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偷渡香港今日逃离香港

一般认为，反修订《逃犯条例》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由去年6月9日爆发。那个周日，香港成千上万的市民参加了这次示威，当晚活动结束时，主办方民阵公布约有103万人到场，而警方的数字则是24万。但无论双方的统计数据差别多大，有一点毋庸置疑：截止到活动当日，这场抗议活动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此之后，反修订《逃犯条例》持续了超过半年，在6月16日的大游行中，有200多万香港市民参加，这个数字直到目前保持了最高记录。2020年2月之后新冠病毒疫情减缓了抗议的势头。

示威群众反对修改现行的逃犯条例，担心在修改之后，可以依法向中国大陆引渡嫌犯，而香港同大陆的法律并非兼容，因此修法损害一国两制。除了反对修改逃犯条例外，这个以"反送中"作为口号的示威活动还提出了五大诉求，即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撤回"暴动"定性、释放被捕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暴力以及实现双普选。五大诉求中，港府抗议活动发生不久后撤回了修订逃犯条例计划，今年5月监警会公布调查警方执法的报告，但其它3项内容仍未有答复。

截止到今年5月29日，警方因反送中抗议活动一共逮捕了8981人，年龄跨度从11岁到84岁，其中1749人因暴动、非法集结和私藏攻击性武器等罪名被指控，约100人受到裁决和定罪，至少13人被判7天至4年的监禁。

香港的抗议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举世关注。路透社摄影团队拍摄的示威系列获得了2020年普利兹突发新闻奖，获奖照片包括去年7月1日示威者闯入立法会涂黑香港市徽以及9月一名女性示威者被警方按在地上。2020年世界新闻摄影奖将新闻故事一等奖授予了法新社记者的一组"香港动荡"。

进入2020年之后抗议势头有所减弱，新冠疫情出现后，港府下令实施防疫措施，限聚令之下大规模的游行都被取缔，包括持续了30年的纪念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不过6月4日当天，数千人仍然进入维多利亚公园点起蜡烛，没有受到警方驱离。

纵观香港社会，一年来没有因为反送中的抗议活动更加团结，而是陷入更为撕裂的危险：政府与民众、警方与抗议者、建制派与泛民派，甚至在一个家庭中，子女的诉求同父母的意愿常常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便香港政府抗疫成绩可圈可点，在西方常常拿来作为典范的事实，也淹没在民众普遍的不满情绪中。

香港经济2019年出现10年来的首次衰退。5月，北京推动港区国安法，美国宣布不再给予香港经济优惠待遇。

"我们已抗争了这么长时间，我感到什么也没有得到。"《南华早报》报道一名17岁的女学生5月27日参加了反国安法示威后这样表示。她看到同伴被抓。当天，警察在香港各地逮捕了360人。政府的限聚令延长到了6月18日。她流着眼泪说，"我们失去了更多的同学"，"今后，可能什么是都不能做了。""我完全看不到希望"。国安法的内容包含严惩叛国、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以及恐怖行动，此外，该法还将允许中央执法机构进入香港。这一事实面前，香港人担心当年承诺的港人自治以及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保留，将一去不返。

反送中运动将矛头直指港府，但现在是北京在推动国安法立法，根本不需要港府介入。香港城市大学一名政治学大学生表示，"看不到抵御国安法立法的机会。"抗议者认为，先看国安法的详细内容，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在反送中运动的鼓舞下，香港泛民派在去年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18个区中，泛民在17个区支持率过半。然而，当时间推进到今年5月，香港的社会气氛出现了变化。北京做出香港国安法立法的决定后，香港商界与反送中时的摸棱两可表现出很大的变化，很快公开表态支持国安法。香港所谓的"四大家族"通过不同渠道表态支持，其中香港首富、长江集团创始人李嘉诚告诫人们不要"过分解读"国安法，其子李泽钜则更直接，希望"相关草案能够稳定香港，助社会和经济恢复正常"。一个"撑国安立法联合阵线"的活动在8天内总共收集到290万个签名。据香港《文汇报》6月1日报道，该活动有2000多社会各界人士联合发起，"超过1000多个机构支持"。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泛民派元老对《南华早报》说，看到反对派怎样阻止《国歌法》的立法程序，北京意识到，不能再指望香港为23条立法，"香港人仍以自己的视角看待事情，很少去想对方会怎样反应。"香港于2003年试图为基本法23条即国家安全法立法时，曾遭到50万人上街抗议。

香港01在"主动完善国安立法、一国两制冲回正规"的标题下写道，一百多年的殖民地经历必定会改变我们的一些认知，这本属无可厚非，但如果蛮横地拒绝现实，只会自寻烦恼。为了自己和下一代，我们不应长时间将头埋在沙堆里。

