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依靠民主制度統一東德

2020年的10月3日是兩德統一30周年的日子，今年輪到勃蘭登堡州做東道主，舉辦慶典活動。勃蘭登堡州州長沃伊德克（Dietmar Woidke，SPD）說，病毒改變了今年的一切。各種計劃好的慶祝活動也不得不因為疫情而改變，不過大家仍然懷着慶祝的心情。

德國聯邦政府的東部事務專員萬德利茨（Marco Wanderwitz）指出，原東德地區的一個優勢是，勞動人口的教育水平較高。但是當年“共產專製造成的傷害以及統一之後深刻的經濟和社會巨變”是東部至今難以抹去的傷痛。這些變化給很多東德人帶來的是憂患和不安，導致社會發生新的分化。

萬德利茨對德新社指出，東部面臨的一個緊迫問題是：與德國全境相比，右翼極端主義在東部贏得了更多的擁躉。民主因此受到“攻擊性”的威脅，構成這個公民社會要面對的一個巨大挑戰。

這位東部事務專員表示，將發起一個公民對話，傾聽民眾訴求。他將同來自聯邦、州、縣、鄉鎮的政治決策者走訪各地，與民眾對話溝通。除了關注現實問題，議程還將包括清理反思東德獨裁專制的歷史。他表示，所有德國人都應意識到當年受害者經受的苦難，並形成對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認同基礎。此外，東德公民的經歷和人生價值也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認同。

《統一形勢報告》的終結評語是積極的：德國的統一有堅實的基礎和值得共同期待的願景：30年前我們通過和平革命實現了統一。我們在一個一體化的歐洲享受和平、自由和富足的生活。我們必須重新找回1990年的幸福感，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我們已經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慶幸。

《基本法》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主制度的核心。1949年5月23日在波恩公布的《基本法》宣告聯邦德國誕生。這部基本法原本僅僅是一部臨時法，因為不久之後於同年的10月，第二個德意志國家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DR）。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納粹獨裁覆滅的結果。《基本法》起初被作為過渡性憲法，因此沒有被命名為“憲法”，並且它不是由人民，而是由當時已有的聯邦州（巴伐利亞除外）批准通過的。《基本法》的效力本應截至德國再次統一併獲得自由。然而，當1990年東西德統一後，情況變得和當初設想的不一樣。即使政府和議會從波恩遷到了柏林，《基本法》仍然繼續有效，並且成為統一後德國的憲法，它被寄予了這樣的期望：由公民支撐的穩定的民主所帶來的成就也能在統一的德國保存下去。柏林應該保持波恩所變成的樣子。

即使《基本法》是在保留其臨時性前提下有效，並且總讓人想到民族國家統一的喪失，但是它從初始就是一部確保西部德國民主的藍圖。《基本法》想要與之前的憲法區別開，要設立機制、採取保護措施以防止出現像魏瑪共和國那樣的自由共和國的失敗--魏瑪共和國於1918年至1933年實施了德國首個議會民主制。因此議會委員會——一種由州議會代表組成的立法大會就是嘗試從魏瑪共和國的失敗中吸取教訓的結果：它克服了魏瑪帝國憲法的主要結構性缺陷，特別是議會制與總統制的雙重結構。議會和政府或者說總理的權力得到加強，聯邦總統的權力主要限於代表國家的職能。政黨在政治意願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被凸顯，同時要能夠禁止反民主力量，特別是違憲政黨。這些是為了給予民主體制以穩定性，避免重蹈魏瑪共和國覆轍，將民主交給民主的敵人。

人的尊嚴不可侵犯

聯邦憲法法院禁止了納粹的後繼政黨，不久也禁止了共產黨。這反映出年輕的聯邦共和國反集權的共識：一方面擺脫納粹歷史，另一方面與另一個德意志國家劃清界限。主要受蘇聯影響，後者將自己視為對抗“復仇主義式”的聯邦共和國的共產主義回答。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雖然部分源自魏瑪憲法，但是很快統一社會黨（SED）的領導訴求變得非常明顯，它凌駕在政治意願和決策過程之上，不允許反對派存在，政治制度採取集中制。因此聯邦州的獨立性早在1952年就被取消了。民主德國憲法接着進行了其他修正，它確定了統一社會黨的一黨統治地位和民主德國與蘇聯的“不可摧毀的友誼”。

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對立，它們是民主與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體制競爭”的最前沿。同時兩德各自穩定下來，因為它們位於東西方在地緣政治和權力政治衝突的前方。民主德國獲得蘇聯支持，聯邦德國獲得西方盟軍經濟和政治的扶持。不過，民主德國由此非常依賴蘇聯的良好意願和外交統治。它在內政上幾乎沒有迴旋餘地。而對於聯邦德國，由首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積極推進的西向政策則帶來的都是好處：經濟上的重新崛起和加入歐洲一體化進程也決定性地推動了聯邦德國內部的民主化和自由化過程。這個過程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首先是由學生運動開啟，接着由社民黨出身的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 領導下的新聯邦政府繼續推進。此外還開展了可以稱為聯邦德國民主的”自我尋找“的運動：與納粹歷史開展批判性辯論、與《基本法》中的基本原則和價值觀產生認同。

