能对此次疫情不会产生很大影响。这意味着德国将没有之前设想的天气转缓后可歇口气的可能。现在，看来病毒冲击波将持续向人们袭来。 因此，"这是一个绝对严重的局面"。这是德国公共卫生以及医学专家新闻会上得出的共识。由此看来，德国没有很多进行准备的时间。目前，德国确诊的新冠病人人数已超过1200人，死亡2人。 虽然医学工作者大声疾呼疫情来势凶猛、人们不可以掉以轻心，但目前很多德国人自己不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的确，同邻国意大利、法国比起来，德国感染人数虽然不低，但目前死亡病例仍较少。截至到3月9日上午，意大利确诊的人数已超过9200，460多人死亡。为控制疫情，该国将封城战略从北部扩展至全国。法国的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上升至1400多，30人不治身亡。 德国分散式实验室制度水平和效率都很高 早在今年1月，德国各地的实验室就得到了进行此项病毒检测的信息和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时间，德国也将自己的病毒检测方法提供给了其他国家。他说，因为这项科研成就，德国在新冠病毒检测方面一开始就取得了领先的水平。 此外，德国的实验室均匀地遍布各地，整体具有很高水平，工作有效率。在检测病毒的过程中，德国有着一套分散式实验室制度，有执照的实验室都有进行病毒检测的资质，所有实验室地位平等。而其他集中管理卫生事业的国家，在病毒测试方面速度就慢多了。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病毒专家德罗思腾（Christian
Drosten）判断说，集中管理实验室的国家可能因此损失了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德国的实验室体系，首当其冲是大学的实验室，从一开始就积极行动起来，同时帮助附近的执业实验室推进病毒检测。 还有，德国医疗系统很早就将实验室的此项病毒检测纳入付费制度，今年1月末时，执业医生联邦协会为这项病毒检测专门立项，规定了专门的序号，进行此项检查的实验室都可以为检测化验工作直接向保险公司报账收费。 德罗思腾总结说，以上几点综合起来，让德国在判断和确诊新冠病疫方面占据了十分主动的地位。这也是德国目前确诊的约1000个病例中，死亡病例很小的原因之一。 在其他一些国家，不是先由检测诊断出感染病例，而是在病人死亡之后，在发觉有病情散播后，才开始实验室测试。由此可以看出制度间的区别。 台湾防疫经验受瞩目 国际社会在忙着找出方法对抗疫情的同时，也将焦点转移到台湾的抗疫经验。台湾能成功防止疫情大规模扩展的关键在于疫情爆发前的充分准备，与及早判断疫情的严重性。 3月3日在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 撰文向全球介绍台湾防疫手法的史丹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王智弘 (Jason Wang)
说，台湾防疫成功的关键在于充分的准备与及早判定疫情的严重性。这两个条件让台湾能在疫情真正爆发前，便建立一套完整的防疫机制。他说：“台湾在挺过2002年的SARS疫情后，便在来年建立国家卫生指挥中心。这次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台湾政府也立即启动国家卫生指挥中心，透过汇整全国各地信息与聚集各界专家来整合一套防疫机制。
” 此外，王智弘也指出，台湾的《传染病防治法》让台湾在面临紧急疫情时，能赋予政府更多权力来动用国家资源抗疫。
他说其中一个关键是政府将高科技结合防疫工作，在疫情浮现初期，将国民健康保险数据与移民署的数据库做串连并推动大数据分析，让前线医护人员能依照病患的旅游史与临床症状判断警讯，让他们能实时识别病例。 王智弘表示：“台湾政府除了有效运用高科技来推动防疫工作外，他们也让正在接受隔离的人感受到政府是关心他们的安危的。这种做法也让出现疑似症状的民众，更愿意主动提报。这是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在处理类似情形时最大的不同。
我认为民主国家应该更善加利用信息与科技，因为这么做才能将民众引导至适当的地方就诊，并适时追踪个案。 ” 台湾人民愿意遵从政府所制定的各项隔离措施与防疫政策，也是台湾能够彻底执行防疫程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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