逃港: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逃港（即逃亡至香港），在中国大陆称为“大逃港”，在香港本地又称为偷渡潮，是指在1950年代至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大量中国大陆民众为逃避中国共产党统治，尝试偷渡至英属香港之现象。三年大饥荒后之1962年为一高峰。逃港潮促使并强化了香港的反共意识形态。

逃港名人:

    吴锡豪

    季炳雄

    林行止

    李鹏飞

    关惠群

    李摩西

    锺锦

    倪匡

    周庆峻

    罗文

    黎智英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后发动“上山下乡”，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孙仲勋来说，“上山下乡”反而带来让他偷渡到香港的机会。孙仲勋辞去广州汽车厂的工作，申请下乡，被派到惠州市博罗。孙仲勋说：“我要部署去香港。我将户口转到农村，就算偷渡失败要回来，也不会影响家人。”

孙仲勋申请下乡意味着他要放弃城市户口。孙仲勋说：“我认为我一定能够去到香港，户口对我又有何用？我对自己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句说话是毛泽东说的。”

“一次不行，我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甚么叫危险？我不知道。甚么叫死？我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怕。”

1968年，孙仲勋时年23岁，首次尝试偷渡。他与两名同伴选择坐火车到东莞，再循陆路到香港。

经过几天逃亡后，三人来到深圳福田。孙仲勋说：“下山后，我们见到有些房子很漂亮，以为到了香港……我们没有任何防备，大摇大摆，甚至抽烟。”

三人经过田间，突然有几只大狼狗突然扑出，其中一只抓着孙仲勋的胸口不放。“解放军在叫不许动。我们一听到他们说普通话，就知道我们失败。”

孙仲勋在深圳收容所被扣留一个星期，辗转回到博罗公社。在博罗待了十多天，孙仲勋回到广州。

翌年，孙仲勋坐火车到樟木头，但民兵上车检查，发现他有意偷渡，又再被遣回。

第三次，孙仲勋终于学乖，知道必须经水路才有望到香港。这次，他与一个朋友结伴出发。他们先坐车到惠阳，然后上山。他们只敢在晚上赶路，走了四五天，终于抵达深圳大鹏湾。

孙仲勋和伙伴晚上10时多下水，一直奋力游，七小时后终于进入香港境内。

三天后，孙仲勋已在香港找到工作。

孙仲勋藉文革的“上山下乡”偷渡到香港，但对当时大部份“知青”来说，“上山下乡”令他们感到绝望，促使他们决心逃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去──其中包括陈克治与太太李洁馨。

陈克治1947年在广州出生。文革席卷中国的时候，陈克治刚好读完高中，准备高考上大学。陈克治说：“1966年开始文革，高考暂停。当时以为高考只停一年……到1968年，我们这些人全部去了农村，失去我们的城市户口。”

当时，上山下乡最响亮的其中一个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甚至有说知青一生要扎根农村。陈克治不甘心终身在农村渡过，母亲亦鼓励他偷渡到香港。

不过，“上山下乡”令陈克治有意外的收获。陈克治与太太同被下放至博罗，并被挑选成为民办教师时，两人才相识。陈克治说：“去到农村，唯一短暂、最开心的时间就是和她拍拖。”

逃港者之间有不少术语，其中一个叫“埋堆”。偷渡客要找到一个靠近边境、可以接收物资──包括干粮、指南针、用简单物资制成的救生圈等等──的地点。之后，他们就可以上山再走到深圳。陈克治夫妇当时选的“埋堆”地点就是龙岗。

从亲戚手中接到物资后，两人本来预计只需两天就可走到海边，所以只准备了两天的“炒米粉”。李洁馨说：“把米粒炒热后，之后磨成粉，沟些糖、沟些油。”由于“炒米粉”便于携带，加上感觉饱足，是偷渡客常见的干粮之一。不过，两人足足走了四五天才抵达海边。

陈克治与李洁馨深谙水性，所以对游跨大海很有信心。两人下水后，风浪极为猛烈，奋力尝试游离岸边也无功而还。李洁馨说，当时的浪花有一层楼这么高，一直迎面而来。“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再去，我要回头……他对我说，你不用害怕，有我在就一定有你，我不会离开你。有他这样的鼓励，我就跟着他去。”

由于受惊，李洁馨当时手脚也不听使唤，好像忘了如何游泳一样。他们仅余的物资有一条粗绳及一个救生圈，陈克治决定把绳绑在自己的身上，另一端绑在救生圈，让李洁馨拉着救生圈，由他拉她冲出大海去。

翌日凌晨五、六点的时候，两人终于抵达香港吉澳。岛上有一个老婆婆将他们救起，并招待他们。李洁馨说：“那位婆婆告诉我们原来昨晚九号风球。”他们在老婆婆家住了三晚，之后成功抵达陈克治姨妈的住处。

