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毛澤東和蔣中正相互敬酒

2021: 中國共產黨100年

2021年是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一百年”中的一個，即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1921-2021）。按照習近平的決定，在中共一百周年期間中國應該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1920年9月1日，黨派名稱最早在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的《對於時局之我見》中稱為“社會黨”，後來改稱為“共產黨”。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留學法國的蔡和森在給毛澤東寫的兩封信中詳細地研討了共產黨問題，並且首先提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對此他在考察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等歐洲各國共產黨後提出具體的建黨步驟，其中包括宣告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而當時人在上海市的陳獨秀與人在北京市的李大釗、張申府也通過信函討論名稱問題，最後決定採用“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中國共產黨的黨歌事實上是《國際歌》，但是並未正式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共產主義思想傳入中國。1919年3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宣告成立，鼓勵全世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進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五四運動中，中國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開始與社會運動結合，許多學者於中國各地建立起共產主義研究小組。其中，陳獨秀是首位公開支持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1920年4月，新成立的俄共（布）遠東局派遣吳廷康等人作為代表前往觀察中國狀況，計劃在上海建立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並且在中國組建共產黨。吳廷康隨後在翻譯楊明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與李大釗會面，之後則到訪上海和陳獨秀共同商討建黨問題。同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且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後來在上海組建的這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被稱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學界一般將它的成立，視為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次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視為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中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由李大釗擔任負責人。此後，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先後加入。儘管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是否要在中華民國政壇從事政治改革之論點有所差異，然而兩人都把俄國十月革命作為開創性的行動，認為它預示著許多被壓迫的國家即將進入新的時代。1920年秋季，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由施存統為負責人。同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則在濟南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春季陳獨秀聯合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人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先後由陳獨秀和譚平山擔任書記。同一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人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以張申府為負責人。中國當代學術界，將這八個小組視為中國共產黨的啟始階段，統稱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最早參考了列寧所提出的先鋒主義運作，並且被蔡和森等學術界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雛形。這些共產主義工作小組成員有組織且有計劃地擴大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並且批判各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同時還在各個地方還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並且領導工人成立工會以發動工人運動，這些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的結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新青年》雜誌改為自身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在中國各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的《共產黨》月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以及發行多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也積極創辦了以工人為主要讀者的通俗刊物，藉此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這包括有上海發行的《勞動界》，北京發行的《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發行的《濟南勞動月刊》、廣州發行的《勞動者》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以此為基礎積極深入工人群眾，進而舉辦工人夜校和建立工會組織，同時還在各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從1920年開始，有關共同組建團體以改革中國社會的思想成為普遍的共識。1921年6月第三國際派遣馬林等人前往上海協調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進而組建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來自中國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等地和日本的13名共產主義小組代表與2名第三國際代表全部抵達上海法租界召開代表大會。7月30日，上海會場遭到警方搜查，會議地點轉往浙江嘉興的嘉興南湖一艘游湖船上進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及其宗旨和原則等決議，並且制定有關工作機構和工作計劃的臨時性綱領。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為領導機構，分別由陳獨秀擔任書記一職，而張國燾和李達分別負責組織與宣傳工作。在1922年7月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同時還通過加入共產國際而成為其分支機構的決議，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其中中國共產黨將自身定位在實施列寧主義路線的共產主義革命政黨，同時作為左派政黨而與當時其他右翼政黨爭奪政治權力。當時中國共產黨發展初期絕大部分運作經費是由總部設在莫斯科的第三國際所提供，其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而接受第三國際的指揮。而後者提供的資金來源除了美元和盧布外，還包括有貴重的珠寶、鑽石、鴉片等。1923年1月12日，第三國際作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系統性地闡述了對於國共合作問題的指導性意見。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的固有矛盾重起，加上接受日軍投降、爭擴地盤及軍力配置等新問題，國內局勢堪憂。久經戰亂的全國人民要求實現持久和平，美蘇兩國也力促國共和談。

1945年8月，蔣介石三次致函中共主席毛澤東，邀其來重慶談判。同年8月28日，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親往迎接及陪同下，毛澤東率團從延安飛抵重慶。中共代表團有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國民黨代表團包括蔣介石、王世傑、張群等。經過43天談判，國共雙方於1945年10月10日達成《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又稱《雙十協定》。國民政府接受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協議涉及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化等重大問題。不過，國民黨要求中共大力裁軍並聽從其統一指揮，中共則不願放棄槍桿子、極力保持軍隊的獨立性，因而雙方在各地的武裝磨擦一直未斷。

經過43天的談判，1945年10月10日，國共達成《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又稱《雙十協定》，主要內容包括避免內戰、實行民主憲政、軍隊整編、中共承認國民政府的合法領導地位、國民政府承認中共及一切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等。

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國共在山西爆發上黨戰役，共軍獲勝。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曾利用中共南方局此機要電台指揮上黨戰役。重慶談判與《雙十協定》，無法化解國共的根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