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偷渡香港今日逃離香港

一般認為，反修訂《逃犯條例》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由去年6月9日爆發。那個周日，香港成千上萬的市民參加了這次示威，當晚活動結束時，主辦方民陣公布約有103萬人到場，而警方的數字則是24萬。但無論雙方的統計數據差別多大，有一點毋庸置疑：截止到活動當日，這場抗議活動是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在此之後，反修訂《逃犯條例》持續了超過半年，在6月16日的大遊行中，有200多萬香港市民參加，這個數字直到目前保持了最高記錄。2020年2月之後新冠病毒疫情減緩了抗議的勢頭。

示威群眾反對修改現行的逃犯條例，擔心在修改之後，可以依法向中國大陸引渡嫌犯，而香港同大陸的法律並非兼容，因此修法損害一國兩制。除了反對修改逃犯條例外，這個以"反送中"作為口號的示威活動還提出了五大訴求，即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撤回"暴動"定性、釋放被捕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暴力以及實現雙普選。五大訴求中，港府抗議活動發生不久後撤回了修訂逃犯條例計劃，今年5月監警會公布調查警方執法的報告，但其它3項內容仍未有答覆。

截止到今年5月29日，警方因反送中抗議活動一共逮捕了8981人，年齡跨度從11歲到84歲，其中1749人因暴動、非法集結和私藏攻擊性武器等罪名被指控，約100人受到裁決和定罪，至少13人被判7天至4年的監禁。

香港的抗議活動受到前所未有的舉世關注。路透社攝影團隊拍攝的示威系列獲得了2020年普利茲突發新聞獎，獲獎照片包括去年7月1日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塗黑香港市徽以及9月一名女性示威者被警方按在地上。2020年世界新聞攝影獎將新聞故事一等獎授予了法新社記者的一組"香港動盪"。

進入2020年之後抗議勢頭有所減弱，新冠疫情出現後，港府下令實施防疫措施，限聚令之下大規模的遊行都被取締，包括持續了30年的紀念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不過6月4日當天，數千人仍然進入維多利亞公園點起蠟燭，沒有受到警方驅離。

縱觀香港社會，一年來沒有因為反送中的抗議活動更加團結，而是陷入更為撕裂的危險：政府與民眾、警方與抗議者、建制派與泛民派，甚至在一個家庭中，子女的訴求同父母的意願常常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即便香港政府抗疫成績可圈可點，在西方常常拿來作為典範的事實，也淹沒在民眾普遍的不滿情緒中。

香港經濟2019年出現10年來的首次衰退。5月，北京推動港區國安法，美國宣布不再給予香港經濟優惠待遇。

"我們已抗爭了這麼長時間，我感到什麼也沒有得到。"《南華早報》報道一名17歲的女學生5月27日參加了反國安法示威後這樣表示。她看到同伴被抓。當天，警察在香港各地逮捕了360人。政府的限聚令延長到了6月18日。她流着眼淚說，"我們失去了更多的同學"，"今後，可能什麼是都不能做了。""我完全看不到希望"。國安法的內容包含嚴懲叛國、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以及恐怖行動，此外，該法還將允許中央執法機構進入香港。這一事實面前，香港人擔心當年承諾的港人自治以及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保留，將一去不返。

反送中運動將矛頭直指港府，但現在是北京在推動國安法立法，根本不需要港府介入。香港城市大學一名政治學大學生表示，"看不到抵禦國安法立法的機會。"抗議者認為，先看國安法的詳細內容，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走。

