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看“那噁心的東西”    

——伊曼努爾·康德《從實用主義角度看人類學》[1] (17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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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哲學家和批評家如戈特霍爾德·萊辛（Gotthold Lessing）、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尤其是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都痴迷於噁心問題，因為和醜陋、罪惡、崇高不同，噁心被認為是藝術中無法表現的東西。康德在《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 1790）中指出“單單一種醜陋無法被符合自然地呈現出來，必然會破壞掉所有的美感快樂，因而也破壞藝術之美，”也就是說“那引發噁心的東西。”人們認為，令人噁心的物品不能依靠繪畫而變成美的東西，其形象將像現實中的物體那樣讓觀看者感到難受和噁心。在這些哲學家看來，噁心成為一種無法消化的阻礙，一個討厭的剩餘物，重新返回到讓人擔心的地步，破壞監督管理它的嘗試。

即使遭到禁止，投向噁心的關注暴露出一種秘密的痴迷。哲學家們試圖將噁心的代表視為非法活動，因為總是存在對這些形象的愛好。施萊格爾在1795年的文章中哀嘆當代人對噁心的崇拜是“瀕臨死亡的品味的最後一次痙攣”。（毫無疑問，他將荷加斯的病床油畫解讀為這些死亡劇痛的背景。）如果我們想明白為很麼“噁心”對於藝術哲學來說如此令人反感的話，就有必要理解康德和其他人說的美學品味（gustus）意味着什麼

在康德看來，似乎自相矛盾的是，味覺這個最不受重視的感官竟然被用來指代主要是視覺和聽覺上的審美愉悅。康德認為味覺和嗅覺的“主觀性”感受比視覺、聽覺和觸覺的“客觀性”感受低人一等，因為它們並不將我們和外部內容聯繫起來——它們在身體內發生化學變化。味覺和嗅覺似乎就在身體內部，似乎已經被吸收了，難怪在康德看來，它們擁有和噁心之間的特權關係；惡臭的氣味和令人不愉快的味道引發劇烈嘔吐，因為肚子試圖要將闖入者倒出去。

對於我們為什麼稱讚某些人的好品味，指的是他的審美判斷，即使品味與同樣低劣的像味覺一樣的消化功能有關，康德找到了自己巧妙的解決辦法。他稱氣味是“一定距離之外的口味”，它給我們“預先體驗”（foretaste），在警告我們要避免什麼時非常有用。它引發的噁心能讓我們避免呼吸有毒氣味或避免吃下壞掉的食物。但是，雖然氣味在這方面是味道的預演，康德認為味道更具生產性含義，因為它更少干涉我們的個人自由。品嘗是一種故意行為，你能選擇把什麼東西放進嘴裡，但氣味帶有闖入性，是難以避免的，“比味道更少社交特徵。”氣息強加在你的身上，無論你是否想聞這個氣味。康德寫到，味道也有“進一步強化吃東西的具體優勢，而氣味不能產生這種感覺。”

就是圍坐在飯桌前時，康德遭遇到為什麼審美意識被稱為品味問題的答案。在《判斷力批判》和後來的“從實用主義角度看人類學”中，以更適合禮儀手冊而非哲學著作的方式，康德列舉了詳細法則解釋在這樣的社交場合應該如何行動。為此，他發覺自己不得不將品味的對立面——噁心理論化。

1786年，在他撰寫著名的品味專著四年前，康德雇用了一個廚子，並開始在他柯尼斯堡的新家舉辦家宴聚會。這些聚會常常在午餐時舉行，這是當時普魯士的習慣做法，但據說“康德能夠在傍晚靜靜地坐7到8個小時，就好像有人和他呆在一起似的。”康德已經六十多歲，他是個疑病症患者，患有心臟心悸、消化不良、暈船（在湖上也會）。雖然有這些敏感性，他喜歡交換菜譜，選擇食材，準備飯菜。晚年時，在心智還正常的情況下，他會在撰寫哲學著作的過程中偏離主題去寫菜譜計劃。

有一個客人有幸得到這位著名哲學家的邀請，很好玩地記錄了這場家宴。那是非常正式的活動：

有人不拘禮節地坐下來，另外有人準備好祈禱，康德打斷他們，告訴他們坐下。一切都乾淨、清潔。只有三盤菜，都是精心準備的，且味道極好。有兩瓶葡萄酒，還有應季水果和沙拉。一切都有現成的、確定無疑的秩序。湯端上來之後，幾乎都喝光了，肉——通常是非常嫩的牛肉——也切好了。他吃了一塊兒肉，就像大部分菜一樣，蘸上他為自己準備的英國芥末醬。他更喜歡吃飯時間徹底放鬆，不願意討論學術問題，有時候他會打斷這樣的聯繫。他最喜歡討論政治話題。其實，他幾乎完全沉溺於這些話題之中。他也想和朋友們談論城市新聞以及日常生活。

對康德來說，最好的吃飯夥伴是有品位的人即“美學上的統一戰線”，不僅僅是對“感官滿足”感興趣——這人人都能自己找到，而且是社交快感，吃飯只是社交享受的一種工具。“客人的數量”應該不少於代表着嫵媚、優雅和美麗這三種品質的美麗美惠三女神（ the Graces），應該不多於繆斯九女神（the Muses）。“（也就是3到9人之間），不應該基於就近原則分成不同小組，而是面向所有人講話。飯桌上肯定應該有個”安全公約“——”某種神聖性“和”保密責任“——以確保對話自由不受限制。聊天應該永遠不要停下來，決不允許”死一般的沉默落下“。

康德提供了如何主持有品位聚餐的建議，主家如何維持對話隨意且不受阻礙地順利進行。它應該從敘述（新聞）開始，接着是推理（其中很難迴避各種判斷），最終以嘲諷結束（因為說說笑笑有助於消化）。食物能夠潤滑自由和籠統對話的車輪，客人離開時”在自然的目的中發現思想文化——人們納悶有這麼多“。柯尼斯堡的市長和康德的一個朋友西奧多·希佩爾（Theodor Hippel）在其小說中記錄了這些對話的用途；他也開玩笑地說”遲早康德會寫一本書《烹調藝術批判》“。

[1] Die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ist eine um 1796/1797 verfasste philosophische Schrift von Immanuel Kant. Sie erschien als letzte von Kant selbst herausgegebene Schrift im Jahr 1798.

Kant grenzt die pragmatische Anthropologie von der physiologischen ab. Es geht nicht um den Menschen als Naturwesen, sondern darum, „was er als frei handelndes Wesen aus sich selber macht, oder machen kann und soll.“ (Vorrede)

Der erste Teil, die anthropologische Didaktik, handelt von der generellen Menschenkenntnis. Dieser Teil ist entsprechend den menschlichen Grundvermögen (Erkenntnisvermögen, Begehrungsvermögen und Gefühl der Lust und Unlust) untergliedert. Der zweite Teil beschäftigt sich mit der anthropologischen Charakteristik, in Kants Verständnis eine Analyse unterscheidender Eigenschaften von Individuen (oder Personen), Geschlechter, Nationen, Rassen und der Menschheit als Ganzes. Dabei liegt das Augenmerk bei letzterer Einheit auf der Frage, was den Menschen als animal rationabile ausmacht.

Grundlage der populär gehaltenen Schrift bildeten Kants Vorlesungen über Anthropologie, die er über die mehr als zwanzig Jahre seiner akademischen Lehrtätigkeit an der Albertina hielt; in jedem Wintersemester von 1772/1773 bis 1795/1796. Die Vorlesung war an den Studentenzahlen gemessen die erfolgreichste unter seinen Lehrveranstaltungen.