《基本法》本身就是對魏瑪憲法崩潰和納粹獨裁的反思。因為1949年的《基本法》通過加強總理地位（總理地位只能通過建設性不信任表決來撼動）來加強議會制政府體制，此外它還強調一條指導思想：人的尊嚴不可侵犯。這條原則既對西德的規範結構也對其民主理念產生影響。“保護和尊重（人的尊嚴）是一切國家權力的義務”，《基本法》第一條寫道。這是有意識要與納粹獨裁蔑視人的政權形成鮮明對比，它意味着現代憲法歷史中的一次創新。此前在任何憲法中都從未有過這條基本原則。此後，其他國家憲法也相繼效仿，例如南非在種族隔離統治之後的憲法。另外，在這個條款之後還有以下規定：人的基本權利直接有效，其實質內容不允許被國家權力侵犯。這種基本權利的約束力、法律保護的保障以及立法者的憲法約束力使得《基本法》的民主成為憲政民主，憲政民主對憲法的優先性以及由憲法保證的基本權利的優先性不容置疑。尤其是具有特殊地位的憲法法院的設立被證明是件幸事，產生巨大影響：憲法裁判權使得《基本法》在日常政治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並通過權威的解釋繼續發展《基本法》。此外，憲法裁判權還應該提供民主的發展援助。

“憲法愛國主義”

它在多個方面有效。在確立並貫徹對民主而言是根本權利的言論自由、新聞和集會自由等權利時，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權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它完全冒着與聯邦政府產生衝突的危險，例如在前聯邦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打算引入政府電視台的時候，憲法法院認為這一行為與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不相容。它還多次將言論自由詮釋為對民主具有很大的“建構性”作用，以至於私人的經濟利益也必須讓位於它，由此還確定了一個基本權利的新的所謂的“第三種作用”，旨在宣稱基本權利在公民之間也可以貫徹，而不僅僅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因此，憲法法院也常常站在了公民這邊。通過個人的憲法訴訟，在特定情況下公民有可能直接在憲法法院對簿公堂。憲法法院位於卡爾斯魯厄，遠離柏林，在地理位置上與政治中心保持明顯距離。如今憲法法院成為了公民的律師，它作為憲法的詮釋者、政治爭論中的裁判和仲裁者而獲得了“權力”。根據民意調查，憲法法院在公民中擁有特別高的信任度。

正因為憲法法院在政黨政策兩極化階段也能讓其判決獲得滿意，所以它在《基本法》成為一部將社會融合在一起的憲法方面做出了根本的貢獻。這在1949年時是沒有被預見到的。不過歷經幾十年，它發展出了政治學家道夫·史騰貝爾格(Dolf Sternberger) 所稱的“憲法愛國主義”，指的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對作為國家基石的《基本法》的認可和欣賞。顯然公民將基本權利和取得的民主成就與《基本法》聯繫起來，認為它非常重要，並與之產生認同。簡要地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民主制度正是得到了公民的支持，而魏瑪憲法得到的公民支持太少，這也是它無法阻止其自我毀滅的原因。

民主德國則在其公民那裡失去了合法性。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民主德國的經濟困難越來越大，公共基礎設施破敗，抗議活動越來越強烈，特別是在提供保護區的教會周圍。這仍然無法阻止民主德國對政治反對派的迫害，他們被捕或被驅逐。民主德國成立40周年之際，很多人試圖通過匈牙利和布拉格逃亡聯邦德國。同時，公民要求旅行自由和改革，正如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採取的開放和改革政策所做的那樣。1989年10月，數千人打着“我們是人民”的口號在德累斯頓、萊比錫和其他城市舉行抗議遊行。11月9日，柏林牆倒塌。街頭革命獲得成功。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國舉行首次真正的人民議會自由選舉。至此，兩德統一的道路已經有所預示。在此前的12月，西德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 到訪德累斯頓時就已經可以見到“我們是一個民族”的標語。

兩德再次統一的過程

1990年10月3日，兩個德國的統一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波恩的民主制還能在民族國家框架內延續並得以保存下去嗎？1992年遷都柏林的決議引發了擔憂，擔心統一後的德國會變得更像“東部”，擔心它會停止深度融入西方的進程，會作為歐洲中部強國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實施無法預計的搖擺政策和強權政策，正如俾斯麥時期的德意志帝國所做的那樣。最終的問題是：兩德內部統一將如何進行，東德人的經驗和需求如何發揮作用？不過，很多這樣的擔心很快就沒有了。因為統一的道路不僅必須經過四個盟國的表決，而且依然被納入了歐洲一體化進程之中，特別是法國對經濟（貨幣）強國德國的懼怕心理通過歐元的引入得到了安撫，對一個新的潛在的不可靠的德國的各種擔心很快就消失了。在兩個國家統一之前，快速推進的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之間的經濟和貨幣統一加快了國家統一的進程，這個過程以統一條約的簽訂而告終。統一條約通過1990年10月3日新聯邦州的加入，讓民主德國領土也成為《基本法》生效的地區。與此相關的還有德國西部到東部的快速的機構轉移、精英大換血，以及嘗試將衰敗的計劃經濟轉變成有效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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