在反送中運動的鼓舞下，香港泛民派在去年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18個區中，泛民在17個區支持率過半。然而，當時間推進到今年5月，香港的社會氣氛出現了變化。北京做出香港國安法立法的決定後，香港商界與反送中時的摸稜兩可表現出很大的變化，很快公開表態支持國安法。香港所謂的"四大家族"通過不同渠道表態支持，其中香港首富、長江集團創始人李嘉誠告誡人們不要"過分解讀"國安法，其子李澤鉅則更直接，希望"相關草案能夠穩定香港，助社會和經濟恢復正常"。一個"撐國安立法聯合陣線"的活動在8天內總共收集到290萬個簽名。據香港《文匯報》6月1日報道，該活動有2000多社會各界人士聯合發起，"超過1000多個機構支持"。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泛民派元老對《南華早報》說，看到反對派怎樣阻止《國歌法》的立法程序，北京意識到，不能再指望香港為23條立法，"香港人仍以自己的視角看待事情，很少去想對方會怎樣反應。"香港於2003年試圖為基本法23條即國家安全法立法時，曾遭到50萬人上街抗議。

香港01在"主動完善國安立法、一國兩制沖回正規"的標題下寫道，一百多年的殖民地經歷必定會改變我們的一些認知，這本屬無可厚非，但如果蠻橫地拒絕現實，只會自尋煩惱。為了自己和下一代，我們不應長時間將頭埋在沙堆里。

逃港: 胸中自有雄兵百萬

逃港（即逃亡至香港），在中國大陸稱為“大逃港”，在香港本地又稱為偷渡潮，是指在1950年代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大量中國大陸民眾為逃避中國共產黨統治，嘗試偷渡至英屬香港之現象。三年大饑荒後之1962年為一高峰。逃港潮促使並強化了香港的反共意識形態。

逃港名人:

    吳錫豪

    季炳雄

    林行止

    李鵬飛

    關惠群

    李摩西

    鍾錦

    倪匡

    周慶峻

    羅文

    黎智英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後發動“上山下鄉”，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對孫仲勛來說，“上山下鄉”反而帶來讓他偷渡到香港的機會。孫仲勛辭去廣州汽車廠的工作，申請下鄉，被派到惠州市博羅。孫仲勛說：“我要部署去香港。我將戶口轉到農村，就算偷渡失敗要回來，也不會影響家人。”

孫仲勛申請下鄉意味着他要放棄城市戶口。孫仲勛說：“我認為我一定能夠去到香港，戶口對我又有何用？我對自己說，胸中自有雄兵百萬，這句說話是毛澤東說的。”

“一次不行，我就兩次；兩次不行就三次……甚麼叫危險？我不知道。甚麼叫死？我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怕。”

1968年，孫仲勛時年23歲，首次嘗試偷渡。他與兩名同伴選擇坐火車到東莞，再循陸路到香港。

經過幾天逃亡後，三人來到深圳福田。孫仲勛說：“下山後，我們見到有些房子很漂亮，以為到了香港……我們沒有任何防備，大搖大擺，甚至抽煙。”

三人經過田間，突然有幾隻大狼狗突然撲出，其中一隻抓着孫仲勛的胸口不放。“解放軍在叫不許動。我們一聽到他們說普通話，就知道我們失敗。”

孫仲勛在深圳收容所被扣留一個星期，輾轉回到博羅公社。在博羅待了十多天，孫仲勛回到廣州。

翌年，孫仲勛坐火車到樟木頭，但民兵上車檢查，發現他有意偷渡，又再被遣回。

第三次，孫仲勛終於學乖，知道必須經水路才有望到香港。這次，他與一個朋友結伴出發。他們先坐車到惠陽，然後上山。他們只敢在晚上趕路，走了四五天，終於抵達深圳大鵬灣。

孫仲勛和夥伴晚上10時多下水，一直奮力游，七小時後終於進入香港境內。

三天后，孫仲勛已在香港找到工作。

孫仲勛藉文革的“上山下鄉”偷渡到香港，但對當時大部份“知青”來說，“上山下鄉”令他們感到絕望，促使他們決心逃到資本主義的香港去──其中包括陳克治與太太李潔馨。

陳克治1947年在廣州出生。文革席捲中國的時候，陳克治剛好讀完高中，準備高考上大學。陳克治說：“1966年開始文革，高考暫停。當時以為高考只停一年……到1968年，我們這些人全部去了農村，失去我們的城市戶口。”