文革十年造成巨大灾难，一直研究文革逃港者历史的金虹对BBC中文网说，广东省的知青偷渡到香港是当时全国独有的现象。“其他地方的知青没有这个地利，香港与广东这样近，容易嘛。第二，（其他地方的知青）语言不通，其他人一眼就可看穿他们的身份。他们也难以接触（香港的）风土人情。” 当时广东知青逃港风气之盛，不少人公然在珠江练习游泳，作逃港的准备。金虹说：“毛泽东不是跑到长江游泳吗？这就成为理由，（让知青在）大江大河去锻炼身体。”假如知青能够游过珠江──距离逾10公里──他们就取得逃港的基本资格，可以一试碰运气。

至于文革期间有多少人偷渡来港，一直没人能确切掌握这个数字。香港大学人文学院的讲座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对BBC中文网说，1968年香港约有2500名从中国大陆来的非法入境者，而这个数字在1970年下降至1700。不过1971年后，数字回升至3500；而1973年香港录得逾6000名非法入境者。

冯客在电邮说：“确实的非法入境者数字远比（记录）高。”他解释，与向（香港入境处）人事登记办事处申请身分证的数字相比，上述的数字大概只代表三成进入香港的非法移民。他估计，单在1973年，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有约两万人。

另外，他指在四名逃港者中，只有一名能够成功到达香港。其余的人可能被捕，甚至在逃亡中死亡。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中国近代史、着有《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的潘鸣啸（Michel Bonnin）则对BBC中文网说：“这样的‘基本事实’很不容易确定……知青偷渡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是20万。其中在海里死亡的更难确定。”

潘鸣啸说，他的其中一个朋友在广州培英中学几个班进行调查，其中发现试图偷渡者有八成人成功，至少8.6%的人在中途死亡。假如按这些数字推算，大概有25万广东知青尝试偷渡，当中20万人成功。

根据逃港者黄东汉的采访及记录，有逃港者溺水、甚至被鲨鱼咬死而葬身大海。也有知青从山上摔下，或被士兵开枪打死。

文革期间的逃港者，有一些循难民计划被安排到其他国家定居，其中不少逃港者到美国去。亦有一些人在香港安定后，再申请移民。

大部份逃港者仍在香港居住，其中一些逃港者每星期都会举行聚会见面。2014年，这些幸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岛东南角立了一块纪念碑，悼念当年逝世的逃港者。从2014年开始，每年五月一日，当年的知青都会一起前往拜祭亡灵。

文革过去，偷渡到香港亦成前尘往事；今天的中国大陆，亦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截然不同。孙仲勋自改革开放后，一直都有回去广州。他说：“广州有很大转变，大建设、大改造，已经面目全非，也可以说是貌然一新……多了高楼大厦，以前广州楼房，只有四五层楼高……广州与香港的距离拉近了。”

孙仲勋认为香港有被边缘化之忧。“风水轮流转。以前我们叫大陆人阿灿，现在大陆人叫我们做港灿。”不过，孙仲勋说他从来没有后悔当年偷渡来港的决定。“我没有后悔。塞翁失马，焉之非福？”

陈克治亦说他从没后悔偷渡来港。“香港相对比大陆有自由。”

国家安全法推广: 逃离香港

中共计划将可以用来任意秘密抓捕和关押人的中式国家安全法推广应用到香港的举措似乎已经初见成效。路透社5月28日从香港发出的报道说，银行家和理财业界其他消息来源表示，出于对北京拟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的担心，中国的富豪选择在香港存放资产的人预计将减少，因为他们担心香港可能准许中国大陆当局追踪并没收他们的财富。

报道说，一些银行家们说，香港估计价值一万亿美元的财富超过一半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个人在香港存放的资产。香港靠近中国大陆，司法制度又跟中国大陆不同，而且香港港币跟美元挂钩，这一切是促使中国大陆富豪在选择藏富香港的原因。但现在人们担心由于资本和人才外流，香港正在失去作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优势。

路透社的报道继续说，对半打银行家和公司猎头人的采访显示，一些中国富豪客户正在寻求其他去处寄放财富。其中，新加坡、瑞士和伦敦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地方。一位中国富豪本打算在香港投资，但最近改变了主意转而去了新加坡。那位富豪的顾问供职于欧洲的一个理财银行机构。该顾问说，他的银行已经开始接获中国富豪提出的在香港之外开设账户的询问。

路透社报道说，多个消息来源表示，这一局势的发展促使一些理财公司寻求公司人员招募机构协助在新加坡和瑞士这样的地方雇佣可以说汉语的客户顾问。

瑞士信贷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从全球来看，截至2019年年中，香港成年人人均财富之多仅次于瑞士，拥有五千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个人人数之多名列全世界第十。香港目前正在跟新加坡竞争亚洲头号金融中心的地位。

去年香港当局试图修改逃犯条例，使当局可以把在香港抓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在越来越激烈的抗议下，香港当局最终撤回了修改逃犯条例的动议。但香港政府修改逃犯条例的动议令在香港的富人担心北京会冻结他们的资产。有些人因此而转移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