當時，上山下鄉最響亮的其中一個口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甚至有說知青一生要紮根農村。陳克治不甘心終身在農村渡過，母親亦鼓勵他偷渡到香港。

不過，“上山下鄉”令陳克治有意外的收穫。陳克治與太太同被下放至博羅，並被挑選成為民辦教師時，兩人才相識。陳克治說：“去到農村，唯一短暫、最開心的時間就是和她拍拖。”

逃港者之間有不少術語，其中一個叫“埋堆”。偷渡客要找到一個靠近邊境、可以接收物資──包括乾糧、指南針、用簡單物資製成的救生圈等等──的地點。之後，他們就可以上山再走到深圳。陳克治夫婦當時選的“埋堆”地點就是龍崗。

從親戚手中接到物資後，兩人本來預計只需兩天就可走到海邊，所以只準備了兩天的“炒米粉”。李潔馨說：“把米粒炒熱後，之後磨成粉，溝些糖、溝些油。”由於“炒米粉”便於攜帶，加上感覺飽足，是偷渡客常見的乾糧之一。不過，兩人足足走了四五天才抵達海邊。

陳克治與李潔馨深諳水性，所以對游跨大海很有信心。兩人下水後，風浪極為猛烈，奮力嘗試游離岸邊也無功而還。李潔馨說，當時的浪花有一層樓這麼高，一直迎面而來。“我就（跟他）說我不想再去，我要回頭……他對我說，你不用害怕，有我在就一定有你，我不會離開你。有他這樣的鼓勵，我就跟着他去。”

由於受驚，李潔馨當時手腳也不聽使喚，好像忘了如何游泳一樣。他們僅餘的物資有一條粗繩及一個救生圈，陳克治決定把繩綁在自己的身上，另一端綁在救生圈，讓李潔馨拉着救生圈，由他拉她衝出大海去。

翌日凌晨五、六點的時候，兩人終於抵達香港吉澳。島上有一個老婆婆將他們救起，並招待他們。李潔馨說：“那位婆婆告訴我們原來昨晚九號風球。”他們在老婆婆家住了三晚，之後成功抵達陳克治姨媽的住處。

文革十年造成巨大災難，一直研究文革逃港者歷史的金虹對BBC中文網說，廣東省的知青偷渡到香港是當時全國獨有的現象。“其他地方的知青沒有這個地利，香港與廣東這樣近，容易嘛。第二，（其他地方的知青）語言不通，其他人一眼就可看穿他們的身份。他們也難以接觸（香港的）風土人情。” 當時廣東知青逃港風氣之盛，不少人公然在珠江練習游泳，作逃港的準備。金虹說：“毛澤東不是跑到長江游泳嗎？這就成為理由，（讓知青在）大江大河去鍛煉身體。”假如知青能夠游過珠江──距離逾10公里──他們就取得逃港的基本資格，可以一試碰運氣。

至於文革期間有多少人偷渡來港，一直沒人能確切掌握這個數字。香港大學人文學院的講座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對BBC中文網說，1968年香港約有2500名從中國大陸來的非法入境者，而這個數字在1970年下降至1700。不過1971年後，數字回升至3500；而1973年香港錄得逾6000名非法入境者。

馮客在電郵說：“確實的非法入境者數字遠比（記錄）高。”他解釋，與向（香港入境處）人事登記辦事處申請身分證的數字相比，上述的數字大概只代表三成進入香港的非法移民。他估計，單在1973年，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有約兩萬人。

另外，他指在四名逃港者中，只有一名能夠成功到達香港。其餘的人可能被捕，甚至在逃亡中死亡。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中國近代史、着有《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的潘鳴嘯（Michel Bonnin）則對BBC中文網說：“這樣的‘基本事實’很不容易確定……知青偷渡一個比較保守的數字，是20萬。其中在海里死亡的更難確定。”

潘鳴嘯說，他的其中一個朋友在廣州培英中學幾個班進行調查，其中發現試圖偷渡者有八成人成功，至少8.6%的人在中途死亡。假如按這些數字推算，大概有25萬廣東知青嘗試偷渡，當中20萬人成功。

根據逃港者黃東漢的採訪及記錄，有逃港者溺水、甚至被鯊魚咬死而葬身大海。也有知青從山上摔下，或被士兵開槍打死。

文革期間的逃港者，有一些循難民計劃被安排到其他國家定居，其中不少逃港者到美國去。亦有一些人在香港安定後，再申請移民。

大部份逃港者仍在香港居住，其中一些逃港者每星期都會舉行聚會見面。2014年，這些倖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島東南角立了一塊紀念碑，悼念當年逝世的逃港者。從2014年開始，每年五月一日，當年的知青都會一起前往拜祭亡靈。

文革過去，偷渡到香港亦成前塵往事；今天的中國大陸，亦與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截然不同。孫仲勛自改革開放後，一直都有回去廣州。他說：“廣州有很大轉變，大建設、大改造，已經面目全非，也可以說是貌然一新……多了高樓大廈，以前廣州樓房，只有四五層樓高……廣州與香港的距離拉近了。”

孫仲勛認為香港有被邊緣化之憂。“風水輪流轉。以前我們叫大陸人阿燦，現在大陸人叫我們做港燦。”不過，孫仲勛說他從來沒有後悔當年偷渡來港的決定。“我沒有後悔。塞翁失馬，焉之非福？”

陳克治亦說他從沒後悔偷渡來港。“香港相對比大陸有自由。”

國家安全法推廣: 逃離香港

中共計劃將可以用來任意秘密抓捕和關押人的中式國家安全法推廣應用到香港的舉措似乎已經初見成效。路透社5月28日從香港發出的報道說，銀行家和理財業界其他消息來源表示，出於對北京擬在香港推行國安法的擔心，中國的富豪選擇在香港存放資產的人預計將減少，因為他們擔心香港可能准許中國大陸當局追蹤並沒收他們的財富。

報道說，一些銀行家們說，香港估計價值一萬億美元的財富超過一半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個人在香港存放的資產。香港靠近中國大陸，司法制度又跟中國大陸不同，而且香港港幣跟美元掛鈎，這一切是促使中國大陸富豪在選擇藏富香港的原因。但現在人們擔心由於資本和人才外流，香港正在失去作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的優勢。

路透社的報道繼續說，對半打銀行家和公司獵頭人的採訪顯示，一些中國富豪客戶正在尋求其他去處寄放財富。其中，新加坡、瑞士和倫敦是他們優先考慮的地方。一位中國富豪本打算在香港投資，但最近改變了主意轉而去了新加坡。那位富豪的顧問供職於歐洲的一個理財銀行機構。該顧問說，他的銀行已經開始接獲中國富豪提出的在香港之外開設賬戶的詢問。

路透社報道說，多個消息來源表示，這一局勢的發展促使一些理財公司尋求公司人員招募機構協助在新加坡和瑞士這樣的地方僱傭可以說漢語的客戶顧問。

瑞士信貸銀行發表的一份報告說，從全球來看，截至2019年年中，香港成年人人均財富之多僅次於瑞士，擁有五千萬美元以上資產的個人人數之多名列全世界第十。香港目前正在跟新加坡競爭亞洲頭號金融中心的地位。

去年香港當局試圖修改逃犯條例，使當局可以把在香港抓捕的人送到堅決不要司法獨立的中國大陸受審。在越來越激烈的抗議下，香港當局最終撤回了修改逃犯條例的動議。但香港政府修改逃犯條例的動議令在香港的富人擔心北京會凍結他們的資產。有些人因此而轉移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